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的创造与使用

西夏文字_文博耕耘录

西夏文字

李　彤　韩小忙

一、引言

繁复的笔画、方正的结体，这就是西夏文字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这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世人称为“天书”的文字，究竟是怎样创制、使用、消亡以及又被重新发现？其字形、字音、字义、词汇及简单的语法结构是什么样的？目前存世的，有助于了解它的文献又有哪些？针对这一连串的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作一次全方位的回顾与总结。

二、西夏文字的创制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我们可以在如下汉文与西夏文记载中得出结论。

赵元昊自制蕃书十二卷，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此后，风角城皇帝（即元昊），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出众，德行殊妙，治理民庶，无可比喻。（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沈括《梦溪笔谈》）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宋史·夏国传上》）

由此看来，西夏文的创制是在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时期，相当于公元11世纪中叶。至于其创制者，上述记载中也有所提及，不过说法不一，即有元昊自创说、野利遇乞创制说以及元昊创制、野利仁荣演绎说。其中，第三种说法比较通行，另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始封制蕃字师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西夏文诗歌《颂师典》中也有“造字者是‘野利’”的说法。因此，严谨地说，西夏文应是由元昊提议、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的。

三、西夏文字的推广与使用

西夏文字在创制成功之后，便通过朝廷政令大力推行。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民间契约以及儒释道三家经典的翻译工作中。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吴广成《西夏书事》）清人吴广成的这段记载，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西夏文在夏王朝官方文书中的使用方式。

由于官方的大力推行，并选拔很多饱学之士赴西夏各地教授文字，因此，西夏文字在国内迅速流行开来。西夏立国，尊佛教为国教，西夏皇帝使人对大量的汉文、藏文佛经翻译为西夏文，布施全国，这无疑是在境内各民族佛教徒中推广了创制成功的西夏文字。同时，西夏深受中原唐宋王朝的影响，重新编纂了相当数量的字典、韵书，对儒家经典、类书等也加以翻译，使国内知识阶层对西夏文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西夏统治者还使用西夏文字制定法典，规范了国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识字读本、历法、医药等典籍文书也被大量使用西夏文字编辑，使西夏文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正是西夏统治者这种大力推广的做法，使得西夏文深入民间，得以广泛地使用。这就为大量文献、文书的问世和西夏文字长时间沿用奠定了基础，而大量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也为后人释读并研究这种文字，无意识地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四、西夏文字的消亡

公元1227年，辉煌一时的西夏王朝终被蒙古铁骑灭亡，但是，西夏文字并没有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消亡。元代建立之后，在此设置了西夏行省，后改为宁夏行省。因为有较广泛的民众基础，西夏文一直被延续使用。由于西夏故地在黄河以西，故而西夏王朝使用的文字也被称为“河西字”。元代统治者比较重视河西地区的统治，欲通过布施佛教经典，起到教化人民的作用。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今杭州大量刊刻河西字《大藏经》，布施到西夏故地，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前后共五次印经190藏，以每藏3620卷计算，即达到687800卷之多。同时，西夏后裔在元代也有很多人选择入仕，这对于传承西夏文化，延续西夏文的使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代也曾刊印过西夏文的佛经，但是数量却不能与元朝同日而语。考古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在今河北保定市发现了明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的西夏文石经幢，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晚的西夏文文物，在此之后，西夏文神秘地消失了。

西夏文字从公元11世纪创制，到公元16世纪消亡，大致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最终成为行踪未知、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五、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

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注定要在西夏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是甲子年，一位身兼官员与学者两种头衔的甘肃武威人张澍（1776～1847年），因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一天，他与友人游览武威城中的清应寺（西夏时期的护国寺），看到寺中有一个碑亭被砖头层层垒起，封的严严实实，张澍感觉很是奇怪，于是向寺内的和尚打听。和尚告诉他，这个碑亭已经封闭很久，凡是擅自打开的人，都会为当地带来灾难，但其中到底是什么，和尚们也不知道。这一下，更引起了张澍的好奇心，加之他不信天谴的说法，于是要求和尚把碑亭的封砖拆开。和尚们十分害怕，张澍保证再三，如果天降大灾，将由自己一人承担。经过张澍的软磨硬泡，和尚们终于肯拆开尘封已久的砖块。

随着砖头一块块被和尚们拆卸下来，一座高2.5米，宽0.9米布满灰尘的石碑，出现在张澍面前。张澍是清代著名的西北史地学家，自然很关心碑刻的内容。当他掸去碑上的尘土，准备将碑额和碑身上的文字读出时，却有些不知所措。“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整个碑刻正面（碑阳），包括碑额，都被一种十分像汉字的四四方方的文字覆盖，然而却始终没有办法读出上面的内容。作为学者的张澍，想到碑后（碑阴）应该也有文字，当他转过去后，豁然开朗，碑额上篆书“天佑民安之碑”，碑阴为汉字，落款为：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张澍饱读诗书，对于“天佑民安”这个年号并不陌生。他意识到，这块碑阳刻的文字，就是已经很久没人见识过，只留在史书记载中的西夏文字。张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将这次见闻记录在了自己的《养素堂文集》中。之后又作《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记述了发现西夏碑的过程。这块碑，就是现在陈列在武威博物馆，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澍发现西夏碑后的第二年，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来到武威，由于此地古称凉州，历史文化悠久，作为金石学家的刘青园就比较留心当地的钱币碑刻。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在当地收集到了一些稀有的汉文钱币和一瓮梵字钱币（当时西夏钱币在钱谱上普遍被称为“梵字钱”）。刘青园在探访的过程中，得知武威清应寺发现了西夏碑，于是前往观看，觉得碑上文字和所收集到的“梵字钱”上的文字十分相似。对比之后终于明白，原来这一瓮钱币就是西夏的流通货币，于是他在《吉金所见录》中记录了这些西夏钱币和确定西夏钱币的依据。由于他的《吉金所见录》刊刻出版较张澍《养素堂文集》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多人认为刘青园第一个发现了西夏碑。实际上，他只是确定了西夏文钱币，当然，这在西夏经济史和货币史上，也是十分重要的。

外国学者认识西夏文，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在大都（今北京）居庸关建云台，其券门洞两壁上有六种字体刻的《陀罗尼经》。这六种字体分别为：汉、藏、八思巴、梵、回鹘与西夏。当时，前五种文字已经得到了确认，唯独最后一种长期不知道是什么文字。1870年英国人维利亚（A·Wylia）最早指出，他根据中国汉文钱谱认为，第六种文字为女真小字。1882年，法国人德维利亚（Mr·Devieria）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通过考证开封《女真文宴台碑》（又称《女真进士题名碑》）后认为，该文字不是女真文，怀疑是西夏文。到1886年，德维利亚根据刘青园《吉金所见录》中有关西夏钱币和西夏碑的记载，通过当时的法国驻中国使馆，拿到了西夏碑的拓片。1898年，他发表了《论西夏天佑民安五年凉州大云寺感应塔碑铭》一文，确认了居庸关云台券门洞的第六种文字是西夏文。中外学者当时一致认为是德维利亚发现考订了西夏文，直到80年代，才将这一错误的说法纠正过来。

随着被称为“死文字”的西夏字的重新发现，释读研究西夏文的工作也随即展开并延续至今。

六、西夏文字形

西夏文和汉字一样属于表意性质的方块字，形体与汉字相似，目前可以确定，大概有6000字左右，无一与汉字雷同。其笔画一般由横、竖、撇、捺、点、拐等构成，看似笔画繁复，但据西夏文字专家统计，西夏字笔画多在10画左右，5画以下的很少，20画以上的也很少。由于其斜画较多，给人的直观感觉很端正，四角饱满，结体匀称，同时，因为其笔画比较接近，所以通篇看来，非常漂亮。其基本构字方法与汉字不同，但构字时受到了汉字的影响，有规律可循。

西夏文字形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即单纯字（独体字）、合成字以及一小部分象形字和指事字。（注：[]表示该西夏字的汉字注音；（）表示该西夏字的汉语意思）

1.单纯字（独体字）：这种字又可分为两类，有表音字和表意字。

（1）单纯表音字：通常为借词、地名、人名或佛经真言注音等，据统计，大约有近十个。

（2）单纯表意字：多为常用词，有固定的字义。这些字通常是组合新字的主要构成部分，据统计，大约有30个左右。

2.合体字：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或合成字（某部分）组成。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西夏文中合体字所占比重很大，据统计达到95％以上。一般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而成。同时，也有用一个字的一部分与另外一个或两三个字的一部分组合而成，但是，其选取字的部位却是随心所欲的，很不固定，一个字的左右上下等都可取用，这也给梳理部分西夏文的组字规律制造了麻烦。以下采用西夏学者史金波先生在《西夏社会》中关于西夏字构造方式的相关介绍以及作者在《神秘的西夏文字》一文中的例举来大体认识一下西夏文字的构字法。

（1）合成字：是由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字组成一个字。组字时，一般只用字的一部分。合成字又可分为六种类型。

①会意合成：会两个字的意思合成一个字的意思。这与汉语中并列式、偏正式、递进式、动宾式等词组组合方式相近。

A.全形+全形

B.省形+全形

C.省形+省形

D.省形+省形+省形

E省形+省形+省形+省形

②音意合成：两个字合成一个字的时候，一个字起到标音的作用，另一个字则起到表意的作用。这种组合方式，类似汉语中的形声字，但是，汉字中的形符经常是源于象形字。西夏文中的这一类字则是单纯的取与字义有关的字作义符，所取得义符与物形没有什么关系，加之取哪一部分也不固定，所以史金波先生称其为音意合成字，而不称为形声字。据统计，音意合成字在西夏文中占到80％左右，是西夏文字的主干。

③音兼意合成：是指一部分字，组字时选取的表意字与被解释字字义有关，其表音字也和被解释字的字音有关。如下面的例子，兽说明狼的归属，齿也说明了狼这种动物的特点及尖牙利齿。同时，沿用了“伴”的读音作为新成字的读音。

④间接音意合成：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时，一个字表意，另一个字不直接表音，而是将其翻译成汉语后，由该汉字的音起到标音作用。这种间接利用组成字字义的汉语译音作为合成字字音的构字方法，比较特殊。

⑤反切上下字合成：类似于汉语中的反切法。两个字构成新字时，这两个字正是合成字的反切上字和下字。也就是说，这个合成新字的读音就是取上字的声母，下字的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当然，由于西夏存在于中国的中古时期，当时的汉语与现在的有一定的变化，所以，反切法构字时，有时候并不能很轻易的拼出新字的准确读音。西夏翻译佛经时，常用反切法译出一些佛经用语。

⑥长音合成：西夏人翻译佛经时，要以西夏字为梵语真言注音，为准确地注出西夏语中缺少的梵语长音，就以发音与之相应的西夏字和意义为“长”的西夏字共同组成。

（2）互换字：互换字是把一个字的两个部位进行交换，一般来说，生成的字和原字的意思比较接近。互换的位置不同可分为五类。

①左右互换

②下部互换

③右部互换

④左部互换

⑤一角互换

（3）对称字：对称字是西夏文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构字形式。一般左右完全相同，有时中间多一竖。对称字往往都表示双、匀称一类意思。

①　（唇）

②　（中）

3.象形字与指事字：这两种类型在西夏文数量不多。

（1）象形

　（虫，象多足虫）

（2）指事

　（丝，蚕吐丝作茧）

从书法角度来说，西夏文书体比较齐全且均取法汉字，目前能确定的书体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是否有隶书，在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书体在功用上与汉字很接近，楷书一般用于佛经和官方文书、典籍等；行书、草书则更多地流行于百姓日常生活中契约、医方的书写；篆书多用于碑额的题字。多种书体并存且各有千秋，也是西夏文字发展比较成熟的重要体现。

七、西夏文字音

后人之所以称西夏文字为“死文字”，除一段时间未能释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夏字的字音难以完全准确的确定，直到现在，在《夏汉字典》中还有一些文字的读音没有拟出。西夏文是语素（语素是最小的语法单位，也就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文字，字的读音反映的是其所记录的语素的读音。由于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西夏人用西夏语进行日常交流的场景无法流传到现在，因此，西夏学者们只好通过文献记载对西夏字音进行拟定，其中不确定性较多，所以，至今学界对于西夏语音的拟音体系还有争论。目前比较通行的拟音是已故台湾学者龚煌城先生构拟的。在西夏保留至今的文献《五音切韵》中，西夏字音的声母分为九类，分别为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西夏字韵母有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其中复元音韵母比较多。韵母中复韵母有开口和合口的区别。西夏字音的声调分为平、上、入三种。平声97韵、上声86韵、入声字约20余个，韵母间有成系统的音韵转换现象。

八、西夏文字义

西夏字的字义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了《文海》这部西夏字书之中。该书仿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体例，采用了训诂学的常用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了解释。形训方面，用八种术语（头、底、旁、边、心、框、全、减）基本解释清楚了西夏字的来源，如“葱，草旁辛全。”当然，也不完全限于这种格式，还有“川，水流土旁”，意思是川的来源是“水”的左侧、“流”的中间和“土”的右边组成。义训是指语词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意义直接解释词义，如，“朽，[小]旁烂全，朽者烂朽也肉津无之谓。”互训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解释，如，“晚，夜旁黑全，晚者夜也晚夕也夜晚也。”通训，是指对同类事物用一个统一的词语进行解释，如，“巧，渡边觉旁，巧者灵巧也巧也巧也灵也做成会办之谓也。”声训，是指对于一些音译字或借词指明其读音或使用范围，如，“[壁]：[西]旁二从；[壁]者族姓[西壁]之谓。”

西夏字很多是合成字，组合时偏旁部首不固定，使用《文海》，可以明确其偏旁部首，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探求西夏文字的构字规律。

九、西夏文字与西夏语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夏文字就是西夏语书面的反映。

总的来说，西夏文字记录西夏语是适应的，但是并没有绝对化的事物。西夏文字和西夏语语素并不是一一对应，而是存在着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关系。有些字可表示几个语素，试举一例“癆”表示的语素有笊篱（名词）；过滤（动词）。同时，西夏文缺少完备的表音系统，字形和字音之间联系不紧密，尤其是在合体字中，只有一部分有表音成分即声符，不利于学习。西夏文中还有大量的形似字，在字形一节中已有所例举，很容易造成研习者和爱好者的混淆。西夏文与西夏语的关系就像文言文和口语表达一样，并不是原模原样起到记录作用，因此留下的文献并不能使我们了解到西夏人真实交流的场景和口语化词汇的使用，所以，这也是其被称为死文字的重要原因。当然，西夏文字的优势在于西夏文单字众多，约有6000个左右，可以将西夏语中同音语素尽可能地区别开来，为西夏语语素定型。

十、西夏词汇及简单的语法结构

西夏文的词汇和汉语词汇构成方法相近，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人、天、地、红等属于单纯词，今日、民庶、世界等属于合成词。合成词构成方式是复合法，通过修饰、联合、支配等方式进行构成。同时，西夏词汇有大量的一词多义和词义引申现象。由于西夏文字是半途造字，势必会引入大量的外来词汇，当时的汉语、藏语等就成了西夏词汇借用的主要来源。西夏语像汉语一样，也有固定词组，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四音连绵词就是典型，这些词在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大量的存在。西夏文的动词有时候加上一定的辅助成分，会变成名词，比如“吃”加“所”即“所吃”就是“食物”的意思。同时，有些动词可以叠用，如两个“有”连用，表示所有、全部。西夏词汇中还有大量的同义、反义字构词，诸如斗争、死生这种词语的构造。

在宁夏博物馆《朔色长天》陈列展厅里您可以看到《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党项人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编著完成的。骨勒茂才在这本书序言中说；西夏文字“考不则同，论末则殊”，采用会意合成法。另外，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如；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谓语动词往往放在末尾，修饰词在被修饰词之后，虚词在句中的位置灵活多变。

据学者研究，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因此其语法结构与汉语有一定的不同。据西夏留存下来的文献看，比较明显的不同是：组句时，其结构是主语—宾语—谓语，也就是通常说的宾语前置。比如“我吃饭”，西夏语的语序就是“我—饭—吃”；在语句中，形容词、代词修饰名词时，名词在前，形容词、代词在后。如“红花”，在西夏语中作“花红”的用法。西夏语法，内容丰富，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了。

十一、西夏文字的历史地位

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中期，在中国的大地上陆续兴起了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即契丹族建立的辽（公元907～1125年）、党项族建立的夏（公元1038～122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公元1115～1234年），这三个王朝先后与南边的北宋和南宋呈鼎足之势。

三个王朝在建国后都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契丹人直接引入汉字，减省笔画创制了契丹大字，但是由于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汉语相距甚远，所以契丹大字的实用性不高、难于普及，于是又创制了具有拼音文字作用的契丹小字。辽代灭亡后，到金章宗时期，契丹文被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废止，逐渐消亡。女真人最初处于辽的统治之下，使用契丹文，随着民族自觉的来临，创制了女真大字，也是以对汉字和契丹大字减省笔画进行书写。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满·通古斯语族，与汉语并非一个语系，但是创制时盲目地引入汉字，造成了使用的不变，后来也创制了起到拼音文字作用的女真小字。金国灭亡后，虽通行一段时间，但大约在15世纪中叶最终消亡。以上两种文字的沿用时间和普及程度都不如西夏文字，究其原因就是西夏文字虽然借鉴了汉字的一些规律，但是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针对本民族的特点进行了改变，适应了民族的发展，普及程度高，所以流传时间长，使用范围大，留存后世的文献较多。西夏文字以期适应民族发展的优越性和较高的普及程度，以及方正的结体、饱满的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字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当然，西夏文字在创制伊始，就打上了民族矛盾的烙印，这是不可讳言的。西夏统治者自称为“番”（紒），其中从“圣”（綃）字取部分构字，表示自己的民族得到上天护佑，非常神圣。称呼中原汉族政权时用的“锡”（汉），是从“小”（命）字和“虫”（跪）字中取词，显示出了西夏统治者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族人的蔑视和当时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

十二、西夏文字研究简史与西夏文存世文献

从1804年张澍发现西夏碑开始，针对这种“天书”文字的释读就已经开始。但是当时并没有集中发现更多的西夏文献或文物，使得这种研究时断时续，未成气候。

清朝末年，国门洞开，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探险队来此探险寻宝。历史悠久、人口稀疏、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地区成了外国探险队的天堂。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国人斯坦因组织的探险队在敦煌莫高窟的发掘了。在斯坦因发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八年之后，一支由俄国人科兹洛夫组成的探险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区的西夏故地——黑水城发现了大批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与文物。这一发现，轰动了学术界，并吸引了大量的学人投身其中。

拜寺口方塔出土的西夏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早期中国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罗福苌、罗福颐、王静如等相继关注并投身西夏文研究，其中罗氏父子和王静如先生在西夏文字研究领域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卓越贡献。王静如先生更是以三大册《西夏研究》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外国学者在西夏文字研究方面也用力颇多，苏联和日本学者尤其值得关注。由于科兹洛夫发掘的西夏文文献均藏于苏联，因此苏联学者近水楼台，写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聂历山的《西夏语文学》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作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夏学也恢复了中断许久的研究。苏联学者克恰诺夫、索孚罗诺夫、克平等均有十分重要的西夏文研究著作问世。战后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都在西夏文研究中用力很多，其中西田龙雄先生是日本西夏研究的领军人物，其写作的《西夏语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影响。桥本万太郎由于其在西夏文音韵结构方面的卓越见解，也在西夏文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客观原因的制约，中国大陆的西夏文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较快的发展，史金波、黄振华、白滨、罗矛昆、聂鸿音、韩小忙等一批优秀学者陆续出版了较多的高质量学术著作，李范文先生更是主持编写出了第一部《夏汉字典》。中国台湾学者以龚煌城、林英津等先生为代表，致力于西夏文语音的构拟以及西夏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丰硕。

正是由于大量西夏文文献存世，上述各位研究者才能在西夏学这片园地里拓荒开垦。总的来说，了解研究西夏文字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世俗文献，一是佛教文献，其中佛教文献占大多数。

（一）世俗文献：依据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法律、字数、文书、历史、文学、立法、医方以及夏译汉文典籍等。其中，法律类的有综合性法典《天盛律令》、军事类法典《贞观玉镜将》；字书韵书有《同音》、《文海宝韵》、《同音文海宝韵合编》、西夏文汉文双解小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文学历史类有《西夏诗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经史杂抄》等；汉文典籍西夏文译本有《类林》、《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社会文书有《天盛年卖地契》、《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以及大量的经济文书；其他诸如医方、图表还有《西夏官阶封号表》等。

（二）佛教文献：西夏立国以佛教为国教，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先后六次向北宋朝廷求取经书，并对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宝年间刊刻成的《大藏经》进行翻译，因此西夏文佛经数量庞大，现存西夏文佛经约五百八十余种，分为汉传佛经和藏传佛经两大类。汉传佛经以经藏（释迦牟尼所说，弟子整理结集），包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律藏（关于佛教的戒律类著作），包括《佛本行集经》、《佛说生经》等；论藏（解释经义著作），包括《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藏传佛经，多译自藏文。主要有《大寒林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等。同时，还有西夏人自己对于佛经的著述，包括《番言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番言金刚王乘根》。这一类著述，很容易分辨是西夏人自己所撰。因为这种都有“番”字，西夏人自称为“番”，“番言”就是“西夏”语的意思。西夏文字的创立、使用、编纂，进一步推动了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在目前发现的西夏文献中，有一大批译自汉文的典籍，以儒家经典为多。其中还有兵书、史书、佛经、法典等。西夏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译自汉藏文的佛经。西夏用了53年时间将汉文的《大藏经》译成西夏文共3579卷，反映出西夏翻译成绩和成就令人惊叹。

十三、结语

西夏王朝灭亡至今，已有近800年的时间，西夏文字退出实用的舞台，也已经五百余年。但是，自从1804年，甘肃武威西夏碑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起，很多被这种结构方正、字形饱满的神秘文字魂牵梦绕的人们，纷纷投身书写、释读和研究的园地中。正是西夏人有意无意的文献刊刻和民间普及，正是后代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这种被称为“天书”的文字，才在文字博物馆中得到了一个本该早已属于自己却迟到了百年的位置。

如今，这种文字虽然已经没有了任何实用功能，但是，当我们通过博物馆的陈列静静凝视西夏文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它承载的是一个王朝和它统治下子民曾经的兴盛、衰亡、欢乐与悲伤。它比一尊尊庄严的佛像、一枚枚冰冷的钱币、一摞摞精美的瓷器给我们的感觉更加贴切，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的人们都在使用的东西，它沾染了那个时代最根本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