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与政府的应对策略

境外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与政府的应对策略_政府应对境外媒体策略研究

第二节　境外媒体的汶川地震报道与政府的应对策略

一、事件回放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这一特大灾难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次典型的突发性事件，“5.12”地震使得位于中国中部的四川县城——汶川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各大传媒关注的焦点。这次地震震级高，波及范围广，余震多，伤亡惨重，是自1978年中国唐山大地震以来最高级别的地震。翌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英国《每日电讯报》、《卫报》，德国《金融时报》，意大利《新闻报》，日本《朝日新闻》，韩国《东亚日报》，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以及许多国家的电视台、通讯社、网站，纷纷将中国大地震作为重大新闻予以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颁布实施的背景下，政府对于这场危机及其新闻信息处理的应对策略备受社会关注。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海内外媒体采访灾区未做出任何限制。截止到5月22日，共有1209位境内记者去到灾区采访，另有来自114家境外媒体的550位记者到四川等地的地震灾区采访，其中326位记者为外国人。^[10]

（一）国内传媒在“5.12”地震报道中的表现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大媒体，包括西方媒体的在华记者，都在第一时间抢发这一突发事件的报道，各平面媒体的头条新闻、广播电视的黄金档直播栏目均被该事件的报道所占据。具体说来，国内传媒对“5.12”地震的报道主要体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1.反应敏捷迅速，影响力广

2008年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这是国家通讯社发出的第一条地震报道。在尚未确定震中、震级的情况下便发出报道，可见其打破陈规，反应敏捷迅速。传媒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震情，及时澄清谣言，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同时，媒体第一时间赶往四川震中，对地震灾情及之后的救灾抢险情况进行报道，为防灾减灾、抗震救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如实报道灾害伤亡情况以及救灾过程中的一些负面消息，先发制人，有效地切断了谣言散播的途径，不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传媒以可乘之机，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后发制人、受制于人”的对外传播状况。

2.全媒体投入，网络报道渐成媒体主流

多种媒体全面投入了这次地震报道，包括各地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报道、广播黄金时段的内容播报、电视特别栏目的增设、主持人的重新调配。如凤凰卫视将三位主持人曾子墨、陈鲁豫和窦文涛重新安排至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岗位，参与地震最新情况的传媒报道工作。而在众多媒体中，第一个发布地震消息的是百度贴吧。一名网友在地震吧发了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内容简明扼要：“四川地区发生地震。”发帖时间是14时35分，距地震发生时间仅间隔6分钟。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网络媒体的表现相当出色。各大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及商业网站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及时报道。网民通过MSN、QQ、Twitter、贴吧和论坛等途径，把地震的消息瞬间传给对方，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网络的快捷和影响力。^[11]此外，由于事件的突发性致使通信交通受阻，相比远在外地的权威媒体网站，区域性新闻网站价值凸显。在地震发生后，四川新闻网、新华网四川频道等地方网站第一时间进行了独家现场报道，为突发性事件报道争取了时间。^[12]通过网络新闻、博客、论坛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参与，人们对灾情的最新情况展开广泛热烈的讨论，并积极地进行与事件相关的筹款活动，支援灾后重建工作。

3.传媒的舆论导向效应突出

民众有法律规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面对这次突发事件中不同的声音，中国的传媒基本上实现了主导性的社会群体的行为合法性。在高效、及时、全面地报道“更接近事实”的信息的基础上，央视发挥了国内媒体“领头羊”的作用，这一导向效应最直接的获益者便是灾区的老百姓。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报道中，国内的传媒获得了显著的舆论主导权，境外媒体绝大部分都是转载内地的报道。

由于传媒准确及时的报道，受灾民众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国内媒体的公信力、中央政府的凝聚力以及在国际上的中国形象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践功不可没。

（二）国外媒体报道的表现

梳理国外媒体的地震新闻采访报道，对国内媒体及记者不无借鉴意义。采访只是新闻报道的前期准备，记者的最终使命在于报道新闻。在地震灾区采访的境外媒体的记者，报道和评述震灾，才是他们工作的目的。国别的不同，使得他们的报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也有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新闻事实是客观的，记者的思维是主观的。同为地震报道，境外媒体的记者对汶川地震及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同，决定了他们报道时的立场也不一样。境外媒体的记者们，以他们特有的视角，关注着这场牵动全人类的特大灾难。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各境外媒体对中国关注的角度也不同。因此，在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境外媒体各自的切入点也不尽相同。

1.政治视角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在西方记者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上。有的媒体从政府对震灾新闻开放的角度来报道，与政治因素相联系。譬如，法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有文章认为：“与以往严密控制信息的做法相反，四川地震的报道不受限制。数十名中国记者在地震区提供现场报道，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外国记者的进入不受限制。”^[13]而有的记者在灾区采访时，看到了中国的城乡差距。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有则报道写道：“如果对比一下四川省会成都市里簇新闪亮的商务大楼和豪华酒店，中国的城乡差距就变得一目了然了。虽然这座有近1000万人口的城市距离震中仅有90公里，但它在周一的地震中受到的损坏相对要小得多。”这篇报道接着分析说：“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000人的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它凸显了一个已被中国政府定为工作重点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14]在西方记者眼中，他们看到的不止是震灾，还包括震灾之外的其他东西。

2.军事视角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抢险救灾的主力。国外媒体报道的震灾新闻，自然会从军事视角报道新闻。不少报道肯定了解放军空降部队的行动，称其具备“应对未来突发战争”的能力。此外，由于四川是我国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不少媒体对中国的核设施是否在地震中受损表现得极为关切。“连日来，震中核设施是否受损而导致辐射外泄问题备受关注，外国新闻通讯社纷纷引述法国辐射防护与核能安全研究所（IRSN）专家的话说，由于震级强大，无法排除核设施受损的可能性。”^[15]

3.经济视角

汶川地震使四川大部分地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房屋倒塌或损坏，耕地被破坏，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地震第二天，当国内抗震救灾还处于非常紧张之际，日本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地震对中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日本Record China网站2008年5月13日报道说，随着地震灾害程度的逐渐扩大，通信、媒体行业以及需要支付大量保险金的保险业的股票价格预计将会下降，银行股票也会下降。另外，因为地震需要灾后建设，预计钢材、建筑机械等股票将上涨，医药品行业也被看好。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说，四川是产粮大省，地震造成耕地重大破坏，将给粮食供应造成困难，粮价恐怕会上涨。^[16]尽管地震不会造成中国经济瘫痪，而灾后重建项目几乎肯定会刺激消费，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很可能会遭到削弱。^[17]

4.安全视角

地震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和死亡的学生一度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国外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话题。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5月14日以《地震中为何那么多学校倒塌》为题进行了报道，“中国四川12日发生7.9级的地震，一些国际专家质疑该地区的建筑法例和施工实践是否足够”；“地震工程师表示，建造一座可以抵御七到八级地震的建筑是有可能的，但常常被认为是成本过高——成本会增加7％到8％”；“纽约亚洲社会美中中心（Asia Society‘s US-China Center）的研究员斯米尔（Andrew Smeall）认为，中国有相当严格的建筑条例，问题是条例的贯彻”；“珀斯西澳大学的一位土木工程师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表示，四川的建筑无法承受这次的地震”。^[18]

此外，地震还可能对震区的生态造成破坏，危及当地的生态安全。地震灾区是中国大熊猫的故乡，大熊猫能否经受得住地震的考验，也是国际关注的对象之一。在报道中国政府救援情况的同时，美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13日还将目光对准了处在地震灾区的大熊猫身上。报道称，在大地震后，大熊猫安然无恙，不过食物来源令人担心。美国《华尔街日报》建议，中国在防震抗灾中，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19]

5.奥运视角

地震对2008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将产生哪些影响，也成为国外媒体议论的话题。BBC 13日报道，“本次地震中国媒体迅速报道可能与今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关。中国官员似乎意识到对重大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或掩盖真相将会带来真正的危险。”^[20]几个星期之前，很多国家都在指责中国在体育项目上的统治地位，批评北京空气质量和对苏丹事件干预不够等等。但四川地震压倒了所有那些声音，赢得全球同情。^[21]“更重要的是，这强化了中国融入世界，与众多国家结成友好关系的认识。这本来也是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的主题，但是却被此前的西藏局势和抗议圣火传递事件罩上了阴影。此时，阴影好像开始消散了。”^[22]

二、政府应对策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这意味着报刊、广播、电视的政府报道和信息披露将有法可依。同时，作为重要内容的稿件的信息来源也有了足够的保障。^[23]

在传媒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日趋迫切的社会背景下，“5.12”地震的发生，对政府的新闻信息公开无疑是一种检验，也是传媒业界的一次机遇。信息公开呼吁政府行政指令与政策规定的连续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在一个法制化的信息社会中，传媒与政府之间理应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彼此监督。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这种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几次公共危机事件，如“非典”、禽流感、松花江污染，以及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冰冻灾害，都属于集合行为。郭庆光在其著述中详细阐述了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例如火灾、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24]在历次的危机公关和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从“5.12”地震事件中可以看出，政府的应对策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灾害信息的透明化处理。信息论创始人申农认为，信息是一种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它的基本特性是“不确定性程度的减少”。政府及时准确地公开地震的最新情况、死伤人数、救助进展，对于境外媒体记者持信息开放姿态，国外的新闻网站如CNN等，均引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新闻，有效地抑制了流言的产生和散播，是中国政府应对西方传媒的一次突破。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这句话改写成公式就是：R=i×a（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奥尔波特的这个公式指出了流言的两个特点：第一，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第二，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25]对于“5.12”地震事件的危机公关有效地克服了这一集合行为中的常见状况，并且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法国第一大杂志《快报》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这种信息的透明度证明，中国近30年来政治变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同样壮观。^[26]

其次，国家应急体系的正常运转。最高领导团体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温家宝总理亲赴救灾第一线指导工作，为整个政府的危机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到表率作用。领导人领导危机处理，保证决策的效率，同时放手危机处理部门展开具体处理工作，包括军队的调度、物资的调配、专运空中航道的开辟，等等。危机处理部门通过灵活调配有限的资源，解决最紧迫的问题，通过成立专门小组、筹措专项资金、调整外交战略等，将政府外交与危机处理巧妙地结合起来。

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的首次危机处理实践，对中国传媒的影响力与政府权威性之间的悖论是一次突破。传媒的人性化、政治传播的自我修复得以彰显，政府理性应对西方媒体，将报道中的“断章取义”和“局部放大镜”效应止于事件伊始。

（二）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

回顾“非典”事件、“海城豆奶中毒”事件，正是由于政府的消息公布不够及时，信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得匮乏信息的公众一度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缓报、晚报的状态表现了传播制度在突发事件中的极度脆弱性，媒体错过了最佳的报道时机，从而使负面影响得以扩大。^[27]同时，这也反映出，政府在此类事件中迟迟不表态是媒体报道不能起到应有作用的客观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举动，其与传媒报道，尤其是突发新闻报道之间的互动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传媒获取信息的门槛降低，使媒介可以尽可能及时地对突发性的、重要的事件进行报道，这无疑会提升媒介的权威和声誉，对政府形象的构建和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另一方面，传媒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把握好信息传播的平衡适度。政府的信息公开为传媒的报道提供了畅通的信息渠道，媒体除了传达政府政令外，还有为民呼吁的权利和义务，传媒应站在公众的立场向政府提问，将公众最想知道的问题提出来，这是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途径。可见，对于传媒与政府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使两者更清晰地明确自身定位，从而更全面地发挥各自的职能。

三、理论评析

（一）政府信息公开与传媒影响力互动分析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影响力悖论在“5.12”地震报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传播学理论上看，这一实践为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方延明教授指出，一项政府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表明，广大干部的新闻素养还存在欠缺，需要进行相关培训，提高面对媒体、处理好与媒体关系的能力。政府新闻学兼具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既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新闻学理论，也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助于共建和谐社会。^[28]

在信息加速流动的社会环境中，新闻生产的特征体现于它的张力，需要在新闻机构的商业逻辑和记者的职业意愿或操守之间取得平衡，在新闻准确性与真实性的目标和对于“新闻性”的追求之间取得平衡，在个人的政治倾向与新闻的客观性要求之间、在信源的权威性和批判精神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一张力特征正日益凸显于中国的传媒业界，商业的逻辑驱动着“媒介化的事实”的生成，“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现实环境对新闻从业人员，包括记者、编辑、制片人以及政府新闻发言人等的职业素质要求更为全面。对于传媒业界的管理层和政府的新闻部门来说，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有情况发生时，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快讲事实，慎讲原因”才是国内媒体应对境外传媒的有效方式，也是对第二场危机的避免。

霍夫兰（Carl Hovland）提出传播者的个人权威和个人能力对传播效果的作用问题。“当传播者被认为是具有可靠和可信赖的这两种品德时，就会产生最大的效果。”^[29]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会直接影响到信息传播的效果。古人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水）”；“为川者决之使导（通），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上》）；“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宋史·乔行简传》）。信息的传播是挡不住的，既然防口甚于防川，堵不如不堵，政府信息公开从原则到实践的转化，会伴随政府威信和对社会公众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威信需要传媒来塑造，而传媒的影响力也会直接受益于政府的信息公开的实践。

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内容之一便是“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构筑国家文化软实力。新闻传播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也是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政府信息公开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给予了传媒一定的自主空间，对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与使用满足理论进行了实践层面上的诠释。国内民众的凝聚力的增强，来源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从长远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构成了传媒乃至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政府形象与国家形象的传媒建构

国家形象与政府形象是紧密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传媒建构过程中的两种视角。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更多的是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延伸和反映。纵观当前的国际社会，由于金融危机、食品安全、毒品走私、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产生，社会风险在不断加剧，重大的公共危机也时有发生。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如何启动危机管理机制，迅速、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危机；如何将危机信息透明化，及时把危机处理情况反馈给公众，防止危机带来的社会恐慌；如何用行动去主动迎击国外的舆论，展示自己国家的形象，而不是危机过后的事倍功半的“修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个形象构建过程，传媒的作用至关重要。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存的情境中，生活在一个由西方世界的传媒所描绘的“刻板印象”里。面对对中国现状知之甚少甚至无知的国外受众，中国国家形象乃至政府形象的建构与重塑，需要媒体的参与。在当前社会风险日益加剧的时期，危机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对外形象。因此，在价值和事实层面找到两者的结合点，这或许是一条好的途径。

境外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从立场、视角、历史和现实方面，描绘了不同的图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与报道这次自然灾害不同的途径。对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是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对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学习资料。

从新闻报道的业务层面来分析，当前的全球媒体竞争激烈，面对同样的新闻，不同国家的媒体从业人员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新闻采集、报道到编排，既是体力的比拼，更是智力的竞争。除了积极参与竞争，中国的新闻媒体别无选择。研究国外新闻同行的采访技巧、报道写作的方法，不失为一条捷径。在这次“5.12”汶川地震的采访和报道中，我们的记者与国外同行并肩战斗，汲取别人的长处，对提升自身的采访和报道水平，不无裨益。

从政府对国外媒体应对策略的变化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如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认识到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才能先发制人。在数字网络日益成为传播主要手段的信息高速流通的时代，后发制人无异于受制于人。“快讲事实、慎讲原因”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大经验，我们应当给予突发事件以及日常的新闻报道更加开放的空间，以打造更具公信力的媒体、营造更好的中外媒体竞争的环境。

综上所述，在媒介化时代的今天，地方政府在应对境外媒体时，奉行“只做不说”已经不合时宜，而且有违政府政务公开的基本要求。

注重实效性，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信息，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至关重要，这在国内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可见一斑。利用重大活动或全球性媒介事件，有利于塑造地方政府形象。面对重大活动或者全球性媒介事件，媒体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新闻资源，才能增加自己的公信力，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守望者。实施与专家系统相结合的、基于互联网的政府形象信息管理系统，将极大地提高其吸引力，使政府形象传播进入新的发展空间。而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增强政府的影响力和传播软实力。

【注释】

[1]参见Propagandaschlacht-China beginnt in Tibet mit Umerziehung，ACCN.com，http://www.anti-cnn.com/

[2]参见庹继光、刘海贵：《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家形象博弈的平台》，《新闻记者》2008年第3期。

[3]参见《韦伯大辞典》，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disinformation

[4]中央电视台复兴论坛，http://bbs.cctv.com/thread-11863116-1-1.html

[5]参见冯惠玲、胡百精：《北京奥运会与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6]任金洲：《电视外宣策略与案例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2页。

[7]参见郑保卫、邹晶：《论当前我国舆论引导的新策略》，《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8]参见任海、罗湘林：《论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体育与科学》2005年第2期。

[9]《印度媒体炮制西藏假新闻　纂改字幕颠倒黑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4-01/094915268366.shtml

[10]参见《中国地震灾区已有550位境外媒体记者从事采访》，新华网，2008年5月22日，http://www.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2/content_8230360.htm

[11]尹韵公：《地震报道信息公开达到最大化、最优化》，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120837/7297351.html

[12]《汶川地震发生24小时内网络报道的七大亮点》，三农在线，http://www.farmer.com.cn/gd/cmgc/200805/t20080522_393077.htm

[13]陈冰：《抗震救灾展示现代中国形象》，联合早报网，2008年5月21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521.shhtm

[14]《地震伤亡凸现中国城乡差距》，2008年5月14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http://chinese.wsj.com/gb/20080514/chw084547.asp?source=article

[15]何惜薇：《中国军方：四川核设施都安全》，《联合早报》2008年5月19日。

[16]林熠、卫敏思、宋平明：《世界各国关注中国救灾速度》，《世界新闻报》2008年5月24日。

[17]《华盛顿邮报：中国面临经济余震》，环球网，2008年05月27日，http://finance.huanqiu.com/wd/2008-05/121665.html

[18]《〈基督教箴言报〉：地震中为何那么多学校倒塌》，星岛环球网，2008年5月14日，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5/t20080514_778814.html

[19]林熠、卫敏思、宋平明：《世界各国关注中国救灾速度》，《世界新闻报》2008年5月24日。

[20]《四川大地震考验中国媒体》，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390000/newsid_7398700/7398774.stm

[21]《〈纽约时报〉：大地震改变国际舆论对奥运会基调》，美国中文网，2008年5月23日，http://www.sinovision.net/news.php?module=news＆act=details＆col-id=8＆news_id=46302

[22]《〈华盛顿邮报〉：外国援助改变中国的情绪》，腾讯网，2008年5月28日，http://news.qq.com/a/20080528/002279.htm

[23]曹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新闻传播业的意义》，《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24]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9页。

[2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

[26]《法国媒体关注温总理亲赴救灾第一线》，腾讯网，2008年5月17日，http://news.qq.com/a/20080517/003303.htm

[27]参见吴飞：《传媒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郑文：《构建政府、公众、传媒的和谐关系——首届中国政府新闻学高峰论坛综述》，《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29]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