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费孝通

(四)社会学家费孝通

1.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他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后就读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所著《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费孝通社会学文集》(1985)、《记小城镇及其他》(1986)、《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988)、《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2)、《费孝通文集》(1999)等，论文多篇。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潘光旦与费孝通

2.农村调查

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放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费孝通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他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事实上，没有可能用对全中国每一个农村都进行调查的方法，去达到了解中国农村全貌的目的。这不是现实的方法。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依靠几率的原理在整体中取样，那是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中局部的变异是出于几率的假定。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那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事物中才能适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定量应以定性为前提。先分出有男女的定性区别，才能分别在男女中抽样研究有关问题的比量。费孝通农村调查的著作，主要有《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s Life in China，1939)、《云南三村》(1945)和《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1948)。

费孝通对中国农村作的第一个比较深入的微型调查，是在江苏太湖附近的开弦弓村进行的。最后成文的《江村经济》是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著作，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本书就是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江村地理位置: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长江三角洲。位于上江与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人口密集，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后来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商业和农业》都是费孝通在“内地农村”里寻找的与江村不同的类型，集为《云南三村》。江村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苏南农村类型。而禄村农民的生产和收入主要是耕田;易村的手工业较为发达;玉村受到商业中心影响较深。在这一系列研究中，费孝通自觉地运用了类型比较的社区研究方法。他意识到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解答只靠单个社区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必须“在不同形式的农村社区里加以考核”，因此在《禄村农田》的导言中，费孝通起首便写道“这本禄村农田可以说是我那本江村经济的续编”，是由江村研究遗留下来的问题所激发出来的研究。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精心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内地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诸如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通过这一路径，云南三村研究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更由此指明了中国社区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云南三村》也标志着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基本形成，并且随着费孝通以后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后的学术活动，深深影响了当代许多社会学者的研究工作^[33]。

2005年复旦大学教授、本书作者带领选修中国社会调查史的学生考察江村

《乡土中国》就是费孝通企图从农村社会的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中国农村的基本性质。本书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它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着重指出:调查是基础，本身受着一定理论的指导，也为提出理论性观点作了准备。理论和实际是永远不能分离的。在数次农村调查中，费孝通发现: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具有很浓重的乡土特点。几千年来，汉族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种植业的收获取得食物。种庄稼的悠久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用来维护这个经济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曾称之为“五谷文化”。五谷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人和土地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191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农业学家金(King)，曾在中国、日本调查农业，著有一本《五十个世纪的农民》。他是从土地为基础描写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协和的农业。在亚洲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生产了多少粮食，养育了多少人，谁也无法估计，而且这块土地还将继续养育人，看不到终点。他称颂中国人是懂得生存于世的人。五谷文化的特点就是世代定居。人以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人们跟着也必须定居，聚居在一定地方，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人粘在土上，只是不得已才离乡背井。所以，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人口流动小，村与村都可以自成一体，互相隔绝;理想的形式用老子的话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反映到现在就是“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经济。

3.家庭调查

费孝通

费孝通所做的有关家庭的调查是结合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进行的。他写的《生育制度》就是在这些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生育，包括生与育两层意思:生出一个人来，再把这个人培养成为社会成员，以接替由死亡造成的社会空缺。费孝通在民族调查和农村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后，撰写了《生育制度》(1947)来阐述社会怎样新陈代谢，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怎样维持世代之间关系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家”，或者叫“家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养生送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的养生送死，几千年来主要是在家庭这个社会细胞里进行的。称家庭为社会的细胞，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从家庭入手研究社会，不仅有我们个人的生活体验作为观察的基础，也便于我们从最基层的角度去认识社会。费孝通对家庭的观察，不是盲目地看。主要的方法还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为了比较而观察，在观察中进行比较。文化背景同我们很不相同的花篮瑶，江村的农民，西方的美国人，他们的“家”和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在比较中，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亦看到各民族各国家庭的共同点。

生育制度中的生育，什么社会都要有，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人要老，还要死。为了人这个必然的死，社会就必须发生这一过程，即社会的继替。倘若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生而有之的遗传本领，那么继替的过程就简单容易得多了。可惜在社会关系中人的遗传因子只发生潜在的作用。不经过长期的学与习的过程，人无法与他人进行交往;社会也决不允许一个“自然人”进入到自己的机体。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绵不能靠生物性的继替，而只能是社会继替。既然是社会继替，社会就得规定一套继替的方式。

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是其家庭调查的典型。本书共十六章，包括种族绵续的保障;婚姻的确立;夫妇的配合;父母的权力;世代间的隔膜;亲属扩展等。它探讨了生育制度(包括求偶、结婚、抚育等)和性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婚姻习俗和风土人情。

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明确地否定家庭、婚姻、亲属等社会制度是人们用来满足生物基础上性的需要的社会手段。他认为是社会通过这些制度来限制人们满足生物需要的方式。这些制度是起着社会新陈代谢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解决生物界中的生命有生有死和社会实体自身具有长期绵续，积累和发展的必要性所构成的矛盾，才产生了社会制度。贯穿在《生育制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必须有一套方法，来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继续这个矛盾。为讲透这个观点，费孝通专门创制了“社会继替”、“世代参差”等专有名词，从本质上分析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把性爱—结婚—成家—生育这个一般认识上的传统程序颠倒了过来。

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费孝通也不断进行着学术反思，费孝通在1993年写成《个人?群体?社会》，费孝通不仅看出《生育制度》表达的社会观点中存在“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也发现自己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的十多年里仍然没有摆脱这一缺点，在着眼于各地发展模式的同时，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看到了许多农民丰衣足食，居住宽敞，生活舒适，并注意用他们收入的增长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费孝通认为，自己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社会变化，忽视了人的相应的变化。费孝通在自我批评的同时，也表示，重读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关于社会学的所说所写，可以看到思想的变化，先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已经改写，已不再像《生育制度》那样强调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观点，而是多少已接受了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把社会和个人看作辩证统一体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相互作用。

4.关于方法论

费孝通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有自己的理解。社会学调查，又称社区研究或社区分析。当时建立社区研究的思想，其理论渊源有几个方面: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文化人类学形成的文化功能派的调查方法，人类生态学的成就，英、法盛行的地域调查运动，文化社会学。因此，所谓社会学调查，就是应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一个有限制的地域社会内，进行对整个社会的性质和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方法论的研究上，我们可以《江村经济》作为例子来研究。其一，它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成功地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其二，深入调查，完全参与。其三，费孝通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首先确立一个研究主题，然后循序渐进，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最后回答原来提出的问题。其四，运用从实证主义社会学向理解社会学认识方法的转变。最后，运用类型比较法开展研究。

在农村调查中，费孝通运用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这里主要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为例。首先，简要比较一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不具有一套只属于自己的方法，并且在方法的采用上也是开放的，所有社会学的方法当然都是可以采用的或值得尝试的。但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研究对象的特点，农村社会学在研究实践过程中还是发展出了一些较有特色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手段。

在具体的方法上，最为推崇的则是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实地调查，也称为田野调查，是农村社会学家最为常用的方法，研究者通过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观察来收集资料。实地调查要求研究者直接进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并且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这使得研究者有可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熟悉和了解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并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且，实地调查由于不要求研究者必须事先制定出明确的研究假设和结构化的观察工具，因此，研究者可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一边观察，一边根据观察到的现象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由于实地调查的方法特别适用于在小型的社区中进行研究，因此，很自然地为农村社会学家所采纳，用来进行农村社区的研究。除了中国农村社会学在发展外，吴文藻、费孝通等还大力倡导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方法的社区研究，并为完善这种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许多理论上的探讨。

社区研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社区相比大社会而言是具体的，容易观察的。这意味着作为调查单位的社区不能太大，而应在具体可感知的范围内。中国农村的村庄社区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因此大多数社区研究都是以村庄社区为单位。例如费孝通通过对江村的研究。

亲密接触的实地调查——费孝通在《禄村农田》阐述调查方法的一节中，特别强调了“亲密接触”的重要性。费孝通认为，理论概念都是来自社会现实，只有经过社会现实检验、修正和补充过的理论概念，才可能是用于对社会现实的解释，理论与现实不能分割开来，而其中中介就是依靠学者的“亲密接触”。费孝通在禄村调查时，在禄村前后两次一共生活和工作了三个月，与大量村民进行了接触和访谈。亲密接触使研究者得以更准确地了解社区的生活，避免直接地简单化地用外部标准来衡量当地社区人们的活动。例如费孝通在禄村的调查发现，禄村人使用的农田单位称作“工”，它和实际面积是不吻合的。如果不加思考地使用公顷或平方米之类的衡量单位，就会使估算的结果变得难以理解，同时错过对文化特性的有价值的发现。费孝通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文化差异，指出“工”是一种“功能面积”，是与禄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需要分不开的。

社区类型比较法——费孝通指出，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不同，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中国的其他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区，它是中国的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类型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个体。遵循这个哲理，与形成江村条件相同的其他农村就会构成一个类型，当然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农村。“如果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

费孝通不仅提出了社区类型比较法，而且用自己的研究实践了这种方法。他和他的学生所作的云南三村研究，就是先对不同的村落社区进行个别调查之后，通过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比较来阐述相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在小城镇研究中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也是社区类型比较法的延续，对于认识乡村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社区类型比较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当代的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的目标选择多个村庄社区进行统一的调查研究。

社区追踪调查——指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社区的调查研究。对同一对象的追踪研究可以是同一研究者，也可以是其他研究者，亦可以是两者交替进行。当然这就涉及时间问题。先是费孝通和张之毅在云南禄村和易村的研究，50年后的追踪研究是由当地学者钱成润等进行的，研究成果以《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一书出版，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已经远远超出了建国前的时间限制。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始于1936年夏天，20年后首先由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R·葛迪斯进行追踪研究，于1963年发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一书。1957年5月，费孝通重访江村。1981年9月，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冈萨勒斯在江村生活了5天，对江村的变化进行了调查。1981年10月，费孝通再访江村，为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会上准备了《三访江村》演讲稿。此后费孝通经常回江村进行考察，至2002年9月，已是第26次访问江村了，先后发表了《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1985年3月至1987年4月，日本鹤见和子为首的日中小城镇研究会考察团先后3次来江村做调查，重点考察了江村工业和农民家庭生活状况，其研究成果已部分体现在中日学者共同完成的《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一书中。江村作为社会实验室，还吸引了国内许多年轻学者的研究。由此可见，江村追踪研究是由原创者和其他研究者交替地进行的，持续了近70年。

在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一定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典型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是从科学分析的角度，其作用都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