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军长征精神举办红军展览

用红军长征精神举办红军展览_宁夏同心红军西征园陈列巡礼_文博耕耘录

用红军长征精神举办红军展览——宁夏同心红军西征园陈列巡礼

李　彤　赵　涛

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出无穷的精神力量，而且是震撼世界并广为流传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的战略大转移，是中国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团结战斗，不怕牺牲，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不畏强敌，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红军与强敌血战，铸成了红军英勇无畏的勇敢精神；与恶劣的环境拼搏，砥砺了红军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而与来自内部分裂主义的斗争，则增强了红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原则和坚定信念。沿途的各族人民从红军的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唤醒了他们的革命觉悟。红军长征的胜利谱写了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史册上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宁夏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也是后来红军西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个地方。

特别是红军西征在宁夏的战斗岁月，促使古老的宁夏山川风云变幻，不断掀起革命浪潮。红军在宁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回汉人民的团结。红军这段光辉的战斗历程与我党领导的宁夏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在宁夏革命斗争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是宁夏党史上最为辉煌、最为壮丽的一页。

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宁夏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也已落成，要在纪念园展厅内举办“红军西征在同心的革命活动”的陈列，这引起很多装饰公司的关注，都想承接这个陈列。宁夏博物馆凭借多年举办“革命文物陈列”的经验和大量丰富的照片、文物，在宁夏博物馆馆长的安排下，经过博物馆何新宇研究员的多方努力和联系，终于承接了在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展厅内举办“红军西征革命文物陈列”的任务，也是宁夏博物馆从建馆以来对外最大的一项陈列工作。

2006年3月16日，何新宇研究员就完成了陈列内容方案的设计，在4月16日完成了陈列内容方案的定稿，并向馆里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得到领导的肯定。4月20日，何新宇先到同心县给县领导们作了陈列内容的汇报。“红军西征在同心”的陈列从内容到形式上，始终都贯穿着一个以红军西征在宁夏同心为主线，重点突出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题的主旋律思想。陈列方案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正确处理陈列内容中的重大问题和各种关系，既重点宣传红军西征在宁夏同心的历程，又充分反映回汉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注重长征精神对现实的教育意义和指导作用。

陈列方案得到县领导们的一致认同，然后陈列方案在2006年4月26日上报区党委宣传部审批，6月2日，区党委宣传部审批为“布展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重点突出、布局合理，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04～200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原则同意你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布展方案”。就在等待区党委宣传部审批的时间里，博物馆领导分别让专业人员从陈列内容的照片、文物方面和形式设计，做好了准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陈列设计方案，同时又充分准备了陈列制作方面的工作。

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陈列内容主要反映了红军西征在宁夏的以下历史。

一、红军西征战同心，彭总立马豫旺堡

1936年5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推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以巩固中求发展”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的宁夏地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西征战役。

1936年5月上旬，红军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于5月11日至17日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博古、张闻天、黄克诚、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洛甫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毛泽东在总结中，向与会人员报告了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重点说明西征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副主席也于会议结束之前，专程从西安赶来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全面讲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并对西征进行了动员和周密的部署。

5月18日，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3万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红军部队按照会议精神进行了短期整训，然后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役。为了更好地指挥西征战役，党中央机关又于7月1日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志丹县）。红军分左右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西挺进。西征总部随左路军一起行动。左路军红一军团在代军团长左权和聂荣臻率领下，辖一、二、四师，于5月下旬途经保安、吴旗南下，直插环县、曲子等地。6月1日攻克曲子镇，活捉马鸿宾部三十五师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击毙其骑兵团团副陕有禄。6月3日，红军又在阜城设伏打援，一举消灭了马鸿宾部七个营，又在曲子以南击溃二一○团马彦章营，三十五师被歼近半，马鸿宾部遭到惨重失败后，退守到固原以北的杨郎三营地区。红一军团在解放了环县、曲子的豫旺堡后，6月11日，西征部队从豫旺和固原东北部一直进抵到清水河一线。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随右路军一起行动。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经延川、贾家坪、贺家渠一线，直抵三边，首战宁条梁告捷。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率部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6月19日到达盐池附近，次日包围盐池县城，当夜红军开始攻城，守敌骑兵营长孙兆祥被击毙，伪县长趁夜逃走，除少数守敌从西城逃跑，其余人马及保安团全部被俘。6月21日凌晨三时，盐池县城获得解放。

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率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和骑兵团等部从定边一带经盐池南部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豫旺县城。6月11日夜，红军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并占领了下马关以北的红城水。6月20日至21日，进占同心县城和王家团庄，切断了从中宁至固原公路。红军包围下马关后，马鸿逵部骑兵营长孔庆福和县长董天祥率部死守，马鸿逵亦从银川派出骑兵部队前往助战。红军为避免伤亡，采用政治攻势，围城两个星期，城内无水，人心恐慌，红军向城内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因此，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守城壮丁队纷纷起义，红军遂于6月27日进城，营长孔庆福跳城逃跑，伪县长下落不明，全营人马被俘。6月28日，红军进攻下马关以北40里的韦州城，当时驻守韦州的有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还有地方保安队一百余人，壮丁三四百人。7月3日，红军攻到韦州城下，曾一度攻上城墙，城内守军向马鸿逵告急救援。马鸿逵认为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居重要地位，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老巢银川难保，必须坚守。遂急派骑兵一、二、三、四团及保安队骑兵一部，共计1000多人，另附炮兵一部，由骑兵二团团长马光宗指挥，从金积、灵武一带驰援韦州。7月4日早晨援军到达韦州城下，红军退守红城水，因而韦州城在西征时一直未能解放。

二、红色政权初建成，民族解放奏先声

1936年10月20日，红军西征在宁夏豫旺、海原地区，建立了中国人民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革命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地点就在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宁夏的豫旺、海原一带是回族群众较为集中的地方，红军西征认真执行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帮助回族人民翻身解放，团结回族人民共同抗日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红军每到一地就作报告、写标语，同群众联欢，演出文艺节目，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帮助地方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把各地民众都组织起来。在部队中还普遍建立了“回委会”，有关回族问题均由回委会解决办理。通过深入细致的组织和发动群众，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回族人民的思想觉悟，红军的实际行动深得回族人民的拥护。

就在红军西征即将进入甘肃宁夏回民聚居区的情况下，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于1936年5月24日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指出，“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宣言再次详细地阐明党和红军对回民群众的政策及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布告指出“帮助回族与蒙古族人民建立独立政府”，进一步阐明了我党的民族区域政策。从有关的内容可以看出，宣言、布告与总政治部下发的回民工作指示，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区别是，回民工作指示是对西征红军内部下发的，而宣言和布告则主要是对外，全国性的。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发动更多的回族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把同心、海原这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建设成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于1936年8月专程来到同心，协助进行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唐天际、程子华、王柏栋、杨奇清和马青年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

同心、海原主要是回民聚居的地区，信仰伊斯兰教，阿訇在回民地区有着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同心地区的喊叫水，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大教主洪寿林，在红军还未到喊叫水地区前，就先派来了侦察员，得到洪教主的帮助，之后又派出红十五军团负责地方工作的邓国忠作为红军代表和洪教主进行了七昼夜的认真谈话。洪教主深明大义，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了解到红军是为解放劳苦大众的，坚决欢迎红军的到来。李富春来到同心了解到洪教主的情况后，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在王首道、唐天际和马青年的陪同下专门前往喊叫水拜访洪教主，他们一行受到洪教主和回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李富春和洪教主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洪教主表明了支持共产党的态度，还认为自己是宗教人士，不便参与政局，可以派出可靠的人员参加政府的工作。洪教主为了表示支持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动员回民群众支援红军的同时，还专门派自己人用马车到银川城里购买了红军急需的各种物资和几箱蜡烛，极大地帮助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红军总部为答谢洪教主，派红十五军团敌工部长唐天际、杨奇清和马青年代表红军，到喊叫水向洪教主当面致谢，还敬献一面由唐天际亲笔书写的“爱民如天”的大锦旗。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筹备会给各区、各乡分配了会议代表名额，并提出评选代表的条件。各区乡通过群众民主评议，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同年10月初，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给毛泽东、党中央、各团体、各红军部队以及有关方面发出通电，庄严宣告了关于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代表大会，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时间、任务和意义。

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隆重举行。这是一个回民解放的盛会，也是同心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豫海县属同心、豫旺、窑山、海原城东四个区的代表，豫海县属的两个回民自治乡也派了代表，再加上应邀参加的阿訇、教师、商人和各界人士共300多人出席了大会。还特别邀请了洪教主出席成立大会，更增添了大会的隆重气氛。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热烈，主席台四周房檐上飘扬着印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各色彩旗，主席台正面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空中微风吹拂，红旗漫卷，代表们互致问好，谈笑风生，喜气洋洋。

同心清真大寺，是同心县境内一座很古老的具有伊斯兰民族特色和中国传统大屋顶建筑特色的建筑物，是中国现存的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这里一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始建寺于明代，已有900多年历史，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前来朝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本身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之成立回民自己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因此前来观看的回民群众非常多。方圆近百里的回民和汉民都携带儿女跑来看热闹。红军的星火剧社还前来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更增添了大会的欢乐气氛。同心城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城里的老人们说：“这是半个城（即同心城）从来没有见过的热闹情景啊！”大会开始后，有十多位各界人士向大会赠送了贺幛、贺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

大会进行了三天，讨论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回民自治政府成员，并且立即开始组织回汉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中共党员，原豫旺区苏维埃主席，雇农出身的回族优秀代表马和福当选为政府主席，李德才当选为副主席，还下设军事、文化、财政等部委。

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启用刻有党徽和阿文（小经文）、汉文两种字样的自治政府印章，这个大印也是共产党建立的红色政权中最有特色的。豫海县自治政府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30里的王家团庄。豫海县自治政府管辖的8个巩固区：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豫旺堡；4个游击区：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总人口3万多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

《红色中华报》对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过程及其意义均作了热情的报道。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全国发出通电中提到“中华回民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和剥削与屠杀的痛苦，在国民党的汉族主义与回奸马鸿逵等统治下，我西北回民所受之一切痛苦更百倍甚于往昔。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我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得以一旦解除，真正实行了回民的自由”。通电中还表示“正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今后坚决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争取豫海回民整个中国回民之永远的解放。目前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西北，我们要努力号召西北回民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合全国同胞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保卫西北，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陕甘宁省委遂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由贺恩宽（即贺旭东）任县委书记，韩效忠任组织部长，陈德政任宣传部长，韩民栋任中共书记。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和中共豫海县委成立后，吸引、发动、团结了当地的回族群众，他们在红军的帮助下，使新开辟的这一块苏区得到迅速发展。

红军总部曾有规定：红军在回民区一般不打土豪，因此所有供给都靠自己筹措。自治政府就发动富户为红军献粮捐款，这些富户尽管经济比较富裕，但在马鸿逵统治时期，他们要负担沉重的税款，红军来了以后，既不派粮也不收税，买卖公平，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因此，这时自治政府的粮食委员周生录一动员，他们都心悦诚服，积极响应。在短期内自治政府就收到为红军捐的粮食6万多斤，银圆8万多块，大烟土1万多两，二毛皮1000多件。还用牛羊皮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2000多匹。除全部支援红军外，还救济了当地穷苦回民群众。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和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山区积极发动群众，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成立了解放会和农会，为红军筹粮草，组织群众搞运输，抬担架支援前线。还组织游击队维护社会治安、站岗、了解敌情，打击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保卫新生政权，配合和支援红军作战等工作，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6年11月初，红军开始撤离同心城，到中旬撤离整个豫海地区。县政府、县委机关、县大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随军东撤，马和福因在乡下筹粮未能及时接到随军转移的通知。但马和福仍然带着县游击大队二十多名战士坚持斗争，转战在豫海的东西南北，经历了千辛万苦。1937年2月底，马和福在豫旺锁家岔因坏人告密被反动民团抓捕、后被送到银川城。马鸿逵亲自审讯，严刑逼供，但马和福忠贞不屈，大义凛然，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又将马和福押回同心，1937年4月3日在同心城西门外将其残酷杀害。

马和福生于1893年，原籍甘肃河州（今临夏），幼年父母即亡，四岁时随祖父逃荒来到宁夏，饱尝人间辛酸，靠给人打杂活生活，直到36岁时才在豫旺一孔旧土窑中成了亲。

1936年6月，西征红军来到了宁夏豫旺堡，马和福见到了红军。他在与红军相处的日子里，阶级觉悟逐渐提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是回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救星，他把红军当做自己最亲的人。特别是当选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后，更是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红军筹措粮款，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深入山乡发动群众，带领游击大队镇压敌特顽匪、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作出了平凡而伟大的贡献。

全中国解放后，同心县回汉人民没有忘记他，于1953年在同心城东郊修建了马和福烈士陵园，立了纪念碑。马和福同志的名字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联结在一起，永远为宁夏各族人民所怀念。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只存在了9个月的时间，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以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团结教育了广大回、汉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自己管理本地方内部的民族事务，历史上第一次行使了当家做主的权力，奏出了民族解放的先声，在我国回民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国际友人来宁夏，《西行漫记》震世界

红军西征期间，美国记者来到宁夏豫旺、红城水、下马关一带实地考察，受到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萧华还送战马给斯诺，并亲自安排了访问日程表。斯诺与红军指战员进行交谈、访问，并拍摄了大量红军在宁夏的活动照片，把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艰难历程作了详细记录。斯诺由此而作《红星照耀中国》，把红军的这一壮举告之全球，中国红军的精神享誉世界。

我们都知道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人，他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在很多资料和研究斯诺的史料中都说是斯诺为了到陕北苏区访问，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女士，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几乎与此同时在陕北的党中央给上海地下党发来密电，特邀请一个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从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之后宋庆龄女士很快为斯诺的陕北之行做了妥善安排。为什么陕北就在此时发出邀请电，事情就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对此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也没有详细说明。那么斯诺到陕北苏区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考证如下。

（一）斯诺为什么要到陕北去采访

斯诺早在1928年6月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报道。1930年，斯诺在上海与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左翼作家接触的过程中，又结识了宋庆龄女士，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又亲自跟随学生参加“一二·九”游行的行列，使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军警很难堪。斯诺同情和关心中国革命，听到了很多关于红军的传闻。南京政府说红军是土匪领导的流寇，而共产党人自称是为实现土地革命，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恶毒地咒骂红军是“饥饿的土匪”，同情者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的唯一救星。究竟谁说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和红军将领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红军的妇女们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

这其中的种种疑问正如斯诺自己所说的“相当一个时期，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正是这样，斯诺决心亲自深入红色中国腹地，去采访、考察、了解真正的红军是怎样的？以解开心中的种种谜团。

（二）对斯诺要采访苏区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斯诺要去陕北苏区采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斯诺的朋友著名的史沫特莱女士。斯诺主要是在北京执教和做新闻记者，北京很少有红军活动。可史沫特莱所处的上海，是共产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很长时间是指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地区，常有红军将领往来，同时还有像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具有特殊地位的民主人士，他们都与史沫特莱有着很好的关系。

1931年，史沫特莱就在上海鲁迅的家中，倾听一位从江西来的红军干部讲述，红军是怎样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斗争，打破敌人的进攻“围剿”和进行红色根据地建设。史沫特莱被这位红军干部讲述的红军革命斗争的历史深深地感动了，决心把听到关于红军的真实情况，包括红军在江西取得的多次战斗胜利的消息，都写成文章，告知世界人民。而当时担任翻译的则是中国人民好朋友，著名的新西兰诗人和作家路易·艾黎先生。

史沫特莱还是在上海由外国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并通过宋庆龄、鲁迅、冯雪峰等人的特殊关系，能接触到更多到上海办事或养伤病的红军指挥员，从中了解到更多红军的真实情况。终于在1933年出版了英文书《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本书是在上海国民党统治下写成的，冲破了黑暗，把红军真实的情况传向世界。

而斯诺也是看到了《中国红军在前进》的英文图书后，被其中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震动，产生了强烈要求采访苏区的愿望。因此，史沫特莱与斯诺是好朋友同时也是对斯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三）斯诺陕北之行的准备

斯诺为了陕北之行，也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没有结果，最后想到了宋庆龄。1936年4月，斯诺专程赴上海找到宋庆龄，表达了希望得到帮助，促成陕北之行的愿望。这时还有一个曾向宋庆龄表示准备到陕北参加红军的美国青年，即后来成为著名医学专家的马海德博士。马海德是30年代初来到上海，参加了以路易·艾黎和汉斯·希伯、魏璐诗等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正如马海德自己说的：“就在30年代初，我那时作为一个青年医生刚到上海不久，史沫特莱像火一样激励着我，给我以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了解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于1936年决心参加中国红军，也受她的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当时斯诺和马海德决心去陕北都与史沫特莱有很重大关系。

宋庆龄在了解到斯诺和马海德的愿望之后，通过在上海的冯雪峰同志向党中央请示。冯雪峰当时是受周恩来副主席委派到上海建立电台，以便同党中央直接联系。冯雪峰在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转告宋庆龄告知斯诺，宋庆龄很快为斯诺的陕北之行，作出了妥善安排。而后为斯诺等人作出具体安排的仍是冯雪峰，他派党内秘密交通董健吾，这也是斯诺反复提到的“王牧师”去完成此项任务。

斯诺回到北京不久，收到中共北方局地下党工作人员徐冰转交给他的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这是中国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授权起草的一封给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信。1936年5月底斯诺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安，而马海德由上海出发，两人在郑州会面后到西安与董健吾接头。

在西安，化妆成牧师的董健吾与斯诺对上了接头暗号后又拿出半张盖着图章、印有英文诗句的名片，同斯诺手中的另外半张名片衔对。马海德也从内衣袋里掏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也对上了另半张钞票。

斯诺与马海德在西安通过董健吾同中共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由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刘鼎亲自找到在西安的张学良，拿到了前往陕北苏区的特别通行证。当时临时省委地下党组织，任省委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崔景岳和省委负责人孙作宾还特别派出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谈国帆同志，化妆成张学良的副官，共同协助刘鼎和斯诺一行乘东北军的大道奇军用卡车，藏在军用棉衣下面，还把在西安为党中央采购的一皮箱重要药品和物资，安全地带到了红军前线——陕北安塞的百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这样，斯诺终于到达了向往的陕北苏区进行了采访，这些在《西行漫记》中都有很详细的讲述。

（四）斯诺在陕北和宁夏等地的成功采访

斯诺在陕北安塞最先见到的红军高层领导人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可以说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这里周恩来所说的报告就是冯雪峰在上海专门发给中央的电报，冯通过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确认了斯诺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记者之后，共产党中央才下了决心邀请他来苏区采访的。这也表明党中央对此事是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

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马海德，同他们长谈了两天，还亲自为他们拟定了一个92天的苏区旅程计划，还在用手工绘制的地图上，注明了他们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的姓名。周恩来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从中表示了共产党对斯诺的信任。斯诺也确实没有让共产党失望。

斯诺开始认为92天的时间太长了，苏区有什么可以看的呢？斯诺于1936年7月下旬前往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

斯诺在宁夏豫旺堡西方野战军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聂荣臻和萧华等将领。在红城水采访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和红军指战员们，采访两个月，途经十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于9月22日回到保安，同毛泽东主席接触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中国红军成长的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艰难险阻，抢渡江河的惊险及为巩固扩大苏区，迎接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的西征战役；耐心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还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斯诺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斯诺在保安采访期间，有一次，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拍照，毛泽东欣然应允。在窑洞外斯诺选好拍摄角度后，发现毛泽东的头发很长，又没有戴帽子。“如果能戴上帽子，才更像红军领袖”斯诺这样想，他想请毛泽东戴上红军帽，可毛泽东平时很少戴帽子的，当时又没有现成的军帽，于是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崭新的缀着布红五角星的军帽取下，直接就给毛泽东戴上。这样一张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就在这一瞬间诞生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最早在1936年11月14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从而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几大本采访笔记和三十多卷胶卷，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闭门谢客，辛勤耕耘，想尽快完成书稿带到国外发表。可是在外界国民党却散布他已被红军枪决的谣言，美联社又转发了这一消息。斯诺得知后非常愤怒，决定揭穿国民党散布的谎言，揭露事实真相。

1936年11月9日，斯诺突然出现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各国各报记者们讲述了自己在陕北苏区的采访见闻，展示了拍摄的大量红军活动的照片，这一时成为全世界爆炸性的头号新闻。从这天开始，斯诺白天出席各种集会，报告自己的陕北苏区之行，晚上在打字机前撰写一篇篇通讯。为了真实报道红军的情况，让中国西北红星的光焰照亮全世界，斯诺不辞辛劳，连续昼夜坚持工作。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之后英国《每日先驱报》开辟专栏，在头版连载斯诺的苏区访问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陆续发表斯诺写的苏区见闻有三十多篇文章。翌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第一次发表了斯诺拍摄的75张陕甘宁苏区照片。这些报道照片和讲演，粉碎了国民党十年来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向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真实事实，也让世界看到了红军是怎样的队伍，共产党又是怎样为劳苦大众而谋幸福的。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陕甘宁苏区的采访书稿，并为这部书稿初拟了《红军访问记》《陕北的数日》《陕北记行》《红军在中国西北》和《红星在中国》等几个书名。还在一次家宴上请朋友们选定最佳书名，大家都赞同《红星在中国》的书名。当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的这部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由于在翻译和排版过程中的疏忽，把书名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对这一疏忽却拍案叫绝，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书名。

《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在伦敦连续出了五版，发行数十万多册。之后美国兰登出版社翻印后，成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书，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

《红星照耀中国》成为由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苏区的外国记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反映红军和所进行的伟大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书籍，如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使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了中国和共产党，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四、三大主力会聚同心，长征精神芳泽寰宇

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王宏坤、陈再道在会宁和红一军团一师陈赓会师。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第一师、七十三师的热烈欢迎。在会宁西津门（现称会师门）下，红一、四方面军再次胜利会师，两军指战员们在刚见面的瞬间，互相捶肩拥抱，在热泪横流中，默然无语，都深刻体会到了战友历遭劫难后久别重逢的特殊感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或是战友之间的找寻，找不到的四处打听，频频重复着被寻找人的姓名，找到的在热烈地拥抱、握手、流泪、大笑，手挽手边走边亲切交谈。

“总司令来了！”一阵欢呼声把会师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朱德率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人员迈步走入会师门，向着会合的红军指战员们招手致意。一个长着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亲眼目睹了大会师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就是和斯诺一起来宁夏采访的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他这样记叙道：“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他看到了那个被众人所推崇的“红军永远的总司令朱德，瘦得像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他50多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这也许就是朱德“红军之父”称呼的由来。朱德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见面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会面后因陈赓忙于军事指挥，去招呼部队。朱德趁这个空隙，与在40多公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萧华激动得双手抱住电话筒，声音呜咽，说不出话来。是啊，自一、四方面军一年前在懋功会师，两军分兵北上，就与朱德分开了，这时亲耳听到朱总司令的声音备感亲切。这次电话足足打了有半个多小时，若不是警卫员在一边催着吃饭，朱德还不知有多少话要问要说。次日，会宁城内的文庙广场上，红旗招展，人涌如潮，万众欢呼，红一、四方面军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

就在会宁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1936年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长征进入宁夏西吉县境。22日，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和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在将台堡胜利会师，部队在土堡东侧的大场上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23日，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在距将台堡以南约20公里的兴隆镇会师。

红一、二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第三团政委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两千多只羊、二十多头牛、三十多头猪，一千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五百匹布和三万块现大洋送给红二方面军。邓小平向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师。在红军会师后的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冗挥毫，为将台堡会师纪念碑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的碑名。这是党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对将台堡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是对当年参加过将台堡会师的红一、二方面军全体将士历史功绩的褒扬，是对宁夏500多万回汉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就在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之后。为执行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军分别向宁夏的同心城一带集结，寻求新的战机。

在红一、四和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后转战同心的途中，10月24日，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11月2日，任命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就在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同心会聚之前的11月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代表中共中央专程来到同心城，热烈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还带着“人民战士剧社”对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演出。周恩来就在同心城向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指战员们做了政治报告，高度赞扬了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团结北上，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传达了党中央的问候，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三个方面军的团结和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作完报告后，就和张国焘共同回到了豫旺堡。罗瑞卿则带着人民战士剧社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同时传达中央的精神。

1936年11月10日，红军各部转移到同心城一带，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彭德怀率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同心城，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全部会聚到了同心城，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与当地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清真大寺西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这是三大主力红军的第一次大会师，也是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第一次大会合。

同心红军联欢大会之后，红十五军团和豫海回民自治政府作为东道主在同心回族群众金振明家，设便宴招待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当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们吃着当地回民制作的手抓羊肉时，都称赞说：这比皇帝的宴席还要好！在多年之后，我去采访老红军萧华将军和萧克将军，还有王首道首长时，他们对当时在同心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一幕还记忆犹新，特别是在同心用大搪瓷盘盛着的手抓羊肉味道特别好，至今难忘。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使蒋介石惊恐万状，急忙调集5个军，260个团的兵力围追堵截，妄图乘红军十分疲劳，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红军消灭。当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坚决打击蒋胡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之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因此，红军的作战方针是，逐步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东北军则采取积极争取，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

红军会师后迅速向东转移，寻机歼敌。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三路追击红军。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联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还要求红军战士们“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红军急速向山城堡集结，为歼灭胡宗南部做好了准备。

就在周恩来协助彭德怀布置山城堡战役时，在洪德城，周恩来和贺龙两位南昌起义的指挥者亲切会面。他们俩人自南昌起义分赴征程，一别九载，贺龙热烈拥抱周恩来，激动万分，俩人都热泪盈眶，心潮难平，相互叙说着离别的时光。会见时，周恩来问贺龙：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怎么办？贺龙爽朗地回答说，红二方面军坚决拥护党中央，一切听中央的，部队现在就交前敌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统一行动，争取打一个大胜仗，为进入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献礼。周恩来听后也很高兴，这也为以后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就和贺龙、朱德共同协助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组成的前敌委员会指挥部署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以上概述了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陈列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准时完成了陈列布展工作，受到了广泛好评。

这个陈列设计方案，可以说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同时又具有新颖的创新意识。因为设计革命文物陈列，是有特殊性的，不同于一般的出土历史文物的陈列设计。革命文物的设计专业人员，必须运用党的要求、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上级精神、主流意识，才能拟制并提出站得住脚和通得过的陈列大纲和主题。另一方面，陈列主题的确定过程，也是经由相关上级领导、党史专家结合陈列大纲、方案反复进行审查、论证，并由设计主创专业人员作出相应的修正，直到权威机关批准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将办展人员最初拟定的陈列大纲的认识水平，逐步提高到符合于主流意识和领导部门要求的水平，才能完成陈列主题的确定。当然，在陈列主题从提出到确定的整个过程中，也必须始终遵循党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应该说，在博物馆举办革命文物陈列，毕竟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和窗口，如何宣传，理应由党来把关。

陈列的主题、观点和内容，必须与党的宣传口径相一致，而不能由文物藏品和由办展人员自作主张。尽管革命文物是按照当时的革命主题征集来的文物，但主题必须要由上级主管领导和上级宣传部门来决定。只有这样，博物馆的陈列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在党委宣传部对宁夏博物馆研究员何新宇主创设计的“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陈列室——陈列方案”的批复，就是对宁夏博物馆工作的肯定。

因此要很好地完成这项陈展工作，在博物馆专门抽调从事党史工作的专业人员，又多次到同心与县领导们商谈、协商，展示陈展的内容和形式，博物馆的设计方案，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突出的重点、合理的布局，取的了县领导们的一致认同，最终正式签约陈展的协定书，由宁夏博物馆进行这项重要的更是光荣又神圣的陈列任务。

在宁夏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展厅内举办红军西征革命文物陈列，展厅本身就受到限制，展厅长20米，宽20米的，共400平方米的古建筑形式的展馆，在这样相对较狭小的空间内，如何系统、全面展现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同心的这段光辉的历史，是较为困难的。但在陈列方案的设计主创和具体布展形式的设计制作方面，在馆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动员全馆的专业人员，群策群力。应用“革命文物”这一特殊的文物表现形式，极力寻找古建筑与现代展示理念的结合点，通过在古建筑内重新营造空间概念并与陈列展线的空间分割、高低、增加展线的长度，使展出的图片和文物内容紧密结合，疏密相调适，既通透空灵，又疏密有致，形成了宜于观众观赏的节奏和韵律。在古建筑空间内营造了一个大气的布局效果。

同时陈列的设计主创人员和形式设计人员还有布展人员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克服各种困难，在展线、展板和展柜的制作形式方面，既从特定主题要求出发，又照顾到陈列要与所展示的风格相一致，展板、展柜、装饰布等都大胆地将整个陈列的色彩，根据内容的不同，使用了暖、冷色调的和谐搭配。这就使整个陈列氛围既烘托了陈列内容所反映的共产党人、红军指战员和宁夏回、汉族群众，为民族独立解放浴血奋战的蹉跎岁月，烽火年代的历史背景，又体现了整体色彩的庄重和艺术氛围之美。

用革命历史图片、文字图表、电灯路线图、电灯沙盘模型、红军人物雕塑再加辅助展品和投影效果，特殊灯光照明，这种和文物的有机组合，传达出具有时代感的，以“革命文物”为基础的陈列形式，通过对发生在红军西征宁夏的一系列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表现，系统地揭示红军和宁夏回、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难曲折的英勇奋斗的战斗历程。

在陈列中对照片、文物的说明，用高度概括的文字，解读了所展出的革命文物、照片、时间、地点、人物，所发生的事件，使观众直接就能了解到文物的历史内涵，了解到宁夏的革命斗争史，从中得到收获。

使人们从直观的感受中认识到，今天的共和国是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来的，从中获得革命历史的概念，受到震撼、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革命文物陈列不同于古代历史类出土文物或艺术类文物陈列，因出土艺术类文物会选用大量本身具有诸多美学要素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而且这些文物会将其美学信息通过其表征，自然、直接地传递给观众美的艺术的观赏性。而革命历史类陈列所选用的文物，多集中于外观不具多少美学要素与视觉冲击力的文件、报刊、书籍、信函等纸质载体以及在艰苦斗争年代革命者的衣着、用具、武器和生活用品等。这样一些文物，谈不上多少艺术性和观赏性，给予观众的直观感觉是“不好看”。当然，此类陈列所关注的是文物的“革命-政治”信息，而这种信息又大多不能通过文物的外观直接传递，因此，文物的外观状况一般并不被重视。就要求形式设计人员从制作展柜方面、文物展台方面、文物说明牌方面，精工细做，把革命文物摆放在与整体陈列有机结合的展柜内，充分展现文物的历史性、政治性、思想性和教育性，这样也就能发挥革命文物的特殊观赏作用。

经过宁夏博物馆从领导到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用红军长征精神作动力，以团结大局为重，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充分展示了宁夏博物馆的专业水平，终于在10月20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圆满地完成了陈列工作。

整个“红军西征在同心”的革命文物陈列，得到区党委领导、文化厅领导、同心县全体领导、回族群众和宁夏党史学界专家、宁夏区内外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也反映了宁夏博物馆的领导才能、业务人员的整体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红色旅游建设，这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纪念馆的关注和支持。就是为以革命文物为主要内容的陈列设计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对陈列设计的专业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同心红军西征纪念园展厅内举办的红军西征革命文物陈列”，取得经验和教训，为以后更好地从事红色旅游建设的工作，发挥宁夏博物馆更大的作用。也可以说，从事革命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高潮时期。只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勇敢坚强，不怕任何困难和阻力，以科学发展观，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扎实地工作，为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宁夏的红色旅游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