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2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
1949年以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在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起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顿、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90年代初的发展高峰以及此后的平稳发展阶段。研究内容“涉及档案保护和修复的方方面面，从传统的纸质档案到新型档案，从档案制成材料到档案保护方法，从库房建筑设备到档案保管环境，从经验交流到理论研究，从基本技术到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范围宽泛，成果迭出”。[70]粗略地加以归纳，我国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成果散见于“八五”至“十五”期间的综述性论文之中。[71]
1996年以前的10年，“档案保护技术作为档案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发展，是生气勃勃、硕果累累的”。[72]笔者对1949—2000年的档案保护技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范围宽泛，成果迭出”。[73]进入21世纪后，“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成绩斐然”。[74]
这些成果中，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的论文反映了一定学科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也能够反映该学科学术研究的概况。各种学术刊物根据其影响因子的大小，以影响因子值为依据按所在学科进行排序，形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6年度，CSSCI各学科来源期刊共493种，其中，图书、情报与档案学18种，不仅在数量上与前几年基本持平，而且入选的来源期刊变化也不大（排序略有变动）。这反映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刊物质量的稳定性，从而使得以这些学术期刊为依据的调查统计具有意义。
现以2006年度CSSCI收录的18种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源刊为依据，以“保护”、“保存”、“保管”为关键词，统计了1996—2006年间发表于上述源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术研究论文数量（见表6-6），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考察我国近10年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总结这段时间研究的不足之处，分析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为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6.4.2.1 近10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10年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在已有的成绩上稳步发展。从研究内容上看，CSSCI源刊上发表的159篇学术论文覆盖面比较宽，基本上涵盖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方方面面。笔者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技术研究三个方面加以归纳。
表6-6 图书、情报与档案学CSSCI源刊1996—2006年发表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论文数量统计
（1）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的研究
以史为鉴，可明得失。系统总结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并为当代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是研究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①古代档案文献保护史的研究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悠久。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挖掘传统技术以供当代的保护工作实践借鉴是近10年研究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不少成果。
成果之一是景卫东、张效延运用考证方法论证了兰台与档案保护的关系。作者分析了汉代以前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方法，将古代药物保护之法分为植物性、矿物性和动物性用药，并提出了植物性用药兰草与档案保护的关系：“‘兰台’为汉代宫廷藏书处，该处是由于早期人们普遍使用兰草防虫避蠹保护档案秘籍而得名。”[75]这种释义颇具新意。
“按照档案制成材料的不同笔者将人类发展迄今的档案记录技术分为三个阶段：直接取材于自然物或简单加工材料阶段、纸张记录阶段和新型材料记录阶段。”[76]赵淑梅以材料史为脉络，对档案文献记录技术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从载体材料、记录材料、记录工具、信息表现形式、所形成的档案名称、档案寿命等特征进行了扼要的分析，是关于档案文献发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档案保护史论》中，仇壮丽从档案载体和记录材料发展史、档案库房建筑发展史、档案保护技术与方法发展史、档案保护制度发展史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此为脉络，作者条分缕析，总结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对于当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历史活在现实的各种细节当中。档案保护史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将有利于现在和将来档案保护工作的发展。”[77]
另一项系统地研究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作品是许士平撰写的《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概览》。作者仅仅涉及古代档案保护的技术层面，并提纲挈领地从库房建筑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修裱技术、保护技术管理规章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作者点明了开展保护史研究的目的，“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从先秦时期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新，日臻完善，古代档案保护技术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档案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78]
②保护技术历史经验的研究
能否有效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首先取决于是否具备保护的意识。蒋卫荣、王铭认为，这种保护意识早已存在。“古代档案保护意识及有效途径则主要集中于档案库的建筑及防火、载体材料的选择上，即从源头上把握、保证档案信息内容的安全性。当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会考虑防潮、防尘及防鼠的要求。”[79]石渠阁、后湖黄册库和皇史宬在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意识的具体体现。
如何总结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经验引起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张清志将我国古代文献保护技术分为文献保管技术、文献馆库建筑技术、文献修裱技术三个方面。[80]冯淳玲将古代图书文献遭受破坏的类型分为火灾之害、水祸之害、虫蛀之害，并依次总结了古代的防火、防水以及防霉防虫之法。[81]林子雄则以“通风”、“万年红”、“用药”、“移动”、“晒书”五种经验方法为例剖析了古代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方法，并与当代的实践进行了对比分析。[82]应长兴，林祖藻则从善本、古籍的特殊价值出发，分析了图书馆善本、古籍图书保护办法：配制楠木夹板保护善本古籍图书；使用樟木箱装书；樟脑丸驱虫；书库保持清洁、通风和免除灰尘；曝书；蒸书；破书的修补；中草药防虫法。[83]
丁春梅认为，宋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其根本原因应当归结于档案文献用纸遴选制度科学、管理与保护措施到位。在纸张方面，作者总结了宋代公文用纸制度的特点，将其归纳为“一是公文纸的种类繁多，有黄纸、白纸、绫纸、罗纸、金花纸等；二是公文纸的质量较高，公文纸比一般民间用纸要求更高；三是公文用纸中体现等级的内容，黄纸为皇帝诏令文书的用纸……官员上奏书只能用白纸。……四是宋代首创的贴黄制和引黄制，这两项公文用纸制度的实行，它对提高公文处理效率，加速公文办理的速度，有较好的推动作用”。[84]在管理方面，各种档案据其价值在保管期限上分为“长留”和“非应长留”两种，“诸制书及要害文书，若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狱案之类”需要长期保存。在保护方面，不仅规定公文采用黄纸、椒纸等，以保障用纸的质量，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如将每年仲夏时节晾晒档案作为一项制度写入法典；对于受损的档案，依据其受损情况，分别采取“收寻晒暴、雇人誊写”等方法以抢救档案。[85]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古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既具备保护的意识，也开发了不少技术方法，为后世积累了经验，是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一笔重要财富。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古代的保护经验不少出现于近现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不可能完全移植。正如蒋卫荣、王铭所言，“古代文献（文物）保护技术的移植是有选择性的，档案保护技术的移植也是如此”。[86]仇壮丽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很多经验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继承的，因为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很多经验是我们可以继承的，例如技术层面的经验。”[87]因此，如何扬弃传统的保护观念和技术方法，通过推陈出新以推动我国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2）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
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近10年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到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推动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的开展，由此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既有关于档案文献材料特性的研究，又有关于环境条件的研究，还有关于学科体系、外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档案文献材料特性的研究往往与其保护修复技术结合在一起，为避免重复，笔者将该部分内容纳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修复技术中进行总结。
①关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保管环境
近10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环境研究的文献既不多见，也缺乏系统性。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害气体
各种环境因素中，二氧化硫是危害档案文献遗产的主要环境因素之一。卢英、丁菱做了通过二氧化硫处理后考察环境湿度对胶版纸理化性能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在三种湿度条件下，胶版纸的耐折度、抗张强度、白度%、pH值的平均损失率并不相同，但都处于绝对损失状态，并且随着湿度的升高，其平均损失率增大。[88]作者对新闻纸、宣纸、胶版纸的理化指标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89]
·光化学烟雾
翟兴运分析了光化学烟雾形成的原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策之一是合理选择库房建筑地址。对策之二是合理选择通风时机和使用空气过滤设施。根据光化学烟雾形成的规律，库房通风应尽量避免中午时段，最好选择在清早或夜间进行。对策之三是提高库房密闭程度，库房窗缝可以采用海绵橡胶条、硅橡胶条或聚氯酯等进行填塞密闭，门的四周也可钉上胶条；对策之四是搞好库房周围的绿化。[90]
·温湿度
刘振民、梁朝玉实地考察了九华山藏经楼内所保存的佛经、档案的保护状况。作者分析了九华山自然环境、化城寺的地形地势以及藏经楼建筑结构对于高热保温、防潮排湿方面的作用。作者认为，藏经楼的木柜和函套装具、佛经翻凉措施、香火等对于保护藏经楼的档案文献遗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91]
武丽、景卫东分析了不同载体材料的工作环境和保管环境。[92]从作者列举的各种数据可以看出，各种新型载体的保管环境比较宽松；然而，从长期保护的角度出发，温湿度环境条件需要控制在相关标准或规范规定的比较严格的范围之内。
②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学科体系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学科体系日臻完善。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新材料不断地应用于记录档案文献，保护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在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学科建设方面问题的研究。
金波分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体系结构模式，尤其是它的优势，并指出了该模式的某些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在系统性研究、超前研究方面尚有不足之处，各章节之间体现不出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种结构模式主要是针对纸质档案的保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载体材料的大量出现，此结构模式显得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大量出现，对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的思想、方法、理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93]
赵淑梅直言不讳地总结了本学科体系的缺陷：“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实质内容揭示不科学”；“现有档案保护技术学对档案寿命的研究内容是不完整的。”[94]同时，作者道出了自己的种种“困惑”：“已有理论框架体系存在诸多的缺陷，无法用修修补补的办法来完善”；“实践上许多保护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传统档案保护理论与实践无法指导和解决电子档案保护的问题”；“从事档案保护技术的人员的出路面临着困境。”[95]因此，作者主张变革本学科的学科体系，以适应当代环境与实践的需要，并身体力行提出了重新构建学科体系的方法。
·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
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近10年来的讨论并不多见。金波认为，本学科体系构建必须遵循“科学性原则”、“逻辑性原则”、“发展性原则”。[96]笔者认为，构建本学科体系时，必须遵守“科学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形式逻辑原则”。[97]看来，无论怎样构建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原则，都必须将科学性原则放在首位。
·学科体系构建方法
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中，档案文献数量愈来愈多。尤其是随着信息载体的不断更新以及电子档案文献的大量涌现，当代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在急剧膨胀。构建学科体系必然要反映这些变化，并将其纳入新的学科体系之中。例如，赵淑梅倡导建立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并提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在研究对象上，总结为“探索数字信息的完整、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法规体系、其目的是保持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长期可读性”。在研究内容上，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主要内容由“文件形成技术”、“档案利用传输技术”、“保管技术”和“信息修复技术”等主干技术构成。[98]
如何构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的体系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我们相信，即将推出的本学科国家精品课程将或多或少地受到上述研究成果的影响，通过拓宽学科体系、补充新的内容使得学科体系变得更加完善。
③国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
近10年来，图书、情报与档案学CSSCI源刊中共有4篇介绍国外保护技术工作及其成果的文章。
其一是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馆介绍。该馆是从机构和保护措施两个方面保证文献遗产保护。在机构设置上，国家档案馆设置了纸品保护实验室、照片复制实验室和缩微中心，为保护工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从保护方法上看，加拿大国家档案馆1872年诞生以来便逐渐积累丰富的保护技术知识，非常注重对环境的监测，对缩微品、电影片进行保护性拷贝，大面积除酸等保护方法，使用“叶铸”工艺以及“引力桌”修复纸制文件以及照片，还开发了其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项目，例如永久性纸张等。[99]
其二是泰王国档案馆保护工作。在机构设置方面，泰王国档案馆专门设立了档案保护技术处，从事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摸索出不少保护经验：“把住进口，以防为主。”“检查收进档案的酸碱度、对破损档案提出修复意见、进行杀虫和除霉。”“创造条件，注意保护。”“传统与现代技术并用。”尤其是在修复方面，“在继承传统技术方法的同时，引进了丝网膜加固技术、防虫无淀粉质黏结剂、使用新的防虫剂等。”[100]
其三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工作。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收藏机构，法国国家图书馆非常注重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从新书的初始化处理、图书质量的终身跟踪、图书藏用环境的优化、消毒技术的现代化、去酸技术的半工业化、数字化保护和修复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特色。[101]
其四是日本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中村赖道介绍了照片史料和纸质史料的温湿度环境，推进了纸质史料保护的适合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可逆性原则、耐久性原则与便利性原则。[102]
上述研究涉及的国家不多，从中仍然可以窥探世界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工作现状，为我国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策略的研究
近10年来，不少研究工作者已经意识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策略的重要性。这在电子文件保护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黄萃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有关电子文件信息安全保护的制度与法律规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电子文件全过程保护的管理制度。[103]刘家真则将这些策略进行了具体化。[104]
除电子文件外，光盘的保护同样也需要技术层面以外的措施以保障其长期的效用，需要从策略层面上加以认识。唐跃进提出，光盘的管理（包括保护）可以分为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105]
刘家真认为，造成档案信息损失的主要途径是信息符号与信息载体的损坏，获取与解释信息符号的工具不再存在。围绕这一思想，作者归纳了已有的档案保护的技术措施，并指出了执行这类措施存在的非技术层面的问题及其相应的管理策略，即“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主次有别，优先重点”、“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及“以防为主，防治结合”。[106]
笔者提出，在制定档案遗产保护策略时，仍然需要坚持以技术为龙头，同时需要统筹兼顾，促进各种因素协同发展，并因地制宜地制定档案保护策略。[107]
华林提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需要制定政策，包括接收政策、征集政策、保护政策。[108]
⑤其他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的研究
郑琪等认同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分为延缓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再生性保护是历史文献保护和利用的根本措施的观点，并对再生性保护的具体措施作了分析。[109]
笔者考察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技术的环节，将其分为预防性保护、治理性保护和修复三个阶段进行了介绍，简称为预防、治理和修复。[110]
（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方面，技术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从古代的保护经验，到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后保护技术的形成，到现代保护技术的成熟，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带来的巨大作用。没有技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往往只是停留在空洞的表面上。
①从载体角度考察保护技术的研究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研究成果颇多，既有研究某种载体材料的单一研究，也有同时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载体的综合性研究。总体看来，研究内容系统、全面，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纸质类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近10年来，不仅一般意义上的纸张，而且古籍纸张、图纸等纸质类型的遗产也引起了研究工作者的关注，既有普遍意义上的一般性研究成果，也有为解决某一具体实践问题的研究成果。
工业图纸不同于普通公文用纸，其研究工作以往被忽略了。蔡丽娜等分析了图纸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图纸保管过程中对于库房和设备的要求、保管环境的处理方法和保管方法以及图纸储存前的检验、平整叠放、去酸、托裱、照相复制等保护和修复方法。[111]
古代地图的保护也引起了研究工作者的关注。王玲玲认为，保护古代地图不仅需要一定的存放方式，保温、保湿、防尘、防虫等，修复过程“更要谨慎行事，坚持‘整旧如旧’和保持地图原貌的原则，采用在技术上已有充分把握的修复方案，做到不损毁地图。对于还没有把握的技术和修复用料最好不用，宁愿暂时不修，等技术成熟或修复用料安全后再修”。[112]
在书画的去酸方面，邢惠萍等分别对揭裱下来的画心进行脱酸，然后再进行修裱。与没有进行脱酸直接修裱的画心同时加速老化，对三者的物理强度（抗张强度、撕裂度等）和化学性能（α—纤维素含量、铜价等）进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为了使珍贵的书画得到更好的保护，使其延年益寿，在修裱前，要对酸性高的画心进行脱酸。”他们还研究了强力缓冲脱酸保护法，该法对熟宣画心的保护要比传统的碳酸氢镁法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113]
古籍的保护因此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王美英将古籍的保护分为直接保护、间接保护两种。在简要介绍古籍直接保护的基础上，作者重点论述了古籍间接保护的几种新方法，即缩微复制、影印出版、电子扫描和光盘存储；此外，还提出了“古籍保护之保护”的新概念。[114]何丽则从保护的理念、保护的管理体制、保护措施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15]
字迹材料是构成纸质档案文献遗产载体不可缺少的方面，近1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复印件、打印件等新型记录材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随着复印件数量的增多，复印材料是否耐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张兆成对复印磨粉类字迹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组成，并通过墨粉字迹抗粘连实验、墨粉耐乙醇、耐碱、耐酸、耐水实验、墨粉附着牢度实验、墨粉耐摩擦能力实验等一系列理化实验，从原理上阐述了复印墨粉类字迹粘连、脱落的原因，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116]彭远明则详细地列举了保障复印件耐久性的措施。[117]
关于打印字迹的耐久性，姜守信等筛选了普遍使用的20种计算机打印字迹材料进行老化实验，分析研究计算机打印字迹的耐久性。结果表明，作为档案保存的计算机打印件，最好选择激光打印字迹材料；色带、喷墨类打印字迹材料质量虽然参差不齐，但它们的耐久性都低于激光打印字迹材料，不宜选做档案字迹材料，尤其喷墨类中水基墨，耐久性差，不能用于档案保存。[118]
针对国画颜料研究方面的欠缺，李佳采取水浸实验、耐有机溶剂实验、耐酸实验、耐碱实验、耐氧化剂实验、紫外光照实验、干热老化实验、模拟日光老化实验，得出了诸如“国画档案颜料属于比较耐久的色素成分”、“影响国画档案颜料耐久性的主要外界环境因素是碱、紫外光和氧化剂”等一系列结论。[119]
上述字迹材料都是以往较少注意到的，但在当代实践工作中却不可避免会碰到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解决途径对现实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照片遗产保护技术
照相术从发明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100多年来留下了丰富的照片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黑白照片还是彩色照片，其保护问题日渐突出，具有研究的必要性。
张国民对黑白底片的组成及保护进行了讨论。作者提出，为了保护底片，除了控制保存环境外，对底片冲洗过程需要控制。[120]
王建库等设计了照片保护剂对彩色照片色彩影响实验、紫外光照老化实验、彩色照片吸水率实验，通过实验证明了照片保护剂的性能及其对于彩色照片的长期保存与利用作用。[121]
“醋综合症”是胶片文献遗产保存常常遇到的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杨业蓁、周萌等进行胶片去酸吸附剂及其包装材料的筛选研究，同时进行了胶片实测、吸附速率试验和吸附剂重复利用实验。所选吸附剂能够预防“醋综合症”的发生，同时能防止已产生“醋综合症”的胶片进一步酸化。[122]
·磁性载体遗产的保护
商平安等分析了磁性载体的衰减性及其数据信息的易失性，以及在外界强磁场作用、磁性载体遭到物理、化学因素损害下的特性，提出“为了达到长期保存数据信息的目的，对磁性载体档案应进行动态管理，通过定期检测，获得重要的检测结果，采取措施，科学地、不断地更换磁性载体”。[123]
陶琴等通过相对灵敏度（dB，盒式录音带）、视频信噪比（S/ N）、彩色信噪比（录像带）为测试指标，选择了4个厂家、5个品牌材料，对于温湿度、霉菌对磁性载体材料信息耐久性的影响进行了测试，并评估了各种材料的理论寿命，得到了不少有益的结论。[124]
此外，软磁盘作为一种存储工具也受到关注。张建华等对于软磁盘的检查与接受、保管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25][126]
·光盘载体的保护
近年来关于光盘的系列研究成果里，最为突出的当属唐跃进所著《光盘信息存储与保护》。此外，作者还对CD-R类型的光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保护的对策。[127]
为了达到保护的目的，首先必须弄清影响光盘寿命的主要因素。“影响CD-R光盘寿命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温度湿度和光……”《影响光盘可读性的因素》一文则从光盘制作原料、工艺过程、光盘的标记、光盘存储环境、光盘读取设备等多个方面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光盘的寿命。这决定了光盘保护的基本方面。[128]与此同时，光盘能否长期存储数据，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结构。试验研究表明，“最适于存档的光盘类型为结构完整的CD-ROM和含由酞菁染料的CD-R”。[129]针对不同的光盘类型，从数据存储的安全角度考虑，也有研究表明，“CD-R光盘最好选择以酞菁为染料，金、白金或铂为反射层的盘片”。[130]一旦涉及标记光盘，则需要优先选用黑色染料标记的光盘。[131]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优质光盘的必备因素，为挑选优质光盘提供了参考。
光盘的理化性能可以通过机械参数、伺服参数、光学参数、记录参数等多种参数加以衡量。笔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用于衡量数字耐久性的块错误率（BLER）。[132]通过块错误率的变化，可以考察光盘数字信息的变化，从而为光盘数字迁移时机提供参考。
在图书馆部门，CD-ROM类型光盘图书已经成为图书馆增长最快的藏书成分。《馆藏CD-ROM长期可读的策略研究》一文从光盘可读性的界定出发，借助于试验数据的比较分析后提出，筛选入藏是保证CD-ROM长期可读的根本；控制环境是保证CD-ROM长期可读的关键；跟踪质量是保证CD-ROM长期可读的基本措施。[133]
·电子文件与数字图书的保护
电子文件的保护与传统定纸质文献的保护并不相同。于英香从技术的成熟性、保护的范围、保护的时期、保护的费用等范围进行了比较研究。[134]
金波将影响电子文件寿命的外界条件归纳为：不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的影响、灰尘的影响、有害气体的影响、光线的影响、磁场的影响、机械磨损和震动的影响。[135]这些因素决定了电子文件的脆弱性。因此，“电子档案文件与纸张和缩微胶片相比，耐久性要差得多……”[136]
麻新纯提出，“电子文件保护机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具有系统性。”[137]“电子文件保护系统是由载体材料保护、保护法规建设和信息安全保护3个子系统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法规建设。”“这3个子系统在结构上是协调的，在功能上是耦合的、相互补充的，其协调中心就是电子文件安全目标。”
针对数字图书的保护问题，曹妮妮介绍了目前常用的两种保护手段——密码方式和电子注册加密方式，分析了基于指纹的数字图书保护方案、基于数字水印的数字图书保护方案，为数字图书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138]
华林对少数民族文字电子档案的技术保护提出了讨论。作者认为，完善的库房条件，适宜的温湿度、防电磁场干扰和防止灰尘污染是需要保障的条件。同时，在条件合适时，需要对少数民族文字电子档案进行维护与迁移保护。[139]
需要指出的是，电子文件和数字图书的保护往往离不开对其载体的保护。这些载体类型多样，罗茂斌以磁带、软盘、硬盘、光盘等电子文件载体为例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它们损毁的原因和保护的方法。[140]金波也对硬盘、软盘和光盘的保护作过研究。[141]从载体角度上考察，前文中关于磁性材料、光盘等载体的保护研究成果也可以认为是电子文件保护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认为是数字图书保护的研究成果。然而，总体看来，关于技术方案的研究比较缺乏。
·其他载体的保护
鉴于载体类型的多样性，近10年来关于其他载体保护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例如，俞绍莉提出了老唱片保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保护老唱片的方法。[142]张慧、李玉虎采用一种新型的强力缓冲液对熟绢进行沉淀中性强力缓冲处理，旨在提高熟绢的耐久性。[143]再如，尹慧道对石刻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程序进行了研究。[144]
②虫霉防治技术
·虫霉调查
20世纪末，国家档案局组织专家对于档案文献遗产害虫进行了调查。长达7年的调查工作中，对30个省、市、自治区458个档案馆（室）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获得档案害虫54种。调查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主要害虫（5种）、次要害虫（27种）、偶发性害虫（22种）。[145]在图书馆部门，广西图书虫害调查与防治为省级图书部门预防有害生物树立了典范。
·防霉治霉
李焕荣等选择了三菱签字笔、斑马签字笔等7种记录材料，以球毛壳、产黄青霉、拟青霉、球孢联孢、互隔交联孢、黄曲霉、黑曲霉、总状毛霉、黑根霉、青霉、混合霉菌为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温度、湿度和霉菌作用时间，多方面、广角度地观察和测定霉菌对字迹色差的影响，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146]该试验结果为纸质档案文献的防霉提供依据。
·防虫治虫
张美芳在害虫抗药性方面的研究颇值得关注。作者通过试验研究得出了不少有益的结论，为防治害虫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她分析了烟草甲和花斑皮蠹的抗药性机制，从不同虫态的分析、杀虫剂持续的时间、环境温湿度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两种常见的档案害虫对档案文献遗产的损害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害虫的抗性治理措施：“从用药量、用药方式和正确选择杀虫剂上控制害虫的大面积发生。”[147]她以高效氯氰菊酯、DA91杀虫剂为例，以3龄花斑皮蠹幼虫为材料进行实验，通过对药剂在不同时间对害虫的药效、杀虫剂在不同时间对害虫抗性发展的影响的分析。[148]此外，她还以3龄花斑皮蠹幼虫为材料，选择了14℃、25℃、35℃三个温度段以及55.3%、65.9%、76.2%、86%、95%五个湿度段为试验条件，以T1制剂原液、DA91杀虫剂药剂为代表，研究了温湿度环境与害虫抗药性的关系。[149]
尹慧道等系统分析了高温杀虫、低温杀虫、微波杀虫和高压充氮杀虫的杀虫效力，认为，“高温杀虫一般不提倡”；“微波杀虫所承受的风险较大”；“高压充氮杀虫对档案材料危害最小，但需要随时监控设备及环境温度变化情况，以免气压过高而发生安全隐患。”[150]这些结论可以为实践所参考。
此外，罗茂斌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在文献害虫种类、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磷化氢熏蒸杀虫、气调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详述了近年来我国在植物性杀虫剂活性成分的分离、测定和杀虫机理等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预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151]
③修复技术
修复档案文献遗产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对破损档案文献遗产的一种挽救手段。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49—1958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和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抢救和保护民族档案文献典籍，使得许多线装古籍和珍贵的旧刊旧报免于毁失。[152]至今，档案文献遗产的修复工作一直是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正因为如此，关于修复技术的研究备受关注，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修复材料
郭莉珠介绍了高分子材料的特性、高分子材料结构与老化的关系、环境因素对高分子材料老化的影响，提出了高分子材料化学改性与档案保护的关系，认为“通过化学改性，还可以将纤维素制成具有防火、防水、防微生物等特殊功能的新型高分子材料”。[153]
张清志分析了各类纤维蛋白材料的结构特征，认为“纤维蛋白材料并不耐久，因此，一般说它不宜作为档案载体材料选用”。[154]由于实际工作中需要，如胶片中的明胶层，修复时一旦必须采用该材料时，需要谨慎从事。
·修复技术
修复技术是建立在特定的载体上的。近10年来，关于修复技术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纸质档案文献的整体性修复、古代帛书帛画织物的修复和抢救遭受水灾的档案文献遗产三个方面。
将化学物质有机高分子单体混合物扩散到档案、古籍的每页纸上，单体混合物的各自分子便附着在纸张纤维的表面并逐渐扩散浸入纸张纤维内部，这时利用核技术通过放射性α射线的辐射作用，从而使有机高分子单体分子与纸张纤维素分子以化学键的形式发生化学反应，即发生接枝、聚合、交联作用，使有机高分子单体混合物与纤维素分子的化学键牢牢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达到加固每页纸张的作用。“这种加固方法可以对整卷档案、整本古籍做到一次性加固处理，克服和避免了我国传统的纸张加固方法中必须一页一页纸张加固的繁琐。”[155]
宋玉军论述了对馆藏古代帛书帛画织物所采取的修复方法。作者指出，修复过程中，不仅要保持原状，在加强出土帛书帛画织物材质的科学研究时注意地方特色，而且需要严格按操作程序进行保护修复处理。“操作程序是保护修复出土馆藏古代帛书帛画织物的技术关键，应环环紧扣，不能有丝毫马虎。”因此，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根据拟订的修复方案，一步步开始实施。[156]
对于遭受水灾的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是修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陶琴等的研究表明，遭受水灾后纸张含水量会发生变化，如未得到及时抢救和减湿干燥处理就会出现粘连、霉变等不良结果，因此，需要从物资准备和抢救方法两个方面加强水淹档案文献遗产的应急性抢救措施，而处理的方法需要因时制宜，不可千篇一律。[157]
④其他保护措施的研究
除了针对不同载体的保护技术外，档案文献遗产还存在其他的保护措施。举例如下：
·阅览室的保护方法
寻霖、章曼纯分析了阅览室中古籍的保护，尤其是防火、防盗、防高温高湿、防虫、防尘等措施。[158]
·预防措施
吴晓红、郭莉珠分析了影响数字档案安全的因素，系统地阐述了数字档案灾害的概念、分类体系和基本特征，并从制定减轻数字档案灾害预案、数字档案灾害日常管理和危机时刻管理三个方面探讨数字档案灾害管理，为数字档案的安全保护提供参考。[159]
数字化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籍数字化不仅是保护古籍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一种预防古籍损毁的措施。[160]
·保护材料的开发
双中空玻璃（PET Low—E）是由美国南墙技术公司（Southwall Technologies Co．）1970年引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太空隔热技术，以真空喷溅式的镀膜原理，将高隔热的金属多层涂布在PET薄膜上并采用特殊的工艺制成的。双中空玻璃“高度透明、高度隔热、高度抗紫外线、高度隔音、高度省能源、高度环保。”[161]作者认为，该材料可以应用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
派拉纶（Parylent）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开始应用于图书及文物的保护。90年代，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图书馆率先引入了派拉纶成膜技术，将其应用于图书古籍的保护，取得了理想的实验效果。如何借鉴这种成熟的技术，将派拉纶成膜技术应用到档案保护技术中来需要深入研究。[162]
·利用复制技术进行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
国家气象档案馆针对规格多样、图文成像质量差的珍贵历史气象档案复制工作的实现能力，进行了具体实验，认为缩微摄影技术、电子计算机扫描技术开展珍贵气象科技档案复制工作可行性分析有一定的凭证性和权威性。“这两项技术不仅是档案复制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163]
6.4.2.2 近10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基本特征
本书只是对发表在CSSCI源刊上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尽管统计范围有所缩小，但是，鉴于CSSCI源刊遴选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以及权威性，其统计分析的结果仍然可以反映我国近10年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概况。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过这些文章，笔者认为，近10年来我国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具有以下特征：
（1）研究内容系统全面
1996年以前的10年，“档案保护技术作为档案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发展，是生气勃勃、硕果累累的”。[164]总结从1996年至今的成果，依然是“硕果累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近10年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历史的，也有保护理论和保护技术方法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近10年来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档案文献的保护历史、材料特性、学科建设、虫霉防治、保护技术与修复技术等方面。如果从保护的对象进行考察，研究内容则囊括了从古至今的绝大多数材料，包括石质、丝织品、纸质、胶片、光盘等。
（2）研究方法多种多样
从研究方法上看，近10年的研究文献中，试验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中，总共有32篇论文采用了试验的方法，占同期发表论文数量的20.8%。这表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学科发展的科学性。这个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不少作者运用了考证方法、比较方法、观察方法等，这使得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起来。
（3）研究团队来源广泛
从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团队来源广泛、规模较大、结构合理。该团队中，既有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学工作者，也有来自不同文化事业机构的领导者和实际工作人员。从年龄上看，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梯队，在国家档案局科研所、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研究内容上还可以看到，理论研究以中老年学术骨干为主，而新材料的研究队伍中，青年骨干居多。
（4）研究路向明确集中
近10年来的研究路向非常明确。总体看来，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新材料及其保护方法的研究。新材料一旦产生，或迟或早要进入到文化事业机构，成为文献载体，因而，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其次是针对现实需要进行研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现实问题多种多样，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时期发表的成果大都来源于古籍部门、档案馆的实践，为实践服务，为解决现实具体问题当参谋。
（5）研究平台不断拓宽
透过上述研究成果发现，保护技术（即技术性保护、保护的技术层面）作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发展态势并没有改变。然而，对技术以外的研究扩展了本学科研究的平台。例如，郭莉珠将记录在卤化银感光材料上形成的胶片影像和利用磁记录、光记录技术记载在磁性材料和激光材料上形成的磁性影像、激光视盘影像等“影像档案”置于一个平台上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了现阶段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各种“影像档案”研究发展的方向。[165]笔者也曾提出过“大保护”的观点，试图将档案保护、图书保护和馆藏文物的保护建立在同一个平台之上。[166]在此基础上，笔者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一书中，将各种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整合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平台之上，目的在于顺应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整合研究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6.4.2.3 近10年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不足
近10年来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成绩斐然。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
保护贯穿于档案文献遗产形成的始终。然而，就一定时期而言，保护工作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重点，由此带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后者反过来服务于保护工作。20世纪中期至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中华古籍善本保护计划”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的相继开展，理论上的研究却十分缺乏（CSSCI源刊上仅见1篇文章）。此外，对于档案文献保护法律法规与政策、保护教育、保护职业资格认定、国际保护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也缺乏研究。对现实问题研究的忽视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档案文献保护的研究需要倡导与时俱进。
（2）对普适性问题研究不足
近10年发表在CSSCI源刊的学术论文中，大多数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工作的多样性决定了解决方法的不同。因此，郭莉珠所提出，需要“组织力量，研究每件（组）档案文献质地”。[167]然而，如何针对各个具体问题提出一个普适性的理论或者技术方法，尚缺乏研究。这涉及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是今后需要加强的方面之一。
（3）学术研究的失衡
从1996年至今，以CSSCI源刊上发表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进行统计，可以发现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匀现象。从研究成果看，以档案部门为主，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机构的研究团队相对偏小。从源刊上登载的学术论文上看，档案学源刊只有两种，却发表了110篇论文，而其余的16种源刊上只发表了44篇论文。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纸质载体与新型材料的保护技术方面，对于修复方法、突发灾害应急措施、古代非纸质档案文献载体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4）保护信息的研究普遍欠缺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信息呈现分散、无序的状态，总体看来显得非常欠缺。从微观方面看，各藏品管理机构目前所采用的管理信息系统缺乏藏品的保护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护工作的盲目性。从宏观上看，全球关于文献遗产保护的网站数量少，保护信息不丰富，有待于加强和整合。从近10年的研究成果看，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
此外，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修复的培训与教育、政策与法规、保护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外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历史、理论与技术方法的研究尚显不足。
可见，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仍然不少。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直接影响21世纪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给未来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带来遗憾。
6.4.2.4 对未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展望
进入“十一五”后，如何克服过去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缺憾，如何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如日中天的环境中推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事业进一步发展，这是每一位有事业责任心的保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占据主导地位：
其一是预防措施。“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贯彻这个原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加强预防措施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和实践工作的重要环节。其基本依据之一是，国际上非常重视预防措施，一些地区和国家非常重视预防方针，并制定了预防策略。例如，欧盟将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策略分为领导、机构规划、培训、信息利用、公众角色5个方面。[168]捷克从培训、信息利用、方法论、公众参入、政府框架的建立、特别建议6个方面进行了构建。[169]澳大利亚提出，保护策略是“一系列方法的变化和结合”，包括：“教育津贴和通报项目；藏品管理计划；标准、政策、立法的发展和执行；专业培训和开发；研究；适宜储藏和展览环境的津贴；脆化材料的处理；复制。”[170]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雷登将纸质文献的保护策略分为藏品行政管理、文物拷贝及复制、藏品环境控制、纸质藏品保护、纸质文献修复、纸质文物保存科学、保护人才培训7大板块。[171]这些都是预防方针的具体化，适用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
其二是对信息载体的研究。档案文献载体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形式的信息载体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档案文献载体，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馆藏的档案文献。换言之，信息载体与档案文献记录材料是同源的。因此，要延长档案文献遗产的寿命，不仅需要加强对已有的馆藏档案文献载体研究，而且需要具备更加宽阔的视野，树立前端控制的思想，从源头抓起，从研究信息载体的质量入手，从中遴选优质的档案文献记录材料，真正做到“以防为主”。事实上，离开了对信息载体的研究，档案文献保护技术的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空洞的表面，无法深入下去。对各种信息载体材料的充分了解，不仅可以作为保护依据，而且可以正确指导选取修复材料，变盲目使用为科学选用，从而保证修复的质量。
其三是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无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走向何方，尽量延长档案文献的寿命为社会服务的目的不会改变。实现这个目标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技术研究不论在当代还是在未来，都将起主导作用。鉴于档案文献类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些技术既包括通用技术，也需要开发保护某些甚至某件档案文献遗产的专门技术。
针对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仍需要加强以下问题的研究：（1）档案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2）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础理论；（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方法；（4）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政策与法规；（5）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信息系统建设；（6）档案文献信息保护专业教育、人才培养与专业资质认证制度；（7）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8）新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与设备的开发；（9）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10）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当然，上述方面不能囊括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全部内容。归根到底，未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仍然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着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促进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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