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与官印之探索

西夏钱币与官印之探索

牛志文

在过去，钱币和官印属金石学的范畴。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和官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历史面纱。数十年来，发表了不少论文、报告，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这些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填补了我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

西夏钱币研究

西夏钱币的研究，主要是铜铁钱币的研究，同时也涉及金银、交钞的使用和西夏的货币经济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钱币方面，其后，又深入到金银、交钞方面。

一、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

《宋史·夏国传》：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记载。从金石学的角度著录西夏钱币，则是晚到清乾隆《钦定钱录》（1750年）才有的事。从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两个世纪中，我们的先辈在西夏钱币研究上作了不少工作。笔者广为收集资料，进行梳理，概括如下：

第一，系统地著录了西夏钱币。清嘉庆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他从中捡得“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这是首次见于文献的西夏钱币重大发现。初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系统的著录。从而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晚出的钱谱论著，诸如张崇懿《钱志新编》，李佐贤《古泉汇》，倪模《古今钱略》，以至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皆相沿著录，或从中采撷西夏钱币资料。

第二，破读了西夏文钱。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13世纪后，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至迟在明代中期，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了“西夏碑”，才让世人重新认识了“夏国字”。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他根据碑上“夏国字”，断定过去所说的“梵字钱”是西夏文钱。

20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西夏国书略说》中，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又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贞观宝钱”，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第三，对部分钱币进行了考证辨伪工作。清乾嘉以降，钱谱如林，成果累累。与此同时，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就是优秀的钱谱也难免杂入伪品钱。上述《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都是清代的重要钱谱，它们在相沿著录西夏钱币的同时，也杂入一些伪品钱，如“天授通宝”“正德元宝”“应天元宝”“乾定元宝”等。方若《言钱别录》、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正确地认定这些钱币为伪品。铁钱“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自道光以来，有北凉、南唐诸说，而《古今钱略》著录为西夏钱。泉人郑家相论据确凿，力排众议，认定为五代刘守光据燕时所铸，否定了是西夏钱的说法。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而幽闭书斋，与世隔绝，仅凭几枚传世品，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泉币》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7篇，每篇二三百字，总计不足两千字，便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先辈的成果毕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视。

二、西夏钱币的发现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少得可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历代钱币、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货币信用等各个方面，约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可见一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钱币窖藏。到目前为止，西夏钱币窖藏见诸报道的有近30处，其中重要的、报道较为系统的有十几处，分布在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等西夏故地，在远离西夏故地的湖南、湖北、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也有零星发现，出土了诸如隶书“元德通宝”、折二“元德重宝”、行书“乾祐元宝”、背“西”字“天盛元宝”铁钱等珍稀品种，特别是从未见之著录的篆书“光定元宝”、隶书“大安通宝”。更为重要的是，完整的钱币窖藏能够提供给我们窖藏位置、周围环境、窖藏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信息，这些都是传世品所不能比拟的。数十年来，业内人士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在钱币学、货币史、西夏学的新著中有所反映，更体现在所发表的约150篇论文、报告、报道中，其中不乏精到之作。总览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有关西夏钱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基本理清了西夏钱币的眉目。过去，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散见于钱谱书刊，文字贫乏，内容简单，没有一篇完整、系统的论述。人们对西夏钱币的了解，常常是支离破碎的，很难窥其全貌。经过对清代以来数十种钱谱、论著中有关资料的排比、分析，我们终于搞清了：最早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乾隆《钦定钱录》，第一部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是《吉金所见录》，第一次译释了西夏文钱币的著作是《西夏国书略说》。同时，根据新的出土品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对钱谱论著中的20多种西夏钱币，一一加以辩证，考其源流，定其真伪，进行了科学的总结（见后附西夏钱币简表）。宋代洪遵《泉志》所谓“梵字钱”，现在知其为西夏文“大安宝钱”。

第二，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钱币。过去，对一些西夏钱币，诸如折二“元德重宝”，行书“乾祐元宝”，背“西”“天盛元宝”铁钱等，仅见个别记述，很难得到学界的认定。近年来，这些钱币的相继出土，使上述记载成为定论。隶书“元德通宝”平钱，是越南钱还是西夏钱，从清末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长期不得一决，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丁氏《泉志蔶华录》《古钱大辞典》著录折二西夏文“大安宝钱”，唐石父认为系据《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仿刻”，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第三，对西夏钱币制度的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用于钱币，诸如“大安宝钱”“天庆宝钱”等。辽、金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没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然而，西夏的钱币制度主要是受北宋影响的，北宋流行年号钱，盛行对钱，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1984年，银川滚钟口“乾祐元宝”行书、真书对钱，和“光定元宝”篆书、真书对钱的出土，进一步证明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制的深刻影响。

第四，对西夏货币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很难想象，在西夏陵墓、遗址、城址的考古中，西夏钱不一定有，而北宋钱却绝不会少。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铜钱窖藏都以北宋钱为主，约占80％～90％，西夏钱没有超过1.8％。笔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计量分析，北宋钱币分别占84.9％、87.2％、85.6％，而西夏钱币仅占1.4％、0.9％、1.5％。这大量的材料强烈地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西夏虽然铸造钱币，但西夏社会上流通的主要币种不是西夏钱，而是北宋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这同时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一大特点。

三、西夏铁钱和铁钱专用区的设置

在西夏钱币窖藏中，铁钱窖藏集中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黄河一线；出土量很大，动辄数千斤，甚或万斤。这是铜钱窖藏所未有的。宋朝为防止铜钱外流，大量铸造铁钱，在临近西夏的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区内使用。西夏是否也有铁钱专用区呢？内蒙古的同志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西夏与金贸易区为铁钱流通范围。20世纪末出版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律令》）对这一说法作了肯定，并被学界所接受。《律令》明确规定：“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若违律时，不论多少，都要受到“二年”徒刑的处罚。也就是说，西夏同宋朝一样，铁钱的使用是有地区限制的。（西夏也有“北院”，当然是指西夏北部与金接壤的地方。按地望，发现铁钱窖藏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当属西夏北院，而不是南院。引文中的“南院”，很可能是指西夏南部与金接壤地方，但我更怀疑可能是法典印刷有误，将“北”误印成“南”。如按此理解，即西夏铁钱只限在北方与金接壤的地区使用。）

西夏所以设置铁钱专用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与宋代每朝都铸铁钱不同，西夏只有仁宗仁孝铸过“天盛”和“乾祐”两种铁钱。但西夏人使用铁钱的时间，却甚为久远。因为宋朝规定，“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西人之来，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也就是说，早在庆历年间，宋朝设置河东、陕西铜铁钱区的那一天起，西夏人就开始使用铁钱了。1127年，宋室南迁，断绝了北宋钱币输入西夏之路；而仁宗时期，西夏因“茶山铁冶”为宋所有，而用青白盐换来的宋代“大铁钱”与金交易就要贬值，西夏“商人苦之”；这都迫使西夏不得不设“通济监”，并大量铸造铜钱、铁钱。仁孝铸钱之多，这在考古上也是得到印证的。

其次，由于地理的隔绝，夏与南宋基本上没有经济往来，而金便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河套地区属西夏胜州故地，隔河与金天德军、云内州相对；向东南，与陕西的绥德、保安为邻。这里历来是西夏与宋、辽进行边境界贸易的榷场所在地，商贸活动活跃。西夏人在使用宋朝铁钱的经验中，也深得其中的奥妙。西夏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外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设置铁钱区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西夏境内有丰富的铁矿，设有“铁匠局”，负责铁器的生产，并明确规定了生产每类铁器的耗减率，说明西夏具备了大量铸造铁钱的物质条件。安西榆林窟中著名的西夏壁画“锻铁图”，图中的木风扇鼓风设备与宋朝使用的略同，说明西夏的煅冶技术已相当发达，大体与中原地区保持同一水平。故而，宋人叹曰，西夏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国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西夏）乎！”。

四、西夏白银、交钞的使用

西夏是否铸造和使用银币，是否使用交钞，是西夏货币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成果的相继发表和出版，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在辞书《文海》、兵书《贞观玉镜将》，特别是《律令》中多有反映。陈炳应先生在利用汉文文献的同时，充分利用西夏文文献对西夏白银、交钞的使用和“钱币法”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论述，取得重要成果。

第一，西夏有无金银矿，是否能冶炼锻铸金银器的问题，仅根据汉文文献是解决不了的。而《文海》《律令》等文献，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即西夏境内有金银矿，并将“为官方采金、熔银铁”作为苦役之一。设“金银工人院”负责金银器的打造，并有“金银损耗法”明确规定熔铸金银器耗减数字。

第二，西夏的白银是如何使用的？综合汉夏文献看，有的用于贸易，有的放高利贷，但主要是赏赐。贸易方面，西夏毅宗谅祚派往宋朝的使臣“以钱银博买物色”；惠宗秉常处理一起贸易纠纷案时，当事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放高利贷方面，毅宗谅祚的近臣高怀正“贷银夏人”，以谋利被处死。赏赐，据《贞观玉镜将》记载，西夏军队赏罚严明，有关规定系统具体，有很强的操作性。对立大功、奇功人员，除提升官职外，奖赏的诸多物品中还有金银制品、银锭；银器中有“银碗”“银腰带”“银鞍鞯”等；金器中有“金碗”“金腰带”“金鞍鞯”等。如“百两银碗”、“十两金腰带”等。《律令》记载，所奖诸多物品中还有银两，按功劳大小，有1两、2两、3两、5两、7两等。

第三，西夏金银的使用形式，从上文中已可看出，有的是割裂的银块，有的为金银器皿，有的是银锭等，另外，还有银币。银锭在甘肃武威已有发现，共22件，上有重量、“行人”“称子”等錾刻文字，及“使正”“官正”“赵铺记”“夏家记”等戳记。据研究，其形制与宋、金银锭“基本一致”。至于银币，据载，仁宗时，尚食官阿华因敢于直谏，仁孝皇后“赐银币奖之”。但银币形制不明，尚待考古发现。

宋朝使用交钞，与宋往来密切的西夏是否也使用交钞，不能不为学人所关注。至今未发现任何西夏纸钞的线索，但却有文献证明西夏在使用宋朝的交钞。陈文援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中诸如宋庆历六年（1046年），蕃官刘化基“以官钞易马”事；宋庆历七年，西夏、唃厮啰著人收买“陕西粮草、交钞”事；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寨以钞市马”事等资料认为：“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在宋、夏官私边境贸易中，在西夏与宋之间的贸易中，都曾使用过宋朝发行的交钞。”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中肯的，资料是充实的。

五、西夏钱币法

西夏钱币的使用范围很广，除在社会上买卖购物外，还有诸如官吏俸禄、劳动力计值、财物折钱计算、纳税、典当借贷、赏罚等，这实际上是货币流通状况和货币经济发展的反映。

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在管理机构的设置、钱币铸造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上等，或可视为西夏的“钱币法”。

一、管理机构：根据《律令》，西夏“铸钱”事归“户案”（略同于“户部”）管理；还设有“钱监院”，可能是政府专管“铸钱”的机构。但“钱监院”是否就是“通济监”则尚需斟酌。

二、铸造管理：《律令》规定了铸造钱币和库存钱币的损耗率。铸造钱币“一两中可耗减二钱，”即损耗率为十分之二。官库中的“钱朽烂”，“一缗可损耗二钱”，即千分之二。有关人铸钱造成损失，要受到“黥杖”，并服“苦役”的处罚。库存钱谷交接手续，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还规定，其他匠人不得“铸钱、毁钱”，若违律，要受到与“到敌界卖钱”同样的处罚。

三、流通管理：1.禁止到敌国去卖钱；2.禁止在水上运钱到敌界买卖。3.铁钱的使用有地区的限制，设置铁钱流通区，禁止将南方的铁钱运到京师（中兴府），禁止将京师的铜钱运到南方。若违反禁令，都属犯罪行为，按情节轻重给以相应处罚；检举人可得到相应奖赏。

数十年来，西夏钱币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前无古人。但是，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如仁孝所铸铜钱远远大于前朝，但有趣的是,“天盛”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突破，“乾祐”钱又明显减少；而铁钱与之相反，“乾祐”钱数量很大，而“天盛”钱仅为“乾祐”钱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仁孝之后的纯祐等几代，为何又只铸造铜钱而不继续铸造铁钱？西夏南部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与金接壤，尚未见有铁钱窖藏的报道。是根本没有呢，还是没有发现？还有，西夏社会的购买力，夏钱与宋钱的比值，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等，都需要加强研究，进一步探索。又如，陈炳应先生关于西夏文“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认为是元昊钱的问题；还有关于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划分的问题等，都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学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

西夏官印研究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我国使用玺印，始于商周，盛于秦汉，成熟于唐宋，有着悠久的历史。玺印的形制随着朝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对古玺印的摭拾成谱始于明代；殆至清末盛极一时。同时出现了官印专书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十七卷；吴式芬、吴大澂皆以收藏金石、玺印闻名于世。

对西夏官印的收集和研究是与西夏学的兴起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清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著录，如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录有3方，但因不识其字，不知其为何印。最早认识西夏官印并进行摭拾和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收录2方。1925年，出现了第一部西夏官印专书——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已达33方。此后，王静如《新见西夏官印考释》、刘体智《善斋吉金录》、李培基《古鉴斋印谱》等著作中皆有收录。1982年，罗福颐集国内文博部门者37方，录自旧谱者37方，录自日本太田梦庵《枫园集古印谱》者18方，来源不明者5方，总97方，编成《西夏官印汇考》，为当时集大成的专集。

西夏印章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著录多为传世品，罕见出土者。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1978

年、1979年，东胜、准格尔旗各出土一方。据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一文统计，各家著录及各地文博等部门收藏总计已达130余方。此后，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内蒙古准格尔旗，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官印出土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道者估计约有150多方。这些官印皆为铜质、方形。有六字印、四字印，而百分之九十以上为“首领”二字印。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早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就根据译释年款，“考之宋史”，“订正其误”；王静如、罗福颐，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乃至民族的新资料。然而，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从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未见有涉猎者。

那么，是谁揭开这一谜底的？笔者1983年撰写《揭开西夏官印之谜》一文时，曾闻“首领”二字，是黄振华先生译释，并写入文中。后见白滨文章，对此更有准确、具体的说明：“70年代初，黄振华从西夏文官印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等西夏文楷书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九叠篆书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他并对其所见72方西夏官印译释，撰成《西夏官印集释》一文，这是对西夏官印印文篆书最早的探索。”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是很了不起的贡献。其后，李范文先生结合西夏陵出土残碑篆额的复元与译释，苦心钻研，反复对比，对四字印、六字印进行了译释，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撰成《西夏官印考释》一文。尽管对其译文，学界尚有歧见，但可成一家之言，也难能可贵。

以实物资料结合文献对西夏官印制度进行研究，是西夏官印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各依司位、官品等之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孔云白《篆刻入门》说：“隋唐以来，各以印之方长厚薄分寸大小，以别官职之尊卑，品级之高下。非若汉仅以纽授为别也。”从上述记载看，在等级观念上，汉夏官印所体现的是完全一致的。另外，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都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学者们在看到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的同时，还看到了西夏官印显而易见的特点。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的用意，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但“首领”姓氏和年款为授印时所刻。值得注意的是，印背不镌刻任何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更是显示其权威的一种表现。这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

从现有资料看，西夏官印最早的是崇宗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最晚的是桓宗纯祐天庆八年（1202年）。笔者著文时曾提出，为什么没有崇宗以前的桓宗以后的西夏官印？难道崇宗以前没有用印之制，桓宗以后用印之制又有改变？据白滨研究，从宋元丰四年到八年的四年期间（即西夏惠宗秉常大安七年至十一年，1081～1085年），宋夏六次战争中，缴获西夏“铜印”约30方，说明“西夏惠宗秉常时已铸官印，而且数量不少”。然而，这一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为何没有惠宗以前毅宗等朝、桓宗以后襄宗等朝官印的发现呢？另外，西夏官印为模铸而成，按说，其形制应大体一致，但现在所见，其尺寸大小、边框斜直皆有差异，特别“首领”二字，字字篆法不同，这是何因，尚难作出科学解释。我们相信，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西夏官印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进展。

刻有西夏文字的西夏铜牌、铜镜等也很重要，这里附带一谈。

西夏铜牌多为传世品，可分为三类：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凿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可能与辽国“敕马走牌”一样，是皇帝亲授处理军国重事的凭证。2.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国家博物馆一品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3.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

此外还有，1.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咒语“唵嘛呢”三字。2.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六字真言。这些东西，似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小刀，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此小刀，或即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附：

西夏钱币简表

注：本表所列为可认定的西夏钱币，如细分小版别，可得一百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