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调查，认清国情

(三)开展调查，认清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认识国情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即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也千方百计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如果说毛泽东等同志以早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调查和后来的革命根据地的农村调查，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的正确认识，那么，陈翰笙等人则以更大范围的社会调查研究为这个认识提供了依据，做了必要的补充，为这个认识影响的扩大作出了贡献。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利用国民党官方研究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这些调查的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和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调查研究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调查研究，不仅是因为其领导人是共产党人，其成员中有大量的共产党人，还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它对中国社会性质，尤其是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阶级状况有正确认识。

1929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应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聘请，陈翰笙主持该院下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并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其调查的重点地区是北方的保定农村、长江流域的无锡农村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农村。调查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分户挨家调查，二是分村调查。调查方式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事先设计，即预先造出调查表，第二步是进行实地调查，第三步是事后进行分析。这三个步骤，每户每村都要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进行主持，以避免前后不一致而造成工作上的困难或情况不明确。

1929年7月至9月，陈翰笙组织了45人调查团，对江苏无锡农村进行调查，共调查了55个村和8个农村市场，其中对22个村1 204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共发出40多种表格，获得2 000多个数据。1930年5月至8月，陈翰笙组织了包括王寅生、韩德章、钱俊瑞等68人的调查团，赴保定农村进行调查。这次重点调查了11个村2 119户农民，同时普查了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以作概况性考察。这次调查的重点内容是:农村一般经济状况的变迁、各种制度的变革、各种价格的涨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变动对农村影响。在这次调查中最有特色的是，制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标准。事后，张培刚根据调查资料，写成《清苑农家经济》上、中、下三册，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的《社会科学杂志》上。

与此同时，陈翰笙还组织了一批调查团奔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考察流亡到东北的难民状况。事后，陈翰笙与王寅生合作写成《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一文。

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组织了广东农村调查。其一是对广东梅县、潮安、番禺等16县，重点是对番禺的10个典型村1 209户的调查。其二是对广东省50个县335个村庄进行通信调查。1934年写成《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文。其间，1933年，陈翰笙领队调查安徽、河南、山东127个村的烟草种植，历时两年，目的在于研究与工业资本发生联系的烟农生活。1939年出版《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此外，陈翰笙还组织了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和杭嘉湖20个县内近百村的调查。

1943年10月间，陈翰笙偕同陈洪进、刘述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的景洪进行农村调查，他们把预先印刷好的调查表寄给66个村庄，并对6个村68户进行挨户调查与私人访问，写成了《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在书中说:“在全中国，特别是在华东和华中，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是并存的，西双版纳也是这样。”

20世纪30年代前后，作为中共地下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先生领导的农村调查，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理论上，他领导调查团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即从生产关系着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调查，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调查团得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结论，也为中共在农村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次，陈翰笙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如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千家驹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利用合法机构和身份进行农村调查。结果不仅在理论斗争上取得很大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专业理论队伍，如当时来自无锡的进步青年钱俊瑞、薛暮桥和孙冶方等人，后来成为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同时，以这次农村调查为基础，还发展起我国关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于1933年发起组织了有500多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被推为理事会主席。同时还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中国农研会及其《中国农村》杂志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土地革命，嗣后还引导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再次，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在学术上也有重大价值。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受过西方的科学训练，因而他能以正确的理论、科学的方法领导调查团进行农村调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以客观、详密、系统、准确见长的大批农村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