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环境与目录学根源

一、文化环境与目录学根源

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化”与“社会化”的一切成果，人类活动全部映射在文化上。《易·贲卦》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化”就有“以文教化”的含义;西汉以后，“文化”正式成词并基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大概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2]。现在“文化”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差别很大，狭义的文化常指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对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冯天瑜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化为物质设施和技术装备的物态文化，表现为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社会规范的制度文化，反映民俗、风俗、礼俗与习俗等行为模式的行为文化，体现诸如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心态文化^[3]。心态文化是人类意识的直接显现，行为文化是人类意识支配的社会活动，制度文化是人类意识的理性汇集，物态文化是人类意识的物化结果。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意识的烙印，或者说文化的灵魂是人类意识。

个人意识客观化或社会化，结果往往体现为文献生产。作为社会意识的文献知识，反过来又影响个人意识活动。人类意识沟通形成知识交流，知识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大量文献。文化是文献揭示的对象与内容，文献是文化的载体与反映。在社会实践中，人们通常需要从特定文献中获取特定的人类意识。社会机构收藏的大量文献与人们特定的文献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为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书目全面揭示反映人类文化的文献，目录学植根于文化沃土之中。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目录学兴盛的基础;目录学的进步，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文化繁荣推动书目工作和目录学发展，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目录学的时代性。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人类文化积累和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原始的文字与文献产生。《周礼》等典籍记载了“三皇五帝之书”，《吕氏春秋·先识览》记录了“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4]。因此大禹传子立夏前后，存在书籍和书籍管理官员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殷墟出土甲骨约16万片^[5]，并且甲骨的管理“已有法度”，可视为目录学思想的“渊源”，书目工作的“胚胎”^[6]。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力量日益衰微，“学统王宫”与“私门无著述”已成历史。“学在四夷”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文献整理与编写序录的工作受到孔子及其门人的重视。这说明在我国文化发展十分重要的春秋战国，目录编纂确实存在，目录学幼芽确已产生。余嘉锡先生说得好:“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7]

秦朝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开启了中华一统帝国文化。汉承秦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8]，惠帝废除控制民间书籍的“挟书律”，文景继承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至成帝“百年之间，书集如山”，向歆校书之时典籍已达13 000卷^[9]。此时先有杨仆作《兵录》，后有向歆父子著《别录》、《七略》。后者始创文献六分的书目分类方法，标志着我国目录学正式诞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是一部全面揭示当时典籍的史志目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藏书、校书与毁书此起彼伏，文献分类由六分向四部演变，郑默《中经》、荀勖《中经新簿》与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承前启后，官修目录传承和佛经目录兴起，目录学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唐代官府藏书达8万卷，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正式定形，官修、史志、私藏和佛经目录盛行，书目工作和目录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宋代经济发达，理学兴起，文化繁荣。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书籍空前增多。“宋四大书”之《文苑英华》1 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1 000卷，《册府元龟》1 000卷^[10]。宋末政府所藏文献9 819部，119 972卷，私人及民间藏书数倍于此^[11]。宋代官修、史志、私藏和佛经目录都有所建树，郑樵《通志·校雠略》更是目录学兴盛的成果与见证。清代官修、史志、版本、私家和专科目录并盛，编纂了旷世巨著《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录学成为“显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总结了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末民初，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2]。西方文明涌入中华大地，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我国近代目录学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文化包括人类积极的文明成果，亦包含阴暗丑陋的人为祸害。前者是目录学发展的文化动力，后者则是目录学发展的文化阻力。社会治乱相循，朝代兴衰相替。历次由治变乱，文化自然难逃被破坏的厄运，目录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摧残!战国末期，齐楚等文化在征战之中化为尘土。秦末“楚人一炬”，宫廷藏书惨遭焚毁。西汉末王莽篡政，“宫室图书，并从焚烬”。东汉后期董卓挟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两京大乱，扫地皆尽”。西晋八王之乱，“渠阁文集，靡有孑遗”。南北朝兵戎不止、社会动荡，“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武帝后期侯景造反，“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梁元帝见城将陷，“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唐安史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北宋靖康之难，“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13]。南宋图书随临安陷落而遗散，蒙族入主中原极大地破坏了中华文明。元代重武轻文，官修书目黯然失色。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大规模屠城惨不忍睹，中国人口从明天启六年(1626年)的51 655 459人减至清顺治八年(1651年)的10 633 326人丁(16-60男性)^[14]，二十余年净减一半以上(女性、小孩和老人人口略多于男性)。中华文明再次受到严重摧残，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被无情扼杀。我国近代一百余年战乱频繁，文化典籍损毁或遗散于海内外者不计其数。

历代统治阶级都极力加强思想控制，但是极端的文化政策往往造成灾难性后果。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前代典籍毁灭和学术思想断层。隋炀帝“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15]，封建迷信糟粕和早期科技资料“玉石俱焚”。唐太宗“先道后佛”，武则天“举佛抑道”，唐玄宗崇儒道限佛教，唐武宗灭佛^[16]。佛道二教兴衰交替，宗教文化在统治阶级压制时惨遭破坏。元代乃“八娼九儒十丐”之时代，文人最为落魄，士子多循山林，这种文化环境不利于典籍整理、目录编修和目录学发展。清朝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就达120多起;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就烧书24次，共13 800余部^[17]。乾隆钦定编纂《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大肆修改、撤销和毁坏图书。《四库全书》全毁书2 453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种，销毁石刻24种，几乎与《全书》收录的文献数相等。这是一场给我国古籍造成巨大损失的文化浩劫，“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18]除了人为书厄之外，水灾、失火、鼠害与虫蚀等自然灾害对文献的破坏亦不容忽视。文献和目录学，犹如皮肤与毛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诸多文化典籍惨遭毁灭，导致目录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