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历程

一、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古典目录学一向注重文献整理，重分类，轻编目，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枪炮敲开清政府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之与中华本土文化发生白热化的冲突。在这次冲突初期，虽然西方目录学正处于其形成发展阶段而并没有传入中国，但中国目录学却受这次冲突本身的影响而开始了其近代化的转变。

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西学图书剧增，使书目分类体系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梁启超1896年所撰《西学书目表》共收有关西学图书达644种，其正表部分，著录鸦片战争以后所译西书352种，附录通商以前西人译著85种，近译未印西书88种，国人所著与西学有关的书籍119种。仅从西学图书数量来看，不难发现鸦片战争前后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西学图书尽管早在明末就有翻译，但那时毕竟数量少，《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轻松地将其套入经史子集之中。而随着西译图书的增多，随着人们对声光化电等西方科学技术的逐步了解，人们越来越感到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不适用。一些人开始尝试采用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梁启超即把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教、杂四类，并在《西学书目表》中实际采用了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是对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一次强有力冲击。

其二，西方文化是与中华本土文化不同质的文化，在冲突中，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中华士大夫一则羡其强大，亟欲学之，出现了如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理论;一则惧其强大，亟欲拒之，出现了如顽固派之礼教观，保存国粹之国学等说教，各种思想纷纷出笼。而要传播其思想，教育之外，目录就是最好的工具。目录本身就具有控制文献、辨考学术的功能，用它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实际上只需略作变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急剧冲突期，人们编制目录，不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是为了指导阅读，目录的导读功能被突出放大，从而成为文化冲突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并使目录学也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26]。

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虽然发生于19世纪后期，而其演变最激烈的时期却是在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期。1925年，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27]这可以看做是近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能的一个最好总结。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期，其时间并不很长，其理论也不系统，但却意义深远。

在近代，从《七略》范式及其演变所生发出来的目录学传统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文献整理让位于文献推荐，并逐渐循此而展开了对读者的研究。从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文献不再仅仅是藏而难用甚至藏而不用的特藏，而逐渐成为读者可以自由使用的宝藏，目录工作也由此开始全面转向图书馆而展开，便于读者查寻和利用图书成为图书馆学目录学的主题。

在近代文化冲突与交融期，新旧目录学也展开着尖锐的冲突，实质上也就是传统与新目录学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据李小缘的看法，目录学家共形成了四个流派，即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以及介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至于目录学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1948年黎锦熙在《新目录学论丛》中提出了其“四化一元”观，即在“读书指导”与“图书管理”渐发生“对立的矛盾性”时，应当用“部类”去“控制”一切文献，目录学应当“世界化”，适应“世界之统一趋势”;应当“现代化”，要对文献按“时代标准”进行“客观的分析”;还应当“科学化”与“工业化”。这就是“四化”。“一元”指的是对图书进行统一部类，统一管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