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料分析的古代调查统计分析

(二)作为资料分析的古代调查统计分析^[2]

1.统计分析的历史

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分工不发达，统计活动也是作为征兵、征税、征发徭役等的附属活动而存在和发展的。统计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萌芽，但在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古代统计发展非常缓慢，没有形成系统的统计理论、方法和统计资料，也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统计机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到今日统计分析的前身。

远古人通过结绳等方式记录生活事件

《周易》中的“上古结绳而治”，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商代就初步建立了附属于奴隶制国家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形成了政府统计的萌芽。西周王朝进一步形成了统计组织，并进行了中国最早的一次人口普查。西周时，还建立了各种统计报告制度，应用了分组法和平均数法。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户籍制度和统计报告制度，其间，管仲提出了计数的概念，阐述计数的重要性，认为“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李悝的农民家计调查，开典型调查之先河。商鞅继管仲之后，论证“审数”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强国知十三数”的统计思想。秦汉时期，由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综合统计系统和业务统计系统，其统计工作主要是人口统计和土地统计，并统一计量单位，建立全国统一的统计报告制度，应用了平衡法和综合指标法，初创被调查者自填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了人口统计，应用了派员调查法。隋唐五代时期的统计，包括人口统计、土地统计、仓储统计和赋税统计等，并应用了统计分析法和估计推算法。宋辽金元时期，还进行了交通统计、矿冶统计、物价统计和财政统计，并发展了统计图表法。清朝末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最高统计机构——统计局(1906)，增加了海关统计、邮政统计等，并应用了财物盘点法。鸦片战争后，清代统计受西方统计的影响，传统的中国古代统计开始转向西方的近代统计，发生了新的质变。

2.文献中的统计记载

(1)户籍和府库钱粮的统计

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

——《隋书》卷二十九

京兆郡统县二十二，户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冯翊郡统县八，户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二。扶风郡统县九，户九万二千二百二十三。安定郡统县七，户七万六千二百八十一。北地郡统县六，户七万六百九十。上郡统县五，户五万三千四百八十九。雕阴郡统县十一，户三万六千一十八。延安郡统县十一，户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九。弘化郡统县七，户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三。平凉郡统县五，户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朔方郡统县三，户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盐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后改为盐州，统县一，户三千七百六十三。灵武郡统县六，户一万二千三百三十。榆林郡统县三，户二千三百三十。五原郡统县三，户二千三百三十。天水郡统县六，户五万二千一百三十。陇西郡统县五，户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七。金城郡统县二，户六千八百一十八。枹罕郡统县四，户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七。浇河郡统县二，户二千二百四十。西平郡统县二，户三千一百一十八。武威郡统县四，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张掖郡统县三，户六千一百二十六。敦煌郡统县三，户七千七百七十九。

——《隋书》卷二十九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

——《明史·食货一》

这可以说是历史记载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社会调查，事实上，这种调查正是古代政府的常规工作之一。其目的是为了给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资料，更好地管理(发展)社会，在这点上也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调查最为接近。

(2)赈济和变法过程中的物资统计

下面是《汉书·文帝纪》中记载的汉文帝时期一次赈济的情况: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汉书·文帝纪》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这些资料可以说是上一种情况在社会特殊时期的反映。由于情况特殊，所以这些调查往往较之于上一种情况更为细致，并引入了我们现在调查所谓的复查机制，如《汉书》一例中的“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等等。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点出了实地的社会操作对于“文人”的重要意义(“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也算是对我们这些社会学人的一个激励吧。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调查，一般是作为行政管理、军事行动以及某些社会经济管理的附属性活动而存在和发展的。它并不系统，有些部分是否能够纳入我们现代所说的从西方引入的社会调查范畴依然值得商榷。但是，在中国古代，一些基本的社会调查思想、方法就已经有其雏形，对我们的社会调查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让我们大胆回应文章开头已然提出的问题，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到底从西方舶来了什么?答曰:成熟的科学体系与分支学科。当今学者常说，中国从未有过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了。

【注释】

[1]http://book.sohu.com/20051228/n241178266.shtml.

[2]中国古代统计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1)中国古代统计思想的从属性。(2)中国古代统计思想与调查研究思想和会计思想的不可分割性。(3)中国古代统计思想，不少是同经济、社会问题的阐述、分析结合一起，在进行数量关系的解释或利用统计资料进行说理时表达出来的，而不是就统计问题的专题论述。(4)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发展缓慢，稍有突破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