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主体精神

三、理性与主体精神

如果说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对理性持批判态度，时时警惕理性跨越有限的领域、滥用自己的权利，那么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则积极推崇理性，甚至把理性由人的思维形式扩大为思维的实体，使之成为创造自然与社会的理性的上帝。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始于笛卡儿，中经莱布尼茨，到黑格尔达到最完备的形态。

(一)笛卡儿：理性与思维方法

在笛卡儿那里，思维方法是哲学大厦的基础。他强调，只有建立了新的哲学方法，才能建立新的哲学体系，战胜按照思辨推理建立起来的空洞的经院哲学。他力图通过思维方法把理性扩大到一切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16]

笛卡儿的理性原则集中体现在思维方法上。他的思维方法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笛卡儿主要是在对数学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他的方法论体系。他认为，或然性的东西是虚幻的、没有普遍必然性的，哲学不能建立在这些或然性的东西之上，哲学必须建立在一些最简单、最明确、最确定的观念的基础之上。那么，运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到这些观念呢?笛卡儿转向数学、几何学的研究。他认为：“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17]在他看来，数学和几何学首先就能满足找到确定性原则的要求，同时还为能找到确定性原则提供一系列的方法。他提出的对各个部分进行分析、综合、列举等方法，都是从数学、几何学中提炼出“次序和量度”的本质而形成的。

第二，笛卡儿以纯粹、明白、确定的思考者作为确定性原则的思维主体。这个思考者就是“我”，“我思，故我在”就是笛卡儿对这个思考者的证明。他指出：“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18]

笛卡儿的思维方法的这两个特点构成了笛卡儿体系的内在矛盾。数学、几何学是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建立起来的，而纯思维的“我”则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者，不受数学、几何学逻辑规则的限制。正是这种矛盾，使后来的唯理性主义哲学家，特别是莱布尼茨，极力反对笛卡儿把理性数学化，力图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思考理性的问题。

(二)莱布尼茨：理性与人的自由

莱布尼茨从人的自由、人的活动的角度说明理性。他认为，人的自由由理性和欲望两种功能构成。理性是自由的内在必然性，是人的信仰、情感、意志的内在根据;欲望是人的完满性、自足性，是单子运动的内在源泉，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活动。正是由于这两种功能，人的活动才与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

莱布尼茨把这一思想运用于认识论中，认为认识主体是具有主动能力的精神实体。认识主体具有三种功能：理解力、价值、意志，它们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理解力也就是理智，是“一种和反省的功能相结合的清楚的知觉”^[19]，是主体认识的知。在认识活动中，它引导人们认识必然的真理，保证人的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功能是主体对各种善和恶、合理和不合理的判断，这种功能不是以逻辑、纯粹言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情感、趋向表现出来。价值功能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引导人去认识合理的、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引导人去认识那些表面上很完善而实际上并不完善、没有意义的东西。因此，它是人们可能得到假判断的重要来源之一。意志功能是主体意志能力的实际运用。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它表示人的意欲、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与趋向。意志在表现主体对待客体的态度与趋向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目的性。“意欲是趋向人们觉得好的和远离人们觉得坏的东西的努力或倾向。”^[20]这种目的性表明了人类认识的选择性，也表明了人的自由。二是具有偶然性。意志决断好和坏，不是以逻辑的必然性为根据，而是对好和坏的察觉的直接结果，它对好和坏的支持也不依靠逻辑必然性，而只依靠“一种坚定和持之以恒的决心”^[21]。这种偶然性导致了人的认识成果——知识的非必然性。在这两个特点中，目的性表明了意志在认识中的积极作用，突出地表明了人的认识活动的特点，强调了意志是人的认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偶然性却又表明，认识仅仅凭意志是行不通的，必须还有其他的功能，即理智和价值功能。在这三种功能中，理智是最重要的，是衡量认识合理性、知识可靠性的标准。

莱布尼茨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思维形式，是认识的合理性、真理性的标准，这是他与笛卡儿思想的相似相通之处。但是，他没有把理性看作是人的唯一的认识形式，企图以价值和意志作为理性认识的补充，说明人的认识的能动性，这又使他不同于笛卡儿，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机械论的局限性，具有更多的辩证法因素。然而，莱布尼茨对人的认识能动性的理解是不彻底的。他的单子论由三个部分构成：连续性原则、自由原则和上帝。这三个部分依次排列，自由原则是连续性原则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上帝是自由原则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来自上帝的先定和谐。这样，莱布尼茨在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的原则指导下建构的哲学体系，仍然无法解决主体认识的能动性问题^[22]。

(三)黑格尔：理性与绝对精神

笛卡儿以理性认识决定哲学本体，莱布尼茨则使理性认识从属于本体，两者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认识的能动性问题。康德经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把本体和现象割裂开来，将理性认识限制在现象的范围之内，要求人们重新思考理性和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黑格尔继承了莱布尼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但又不使认识论从属于本体论，而是将认识论与本体论合一。他认为，本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本体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认识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性精神也就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本身就是能动的，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在这里，黑格尔完成了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把理性扩张为思维的实体的逻辑进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认识论的重要观点。贺麟先生把这些观点概括为：“第一，哲学应该是一种有体系的科学，必须展开为踏实可靠的系统的科学知识。第二，真理不是片面的、抽象的、形式的，真理是一个有机的全体，是克服矛盾和克服片面性的过程。第三，单调的、抽象的普遍性只是形式主义，辩证法必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第四，实体就是主体，主体有能动性，主体与客体不应是浑沌神秘的同一。”^[23]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历史和人的认识都是人自己创造的。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含有合理的内核。

但是，由于黑格尔把理性的、纯逻辑的东西看作是人的唯一特性，并以三段式的框架来构造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进而构造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又使他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第一，黑格尔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制订出所谓“辩证逻辑”，否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企图揭示自然和社会的辩证运动图景。然而，他的“辩证逻辑”的基本构架是“正、反、合”三段式，当他运用三段式研究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时，就用这种单一的僵硬的框架规范、裁割这些领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否定了它们各自的特殊运动形式，否定了它们发展中的偶然性，其结果往往是全然荒谬的。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由严密的、具有确定性的推理形式构成的，内部并不包含偶然性发生的机制。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从当时自然科学中提炼出的哲学，本应当作为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但是，黑格尔却把认识论抬到了本体论的地位，把思维看作是科学和历史的创造者，使哲学再度成为“科学的科学”，从而丧失了哲学的功能。

第三，黑格尔强调认识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历史因素，把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是主体自我创造的伟大运动。但是，他在表述这一运动过程时，把主体异化为实体，变成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客观精神，这就否定了人自身具有能动性。在他那里，主体的能动性是客观精神给予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历史运动是客观精神运动的表现。因此，黑格尔并没有把人、人的能动性、人的历史真正结合起来，他对认识主体能动性的阐述不过是他所预设的前提的同义反复。

黑格尔哲学，无论从它提出的方法、体系看，还是从它论述的前提、出发点看，都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他没有对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科学的研究对象进行认真的清理，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时混杂着哲学的思辨，在探讨哲学问题时念念不忘科学的研究对象，总想把科学的研究也囊括进来，这就既妨碍了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康德哲学终结了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那么，黑格尔哲学则终结了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矛盾与困境也就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矛盾与困境。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在发展中所产生的两条认识路线，洛克——休谟——康德的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笛卡儿——莱布尼茨——黑格尔的近代唯理性主义认识论，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近代认识论，力图揭示理性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但同时也从不同的方面暴露了用自然科学方法考察人的理性活动、阐发认识论问题的片面性，暴露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走出近代哲学的困境，是现代哲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