我人生中的灵魂博弈

我人生中的灵魂博弈_医学心理卫生学导读

生命很脆弱，有时又很顽强！健康作为维系生命最基本的要素对人们来说最熟悉不过了，但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能深刻认识它。犹如对健康一样谁都知道它很重要，但对健康实质的真正理解是当人失去健康的时候。

一、命运跟我开了个国际玩笑

我这是在哪里？啊，我头痛得要裂开又昏昏欲睡。我不是飞驰在一个海底隧道里吗？英吉利隧道？还是在十八层地狱的奈何桥？不太像，都不太像。我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我又独自一人来到了一片黑暗的旷野，就像撒哈拉大沙漠的夜晚，看不到一线光明，只有呜咽的风声和远处的狼嗥。一丝恐惧从心头掠过，心一阵阵抽紧。我好像进入了一个黑暗世界。我孤立，我无助，我想大喊，却又无法开口，千斤巨石压在我胸口，人要窒息了，啊，我透不过气来。

雪白的光线刺得我睁不开眼，灯都掩隐在一个大大的圆盘中。哦！那是手术室的无影灯。手术室？我是医生，是我给人看病？我怎么会躺在手术室？我不是要去做饭的吗？

啊，我隐隐约约地终于想起来了，我从入住的ROYALE INN（挂有老爷客栈中文店名供华人住宿的旅社）旅店到不远处的一家中餐馆用餐，从绿色斑马线上过街，只觉得左侧有一道白光闪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莫非——我死了？肚子还是饿的，没死！对了，我很饿，我还没吃饭，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耳边隐隐约约有叽里咕噜似懂非懂的英语说话声，我断断续续觉得好像在安慰我。噢，我是到美国来参加心理学术会议的，怎么会到这儿来？

2000年10月28日，我乘一架浅灰色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58航班，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横越太平洋。波音757大型客机舷窗外，白云翻腾，阳光闪烁就像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难怪孙悟空能脚踩云头探头眺望！经过12小时的连续飞行后，白云下渐渐出现了高楼大厦。哦，美国西部的最大城市洛杉矶就在我的脚下了，很快飞机降落了，短暂停留后我将转机前往美国东部的国际大都市——纽约。

我怀着神秘的心情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就是小时候书本上的美国吗”？洛杉矶上空的白色云朵好似在蔚蓝色的天幕上慢慢移动；绿茵茵的草坪点缀着粉红、淡黄色星星点点不知名的小花；不时有喳喳叽叽的鸟雀飞来，也有小松鼠蹦蹦跳跳地自由觅食，它们全然不顾周围有人走过！

啊，头胀欲裂，感觉已经麻木，根本不觉得痛了。有人示意我张大口呼吸。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可是，我想不起来，也根本不会违拗别人，只能依从，只会下意识地照着做。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喔，不行了，我昏昏欲睡随即脑子一片空白进入无意识状态，那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全身麻醉，而且是躺在美国医院的手术台上。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45天之后了。我看到了美国医生给我写的首次病程记录。2000年11月3日晚10：25，伤者姓名X（代号），男性，东亚人模样。约三十多岁（我当时已年过50岁，因欧美人习惯用本民族的特征如胡须、皱纹等来推测年龄），因车祸致重度创伤性休克急诊入院，无人提供伤病史，也无任何材料证明其身份……

医护人员在紧急进行抗休克治疗，输入2000余毫升不同肤色人的血液后我的生命体征逐渐得到稳定。后来我知道了是一位好心的美国人报警救了我。那天，我被一辆疾驶而来的白色面包车猛烈撞击，瞬间被抛到十几米外的水泥人行道上，强大的撞击力让我立刻不省人事。两下肢胫腓骨多段开放粉碎性骨折，右小腿腓肠肌部分缺损和右面部骨折，后枕部头皮撕裂鲜血灌满了双侧耳孔，鲜血浸透了衣裤，血肉模糊……酒后驾车的越南裔肇事者见我毫无反应，仅看了我一眼，“啊，他死了！”这个黑瘦的青年抛弃了最起码的良知，竟然脚踩油门夺路而逃。

“太缺德了，太没人性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名遭自己伤害而生死未卜的人呢”！这一幕都被一位外地来洛杉矶的好心美国人看在眼里，他一面诅咒肇事者，一面紧急拨响了“911”呼救电话，而把那辆肇事车的车牌号也记了下来。顷刻，一架灰黑色救护直升机迅速把我送到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急诊科抢救……

美国的医疗技术是国际一流的，一流的技术源于一流的理念。像我这样的重症伤员按通常的急救医疗原则，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在抗休克治疗后紧急采取右膝关节截肢手术保住生命，对于手术本身来讲，这几乎是零风险。但这样做，对我来说是保了性命缺了腿，将造成终身残疾。美国的医疗理念是首先救命，其后考虑的是伤（病）后功能重建。因此，他们对我行抗休克治疗待心率、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稳定后，进行伤情综合评估后冒着风险决定将我左侧的腹直肌移植到右小腿上，同时将我右大腿的皮瓣移植到肌肉上。这种手术极大地增加了救治的技术难度和医生的责任风险，而且显著延长了住院时间，还要花费巨额医疗费。这也展现了美国医生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以人为本的职业精神。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对我却是将要经历一场极大的生死考验。

治疗按预定的分期手术方案进行着……

经过几次全麻手术后，我又从混沌中醒来。我头一歪，一团红色跳进我眼帘：定睛一看，是一只印有“Harm”（危害）字样的红色桶，在重症监护病房乳白色墙壁的映衬下，格外刺眼。我非常恐惧，极度的紧张不安，那桶内灌满了我的血液，是美国医生在我身上进行Ⅲ期药物临床试验。当护士再次抽血检测我的肾功能时，我大吼不止责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违背人道主义在我身上搞试验”！任凭护士怎样解释，我仍大喊大叫死活不肯抽血，并声称要控告美国医生坑害病人。

当我完全清醒后才知道这是虚惊一场，原来是我的幻觉。这是精神病病人临床上常见的幻觉、妄想，想不到竟在我——一名精神心理科医生的身上出现了。精神医学理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有它自身的规律，当昏迷向清醒过渡的移行期往往会出现片断的幻觉或妄想，这些幻觉、妄想的内容形象逼真。有的也可出现职业性谵妄动作，如果你是工人，谵妄时就可能做出敲榔头的动作。这是因为长期的职业行为在你的记忆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当大脑皮质“脱抑制”时这些行为和动作就会自然地释放出来。所以我作为从医数十年的医生，这些与职业相关的幻觉和妄想也就不自主地出现了。防御是人的本能之一。职业性的心理防御功能在我似醒非醒的朦胧状态下出现了，因此呈现了上述“惊人”的一幕。

美国医生告诉了我抢救的大致过程：第一次手术时，他们首先对我血肉模糊的两腿进行清创止血，将断成六截长短不一带有碎骨片的胫腓骨用不锈钢和钛合金钢针及钢板固定串联起来，成功地完成了救命的急症手术。为了避免麻醉清醒后的剧烈疼痛，他们常规地给我术后使用了足量镇静安眠药，使我整天处于深睡之中免受剧痛之苦。因为，剧烈疼痛使病人烦躁不安导致不配合治疗而影响创伤愈合，在美国的医疗常规中即使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减轻和解除疼痛也是重要的治疗措施。

我非常感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美国医生和护士，但是我无法说出一句感谢的话。我连张一下嘴，挪动一下手臂的力气也没有，我只能稍稍挤出一丝苦笑，表达我的谢意。首次手术1周后，我的伤情和生命体征稳定了，医生们研究了伤后肢体功能重建问题，从长远考虑准备对我进行第二次手术。由于我右小腿部分肌肉缺损，他们决定把我左侧腹直肌切除移植到右小腿肌肉缺失部位，然后将我右大腿切割的皮瓣种植到小腿的肌肉伤面上。这一次手术，要经历肌肉皮肤切割、移植，血管吻合等，技术难度十分复杂，手术整整进行了23个小时，我像一个有气的“死人”一样几乎躺在手术台上一天一夜！而医生们站了近一个昼夜。手术终于结束了，医生们拖着疲惫的脚步下了手术台，虽然我还在沉睡中，但医生们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手术很成功。

但是，生死考验在这次术后的第3天猝不及防地突袭而来。

由于我伤情过重，手术时间过长，术后发生了病死率高于95%的严重并发症——肺栓塞。这是因为开放性骨折骨髓腔内的脂肪随血液流入肺组织导致肺血管堵塞，高热、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发绀、血压下降、心肾衰竭等致命性并发症接踵而至。医生迅即对我进行紧急气管切开，使用自动呼吸机维持生命最基本的呼吸频率。24小时过去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突然发现我血液中的肌酐、尿素氮等有毒物质的浓度迅速上升，他们紧急对我进行肾透析促进毒性物质的排泄。重症监护仪显示的生命指征极不稳定，这意味着我随时随地都可能离开人世。此时一张病危通知书也被送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程家怡科技参赞的手中。就这样我无意识、无痛苦地在重症监护病房任人“摆布”了45天。

在这45个日日夜夜中，一场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拉锯战在持续地进行。我生命中45个日日夜夜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和死神争斗，多少次已经踏进“阴间”后，又被拉回人间。在这45天里，我经历了“死”，也体验到了“生”。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痛苦而恐惧的，因为死意味着自己将告别绚丽多彩的人生，临死前多彩的“回光返照”，也预示着生命之烛即将耗尽。我在混沌和迷茫中隐约地感到那生命之火正慢慢湮灭，而生命之源也正一丝丝抽离我的身体。

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为克服美国经济危机和战胜法西斯做出重要贡献的罗斯福，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是：“请把房间的灯关了。”当房间渐暗下来的时候，他离开了人世，黑暗也永远降临。死亡，对生命体来说总是一种恐怖，是一种彻底的无情的阴阳两隔！所以大文豪苏东坡面对亡妻坟头的碧草萋萋，也发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无奈慨叹。

但是，生命仍将继续。这一切都源于我心灵的生死博弈。在我“死亡”的过程中，我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死的威胁。因为那时我大脑皮质的主动性思维虽已停止，人仅作为一个有形的躯体而存在，但是我的心理本能无时无刻还在与死神搏斗。

“啊，我乔迁新居，新房子漂亮极了，左邻右舍都来参观。”客厅中古色古香的屏风上的秋菊傲霜图，“平生不喜趋炎势，故向霜中放晚花”的木刻隶书格外醒目，我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生命垂危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仿佛在长途跋涉，飘忽在风雨中，又回到了我赴美前刚搬迁的新居。但我也觉得走得很乏很累，当我艰难地爬上楼终于到家时却家门紧闭。我左呼右唤，始终没有家人来开门，我实在筋疲力尽，终于酣睡在自家的门口……这样的梦境，反反复复。多次重现，却总是进不了家门。这难道不正是求生本能在潜意识中的挣扎吗！

回家，回家，回家，我要回家……我正在潜意识中与死神搏斗时，我的家人也在太平洋彼岸为我祷告，他们从心底里祝愿我能平安地回家。

2000年农历11月1日——我的生日！家人在遥远的新居中点燃了生日蜡烛为我祈福。他们一遍遍祷告着：保佑我们的亲人平安地回家吧……

2000年农历11月1日中午12时左右，越洋电话传来了我一个朋友激动的声音，“王主任醒了，醒了！”是我在勾勒一个虚幻的小说情节吗？

不！农历11月1日——我出生的日子！又是我重生的那一天！

我试图寻找解释自己上述奇妙心理体验的依据，但煞费心机找出的理由却站不住脚，最后觉得较为靠谱的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3个不同层次。意识是指人清醒状态下主动的心理过程，即清醒状态下人们的心理活动，这是人类最高层次的心理指向。这种意识活动水平的高低决定人的言语、举止行为模式。前意识则是位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心理活动，正常状态下它受意识的调控。潜意识是最低层次的心理活动，它受意识和前意识心理活动的双重管理。正常状态下，人类的本能活动均被压抑在潜意识之中，正常人的奇异梦境就是人在睡眠中的潜意识释放所致，而昏迷或濒死时意识、前意识抑制加深，潜意识则无序释放，则表规为十分复杂的梦境样幻觉。

然而2010年5月30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那篇《那不是来世——而是大脑的剧烈活动》的文章，似乎更能助我释疑。文章称，实验表明濒死时回光返照的生理基础源于大脑电流的异动活动。有些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曾描述过种种神奇的灵魂体验，研究认为可能已经找到了产生这种体验的原因。一项有关病人弥留之际脑电波活动的研究表明，在生命结束前的片刻，大脑电流活动急剧增加。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电流活动的骤增可能是产生濒死体验的原因。濒死体验是一种神秘的心理现象，被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的病人说，他们感觉自己正走向一道明亮的光芒，或者感到他们漂浮在自己身体的上方。多人体验过这种宗教幻想般的感觉，并相信这种体验证明了来世的存在。然而，从事这项新研究的科学家反对这种看法。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重症监护医生拉克米尔·乔拉认为，濒死体验可能是大脑缺氧时突然释放出巨大的电子能量所致。随着血流速度的减慢和氧气含量的减少，脑细胞最后一次发射电子脉冲。它始于大脑的某个部位，然后剧烈地扩散，这有可能使人产生奇妙的幻觉。很多被救活的病人都曾表示，他们沐浴在亮光之下，或沉浸在宁静之中，同时，他们开始走进一段充满光芒的隧道。有人甚至声称，他们看到了像耶稣、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或者克利须那（印度教神灵）这样的宗教人物，另有其他人描述自己飘浮在病床的上方，成为旁观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案例是，1991年，美国歌手帕姆·雷诺兹叙述，她曾看到自己的头盖骨被医生切开，随后她来到了一个光芒四溢的地方，她还描述了手术的详细情况和医生之间的对话。在这项研究中，乔拉使用了能够测量大脑活动的脑电图仪来监控7名病入膏肓的患者。乔拉指出，在死亡前的片刻，这些病人的脑电波活动突然增强，持续时间从30秒到3分钟不等。尽管这些患者似乎睡着了，并且没有血压，但他们的这种大脑活动与完全清醒的人十分相近。但这种活动减弱后不久，这些人即被确认死亡。

意识的恢复是起死回生的信号，但又是感受痛苦的开始。一切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统统向我袭来。2个月卧床不起，无法进食让我极度虚弱；伏案积劳数十年所致的颈椎病使我双侧手尺神经受到重度损伤，手部肌肉重度萎缩，双上肢不能上抬；因腓总神经损伤双足背不能上跷，盖上一层被单就感觉像石头一样重压；我不能翻身甚至连蠕动一下身体的能力也丧失殆尽。双下肢疼痛肿胀，植皮处的溃破伤口，换药时撕心裂肺的剧痛，每次使我大汗淋漓。因气管切开而禁食禁水，每天输液2　500～3　000ml，因尿潴留每天至少要插2～3次导尿管排尿。我当实习医生时也给病人导过尿，作为医生感受到的仅仅是导尿管插得顺畅不顺畅，而我现在每次感受到的则是导尿时尿道的烧灼样疼痛。一次次的导尿使我一次次地忍受痛苦，见到护士端着导尿盘我就不寒而栗。为了能保持我呼吸道通畅防止痰液导致窒息死亡，护士必须不停地给我吸痰，否则时间稍长我就会咳呛得接不上气来脸色发绀。你要知道对于我这个从肺栓塞、呼吸衰竭的噩运中幸免于死的人来说，吸痰远比导尿更痛苦，也比导尿更重要！因为痰液一旦堵塞气管切开的人工气道，我即刻就会窒息死亡。直升机救护、医护人员奋力抢救的功劳迅刻毁于一旦，因此吸痰就显得格外重要。护士吸痰操作时，需将橡胶导管插到细小的支气管内后再启动吸痰器猛力抽吸痰液。此刻，我感到胸部像压上了一块石头样的闷痛，由于小气管受到刺激而引起剧烈咳呛，整个胸部就会发生撕裂样的疼痛。如果你运气好遇到操作技术娴熟动作轻柔的护士，你遭的罪就会显著减轻；一旦护士操作粗暴或用力过猛，就会疼痛加咳呛使得我眼泪鼻涕满脸、浑身大汗淋漓。此时我真正感受到了“痛不欲生”这几个字的真实含意了！

为了我能扛得住这样的治疗和促进体质的康复，医生决定给我在全身麻醉下做胃造口手术，以便于每次定时将营养物质打进胃内。

输液管、氧气管、鼻饲管、胃管、气管切开管、导尿管、生命体征监测仪管……各种各样管线缠满了我的全身。这一条条拯救我的“生命线”，构筑起了一层层生命的围城，严密地防备着死神的再次袭来。

但这一切又给我桎梏给我重负，重症监护仪发出的讯号声，是一记记重锤砸向我心灵的回响。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不是一个活死人，一个废人吗？我对社会还有什么用？我这棵家中的“大树”根已撼动叶已凋零，现在不是成了家人的累赘吗？死吧，还是去死吧……

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

失眠、疼痛、焦虑不安、抑郁以及对预后的担忧，这一切的一切，每天都在一点一滴地啃咬着我的心灵，都在扼杀我生的欲望，我的情绪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灵魂深处的一个意念在一声声驱使着我“离开这个世界是最好的解脱”。

人面对死是需要勇气的，而我已具备了足够的“勇气”。

人都信奉“好死不如赖活”，但我想的却是“赖活不如好死”。我死人般地躺在病床上，对“赖活”有着切肤之痛的感受：气管切开后禁食、禁水，我的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渗出了鲜血，渴望能喝一点儿水，但是护士只能用棉签蘸点水给我湿湿口唇；我看到橙色，就想到橘子，奢望喝点橙汁。我也顾不得什么叫面子对来探望我的朋友说，带点水果或果汁来吧！然而这个愿望他们也无法满足；医嘱规定绝对禁食、禁水防止窒息。这种“渴”和“望”的体验，人不到这个境地是不可能体会到的！那种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我声嘶力竭地喊叫：“I am suffered！Help me！Help me！”（我非常痛苦，请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却没有人来理睬你……我在“渴望”中苦苦挣扎。一次我在床头柜上看到了白色液体瓶，我乘人不备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终于用右手摸得了瓶子，猛地将瓶口倒向我的嘴边，而舌头尝到的却是咸味，原来这是用来为我冲洗吸痰管的生理盐水。

晚上，夜深人静，沉闷的静寂，更加深了我的无助感，而时有病人凄厉的哼叫声，直刺我的心腑。这一切都让我想到了自杀，对我来说死并不可怕，因为只有死才能彻底地解脱我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在洒满春光的绿色地毯样的田埂上赤足欢快地奔跑，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那就是我。当我成年后，这样一幅苏南乡村的水墨画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深处，一有缝隙它就会自然地浮现出来。这些时隐时现的往事在我清醒和朦胧的意识中交替出现。

此时此刻的我却躺在异国他乡的病床上挣扎，想得更多的是我死后骨灰怎样运回国内，又该安葬在何处？

医生的职责就是与死神打交道，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离别！当无尽的折磨向我袭来时，我决定还是应该走这条“路”，既不连累别人，又可有尊严地离开这个身体痛苦与精神折磨交织的纷杂喧嚣的世界。这时我才理解短暂弥留人间的病人为什么要请求“安乐死”！可遗憾的是与大多数病情垂危而痛苦渴望安乐死的人一样，此时的我竟完全丧失了自我结束生命的自由和行为能力。

精神科医师及时察觉了我的反常情绪，立即给我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使我逐步摆脱了灰暗的情绪。我现在还保留着美国住院病历复印件，上面赫然写道：Depreression and anxiety treated Kionopin and Remeron．The patient expressed suicidal ideation during his prior hospitalization（该病人因出现过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曾使用克隆平和瑞美隆等抗抑郁药治疗）。这寥寥数语正是我那段灰色日子的真实写照。

我从过渡病房到普通病房仅一天，医生就来做我的工作了。“王先生，你要转入康复医院去了。”他们说是对我伤残肢体的功能要进行早期康复治疗，而我却认为是他们想“甩包袱”，于是我执意不从。我暗自思量着，我来美国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清。转院？康复医院在哪里？医生怎么样？他们又不清楚我的病情，怎么康复？这一连串的疑问在我的脑海中打转，此时康复医院的救护车、保安人员都来了，但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只得将救护车又开了回去。第二天，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科技参赞程家怡来看望我说，“王院长，我已多次来看望你了，那时你的病情很危重，医院对你的治疗很重视很认真，目前这里的阶段性治疗已经结束，昨天下午医院与我们领事馆联系，你下一步要进行康复治疗，所以需要转院，那边的康复医院我已了解过，条件很不错”。

程参赞的一番话消除了我心底的疑虑。

二、在异国他乡“痛苦”地感受世纪的阳光

新千年后的第一天上午，我被转到洛杉矶国立康复中心（Rancho Los Amigos National Rehabilition Center）进行功能康复治疗。

这是一所位于洛杉矶郊外的百年康复专科医院，外观看起来十分普通，一幢以三层为主体建筑陈旧的综合康复楼已显示其世纪的沧桑。康复设备似乎与美国这个发达国家显得有些不匹配。不用说与我国现在兴建的康复机构相比，就是与新建社区的健身器材也无法比肩。可是康复器材种类很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能让全身各部位大、小肌肉和关节功能都可以得到训练。由于南加州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虽时值元月但院落仍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院墙旁的“天堂鸟”嫩黄的花蕊散发着阵阵清香。通过病房画廊时，看到一幅绿色“The tree of life”（生命之树）镶嵌画，这似乎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该院专门收治重症骨折、脑外伤、脑血管病和脊髓损伤导致瘫痪后遗症的病人。因为这是加州洛杉矶市政府的公立医院，所以住满了贫富不等的病人，但不管穷人富人均按伤情分类安置在不同康复需求的病房内。因为我的伤势较重，所以被安排在护士工作站对面的单间病房内，以便护士随时观察我的病情。

我仔细观察着这里的一切，我的病床是我所见的自动化程度最高、功能最全的康复病床：右侧扶手上装着包括电视机、音乐、灯光、病床位置调节、呼叫器等各种开关按钮，只要病人手指能动就能轻松地操作，能将病床微调到自己最舒适的位置。医生查房询问病情如病人有言语沟通困难，病房内设有通向洛杉矶市的人工中文翻译系统进行服务。那时我前臂上仍留置着输液针管，气管切开的导管还未拔除，胃管仍用胶布缠绕着贴附在腹壁上，护士还需定时给我导尿。尽管我孱弱的躯体还不能完全独立坐起，但康复训练在我还有点措手不及时就开始了。

我转入康复医院的第二天，我妻子和女婿终于来到了美国。妻子看到我一个人好端端地来美国学术交流，现在身上却插满管子，骨瘦如柴地躺在病床上，禁不住地抱着我痛哭不止。然而我的感情似乎已经麻木，只能不停地呻吟。妻子捋起袖管给我擦身抹脚，用手给我抠挖已结成硬块的粪便。她生怕我再次发生意外，晚上和衣而睡躺在沙发上日夜看护着我。由于我两下肢肿胀疼痛而不能随意的伸屈，强迫的体位使我彻夜难眠，而她警惕的双眼也时刻不停地看着我。

美国康复医学技术高疗效好，但康复治疗的手段十分“残酷”。洛杉矶国立康复中心美籍心理治疗师新加坡人杰尼斯告诉我，中国女子足球队队长孙雯曾因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在美国做手术并进行康复治疗，目的就是恢复膝关节功能。中国人至今也可能很难理解刘翔为什么因脚部韧带一个小结节要不远万里跑到美国去手术治疗，难道中国医疗技术这么落后吗？不是！世界上首例断肢再植的高难度手术，是我国陈中伟医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成功施行的，我发现不是技术因素而主要是国内康复理念不到位。就以骨折病人为例，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要等骨痂形成或骨折基本愈合后才能下床适当活动，民间也有“伤筋动骨一百天的”说法。因此病人卧床休息，就是“躺”。因为“躺”就是“养”（养身体），“养”就是“长”（长骨头）。在这样的理念下，我国的妇女生了孩子也要“坐月子”养，而国外女性生过孩子两三天就到外面活动了。实践也证实这种传统理念的康复效果与实际效果恰恰相反。由于长期卧床缺乏适当活动可导致肌肉萎缩关节僵直神经功能退化，最终落下了终身残疾。美国现代康复理论认为，创伤急性期治疗后及时康复治疗是创伤愈合和功能恢复的关键。骨折病人早期活动可促进伤口局部血液循环和刺激骨痂形成从而促进骨折愈合和功能的恢复。

从治病救人的医院转到康复医院，我开始没有做好康复心理准备。一位曾在美国医院工作过的中国朋友，在我转来康复医院前坦诚地告诉我，在美国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有吃“苦头”的心理准备，要不然就不能坚持下去。于是我就咬着牙下定决心，为了双腿能走路，哪怕是恢复到一瘸一拐的“铁拐李”我也满足了。所以我下定决心无论怎样痛苦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入院第三天，由床位医生、心理医生、职业治疗师（负责上肢功能康复治疗）、物理治疗师（负责下肢功能康复治疗）等7人组成的康复治疗组拿着病历来到我的床头，“王先生，我们7个人将负责你的康复治疗，请你相信我们，也请你配合我们。”

他们对我的伤情进行综合评估，制定了个体化的康复治疗程序。根据肢体功能恢复的具体情况，整个康复过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不同的阶段。

“王先生，今天是第一次康复训练，我先教你怎样从病床上坐到轮椅上。来，先把病床调整到半卧位，再把屁股挪到床边……”近十年过去了，我仍清楚地记得康复治疗的第一个动作。治疗师耐心地教我屁股如何端坐在床边上，借助自己的双手将不能动弹的双下肢垂挂在床沿上。然后又教我将一根扁扁的光滑硬质木板的一端斜插在自己的屁股下，木板的另一端搁在低于病床的轮椅上，木板与轮椅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斜坡。他嘱我双手用力协助屁股移动，臀部就自然移滑到轮椅上。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动作，对久卧不能下床的我来说是多么艰难啊，我拼尽全身的劲，终于完成了。

啊，我成功啦！多么欣慰啊！

站在一旁的治疗师微笑着跷起大拇指大声地夸奖“你非常棒！”。

接着便是“直立”训练。所谓的直立就是让我躺在狭长形类似手术台可任意调节角度的床上，在我的胸部、腹部、髂部、大腿中部、膝部用宽带紧紧地把我捆绑束缚在床上，然后调节床的角度。

10°、15°、20°……待床调至35°时，我脸色苍白冷汗不止，顿感天转地旋，眼不能睁。治疗师见状立即停止调试床位，马上给我测量血压、脉搏，此时血压下降、心跳加速，人虚脱了。一位治疗师不慌不忙地端了一杯加冰块的凉水给我喝（美国人习惯喝凉水，即使是坐月子的产妇也是这样），待我稍稍缓过神来训练继续进行；床位竖立的角度逐渐加大，我咬着牙屏住气坚持着，汗水湿透了我的内衣。水平位的康复床变成了90°垂直的竖立床，我完全成了一个被绑附在床上的“直立人”。

顿时我感到两脚已经不是我的脚了，脚底完全像踩在铁钉上，钻心似的疼痛。但治疗师却说，按照力学计算，我的双腿仅支撑了自身20%的体重。平时看似简单的站立，现在让我难以安生。无论是康复训练还是坐轮椅一天下来两腿肿得铮亮，脚背像馒头，一按一个深深的陷窝，第2天才能恢复原状。

康复治疗初始阶段，一天清晨在妻子协助下，我在特制的轮椅上上厕所，顿感头晕目眩天昏地暗，一头栽倒，完全失去知觉。妻子见我脸色蜡黄呼之不应，死命掐我的“人中穴”，不停地哭叫着我的名字。片刻，我觉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有人呼唤我，那声音像穿透了厚层的棉花，有一种幽远而衰减的味道。当护士赶来时我已悠悠然地恢复了神志，但“人中”上的指甲血痕1周后才渐渐消褪。我虚脱的原因就是虚弱的身体吃不消这样耗体能的康复训练，心想，这一天总要让我休息了吧？没想到，当天上午八时许，医生和治疗师查房时虽然知道了我早上发生的情况，可是他们仍然非常礼貌地说，“王先生，对不起，为了你能早日康复，今天仍要完成治疗计划。”任凭我妻子怎么指手画脚地比划着说情，治疗师还是把治疗安排表递给了我，并说我的妻子可以不去（怕妻子影响我的治疗），但我妻子执意不从。我本来也想“偷懒”几天，现在只得在治疗师的陪护下，按规定时间坐轮椅来到了物理治疗室，我妻子担心我再次虚脱，特地泡了一杯茶一步不落地紧随其后。一进门就见宽敞的治疗室中，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洋大个”在进行腹部功能的康复治疗。从他康复动作的熟练程度来看已经达到了“中级”水平。他大腹便便地趴在一个皮革大气囊上不时地摆动和来回滚动，剧烈地来回晃动，使他呕吐不止，满脸眼泪鼻涕，呕吐物也溅满了衣服。他用治疗师递给的毛巾擦了一下，若无其事地继续康复训练。

我当天进行的是上肢功能训练项目。治疗师定时10分钟，嘱我坐在轮椅上，用两手摇动有一定阻力的转动器。这种简单动作对健康人来说确实是不费吹灰之力，仅一个手指力量起码能转动30min以上的小玩意，而我却咬紧牙关，强忍肩关节疼痛拼了命地才摇动5分钟，就眼冒金星眼前一黑昏死过去。治疗师迅速调节轮椅的位置将我身体稍往后靠，将冰湿的毛巾敷在我的脑门上。我妻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过了一会儿，我缓缓苏醒过来，治疗师习惯性地在凉水中哗啦啦地加些冰块递到我面前，这下被我妻子拒绝了，她迅速地递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茶水。治疗师也没有反对，则是说，“China tea，OK、OK！”（中国茶，好，好！）。我暗暗思量，这次治疗师肯定会让我回病房休息了，不料他看到我已缓过神来却指着计时器说：“对不起，王先生你的训练还需要请你再继续5分钟”。我妻子觉得美国医生好狠哦！但我求治心切只得勉为其难，只得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你很棒，谢谢你的合作！”治疗师露出笑容，向我又一次跷起了大拇指。每次治疗完毕治疗师总会来这一手，而我的感受是他在礼貌地“逼”你非得继续治疗下去不可。

最让我痛苦和难忘的还是第一次两手撑着助行器练习行走。那是在转入康复医院后15天左右，X线片显示我的双侧胫、腓多断骨折处仅长出少许的骨痂勉强地使断端连结在一起。在国内类似我这样的病人起码需要躺在床上“养”3个月才能下床。但美国治疗师不仅要我下床，而且还要练习行走。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当我还在疑虑时，两名治疗师拿着早就为我“量体裁衣”特制的双下肢外固定支架，紧紧地安装在我双腿的外部。助行器是一个两手可以支撑、装有四根柱状（其中前二根装有滑轮）可以移动的推行器。于是我咬着牙使劲地抓住了助行器，在治疗师的搀扶下，缓慢地试图站立起来。第一次屁股刚离开轮椅两腿沉重得像灌满铅似的无法挪动……，第二次再试又失败了。我很沮丧，一旁的妻子见我一粒粒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心疼地劝我过几天再说吧！但是治疗师还在一个劲儿鼓励我再试一次。我想有治疗师在，我的腿不会因站立而再次断裂。于是我鼓足勇气再一次使出了吃奶的劲，终于双手紧紧地支撑在助行器上“站”了起来。紧接着他们又是鼓励我向前移步。一名治疗师指导我双脚向前移动，另一名治疗师则推着轮椅在为我“保驾护航”。于是我屏住呼吸双手紧紧地抓住步行器向前一寸一寸地挪动……终于，我“走”了1米远。1米，微不足道，但它伴随着汗水与痛苦，也使我看到了康复的光明大道。

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到由营养师根据我康复能量需要配制的五颜六色的西餐，虽是饥肠辘辘但就是咽不下那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食物，甚至看到食品就会引起恶心反胃。我女婿只得每天在招待所煮好稀饭或面条等送到医院来给我充饥。

由于每天训练时都必须紧紧地固定腿部的外支架，因移动所产生的摩擦使小腿部的创面不能愈合。每次训练后创面总是渗出鲜血，粘连着内裤。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使我的双下肢水肿久久不能消退。主治医生Tiffany Chow副教授是华裔后代，她除了有一副中国女性的面孔和会讲“谢谢”“再见”外，其他已看不出中国人的任何特征。她对我关心备至，使我有一种同根同宗的亲情感。为排除我的心脏是否有问题，她请该院最有名的心脏病专家给我会诊。会诊申请单送出3天后，一位60岁开外的男医生来了，满头波浪形的黄卷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以大学者的形象。出于职业缘故我正在思量美国医生是怎样给病人会诊的？他在主治医生Tiffany Chow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床前，他没有通常的询问、检查，只是在距我病床2米处戛然止步。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仅与我对视了一下抽身而去，使得紧随其后的Tiffany Chow医生也显得始料不及。这一形象在我脑海中至今不能抹去！是凭他的临床经验否定我有心脏问题，还是对华人存有戒心，抑或对申请会诊的医生不满？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2001年1月24日是我国传统的春节。前一天上午治疗师告诉我，说，明天是中国新年，医院将安排你去市区的China town（中国城）吃中餐，并特地说明这也是康复训练的一个内容，由他和另一名治疗师负责。但是他又明确地告诉我，如果你的太太愿意去也可以，但必须自己打车去，因为这是为你（病人）服务的。我不解地问医院还有其他病人去吗？没有，因为医院的病人就你一个中国人。治疗师答道。我思忖着美国人倒是既有情又无情。有情的是想到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能想到身在异国他乡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感受特意地作出这样的康复训练安排。无情的是，一辆车连我共3个人却不同意陪护我的妻子同车前往，而要她自己想办法，路线不熟，语言不通怎么去？令人费解！想到这些，我迟迟没有答复，最后对医院表示感谢，我婉拒了这一安排。治疗师显得十分为难并有些尴尬地解释，这是医院的规定，这项活动只能为病人服务。不过他还是答应把我的想法向领导汇报。春节当天上班后，那位治疗师高兴地拿着好像是一纸公文来到我的病房，告诉我院长考虑到我的特殊请求，同意我的太太同车前往，不过要履行一下手续。他拿着一张条文式的纸张逐条给我解读，内容有三项：一是医院同意我妻子同车前往洛杉矶“中国城”；第二，我妻子如在途中发生任何问题由她本人负责，医院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万一发生任何问题，要求我和妻子保证不控告医院。内容竟是如此的简单，甚至觉得有些可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似乎很难认同美方医院的这种做法。于是我妻子在这张特殊而又普通的协议书上爽快地签了名。由一名治疗师开车，另一名治疗师负责我的途中安全。出发时首先是训练我怎样完成从轮椅上坐到小车座位上的一系列动作，然后又是怎样下车坐到轮椅上。治疗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他们生怕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解释上车下车是我回国途中必须经历的。不到一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洛杉矶市中心最大的华人居住地中国城。过年了，中华民族的年味在中国城氤氲，地上撒满了红鞭炮的纸屑，大红的双喜灯笼高高挂，“招财进宝”“祝您好运”的大红繁体字春联又把我带回了童年时代那遥远的家乡，真亲切啊！我使劲嗅了一下年味，这些天来的忧郁一扫而光，心情出奇舒畅。街道狭窄车水马龙，驾车的治疗师随即在车前挂上了残疾人标记。在美国对残疾人的外出，社会公共设施提供了许多方便，即使车位再紧，有残疾人标记的车位任何达官贵人都不能占用，即使是总统专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还是较顺利地泊车来到了一家名叫福州饭店的中餐馆，吃到了久违的中国菜，味道真的好！

在美国住院已3个月了，这非同寻常的3个月竟让我历经生死磨难地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空。2001年2月2日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协助下，我躺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84航班上，于次日凌晨在春寒料峭的蒙蒙细雨中终于回到了我魂牵梦萦的家！

三、重生悟记

美国医生说，他们在我百分之五的生存希望中创造了医学奇迹。我现在仍有时生疑，这不幸的事怎么会落到我的头上，又怎么会从渺望中重生。我腿部遭受重伤、面部骨折、脑外伤昏迷、失血性休克等，按一般的治疗结果脑部应有严重的后遗症。但我现在脑力劳动的强度仍未明显降低，除了临床工作外，仍担任多种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的编委，承担国家“863”计划研究课题，主编的《部队心理医生培训教材》全军统一教材已出版。近年来又获1项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仍担任博士生导师等。难道既往数十年的脑力劳动能有利于大脑的“防震”吗？不管怎样说，我还是幸运儿。首感幸运的是保住了一条命；其次是因为“死”，我经历了常人不可能经历的体验尤其是心理深层次上的感受；再则是由于“死”，让我躺在“棺材”板上透视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真善假美。医生的职业是为病人服务，但是对病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体验不可能像病人自己亲身感受的那样深刻。这一次的不幸事件使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一个创伤濒死者肉体和灵魂的痛楚。谁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一生死经历！有谁愿意免费去“享受”美国先进医疗技术的这一整套服务？这千载难逢的厄运既然降临在我头上，我也躲不了，只能去直面。如果这次灾难的结局是让我命归黄泉，那么我的心灵感受也将与肉体一样化为灰烬而永远地尘封起来。假如灾难是让我幸存了残缺的肢体而永远失去了记忆，那我也无法将自己的感悟告白于天下。

（一）人间自有真情在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那位越南裔驾车者是“性本善”的话，他就不该抛弃一个被自己无辜伤害乃至奄奄一息的人而逃之夭夭。如果说“性本恶”的话，这位美国路人与我无亲无眷又怎么会报警相助？答案显然是矛盾的，事物的个别属性并不代表事物的全部特征，人也是这样。“世界并不充满爱，但人间自有真情在！”这是我的切身感受，甚至将是一生的感受。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我伤后的当晚深夜，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急诊科护理人员在处理我的血衣时，偶尔发现我的上衣口袋中有一张记有美国硅谷电话号码的纸条，他们随即拨通了电话。当我的朋友林先生得知我遭遇车祸后，他们夫妻俩当即决定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即飞往洛杉矶来医院探望和了解伤情，并把情况及时告诉我单位及家人。他们心中默默地为我祈祷，期待我早日醒来，他俩返回家中后从来信的字里行间折射出真挚的友谊和关爱。

焕林：您好！

昨天半夜从护士小姐那里获悉你的手术已完成，我们俩好像放心了许多，你一定很坚强。就像你的事业一样，你一定会坚强地度过这次难关。你一定会完全康复的！

医生护士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你的神志尚待恢复，需要绝对卧床休息，不能探视，等过几天我们还会来看你。同时，我也会和病区的医生护士取得联系，以了解你的情况。如果需要，我们俩随时都可以来看你。

林政成　王勤

2000年11月5日

冬天的加州虽不太冷，但他们后来每次来看我都是在深夜12时驾车出发经旧金山赶往洛杉矶，在上午10时左右到达医院，其中要翻越一座山，霜冻的山路稍不谨慎就可能滑下山崖，他们就这样前后往返6次。至今谈论起这事来有人还对我说，即使（他们）是你的子女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当我妻子在紧张恐惧、极度焦虑不安束手无策时，和我处事几十年的战友、同事，连离退休的老领导也爬上五楼来安慰我无助的妻子。我国精神医学界一代名医，我的恩师高柏良教授在病榻上驾鹤西去前还在喃喃自语“小王现在情况怎样了？”我所在科室的同事更是心急如焚，他们在心底里为我祷告，为我祈求保佑，期待我早日康复。

王主任：

得知你在美国遭遇车祸的不幸消息，我们全科医护人员都感到十分震惊，心里万分焦急，但是由于相距太远，至今还没能详细了解你的病情的恢复情况。我们无法到你身边看望、照顾你，只能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你的关心和祝福。我们衷心祈盼你能尽快康复。

虽然在我们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处在昏迷阶段，但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真情，听到我们的呼唤，从昏迷之中醒来。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你一直是坚强和意志的化身，凭着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你克服了一次次的病痛，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自己的实力，你取得了成功。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能战胜病魔，转危为安，很快康复。

虽然你现在仍处于昏迷阶段，病情还很危急，而且身边没有亲人照顾，但你放心，目前我们正在尽力帮助你的家人尽快办妥赴美手续，相信不久你的亲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更好地照顾你，为战胜疾病助你一臂之力。

在你外出的这一段日子里，我们仍然像你在科里的时候一样，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希望能够以此为你分忧。在得知你住院的消息后，我们更加倍努力地工作，以此让你能够安心养病，等待你早日康复归来团聚。

思念虽在遥远，祝福就在身边！希望你能早日亲自阅读这封信，早日听到你熟悉的声音。

请你大声念出以下每个人的名字，这里包含着全科每个医务人员对你的祝福。

为了使我妻子和孩子能顺利通过赴美签证，美国医生在我伤后的第三天即发出了《致病人的关爱者的信》。

致病人的关爱者：

病人王焕林于2000年11月3日急诊入住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9300－重症监护病房，病案号658－93－88。诊断：行走时被汽车撞击致双侧胫腓骨骨折、面部骨折。目前因呼吸衰竭使用呼吸机，处病危状态。请允许病人的妻子刘玉琴和子女在病人的危险期内来美国探望病人。如需要了解病人的更多信息，请致电（323）226－8055询问病人的主治医生。

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重症监护病区主任

Blaine E Speights

2000年11月6日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一副熟悉的面容，她带着同情的目光亲切地对我说，“王伯伯，你不要着急，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不要难过。”她，就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护理我的一位20多岁来自中国台湾的护士，据说她的父亲曾经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老兵。身在异国他乡听到耳熟能详的华语在安慰我，犹如久旱逢甘霖，滋润着我枯萎的心田。我病情稳定转到过渡病房后，她还专门来看我。在我生命最低谷时，她给了我巨大的支撑，但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我仍不知道她的名字。

当我转入康复医院后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女婿也赶到了美国。心理治疗师美籍新加坡人杰尼斯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可能由于新加坡与中国的地缘及许多新加坡人都有中国血统的关系，她对我感情深厚，也知道中国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对病人更富有同情心。她主动为我的女婿联系了医院廉价的招待所，为我的妻子在我的病床边安置了坐躺两用的沙发椅。妻子感激不尽，但她真诚地对我妻子说，“你们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我能帮一帮是完全应该的。”她特地对我说，今天下班后我带您的女婿到附近的华人超市选购一些日用品。夜幕降临，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我想杰尼斯今天不会来了。想不到大约过了1小时，她匆匆赶到病房，连连说，“对不起，正要来时突然来了一位新入院的病人，刚刚处理完，让你们久等了”。她的一番话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底流淌。我们素不相识，但她却这样朴实、真诚！我们考虑时间已晚，她忙了一天该下班回家了，就婉言谢绝。但杰尼斯执意不从反而轻松地说：“没关系，反正下班后是自己支配的时间了”。于是在她的一再坚持之下，我女婿就随她的车去超市了。时间过了1个多小时我女婿却迟迟未回，我和妻子眼睛紧盯着墙上的时钟在分分秒秒地数着，心里却越来越不安。心想治疗师所说不远的华人超市到底在哪儿，是否会发生什么意外？时间又过去了1个小时，终于看见我女婿提着两大包食品出现在病房门口，这些食品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台湾。我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女婿说，去超市汽车要在高速公路上跑20多分钟，再加上下高速和选购商品及返程等，所以时间就比较长了，我在那里心里又急又不好意思。这时我才明白美国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在这样一个高节奏、高效率的国度，一个素不相识的治疗师舍弃自己宝贵的时间来陪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去超市，是一种多大的“助人为乐”啊！杰尼斯的态度和帮助，实际上是对我最好的心理治疗。“把病人当亲人”，这几乎是我们国内所有医院教育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常用语，想不到万里之遥的杰尼斯却用自己的行动，在践行着这样的理念，尽管他们没有口号和标语。这也让我看到了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国家温情脉脉的另一面。

由于专业上是同行，时间一长与杰尼斯也熟悉了。我问她为什么对病人能这样热心周到和富有同情心。她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是上帝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真诚地为人做事回报上帝”。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原来是一位曾遭受过曲折磨难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我淡忘杰尼斯。2008年6月我因邀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学术访问后，我和妻子特地横穿美国到洛杉矶去看望她。令人遗憾和失望的是，她的同事告诉我说，杰尼斯在我出院后的第二年已远去非洲当传教士了。

受伤后我得到了军、地领导和组织上方方面面的关心。南京军区、总参外事部门得悉我在美国重伤后即与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取得联系，请他们给予协调帮助。常州市委领导也指示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及时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反映情况寻求帮助。

如在家中你可能对祖国这两个字似乎会感到熟悉而遥远，但在国外看到五星红旗你会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你就会有一种看到了“家”的感觉，因为那是中国的象征。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得知我在美国遭遇车祸后，他们及时向美方医院了解并关心我的伤势及救治情况。科技参赞程家怡在我昏迷和康复阶段多次去医院看望我，并将情况及时发回国内有关部门。他们通过美国法律援助机构为我聘请了义务律师，将我的交通伤害案进入了司法程序，因肇事者贫穷，我虽然未得到分文赔偿，但是洛杉矶市政府依据加州有关法律为我支付了高达数十万美元的巨额医疗费用，肇事者则被判刑入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回国前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主动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驻洛杉矶办事处和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取得联系，请他们给予尽力照顾并简化入关手续。更使人感动的是2001年2月2日一早，他们已协调好了我坐着轮椅登机的整个过程。当我和家人赶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时，程参赞携夫人和将接替他工作的新任科技参赞及夫人，我受伤后即关心和帮助的刘军伍董事长、黄梓荣经理等常州在美国的企业家等一行已在机场大厅等候送我回国。

2001年2月3日凌晨1时，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窗外淅沥小雨春寒料峭。从洛杉矶康复医院清晨出门经20多个小时的旅途，使我羸弱的身体像散了架一样的疼痛难忍，双下肢肿胀得似象皮腿，双脚肿得像馒头，饥饿、疲劳和寒冷一起向我袭来。我呻吟着喃喃自语，“我终于回来了”！我试图强烈地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但是伤感和兴奋从我的心头突然迸发，我不停地抽泣着。我妻子推着轮椅哽咽着安慰我，别哭别哭，我们到家了！到达接机大厅时我突然看到上级领导捧着鲜花，医院同事、我的儿子和上海455医院领导带着医护人员及急救药品正在出口处迎候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而大哭不止。我院王院长一步上前拥抱着我哭泣着连连说：我们的专家回来了，我们的专家回来了……前来机场接客的人们都被这一特殊的场景感动着。而此时，我常州家中有10多名和我同一车皮入伍的老战友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回来。

在美国病房待了整整3个月终于回到了家，这是多么的温馨！为了能尽快地康复和早日重新回到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工作岗位，我每天坚持按美国医生制订的康复计划进行康复训练。每天上午8时，我按时固定好下肢的外支架，最初仍撑着步行器缓慢地从客厅走到阳台再从阳台返回到客厅，一步一步地丈量着人生的路程。疼痛和疲乏使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滚落下，汗水湿透了衣衫，外支架与皮肤的摩擦使腿部创口的嫩肉渗出了鲜血。我实在支撑不住就坐下来缓一口气后再继续着。一天下来两下肢肿胀得铮亮，晚上睡觉时需用两个枕头叠起来将下肢抬高以促进肿胀消退，否则将不能坚持第2天的训练。为了补充我的营养能撑得住这样的训练，妻子经常到菜场寻购野生甲鱼煨汤给我吃。就这样咬着牙坚持着从客厅到阳台从阳台回客厅周而复始地走了两个半月，最后终于能独立行走20多米了。

2001年5月25日是一个值得我纪念和难忘的日子，南京军区“九五”重大科技成果获奖者表彰大会在军区大礼堂隆重举行，这一天距离我起死回生还不到6个月。医院领导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劝我别去参加会议，说奖牌已请人代领了，但我执意要去。有人认为，我这个人把奖看得太重了，怎么在这种情况还不能醒悟人生。我觉得说这番话的人是善意的，因为人总要看得“穿”，何必再这样折磨自己呢？但我是这样想的，若是为了领奖，如果客死他乡，就是奖项再高奖牌再重我也浑然不知。现在需要检验的是我到底能否走出去，能否重新站起来！于是我在女婿的照料下登上了去南京的列车。啊！我又站起来了，我百感交集地喊道。

于是从那一天起我又重新回到了救死扶伤的岗位。

（二）要营造一个好“窝”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金窝银窝不如家这个“狗窝”，但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窝的真正含意。后来又有家是“幸福的港湾”、人生的“避风港”等一说。是啊！外面下雨要跑回家；出了远门想回家；遇到痛苦更想家。确实，家对人来说太重要了！

家“窝”是需要营造和经营的。婚姻犹如一幢空房子，房子内的东西是需要不断添置的，东西添置得越多家的内涵越丰富，添置的东西越恰当家就会越舒适。超五星级宾馆的享受并不能取代家的温暖。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相敬如宾”的夫妻，我与妻子“磕磕碰碰”是常事。我性格直率、喜欢直言、语气生硬，而妻子家庭责任心和正义感强、待人热情体贴，但是喜欢唠叨。她几十年来总是嫌我对她态度不好。我们总在磨合和融合中生活。她在处理我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时掌握了我吃“软”不吃“硬”的特点，学会了“硬柴要用软柴捆”的技巧，我也习惯地把她的啰唆当“音乐”听。我们就这样“一个馒头搭一块糕”地风雨同舟几十年“无意栽柳”地经营着这个家，使我真正感受到了“窝”的温暖。我事业上的每一点儿成功都有她的默默奉献，1995年她曾被联勤分部被评为“贤内助”受到通报表彰。事过30多年后，我的同事仍记忆犹新地说起我妻子去部队探亲，大伏天我赤膊“啃”外语，她在一旁给我打扇子的事。

在妻子得知我遭遇重伤的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坐卧不宁，到处求助。当我的女婿因疑有移民倾向赴美护照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拒签后，我的妻子——一位平凡女性，她发出了心底的呐喊。

紧急求助

尊敬的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

我叫刘玉琴，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妇女，居住在江苏常州市，我丈夫王焕林是一位医生，系“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0年11月3日，我丈夫只身一人赴美国参加学术活动，在洛杉矶不幸遭遇严重车祸，现被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收治。目前，我丈夫的病情趋于稳定，据辗转得来的消息，近期有可能转入普通病房。对此，我们全家感到由衷的欣慰，对洛杉矶领事馆程家怡参赞等中国驻美机构的中国人员表示感谢。

但是，面临王焕林病情好转后如何及时回国、交通事故涉法问题如何解决、王焕林入美签证已于2000年11月20日过期等一系列问题，我束手无策。王焕林出事后，我经受不住打击，已生病卧床，唯一能陪同、照顾我前往美国处理此事，并接我丈夫回国的女婿王颐然，被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签证处拒签。王颐然是一名很守法的青年人，他去美国的唯一目的只是尽早解决王焕林的问题并解决回国问题，由于他的原因我们家人至今未能赴美国探望病重中的亲人。

万般无奈，我只能向尊敬的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提出请求，并希望您们能给予我必要的帮助或建议，我将非常的感激。

代表我病重的丈夫王焕林向你们再次致谢！

刘玉琴

2000年12月30日

家庭的和谐，“窝”的作用不仅给我成就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个“窝”哺育着我儿女的健康成长。“省事”的孩子“省”了我的心，这样我才能致力于自己的事业。

1998年春，我女儿王颖当兵已第8个年头了，她的短文居然被刊登在《解放军报》上。

灯·父亲

书桌上的这盏台灯伴着我有10个年头了。那是身为全军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的父亲，1989年被南京军区评为“优秀文职干部”时获得的奖品。古铜色的金属圆底座，倒百合状的粉色玻璃灯罩，仿佛是一座雕塑，静静观之，总觉得有种力量在延伸开去。

父亲把这盏灯交给我时，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在灯下开始一年的高考冲刺复习。尽管，最后的结果十分令父亲失望，但他没有严厉地训斥我，也许是一种疏于对子女教育的自责吧。

17岁那年，父亲执意要把高考落榜的我送到军营。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昏暗的灯光下，长长的站台渐渐疏远了我与父亲的距离，注视着父亲高大身影在雨幕中消失，再也止不住的热泪夺眶而出。看着车窗外的黑暗，我不禁渴望起曾经熟悉的灯光，不禁又想起父亲交给我的那盏台灯。

当我接受军营熏陶时，便开始急切地盼望父亲那如期而至的来信。在我眼中，那信不只是远方家人的问候，更多的是一名老兵对新同志娓娓道来的叙述，是一种信念的支持。我知道，远方的父亲会如那深夜的台灯一样，为我照亮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

父亲的事业在我当兵的日子里也步入了收获的金秋。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究，日积月累，共发表百余篇专业论（译）文，并且实现了全军精神医学领域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零”的突破，如今，年过半百的父亲依然用那份执著书写着对事业的热爱，为那些在颠倒世界里混沌的人们寻求希望的光明。

树叶枯了，又绿了，花儿谢了，又开了。如今，身着戎装的我虽不必如古人那般“长剑伴我走天涯”，但近10载的锻炼，俨然已把军人的信念注入了我的血脉。尽管有烦恼有风雨，但只要想起那军营生活的点滴，想起陪伴我成长的那盏灯，想起为成长前进指明方向的灯光，内心深处就总会滋生百般的勇气去面对漫长的人生路。

就是这个丫头，当得知我受伤后，她居然提出要打掉刚怀孕3个月的孩子申请来美国照顾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她母亲和家人的极力阻止。当我痛苦极致时，女儿、女婿道：

亲爱的爸爸，见字如面！这是我和颐然在无锡提笔给您写的信。入冬以来的江南，除了在最初几天下了几场雨之外，其余的日子天气总是晴朗的，这仿佛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又仿佛是上天在告诉我们，爸爸的病情会一天天好转起来的。

爸爸，托王勤阿姨转交这封信，除了想让您知道家人对您的牵挂和思念外，更多的是想让您了解一些家里的情况，想让您放下顾虑更安心养病。目前妈妈的情绪很稳定，已经过了最初的焦虑期，正在全力做好赴美国的准备工作。弟弟王沂正在迎接大学的期末考试。叔叔、姑姑、阿姨、舅舅他们都很关心你，不时来电话或者来家询问您的情况。医院的同事和您的一些战友也经常来家坐坐问问您的情况，您要知道真的有很多人在关心您哦！

爸爸，您坚强的个性从小就影响着我们。爸，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等您回来！

女　王颖　婿　颐然上

2000年12月8日

儿子王沂那时正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读书，他入学后刚1个月我家突然收到一份苏州大学团工委的通报，内容是表扬我儿子捡到了一个装有数千元人民币、身份证和各种信用卡的皮夹子及时找到失主的事。失主带着感激之情特地来到学校反映这件事，校方才得知这一情况的。

当得知我感到渺茫时也以他习惯的小幽默试图来调侃我的情绪。

爸爸：见信勿念！

字还是丑了点，请您原谅了。我发的贺卡应该收到很久了吧！从笔风就应该判断出来，那张“小鱼胖了，我瘦了”就应该是我的作品了，怎么样，不错吧？

您虽然在美国出了意外，但我相信有美国先进的医疗科技和咱们全家，还有王勤阿姨，小林叔叔的关心，您一定会早日康复的。我经常和我周围的人说，我父亲是一个坚强而有毅力的人，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了。

爸，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学生会换届了，我现在是法学院学生会副主席，虽然王副主席没有毛主席那么响亮，但勉强还是可以听一听的。

我的学习，您勿用担心。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大学不应该是我学习生活的终点，要么留学、要么考研，人还是应该有点追求的。现在我每天做1～2套CET－4模拟卷，一直到12月23日，这次我一定能过，请您放心！

有什么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您，望爸放心养病，妈妈马上就要到您身边照顾您了！

祝您早日康复！

儿子　王沂

2000年12月9日

（三）淡化“光环”不要被名利所累

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人生可以轰轰烈烈也可以默默无闻。一个富翁能给后人留下亿万家产，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但是要给后人留下精神遗产并不是富人们都能所为。人们常说“人过留名雁去留声”，我们不可能像孔夫子、秦始皇等那样名垂青史。但是你短暂的人生可以为社会和他人作出一些有益的事，虽然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大有作为，可是口碑比奖杯更重要。荣誉是应该崇尚的，因为这是对一个人的认可和褒奖，它可以激励自己树立更高的目标并为此而奋斗。我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被表彰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专家”。某联勤分部党委专门作出了《关于开展向王焕林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因获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受到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近来又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对我取得的一点成绩组织上莫大的肯定却令我时刻不安。

荣誉是一把双刃剑，它需要你成为一个挺拔的标杆，使得更多的人向你看齐，使你承受更多更重的压力。荣誉弘扬一种时代精神，它有时可以使你一夜成名，但未必能给你带来多少利益。“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慈善大使”等奖牌多么灿烂，这种荣誉的本质意味的是正义、奉献、甚至生命！如果把荣誉当作个人的“名利”来追逐，只能给你带来失望和沮丧，因为荣誉弘扬的是精神价值而名利寻求的是物质趋向，这两者的本质是相悖的。

2005年2月16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国防时空》栏目，以《钢铁医生王焕林》作了专题报道，屏幕上伴随着播音员动情的解说而呈现的残酷场景历历在目，我和妻子流着眼泪百感交集，在痛苦中重温着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最终又静悄悄地离去，要把一生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私地留给后人。但也有人不是崇尚荣誉的本质而是对名与利的争夺，从而自己一生为名利所累。我的体会，事业的成功“三分靠命运，七分靠打拼”，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命运里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抛弃，命运里不该是你的那一份你也不要苛求。许多事都是在死前才能明白的，如这时候后悔已为时太晚，因为人生是“单行道”没有“回头路”。有些人在殡仪馆向逝者告别时发出感叹：哎！人就那么回事，一辈子不都是这样吗？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他们似乎对平时一些爱计较的事情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可是没过几天遇到具体问题又钻进了牛角尖，于是又你争我夺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烦恼与怨恨如影相随直到与自己的肉体一起化为一缕青烟。

（四）人生要经得寂寞和诱惑

1972年9月初的一天，我军著名的医院管理专家、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耿希晨给我们作开学典礼讲话，他不用讲稿、言语犀利、语调高亢、情绪激昂地面对我们发问：“请问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想当医生而想当官的人？”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他紧接着又大声说“不想当医生的可以举手，我可以马上让你回去，但对想当官的人我没办法”。台下鸦雀无声面面相觑，一个个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有待我们回过神来，他又接着道：“好，没有举手说明你们都愿意当医生，我告诉你们当医生是个苦差使，怕吃苦就不能当医生，更不能当一名好医生”。“有三种人不能当医生，一是想当官的人；二是一心钻在钱眼里的人；三是猴子屁股坐不住的人。”近40年过去了，这位当年曾被称为是许世友司令员“铁杆”保镖的快人快语，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并一直在影响着我的人生轨迹。

1980年3月我调入解放军常州第102医院工作，来到该院前我刚在某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完心脏内科，本想在这一领域中再发展一下。不料医院把我分配到精神科当医生，我只得带着满腹疑虑地服从了医院的安排。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科被社会上认为是“另类”的学科，全国医院的科室编制根本就没有心理科这个词。那时人们也带着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精神科医护人员，当时盛行一句顺口溜：“金外科，银骨科，要吃鸡蛋妇产科，挨打受骂精神科”。精神科青年医护人员谈婚论嫁时也不敢直言自己从事精神科工作，否则会被人歧视，所以大家都抱怨从事了这个“倒霉”的专业。当时一个个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医护人员想方设法纷纷调离了精神科，而我这个在田埂上长大的“门外汉”却进了精神科的大门。

在那吵闹嘈杂而似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有一位长者在默默地耕耘着，他就是我当年的精神神经科主任、我国著名的精神医学家高柏良教授。这位老知识分子因年轻时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少校医官，在文革期间在所难免地遭了一茬罪。文革后，他先后五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63岁那年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利禄功名如粪土，拯黎祛病学华佗，不甘白发催人老，喜看壮士又挥戈”。他入党时的誓词，激励着他无私地把一切奉献给我国的精神医学事业。他年过八旬仍坚持学习，忘我工作。他晚年期间除坚持为患者诊治疾病外，亲笔回复患者的信件就有近万封，给病人寄药上千次。“春蚕到死丝方尽”，1999年春他终因过度劳累突发“脑梗死”倒在了医院的图书室。

前辈给我们踩出了一条路，后人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往前走，更不能抱怨前人为什么不把道路踩平。在高老的指点下，我尝到了“十年磨一剑”的酸甜苦辣，从一个门外汉逐步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精神心理科医生。1991年10月23日，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以鲜明的标题《颠倒世界里的跋涉者——记第102医院主治医师王焕林》作了如下报道：“10年前，王焕林进入第102医院精神科病房，面对那些失去正常思维和行为的人，曾经有过犹豫：一辈子与精神病和心理不正常的人打交道，行吗？但他没有退却，义无反顾地步入了这个颠倒的世界。经过10年的艰苦跋涉和努力拼搏，他在精神医学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先后在各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80多篇，取得军队科技进步奖5项。今年8月，他作为一名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受到南京军区通报表彰……1988年他首次参加中美精神病学新进展学术会议，1989年又出席了中国－比利时神经系统新药临床疗效研讨会……”

“梅花香自苦寒来”，学术上初露头角也逐渐得到了领导的欣赏和肯定。当我到精神科工作的第3个年头，院领导就想把我调到医务处工作。如果想走仕途这是最好的机会，如果想搞专业就必须坚定地无怨无悔走自己的路。这时老部长耿希晨的一番话一次次在我耳边回荡，于是我婉拒了领导的安排，继续留在精神科整天与精神病病人打交道。在后来的10多年时间里，我有多次被推上医院领导岗位的机会均被我放弃了。有人替我惋惜有人替我后悔，当然也有担心我走上领导岗位的人。直木当梁弯木当犁，甘蔗没有两头甜，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解自己莫过于自我，我对自己的能力、学识、专长和不足作出自我评估，进行了人生目标的定位，最终还是决定“你当你的官，我走我的路”。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无孔不入，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这对专业人员不能说没有巨大的诱惑。“人人都说当官忙，人人都在忙当官”“人人都说官难当，人人都想把官当”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经得起寂寞经得起诱惑是当一名好医生最基本的要求，淡泊名利，执着事业是成功的基础。那些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是为诺贝尔奖在研究，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数十年的寂寞和各种诱惑下进行的，有的获奖者的学术价值甚至在身后才被后人所认可。诺贝尔奖堪称为世界上光环最大的奖项，但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曾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些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人是很危险的。

人生都有欲望，有欲望就有追求，但欲望是无境的，就看自己怎么把握。“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都有烦恼”。有什么办法才能使人的欲望满足，我认为知足就能使你满足。

（五）阳光总在风雨后

2004年4月12日上午9时许，庄严的军歌在全军的一个团单位——第102医院礼堂响起，联勤分部首长宣布总政治部任命我晋升为专业技术3级，佩戴“文职少将”新服饰的仪式正在进行，这使我成为我军心理卫生领域中荣膺这一头衔的第一人。这是我踏上从军之路到躺在美国病床上时所不能想象到的。军帽上银灰色的帽饰换成了金黄色，两边肩章上各增缀了一枚“87将军镀金松枝叶”徽标。顿时，我兴奋、激动、感激之情由然而升，肩上觉得更添了一份责任。是啊！是部队这所大学校把我从一个江南水乡田埂上的毛头小伙培养成一位高级专家的。我认为，每个通向成功的大门有两个把手，一个是渴望，另一个是信念。

有人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事实上这“后福”是一个人几十年耕耘的结果。有奋斗就有收获，如果你无限憧憬未来，那么请不要虚度今天。通向明天的道路是宽广的，但不是平坦的，如果你要欣赏彩虹，就得做好忍受暴风雨的准备。请相信吧，挪去礁石，潺潺的小溪就会失掉它的歌声。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事情都是被那在困难无助时不断尝试的人们完成的。

我仍在耕耘但不期望收获。2005年5月14日《人民前线》报头版头条《伤残之躯支撑起奉献者形象——记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王焕林》这样写道：说起“钢铁医生”第102医院副院长王焕林，在心理卫生领域无人不知，他的两下肢至今仍留着两根几十厘米长的钢针、钢板。他拖着伤残之躯，书写着共产党人的奉献篇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焕林用自己的言行带动了一片，他所在的科室多次被上级评为医德医风建设先进集体。我国著名精神医学家贾谊诚教授，在我国核心期刊《临床精神医学杂志》撰文评价：在编写《中国精神病学简史》时，应介绍像王焕林这样的我国现代精神医学发展史的“第三代”精英人物。王焕林，一个身残志坚、奉献不息的知识分子，默默地在人们心中树立起先进性形象。

我现在每天早上提着笔记本电脑上班、又提着它下班回家，弟弟见我仍这样忙碌，心疼地说，“哥啊！你那年如果从美国回不来坟头草已长了一茬又一茬了，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怎么还想不开，该享点清福了”。我想工作是辛苦的，但不能工作更痛苦，因此我觉得辛苦终比痛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