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史看真历史

三、从调查史看真历史——中国社会调查史的意义

从实求知(费孝通语)，从而达到从实求真，是本书的最大目的所在。

现有文献通常是将共产党人进行的社会调查与学术界进行的社会调查分立而视的，这基于两点理由:(1)改良与改革的区别，(2)定量与定性的区别。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是以社会改革为目的，以定性为手段的。学术界则通常以社会改良为目的，以定量研究为手段。可是，社会学家陶孟和即以社会改革为调查目的，共产党人陈翰笙即以定量数据作为研究手段。从科学角度而言，定性与定量不可分离，优秀的定量分析基于真实的定性研究，不然，前者就成为了毫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如下图)。

资料来源:罗家德(2006)社会网分析讲义

从中国社会调查史角度来说，许多优秀的社会调查者，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学者。或者先为学者，后为共产党人，或者既是共产党人，又从事学术研究。

本书认为，唯有以社会调查研究(以后简称“社会调查”)的指导理论来分类才是具有科学性的，即看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指导理论。基于这个前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是该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的先锋与主体。但这并不排斥非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理论亦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一，非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进行的社会调查，则是通过另一方面证明了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社会调查的正确性。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早年进行的社区研究(又为“社会学调查研究”)是在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分析，晚年，吴文藻先生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进行社区研究应该更为有效(本书以后章节详述)。

对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调查史的梳理，当然是为了以史为鉴，从实求真。更是为了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社会调查”。从概念内涵入手，好的社会调查是能真实反映客观社会事实的调查研究。但是这不能成为判断的具体标准。因为这句判断中存在悖论，社会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求真，那么，我们又怎么能用欲求的未知，来判断求取未知的有知的好坏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退而求其次，只能通过形式来判断。这也就是本书结尾处的社会调查的评价体系。形式与本质的关系，是从古至今的难解之谜，本书求解恐怕也是力不从心。其实这也不正是科学努力的方向吗?

【注释】

[1]中国的社会调查概念与体系源于西方，这并不否认:(1)观察、发现社会事实、解决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行为在中华悠久文明中的存在。(2)今日之中国社会调查概念与体系，已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架构甚至传统，或曰“本土化”成果。西方体系大举进入中国环境(文化、历史及一切)前的一整套社会运行与监督机制是任何学术研究最为宝贵的财富，它不契合现有的西方概念体系，又似乎冥冥地作为“本土化”的内在动力存在着。

[2]说明:由于本书对于已有概念的回顾，基本采用20世纪初专著中的原始语言，这容易造成语言的拗口，请读者见谅。

[3]参考范伟达《现代社会研究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以及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4]Student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83，p.368.

[5]〔英〕邓肯·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8页。

[6]W.B.Sanders.The Conduct of Social Research，N.Y.CBS，1974，p.54.

[7]〔日〕福武直等:《社会调查方法》，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8]本书作者认为，定性与定量之分野是虚无的，对于它的讨论将在下文进行，不进入对于社会调查的界定部分。

[9]如何写史的指导思想、历史文献、体裁体例部分，主要参考瞿林东教授《关于撰写历史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9年第1期。

[10]《论语·八佾》。

[11]感谢中国社科院渠敬东老师在清华大学教授理论课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