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吴文藻

(二)社会学家吴文藻

1.生平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27]。

吴文藻与冰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吴文藻怀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激情，毅然投入了清华学生的游行队伍，并奋笔疾书，写了许多反帝爱国的宣传品。

1923年，在清华大学学业期满，吴文藻到美国求学。他一到美国便选择了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就读。在达特默思学院，吴文藻开始直接接触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和学说。

1925年，吴文藻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学士学位并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28]攻读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又学习了“文明与社会”、“西方社会思想史”、“人口问题”、“社会立法”、“统计学”等课程。

1926年，正当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硕士论文时，国内传来了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他得知后非常兴奋，便以《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一方面表达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支持，一方面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他用所学的知识和所见到的资料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细致分析。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次年夏天，他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

1929年初，吴文藻回国。回国后，吴文藻先生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步济时的邀请来到燕大教学。同时也因为谢冰心也在燕大任教，为了能与昔日曾有深厚感情的人在一起，他选择了燕大。在美国留学时候，他曾答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邀请到清华任教，为了不辜负陈达，他同时在清华大学任教。刚回国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基本上还处在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的状态。当时虽然有不少大学开设社会学和民族学课程，但讲课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照抄欧美模式，有的学校甚至教材和教员都是“洋”的。且不说没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就连中国的社会和民族实际情况也很少有人把它结合在教学和科研中。吴文藻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并以中国与印度的父系家长制比较为特点编写了汉文教材。

在改革教学的过程中，他提出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吴文藻不仅在学术上颇有自己的主张，他在培养人才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一些在本科时期学习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比如他派林耀华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把费孝通引见给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当学生。后来这些学生在民族学和社会学方面都颇有建树，他们的学术成就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和林耀华的《金翼》。

1938年夏天，他不顾当时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坚决辞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的职务，与志同道合的贤妻冰心南下，投入抗日行列。南下以后，吴文藻先生在云南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并筹建云大社会学系。云大社会学系成立后，他就任系主任和人文学院院长。为把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继续下去，他又筹建了燕大与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和其他同行一起成立云南人类学会。

1940年底，在清华老同学劝告下，为了摆脱由于国民党政府拆台给他带来的困境，吴文藻不得不投身到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文藻的经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被委任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公使衔组长和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职务。

从1953年起，吴文藻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在他担任民族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期间，他为中国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制定了许多战略设想。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他的设想未能实现。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79年，吴文藻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近80岁高龄的吴文藻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的顾问。并参加指导两届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工作。

1985年，逝世。

2.倡导社区研究

吴文藻倡导社区研究，并为社区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他在同仁们社会调查和民族志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社区研究。他认为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做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为了让大家了解社区研究是什么，他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介绍，其中主要有:《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公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

1935年12月1日，吴文藻先生应清华大学社会学会之约，前往做了公开演讲，题目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分了三节讲述:①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②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及社会史研究的区别和关系，③社区研究的方法和步骤。他认为，要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就要从社区着眼。他说，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要素:①人民;②人民所居处的地域;③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

他认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结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这样的文化，可以分为四方面:一是物质文化，是顺应物质环境的结果。二是象征文化，系表示动作或传递思想的媒介。三是社会文化，已简称为“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与人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四是精神文化，有时仅称为“宗教”，其实还有美术科学与哲学，因为它们同是应付精神环境的产品。

“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而“功能”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他专门写了《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功能学派作了系统的介绍。

然后，他又对实地研究做了一定的分析。“研究”是对“调查”而言的。通常所谓社会调查，大部分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深究的。社区研究较之此类的社会调查要进一步，不但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这也就是本书所谓的社会调查研究。如果社会调查仅侧重于事实的叙述，社会研究仅侧重于事实的解释，那么，在学术上真有贡献的科学著作很难出现，因为优秀的科学著作总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这是社区研究所应效法的^[29]。

“实地”是对“书本”而言的。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一样，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又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受影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相，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地明了。像这样的真切的经验，决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因为书本上所记载的是人家对于实际生活的描述，而不是实际生活的本身。这种间接获得的知识，总不及切身体验得来的真切。所以，现在先进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总是极力提倡实地工作，就为这个缘故。这已是现代教育上的理想，使学生与实际生活亲密的接触，乃是世所公认的最完善的教授法。他说，我们要极力主张大学生，特别是主修社会学的大学生，来参加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

他分析了社区研究的功用。如果实地考察的时候，充分地注意到问题的实际性，则社区研究的结果，虽不能直接帮助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促进问题的正当认识，暗示解决的正当途径。本来研究内地的乡村社区和边疆的部落社区，是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人应有的特殊的任务，这正是可利用机会，本其独特地训练，“到民间去”实地探查，“到边疆去”亲眼观察，根据目击耳闻的实载资料，城市系统的分析，编制精密的报告，以飨国人。

不过有一点是研究社区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研究的范围固然要有实地的限制，同时，须由整体的眼光，从国家全盘的立场来看，同时又须脚踏实地，审慎明辨，看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连环性，处理好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3.倡导社会学中国化

在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总序”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为推动社会学中国化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他倡导大学联合，20世纪30年代，南下和同仁们一道发起成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难能可贵的是，他在1940年底至1946年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期间，仍参与发起和筹建燕大成都分校社会学系，发起边政学会。与此同时，他于1943年开始主编《社会学论丛》。该刊分为甲乙两种，其中甲集专门介绍健全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乙集专门提供各种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

(1)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

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多篇文章发表出来。其中有介绍法国社会学状况和主要学术思想的《现代法国社会学》;有介绍美国社会学著名学派的《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有介绍德国的《德国系统社会学学派》和《冯维史的经验学派社会学》;还有介绍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

吴文藻先生在对这些学派作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终于选择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

他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有两个特点:一、功能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在理论上的关系最为密切，二、功能观点与社区观点在实地研究的方法上，完全相同。”因为我们主要是讲调查史，所以只从第二点来讲。

吴文藻先生认为，功能派就方法而言，“功能派所谓之功能观点，与社会学上所谓之社区观点，二者在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功能观点本来就是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自然最有助于现代社区的实地调查”。他深信，如果中国有计划地来分区调查国内各种文化水准发展不同的社会实况，则对于我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不论其为常态的或变态的)，必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不但如此，功能观点还可以提供一种抉择文化元素的取舍标准，因为功能派之考察社会文物制度，最终是以文化元素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占什么样的位置?发生什么样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需要?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文化特质，若失去了功能，即使去了它存在的价值，犹如一个西洋文化丛，若不能满足我国的需要，即无输入的价值。

他说，功能派兴起的学术背景有三:①由于晚近民族志上实地研究技术的发达;②由于民族学与社会学上文化比较研究的盛行;③由于一般思想界对于功能主义的推用。

具体而言，实地研究技术的发达，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过，“功能的分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功能派的学说是从实地工作的经验得来的。

为了实地观察的技术与社会学的理论，揭示二者独立而并行发展的结果，人类学上遂产生了一种新趋势，形成当时所谓的“功能的观点”。此次新趋势发起于1922年，是年同时出现了两部重要专著:一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一为布朗氏的《安达曼岛人》。而书之长处，在使完善的理论观点与精细的实地调查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此之前，专家式的实地研究员与“讲坛”理论各行其是。因此，观察与假设完全隔离，结果发生两种流弊:一是社会人类学家在建设理论是所根据的材料正确与否，自己无从控制;二是因为未经实地观察，对于他所立下的假设是否可靠，也无从证实。在此以后，近代专家式的实地研究员以深切的觉悟，要彻底地观察野蛮生活的事实，就必须先了解文化的本质。所以揭示与叙述是分不开的，正如某物理学大家说的，“揭示不是别的，只是简练的叙述而已”。科学的观察家应该决然地在他的工作上排除一切的臆断、先定，以及许您的佳话，只留下初民社会结构的理论或普通原则。因为事实是必须经过缜密的观察，假设是必须能圆满地解释事实。这是归纳法上的两个开始步骤，而且并不是最困难的步骤。此后嘉许重复的观察，对“假设”下一番对比和对证的工夫。如果对比和对证，发觉假设与事实不符，则必须根据事实，修改假设，甚至完全推翻旧假设，另立新假设。如果一步一步地前进，直到该假设成为一种含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为止。像这样的归纳过程，只有野外工作的社会学家才能做到，所以马氏所谓的“功能派的方法，自实地研究始，以实地工作终”者，实是经验之谈。所以布朗氏在他叙述安达曼到人的风俗以前，先定下一种概括理论。他根据心理学的知识，重新修改涂尔干的初民社会团结论。布朗氏异于涂尔干，是他根据自己实地观察的经验，而立下了一般的社会法则。这在社会学方法上算是一个新的发端。

吴文藻先生认为，功能乃是一部分的活动对于整个活动所作的贡献。而某种特设的社会惯例之功能，也就是将全部社会生活看作全部社会制度在发生功能时所作的贡献。这样的社会制度，隐含了一种“功能上的统一”(functional unity)，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一切部分共同运行着，使之达到十足程度的内部的一致或和谐的状态，而不致产生不能排解或加以制裁的种种持久的冲突。反之，通常社会发生病态，即指着社会内部不一致或失谐而言，也就是说，社会的“丧失功能”。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的统一与不统一观念，虽然只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可有事实的系统考察来验证的。

功能派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功能方法的重要原理原则，就是阐明支配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发达的元素与因素。而功能派最大的贡献，也就是他们的实地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们综合描写民族之材料的技术。

吴文藻对功能方法论的特殊运用，在三个方面作了研究。

第一，生殖制度的功能研究。

我们知道吴文藻是费孝通的老师，费孝通曾写过《生育制度》一书。而吴文藻先生对于生殖制度也有一定研究。他说，功能派得分析社会制度，特别注意他们与主要的社会需要的关系。在一切基本的需要中，产育与营养是最为重要的。这些是根本的人类需要。不但是依据各文化的传统来成全个人性格的基础;并且是组织人群关系的体系，来成全社会整体的基础。

他分析说，由于生育的基本需要，而产生了家庭的社会团结制度。每一社会有其一定的婚姻形式，此形式自始即决定了个人对其父母及远近亲属所怀有的情操。由此情操，又定型了他以后对于社会上其他分子，如同僚、上司或下属等的态度。这样，生殖及性欲团体遂一变而为后来社会团结的造成所。而每一家庭又必有许多相关的家庭。所以充分明了全部的生殖制度，必须注重它与社会上较广的亲属制度的关系，而推到与民族或整个部落组织的关系。

第二，营养制度的功能研究。

原始民族的营养制度，其复杂与重要亦不亚于生殖制度，是以生物上饮食需要为中心的一切制度。吴文藻主要考察营养制度如何部分地决定了初民社会中的人群关系?饥饿如何影响了情操，使社会的分子团结起来?有这些基本的生物需要，在某种环境之下，用何种方法求满足?它产生了怎样的人类活动与社会团体等。

第三，经济制度的功能研究。

功能派的研究经济制度，重在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性质，即其背后的趋势力;他们要想探求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宗教、亲属组织与法律等的关系。经济活动乃是人类对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反应。此种物质上的需要，扩大起来，就成为“文化愿望”。这愿望所引起的冲动，使人类有意识的力求满足。他总结道，今后研究经济的人，不应再费力于经济阶段的虚构，而应努力于经济制度的意义与功能的阐发。这是对于进化论者的忠告。而狭义的经济动机观，不足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源泉;片面的经济因果论，在功能相关论的观点上，亦已失去了它的价值。

(2)培养人才，进行实地研究

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吴文藻认为让学生获得实地工作经验是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亦是证实理论和运用技术最好的训练。使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与当地人民密切接触，而直接参加社区生活，乃是了解社会组织的方法。他指出，参与社区调查研究活动，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同本地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行动，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真相，才能彻底地明了。像这样的真切的体验，绝不是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因为书本上记载的是人家对实际生活的描述，而不是实际生活本身。所以现在先进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总是极力提倡实地工作，就为这个缘故。“这亦是现代教育上的理想，使学生与实际生活亲密的接触，乃是世界所公认的最完善的教授法。我们主张大学生，特别是主修社会学的大学生，来参加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就含有这个意思。”

只有认识中国社会，才能思考解决建设中国的问题，才能学有所用，不落空谈。而且，由于学生在校时已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对于理论背景，早已胸有成竹，所以到了实地环境以后，可以互相参照、考核、比较，而获得很好的成绩。为此，他常常组织研究生到乡村搞专题实地调查。例如在燕京大学期间，吴文藻曾派徐雍舜到北平附近的淳县调查乡村领袖冲突问题，派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调查宗教组织问题，派费孝通考察江苏省江村的农村经济问题，派黄华节去河北定县调查礼俗和社会组织问题，派黄迪到清河调查村镇结构问题，派郑安仑到福建调查侨民问题，派李有义去山西徐沟调查社会组织等等。通过这些社会调查，使学生们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锻炼出了他们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生们的上述调查研究成果都陆续得到了发表，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学中国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