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格:对文化的反应
文化和人格的关系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课题。在这个课题中,文化人类学家们研究了文化与人类共有的人格特征的关系,即文化与人性的关系;并研究了文化与某一文化类型的人所共有的人格特征的关系,即文化与民族性的关系;还研究了文化与个别人格的关系。人格是对文化的反应,这是文化人类学家在“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再次援引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为其女弟子——美国另一位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米德的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所以,我感到应该感谢米德小姐,她孤身一人和萨摩亚的年轻人朝夕相处,并且向我们生动而明晰地描述了那些生活在和我们迥然相异的文化中的年轻人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她那得之不易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人类学家长期以来的猜疑: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97)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我们已经知道文化可以使人格深深的改变,所以,无疑的文化可以令人放弃他的自私自利。”(98)他还认为,“文化深深的改变人类的先天赋与。……所以,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文化把人类提高于禽兽之上,并不是由于给人类以其所能有的东西,而是指示给他看其所能奋斗追求的目标。”(99)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论都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长期艰苦的“田野工作”中得出的。(100)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科学而可靠的。文化人类学家的结论从宏观上阐明了人格改造的原理。我们可以认为,罪犯的人格改变无非是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监狱文化“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101)
既然人格是对文化的反应,那么无论哪一个服刑的罪犯,也无论他们的刑期有多长,他的人格必然会受到监狱文化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影响。因此,监狱教育作为人格改造的主要实践,其中应当包括潜在课程——监狱文化建设。监狱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指对罪犯的人格改造实践,从更深的层次看,它是监狱的自我理性认识和自我改造,即对自身文化的审视、批判、构建和完善。如何使监狱文化更富于人性的内容、更有利于罪犯人格的健康发展,这是监狱文化建设的真正主题。
监狱之所以应当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审视、批判和改造,是因为在监狱文化中存在着不良的、病态的因素,或者说,在监狱文化中既有健康的文化,也有病态的文化。监狱的病态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监狱文化中病态基因的遗传是监狱病态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任何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内在的文化基因的遗传性。监狱之产生固然是古代文明所盛开的灿烂花朵,然而由于它的创造者——奴隶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监狱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包含了轻视人、漠视甚至贬损人性的病态基因。所谓历史局限性主要是指监狱产生之初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所谓奴隶主的阶级局限性主要是指奴隶主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所具有的贪婪和残忍的本性。作为监狱的始作俑者,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溶入了监狱文化,成为其中的病态基因。在漫长的历史中,监狱的形象总是狞厉而恐怖的,原因就在于它包含着轻视人、漠视人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监狱的行刑思想、行刑制度和行刑活动各个方面。近代以来,由于人道主义思潮的洗礼,监狱日益走向文明化,监狱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日益增强。然而,监狱文化中的病态基因却并没有消失。即使在现代监狱中,它仍然可能不时地隐现,悄悄渗透在监狱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中。(102)
第二,监狱管理的缺陷和弊端是监狱病态文化形成的主观原因。监狱文化的病态遗传因子的存在往往体现为监狱管理的种种弊端。监狱是与社会隔离的、相对封闭的机构,离开社会监督与公众舆论比较远。如果监管人员的素质较低、人格不健康的话则很容易产生各种监狱管理上的弊端乃至腐败现象。例如,某些监管人员重用牢头狱霸管理犯人,有的监管人员体罚犯人或暗示犯人殴打、虐待其他犯人,有的监管人员对犯人敲诈勒索、收受贿赂,有的监狱人员虚报减刑和假释材料,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监狱所特有的缺陷和弊端也造成了监狱的病态文化。监管人员是监狱文化的人格化,监狱的病态文化是少数监管人员的病态人格造成的。
第三,监狱亚文化的存在是监狱病态文化产生的客观原因。我们应当看到,监狱文化不仅仅是由监狱的创立者和管理者创造的,服刑的罪犯同样是监狱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可能创造健康的监狱文化,也可能创造病态的监狱文化。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学习、劳动和创造,其产品和作品丰富了监狱文化的内容,例如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创作了数百件艺术作品留存于监狱的习美展览馆里。而罪犯的监狱亚文化则构成监狱的病态文化。一般来说,罪犯是人类中人格最为低下、最为不健康的那部分人,人类文化中的各种病态的因子都集中罪犯的人格世界中,例如极端自私的价值观、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崇尚暴力的倾向、拜金主义的观念、道德虚无主义等等。监狱是罪犯的集中之地,因而也是病态文化的集中之地。特别是监狱亚文化(包括罪犯亚群体及其规则、与社会在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与行为方式;罪犯暗语等等),构成了监狱病态文化。关于监狱亚文化问题,我在导论中已作过探讨。在这里不再重复。
监狱的病态文化就是由历史的、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三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三方面的原因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103)其中,监狱文化中病态基因的遗传是最为深层次的原因;监狱管理的缺陷和弊端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监狱亚文化的存在则是最直接的原因。
由于人格是对文化的反应,监狱的病态文化必然会造成某些罪犯的病态人格。(104)监狱经常被激烈抨击为传染犯罪恶习的“大染缸”,或者“犯罪学校”,或者“罪行制造厂”(105)原因就在于监狱病态文化的存在。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强调:“改造应该是构造人格的过程,”而刑罚却不能给犯罪人提供构造人格的素材。(106)构造人格的素材存在于监狱文化之中。病态文化的存在不仅使罪犯难以得到构造人格的素材,而且可能使人格更加恶化。因此,要改造罪犯的人格,首先必须改造监狱自身,使自身形成健康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我再次强调,这是监狱文化建设的真正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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