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发展通用书目技术，促进目录学向应用化方向发展

三、注重发展通用书目技术，促进目录学向应用化方向发展

传统目录学，特别是中国古典目录学认为，目录学具有兼治学术史的功能。对于目录学兼治学术史这一观点，余嘉锡先生也曾总结:“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传统目录学之所以能够承担学术史研究职能，主要是由书目和目录学的特性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古代目录的篇目、解题和小序都能服务于学术史;四分法、六分法和七分法等分类方法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聚类文献以及较为清楚的思路;而导读书目则具有了权威性和普及性。

然而在数字化环境中，目录学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术史的职能已经不再是目录学的主要职能。首先，目录学研究学术史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数字时代文献信息数量的大量增长，对每一文献进行研究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学科和新技术不断涌现，其中许多学科具有探索性质，根本没有“前车之鉴”可供参考，目录学兼治学术史的功能无法得到发挥;缺乏专业背景的书目情报工作者无法胜任研究学术史的重任。

数字时代，目录学不应将服务对象仅仅局限于学者，而应扩展到所有具有信息需求的信息用户，其主要功能是发展通用的书目方法，为普通信息用户提供在海量信息中发现资源和利用资源的线索。

目录学向来有研究方法的传统，从最初刘向、刘歆整理文献总结“剖判条流，各有其部”的分类方法到近代为推荐文献、传播思想、方便检索而编制导读目录和图书馆馆藏书目，书目方法一直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传统目录学方法需要得到继承和发扬，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业务体系更应成为当前目录学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具体来说，数字时代目录学的业务体系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文献选择。人类长期积淀下来的对纸张的信任，使印刷文字的权威和认可度依然无法取代。电子文献虽然存储量大，表现形式更为丰富，但由于其易于修改、复制和难以防伪的特点，使人们对其可靠性存有疑虑，重要的、具有权威和认证作用的文献只能以传统印刷或纸质手抄型文献存在。对纸质文献的依赖和对电子文献的不信任使得书目导读服务至今仍然是书目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文献选择是开展导读工作的核心。因此，目录学在继续研究传统文献选择方法的同时也要积极摸索电子文献的选择方式，探寻为用户筛选科学价值高、真实性强、安全的信息与来源的有效途径。

(2)信息发现。信息的海量增长为人们带来丰富资源的同时也为用户的选择和利用带来了困难。面对数量巨大、良莠不齐的信息，用户感到无从下手。使用适当的方法发现有用信息成为广大信息用户的迫切需求。虽然现在大型搜索引擎的出现部分满足了用户的这一需求，但搜索引擎同样存在着查找信息不精确的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上也存在着大量得不到有效开发的信息资源，这些被称为“看不见的网页”资源由于链接层次较深而无法轻易被搜索检索到，从而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因此，发展和改进信息发现方法，为用户寻找操作简易且准确性高的信息检索途径应该成为目录学方法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信息描述。信息描述是在传统的文献描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传统目录学方法的延伸和发展。在数字时代，对信息描述方法的研究应重点放在电子资源的描述上。由于电子资源在形态、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纸质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文献描述方法套用在电子资源的描述上。目前，针对网上资源的特性，目录学和图书馆学领域在资源描述上得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都柏林元数据集DC、机读目录MARC，并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实践。如何完整、准确揭示网络信息资源以及信息描述的标准化将成为目录学对信息描述问题研究的重点。

(4)信息组织。信息组织同样是目录学传统研究的内容之一，传统的书目信息组织包含制作书目款目、选择编排书目款目、编制辅助索引等步骤。现代书目信息组织本质上仍然经历这三个步骤，但在表现方式、技术手段上已有较大进步。与此同时，网络二次信息的组织方式也成为信息组织的组成部分，常用方式有搜索引擎方法和自动标引技术两种。近年来，图书馆界提出了引入FRBR的思想和概念框架来改造传统书目数据库的结构，探索描述书目记录之间的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呈现给用户，而这也是今后信息组织研究的重点。

(5)信息服务。传统的书目信息服务主要集中在馆藏书目查询和导读书目的编制上。但随着网络的不断延伸，传统的信息服务方法已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必须作出调整。除了传统卡片目录的数字化之外，提供联合目录查询、网上资源导航、数据库服务以及虚拟参考咨询都应该成为信息服务的内容。在将来的研究中，学者不仅要研究实现这些信息服务的技术手段，还要对如何使多种信息服务有效开展，最大限度服务用户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