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调查研究

反思与调查研究_中国社会调查史

(二)反思与调查研究

1.痛定思痛，倡言调查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大农村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反右倾运动，使主观主义猖獗，实事求是难行，大大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加之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地撕毁经济合同的影响，到1960年下半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作为重灾区的农村，到1960年冬，一些老百姓已经断粮，饥饿风一股一股地在中国大地上流窜。毛泽东和党中央渐渐地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这种情况，开始着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纠正农村政策中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做法。

1960年的国庆前后。毛泽东乘专列南下巡视，列车途经山东、安徽时，毛泽东看到的是一片灾情: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他心里特别难过，回到北京后就立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食不超定量!”毛泽东说到做到，在国家最为困难的日子里，竟连续7个月没吃过一口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炒菠菜^[3]。

毛泽东在思考与反思:几年来之所以屡遭挫折，几经努力也未能扭转不利局面，根本上说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自己，对基层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要使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才能采取纠正错误的强有力的措施。

与此同时，针对庐山会议后，“共产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业大幅度减产的事实，中央和地方一些负责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这年夏天，邓子恢同志受刘少奇同志委托，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到山西汾阳、江苏无锡等地作调查。在汾阳县的万年青公社，他选了两个调查点:一个是工作比较先进的贾家庄管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落后的金井村管理区。调查回京途中，又在石家庄市郊区钢冶人民公社南钢冶大队作了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他当面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过汇报。在向总理汇报时，他提出需要搞一个条例。得到总理支持，他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所谓“内务条例”，是说条例的内容只涉及人民公社的内部关系，不包括公社与上级党和政府的关系，公社和公社的关系等。“内务条例”(修改稿)共十四章，六十六条，1960年12月23日报送毛主席，得到毛泽东的重视^[4]。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同舟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1月9日，毛泽东听了第五次汇报。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1)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2)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3)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1)一切从实际出发;(2)提高政治水平;(3)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5]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2.兵分三路，亲临指导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田家英将毛泽东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正式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亲自送到他的面前。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59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毛泽东见到失去了三十多年的老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6]。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2月6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毛泽东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

在这几次的报告中，毛泽东注意到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富有意义的看法:“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1962年2月。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分析调查上来的实际资料，并且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浙江调查组所反映的情况，对于毛泽东理解当时农村实际的情况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对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力度也更大了。

3.田家英的农村调查

在收到毛泽东的信函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田家英迅速组织了工作组奔赴浙江。调查组选择了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和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两个典型队，就食堂问题、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以及人民公社的生产规模和体制是否适合现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等问题展开调研。田家英作为调查组组长，一开始就向全体调查组人员提出搞调研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摘取片断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为了迎合上级，这种调查比不调查更可恶^[7]。

经过一段工作，两个队的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过去一直是富庶的产粮队，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1958年以后，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粮食连年减产。1960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290斤，但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亩产竟报到1 000斤。高指标带来的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出现了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时，这里的生产力也由于瞎指挥人为地遭到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而五星大队由于干部作风正派，敢于抵制上面的瞎指挥，所以粮食没有减产，群众生活相对稳定。

田家英组织调查组专门召开了群众座谈会，让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人们吞吞吐吐不敢多言。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同志叫到一旁悄悄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要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她根据自己在食堂工作的经历，反映了办食堂的一大堆问题。田家英发现，在这样的座谈会的形式上，大家顾忌太多了，都怕犯政治错误，所以不敢轻易发言，也不敢讲述实际的情况。

调查组针对上面遇到的问题，决定采取挨家挨户访问的形式，下到真正的基层了解情况。在走访中，他们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办食堂有意见，认为食堂应该解散。听到群众的这种意见，田家英调查组确实是有些吃惊。针对这种情况，他又反复听取群众意见，不断取证，最终还是发现了公共食堂的诸多弊端，危害群众的根本利益。

两种典型的对比调查，使调查组看到了问题所在。田家英指出:“我们这里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田家英通过对农村的调查，对于一些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所提出的“五风”问题是农村生产下降的关键的这一论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五风”早就有所反感，只因为怕被说成是“右倾”，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如果不是调查研究，没有这次比较扎实的访问，农村的这些问题也许还会继续被人们所忽视，在没有找到问题关键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系列解决的方案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意义^[8]。

4.旅途不忘询民情，坐镇羊城聚群贤

2月10日，毛泽东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3月11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主席的信还说:《调查工作》一文“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9]。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主席在“三南”会议上讲话时，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毛主席说，医生看病叫诊病，先诊，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队伍、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

在3月13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作这样的调查研究。

3月22日，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作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10]。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5.领袖垂范，各级响应

3月广州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同志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炭子冲大队作了四十四天的调查。

其他有:

周恩来同志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调查。

朱德同志在四川、河南等省农村作调查。

陈云同志6月下旬、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

邓小平、彭真同志利用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间隙，在北京市顺义县作调查。

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返回原地调查。

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同志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同志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同志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同志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同志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同志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同志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11]。

6.刘少奇的农村调查研究

“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这次是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李瑞山同志不要陪同去。这次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找人个别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入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

“回家乡调查是个好办法，可以了解好多真实情况。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给你反映你想了解都了解不到的情况。”

上面这些话都是刘少奇同志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所说的，而且他也遵循着这些原则和方法，在这一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风气中，树立起了一个良好的形象，也给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

刘少奇在农村考察

刘少奇的农村调查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4月2日至11日，了解“五风”危害、农民贫困的概况，听取湖南省委、宁乡县委以及中共中央在湘工作组的汇报;4月12日至30日，蹲点解剖麻雀，帮助天华大队解决食堂等问题;5月2日至5月16日，找“五风”猖獗的原因，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帮助湖南省委、宁乡、湘阴县委纠正“五风”危害、平反冤假错案和提出解散食堂，制定保留社员自留地，确定粮食、分配、住房等方面问题的政策及措施。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从广州抵达长沙。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先后在宁乡、长沙农村蹲点调查44天。

4月2日上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刘少奇简要汇报了湖南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4月2日下午，两辆草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在宁乡的沙石公路上颠簸西行。刘少奇紧锁双眉，从车窗里观察一掠而过的田野。按季节，4月的湖南，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疏，房屋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就像刚刚经过一场战争，到处是断壁残垣。看到这些，刘少奇双眉锁得更紧，不断地吸烟，心情十分沉重。当车行至离他的诞生地花明楼炭子冲16华里的王家湾时，一块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跃入眼帘。他下车察看，里面仅有的几头母猪骨瘦毛衰。为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

随行人员用雨布遮住破烂窗户以挡风雨，又找了两块门板，准备架铺，可是在素称“鱼米之乡”的家乡，竟找不到铺床的稻草。刘少奇亲自在“万头猪场”绕了一圈儿，也没看到一根稻草。他走到屋后山坡上，突然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没有臭味。他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说:“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这人吃的是野菜、草根。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问题大啊!”刘少奇这次穿的是一套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走村串户，微服私访，到了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了解食堂和社员生产、生活情况，竟没有一个人认出他。之后，他来到宁乡县县委大院，大白天同县委书记康政走了个照面，也未被认出。直到这位县委书记发现了王光美，才转回来问:“刘主席呢?”王光美指着旁边的少奇同志说:“这不是!”康政惊呆了^[12]!

刘少奇在王家湾住了6天6夜，在这里听取了宁乡县委负责同志和中央调查组负责人胡绩伟的汇报。4月8日下午告别王家湾，驶向韶山。9日下午，刘少奇离开韶山前往长沙。路经湘潭市郊许家垅时，他下车视察，与住在临时医院的农民交谈。当晚，回到长沙。10日，与中共湖南省委交换意见。刘少奇说:我在宁乡王家湾、湘潭许家垅看到的情况，说明粮食缺少，农民饿肚子了。这还是走马看花，察风观色。拟选择一个好的队，蹲下去，解剖一个麻雀。省委当即推荐了一个好典型——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这是全省的一面红旗，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是湖南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刘少奇同意了省委的安排。

4月12日下午，刘少奇前往长沙县天华大队，住在队部王家塘一间不足19平方米的土砖房。房子阴暗潮湿，泥墙已块块剥落。面对这样的住处，地方干部感到不安。刘少奇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两条长凳和两块门板，架成一张床，加上大队部那张陈旧墨黑的长条桌和靠背椅，成了临时办公室兼卧室。刘少奇满意地笑了，说:“比在王家湾进了一步。”4月13日开始调查前，刘少奇叮嘱调查组成员:“搞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我们是为解决问题作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当天下午，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座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分配、住房等问题。座谈会一开始，他说:“‘六十条’是个草案，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哪些不正确，不合实际，要去掉，要纠正，请大家发表意见;要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要解放思想，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要人民公社了，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之下，可以不办，也可以办;可以大办，也可以小办;可以临时办，也可以常年办，都不妨碍社会主义。”接着，他又诚恳地说:“我是来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哪些政策不对，要纠正，然后，我们帮助你们，纠正过往的失误。”然而国家主席恳切的言辞，并没能使天华大队的干部开口，会场静若无人，只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坐在刘少奇身边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的身上。

刘少奇在农民家访谈

刘少奇召开的座谈会遇到了田家英调查组所遇到的相同问题。没人愿意在大型的座谈会上讲出真话，即使会议召开者是国家主席。

这样的情况，使得刘少奇改变计划，4月14日先找生产队干部个别交谈，然后再开会。在个别交谈中，有些干部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些心里话，但是到了生产队长会议上，却又言不由衷，或者欲言又止，没有一个敢说真心话。刘少奇启发说:“生活单干与生产单干不一样，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右倾，更不是反社会主义。”然而，仍没有人回答，人们似乎都在相互提防抓辫子。

南方仲春深夜，又冷又湿，寒气从四面八方侵袭着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刘少奇毫无睡意。他在沉思:建国都十多年了，作为国家主席，想要听到人民的真实心声，怎么这么难啊!

次日，刘少奇不要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往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8位社员，其中有老年、中年、青年，还有两名妇女。刘少奇请秘书给他们敬上一杯茶。由于缺少凳子，他自己站着说:“今天请你们讲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都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少奇脱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国家主席向普通老百姓一脱帽，二鞠躬，三帮工，霎时，使他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与会者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13]。

4月15日晚，刘少奇返回长沙，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4月17日下午，刘少奇返回天华大队。从这天晚上开始，直至30日，先后召开大队总支委员会、大队干部会、生产队干部会、工作组会议，研究解散食堂、做好退赔的思想工作和具体工作。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解决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办;必须遵循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两条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还有，无论是解散公共食堂，还是退赔住房、家具等等，必须坚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千万注意不要造成“新的破坏”，也不要给“五保户”带来新问题。

5月3日傍晚，刘少奇回到了旧居炭子冲，住在少年时代睡过的房子里。第二天，他请来少年时的朋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刘少奇没有忘记，进城的时候，毛泽东说过，我们是进京赶考，要能考上。为了保持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必须时刻了解下情。为此，20世纪50年代初，刘少奇在故乡挑选了几位少年时的朋友和社队干部作农民通讯员，请他们经常反映农村真实情况。黄端生、成敬常、王升萍都是他的农民通讯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分别与他的通讯员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获得了很多的关于农村的一手资料。

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