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启发

二、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启发

但是，仅仅停留在皮亚杰的功能性说明上，并不能完全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是一般地肯定活动的结构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而是要具体地考察活动的结构具有怎样的自我调整功能，这种功能对于活动结构的转换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从前面对活动结构的分析中，我们指出，活动是人的自我精神的创造活动，这种活动的实际过程是面对外部世界、不断构造文化认知场，因此，活动结构的自我调节性就是主体选择、调节、创造文化认知场。具体地说，活动结构的自我调整通过两种功能而实现：一是理性的批判，二是情感的启发。

(一)理性的批判

要了解理性的批判的含义及其意义，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理性。人的理性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理性以感性、知性为基础，它的任务是加工、改造感性与知性提供的认识对象。因此，尽管它能够有选择地加工、改造对象，但本质上却努力适应对象，服从于外部世界的规律。与消极的理性不同，积极的理性是指人面对整个外部世界和自身认识状态所表现出的内在力量，简言之，是人的认识能力。积极的理性不发生在认识过程的某一阶段，而是表现为与人的习惯相对抗的力量。习惯是对常识的依赖，积极的理性则是对常识的否定和超越。可见，消极的理性相对于感性、知性而言，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积极的理性则相对于人的习惯而言，是一种对外部世界及对象进行否定和超越的能力。我们所说的理性的批判，是指积极的理性的批判。

理性要否定、超越常识，必须借助批判。批判是主体对对象的探索、检验。理性的批判是积极的理性在客观对象面前所表现出的自由。客观对象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包括认识的对象及认识的出发点、认识主体的精神状态及主体的行为、常识及支持常识的基础。客观对象的这些内容都是理性批判所要涉及的。

创造性的认识活动首先要确立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这对创造性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理性对对象和出发点的批判，是选择认识的内环境，把直接与认识有关的对象突现出来，成为主体注意的中心。这种活动如果发生在认识的过程之中，则意味着认识活动的转向，内环境与外环境的调整;如果发生在认识活动的开端，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认知场的建立。

对对象的理性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主体精神状态和主体行为的理性批判。主体行为取决于主体精神状态，而主体的精神状态主要由一定的理论框架所决定，理性的批判是对主体所使用的理论框架的批判，或确立理论框架，或更换理论框架。这样一来，理性的批判就成为开发智力创造的重要环节，通过对以往思维方式的批判，可以发现以往思维框架的错误和逻辑矛盾。在克服错误、解决逻辑矛盾之后，就能使新的思维框架优越于旧的思维框架，成为日后人们所能接受的思维框架。

不论是对对象的批判，还是对主体精神状态的批判，都是对常识的批判。常识是由人对已有文化环境的依赖而形成的，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创造活动的产品，一旦被积淀于文化深层结构中，也会转化为常识。常识是人的文化创造的惰性力，批判常识，就是消除惰性，开启人的认识的创造性。

因此，理性的批判对人类认识活动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批判已有的认识状态，校正新的认识方向，确立新的文化认知场;二是通过批判常识，开启人的创造性思维。这两方面都是认识创新的必要条件。

当我们强调理性的批判的意义时，必然产生出这样一个问题：理性的批判是否会影响认识的客观性呢?在这里，我们通过比较理性批判的客观性和常识的客观性来加以说明。理性批判的客观性与常识的客观性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基础不同。理性的批判所针对的是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批判，因此，它的客观性建立在文化—历史的基础之上，是历史的客观性。常识的客观性则依赖于人对外部世界的信仰。人之所以依赖常识，是出自于他信仰常识，因此，常识的客观性建立在人的信仰之上，是信仰的客观性。由于基础的不同，理性的批判与常识所获得的客观性的认识也不同。理性的批判对认识的历史前提中错误的与正确的东西、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东西、可能的与现实的东西、必然的与偶然的东西进行了逐一检验，所获得的客观性认识比较可靠。而信仰常常是不加清理、不加检验地对待认识对象和现行的认识状态，这使认识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获得的客观性认识往往是不可靠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如波普所说，常识认识的客观知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常识的客观性虽然不如理性批判可靠，但在对待认识对象上，比理性的批判更宽容，它可以把理性的批判所排斥的东西、视之为不合理的东西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因此，它比理性的批判具有更广阔的对象，比理性的批判具有更大的拓展力。通过比较理性的批判和常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理性的批判不仅不会影响认识的客观性，而且能获得更深刻、更可靠的客观性;理性的批判并不排斥、抛弃常识，而是以常识的客观性为基础，对常识加以扬弃。常识给人更广阔的认识视野，理性的批判给人更深刻的认识客观性，两者相济，才能推动人的认识发展和进步。

理性的批判只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主动性，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要求，它本身并不能实现文化认知场的形成和转换;实现文化认知场的转换，形成文化认知场，还需要情感的启发。通过情感的启发，理性的批判渗入文化认知场的主体与客体之中，建立起新的意义系统。

(二)情感的启发

人的情感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与人的生理活动相联系的情绪，也有与美感相联系的情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情感是指后一种形式的情感。要弄清这种情感的本质和作用，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美感。

一般地说，美感是人对客观对象的快乐的心理感受，即快感。美感首先与人的感觉相联系，以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莱布尼茨就是从感觉来规定美感，认为，“美感是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感觉，是无数微小感觉的结合体”^[32]。但是，美感不是一般的感性活动，而是积淀着人的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感性活动。康德认为，美感既是个体心灵的感受，又必须具有普遍性，具有理性。他说：“美只适用于人类，换句话说，适用于动物性的又具有理性的生灵——因为人不仅是有理性(就是说，有灵魂)的，但同时也是一种动物。”^[33]由于美包含着人的理性，因而美感也就包括着人的理性、普遍性。美感的理性与逻辑的理性不同。逻辑的理性是概念的，美感的理性是主观的、被表象出来的。前者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后者则具有主观的普遍有效性。主观的普遍有效性主要指理解力和想象力。有的学者概括了康德的这一思想，认为“美感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它们是在个体的感性中积淀着社会的理性”^[34]。同时还认为，探讨美感的理性，仅谈理解力和想象力是不够的，还应包括感知、情感。感知、理解、想象、情感，这四种要素在审美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感知是感官对客观对象的感受;理解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和认识;想象是审美实现的手段;情感是审美的动力。情感刺激人的想象力，是理解的最深刻的感受和内容。我认为，在这四种因素中，情感是最直接地表达人的目的和意向的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具有功能性的意义。正是这样，我以美感中的情感因素为认识活动的功能之一。

与美感相联系的情感在活动的结构中启发主体的创造性，体现着主体创造性的内在力量。这种启发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感是人的创造力发挥的动力。

美感中的情感有着特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它不同于人的日常生理所表现的情绪，而有着深层的理性积淀，和人的趣味、鉴赏联系在一起，体现主体对客体的评价，体现主体的倾向、意向和目的。同时，它又不同于运用抽象概念的理性。抽象概念的理性要受概念推理的逻辑必然性的支配，情感则不受这种抽象必然性的支配，是自由的，不受必然性所约束的，因此，情感既有理性因素，又是非理性的。

情感的这一特点常常给人造就一种创作的心理环境。理性的情感规定着人的创作目标、创作方向及创作的基础，使创作不同于自由遐想;非理性的情感则启动理性的心灵，打破陈旧的规范，以新颖的形式、新颖的思维表达理性的情感，开拓出崭新的思维空间。

一部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作者长期理性积淀而成的深层情感的自由宣泄，是作者借助自由奔放的想象力塑造出的合乎自己情感、理想的模型。罗曼·罗兰塑造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就是为了发泄胸中抑制已久的怨愤不平之气，向埋没人才的腐朽社会挑战。这是作者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反抗写得那样有声有色的原因之一。然而，罗曼·罗兰并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在历史的文献中去寻找那些强有力的人格，去构造一部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历史文学巨著，而是在“霞尼古勒的启示”刺激之下，创作了一部音乐文学名篇。这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特色。“霞尼古勒启示”不是罗曼·罗兰心灵偶然迸发的灵感，而是他借助意大利罗马城郊霞尼古勒山的霞光舒展自己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这种情感为他的创作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心理环境。罗曼·罗兰曾在《回忆录》中回溯了这一创作过程：“一八九○年三月，在霞尼古勒山上。我沉浸在遐想中。夕阳照耀，罗马城上红光闪闪。围绕着城市的田野如同一片汪洋。天上的眼睛吸饮我的灵魂。我立足不定，失去了时间概念。忽然间，我将闭着的眼睛微微张开。在远处，我望见祖国，看见我的那些成见和我自己。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生命，自由的、赤裸裸的生命。这是一道闪光。……就在这儿，《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被孕育。当然，他那时还没有成形。可是他的生命的核心，已经下了种。什么样的核心?纯洁的眼光，超乎各国‘混战之上’，超乎时间的自由眼光。独立的创造者，他用贝多芬的眼睛，观察和批判当前的欧洲。在霞尼古勒山上的一瞬间，我就是那样一个创造者。后来，我用了二十年工夫，把这一切表达出来。”^[35]

对自然美的追求，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的情感。这种情感激励他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创造新的理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音乐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在起源上是不同的，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可是它们互相补充着。”^[36]可以说，科学家对自然美的感情是与他们的创作工作相联系的。在科学家那里，自然美是由他们所创造的，关于自然和谐与秩序的奇异构造，既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也是他们关于自然美的情感的显露。伽利略创造的数学—实验方法之所以美，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数学与经验自然科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之所以美，就在于爱因斯坦第一次把时空概念和物质运动概念以独特、宏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样，我认为，培根提出科学美的标准真正抓住了科学美的本性：“没有一个极美的东西不是在调和中有着某些奇异！”^[37]追求奇异、创新的情感正是刺激科学家进行创造活动的动力。

第二，情感是实现人的创造力的中介。

情感是可传达、可被体验到的。苏珊·朗格曾经说明情感的这一特性：“所谓情感活动，就是指伴随着某种十分复杂但又清晰鲜明的思想活动而产生的有节奏的感受。”^[38]情感的传达可以使主体以体验的方式理解外部信息，通过这种体验，主体中的一些无意识的感受突现出来，清晰起来，成为可理解、可意识到的东西，从而使人由被动的、感性的人成为自觉的、理性的人，形成认识的目的。席勒已经意识到情感所具有的这一中介作用。他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尽管这种中间状态本身对于我们的判断和意向都不能起决定作用，因此理智的和道德的价值都不能由它就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只有通过它这个必要条件，才能下一个判断或定一个意向。总之，若是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39]

席勒是从整个社会活动出发来考察情感作用的，而我则要从人的认识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情感对认识的转换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新联系的预先感知，使主体能够在没有完全理解外部世界时，就具有了关于外部世界新联系的模糊印象，产生了新的认知图景;二是使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由感性到理性，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新作品。这两方面在认识创造活动中同时发生，形成认识的理想模型向现实的转换。情感在创造活动中的双重作用已为许多科学家深切感受。开普勒在他的《世界的和谐》中写道：“人们可以问，那不参与概念思维，因此可能没有和谐关系的预先知识的灵魂的能力，是如何认识到外部世界给出的那些关系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所有的纯粹的理念，或者就如我们所说的，和谐的原型，是固有存在于领悟了它们的那些人们身上的。但是，它们不是首先通过一个概念的过程被接受，相反，是这些个人的一种可说是天然的直觉和天赋的产物。”比开普勒晚得多的泡利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精确：“从最初无序的实验数据到达理念的桥梁，是由早就存在于灵魂——开(刻)卜勒的原型——中的一定的原始的表象所组成的。这些原始的表象并不处在意识中或与特殊的理性上可公式化的思想相联系。相反，它是一个属于人的灵魂的无意识区域的形式，即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内容的表象问题，这个内容不是被想出来的，而仿佛是被图画似地看出来的。对一片新的知识得到了解时我们感到的欣喜，是由于这种早就存在的表象与外界客体的行为达到了一致而产生的。”泡利作了这样的结语：“我们决不会宣布适当的公式所写下的命题是人的理性的唯一可能的推测。”^[40]

情感在实现创造活动中的中介作用，一方面表明情感对于创造活动必不可少，它不仅是创造的动力，而且为理性提供原型思维，消除感性认识的被动性;另一方面又表明，单凭情感并不能实现创造活动。创造出完整的作品，必须通过理性的构造与批判。理性创作作品，并通过批判为创造活动奠定基础，指导方向，使情感的启示更有意义。这是情感对理性的依赖性。哥白尼的学说最初是审美性的。他说：“我认为相信这一说法(太阳中心学说——引者)，比起把地球保持在中心的人们必须假设大数的球层因而混淆了观点的办法，要容易接受些。这样，我们倒是顺从自然，自然之道，并不产生任何徒然的或多余的东西，而是倾向于赋予一因以多果。”在逐一叙述行星星体后，他归结道：“在一切的正中，坐着太阳，如登宝座。在这最美丽的神庙里，要这个发光体能同时照明一切，还能有更好的位置来放它吗?他被叫做明灯、精神、宇宙主宰，都很正当。……所以太阳如坐在皇座上，管理他的儿女们，就是绕着他转的那些行星。地球有月球为她服务。如亚理斯多德在他的‘论动物各部分’里所说，月球和地球的关系最密切。此际，地球受孕于太阳，所孕的是每年再生一次。”^[41]就哥白尼自己所创立的学说来说，并没有十分的可靠性，难以为社会所承认。只有在布鲁诺、伽利略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活动加以证实后，这个学说才成为可靠的，才有了使人信服的理由。正是这样，伽利略才能在同宗教的斗争中获胜，从而大大提高了新的、革命性的实验科学的威望。^[42]

通过以上对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启示及其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活动中，情感打破必然性对人的思想的束缚，启发人的自由创造性;理性为人的创造奠定基础，指出方向，使认识主体能够准确地把外部世界纳入人的认识视野。因此，只有达到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启示的统一，人的活动才是完善的、自由的活动，人的认识才能达到真与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