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中华民族解放的红军号手

吹响中华民族解放的红军号手

强　辉

1936年，在宁夏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中国工农红军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他们为宁夏回汉人民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把青春、鲜血和生命留在了这里。在这块黄土地上，山石有知，草木有情，隆隆作响的历史回声向我们讲述着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故事。他们的奋斗与辉煌，他们的艰辛与悲壮、他们的欢乐和痛苦，那一段光辉而不朽的历史，人民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吹响中华民族抗战号声的红军号手——红一方面军营教导员谢立全。在宁夏豫旺地区的一次战斗胜利后，谢立全得到一身新军装的奖励。斯诺看到后就让谢立全站在豫旺堡南门外的古长城上拍摄了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

初识红军小号手

凡是在博物馆或者在纪念馆，还是在各种报刊书本中见到这张“红军小号手”照片的人，都会被那矫健英武的身影和依稀响彻耳际的“抗战之声”所吸引并深深震撼。那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象征，是吹响了民族解放号角的象征，是永远的红军号手，如同一座丰碑永远竖立在人们的心中。

见过这张照片的人很多，是人们非常熟悉的红军形象。可照片中的人是谁？在什么时间、地点，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留下这宝贵的历史瞬间的？这些都鲜为人知的。由于工作关系，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考证它。在调查、征集宁夏近现代历史资料和文物工作中见到过，特别是在举办“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革命”文物陈列时，也陈列着这张照片，可在照片的文字说明上，也只能用《西行漫记》中“抗战之声”或根据书中的内容考证是“西征红军在宁夏”这样很简单的文字说明，后来有些参观者也向我们问起这张照片的详情，我们却不能回答，这促使我们下决心调查清楚这张照片的详细情况和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通过对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的革命活动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对这张照片的时间、地点就越来越清楚，认识也更加深刻，从而进一步翻开了这张“红军小号手”照片后面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斯诺与红军

1935年至1936年是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深深地打动了美国记者斯诺。他带着当时许多无法理解也并不太了解的关于中国红军，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深入采访、考察，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与报道。

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女士并表达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几乎与此同时，陕北给上海地下党发来密电，特邀请一个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从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宋庆龄同意后很快为斯诺的陕北之行作了妥善的安排。

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京到郑州车站与美国青年医生海德姆会合，再由西安的红军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乘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大道奇卡车，藏在军用棉衣下面到延安，下车后，从安塞县进入了苏区，到达百家坪红军东线前沿指挥所。迎接斯诺和海德姆的是一位清瘦的，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的中年军官，他走到斯诺面前，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叫周恩来”。这一次见面就让斯诺大吃一惊，这位红军指挥员就是被蒋介石悬赏八万块银圆缉捕的周恩来！斯诺在后来回忆时说：“他那憨厚、坦诚的微笑很动人，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第二天，周恩来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同他们长谈了两天，亲自为他们拟定了一个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还在用手工绘制的地图上，为斯诺注明去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姓名。开始斯诺认为时间太长，有什么可以看的呢？斯诺于1936年7月下旬前往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在宁夏豫旺堡西征总部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采访了徐海东、陈赓、杨勇、杨得志、萧华等红军指战员，采访两个月，途经十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于9月22日回到保安，同毛泽东主席接触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主席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为巩固扩大苏区举行的西征战役；耐心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还首次披露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这些内容，都被斯诺详细记录在闻名遐迩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里。

斯诺与《西行漫记》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几大本采访笔记和三十多卷胶卷，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闭门谢客，辛勤耕耘，想尽快完成书稿带到国外发表。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陕甘宁苏区的采访书稿，他为这部书稿初拟了《红军访问记》《陕北纪行》《红星在中国》等几个书名，并在一次家宴上请朋友们选定最佳书名，大家都赞同《红星在中国》的书名。当年10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这部著作。由于在翻译和排版过程中的疏忽，把书名印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对这一疏忽却拍案叫绝，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书名，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在中国西北升起的这颗红光灿烂的希望之星，必将照耀全中国。果然在12年后的10月份，即1949年10月红星照耀在了中国大地上。

这本书在英国刚出版时，在上海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胡愈之，在斯诺处看到了样书，他连夜看完后喜出望外，这样一部真实报道红军的书，要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从而进一步了解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征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立即请人翻译，1938年2月下旬，《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以“复社”的名义出版，为躲避国民党与日寇检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书立即传遍海内外，人们竞相阅读。红星照耀着中国大地，照耀着广大爱国同胞的心！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报道，刻画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伟大形象，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般，是震撼世界的成就。同时，世界著名的记者、作家、评论家对斯诺的勇敢精神和著作的称颂、赞扬，也使斯诺一跃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1939年，当斯诺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兼记者访问苏区时，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亲自介绍斯诺，并赞扬他的《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从而也引起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注、关怀和支持、援助，同时也鼓舞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和斗志。斯诺虽然听到过许多赞美之辞，但毛泽东的评价和赞誉，在他心中却是最高的奖赏。

斯诺与红军小号手

1936年6月，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共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广大地区作战，以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并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经过半年的征战，解放了陕甘宁地区近4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标，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到了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红方面军就驻守在豫旺堡，也是西征总部驻地。斯诺在采访时对红军小号手特别关注，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但是没有提到《西行漫记》封面照片“红军小号手”是谁。在书中“红小鬼”一节又这样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没有褪色，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这段描述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红军小号手们的情况，这位“红小鬼”足以使斯诺惊奇和敬佩，可仍然没有注明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红军小号手是谁

在经过较长时间艰难的调查，又参阅了大量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后，始终未见关于红军号手的任何记载。又采访了当时参加过西征战役的部分红军指战员萧华、杨得志、萧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他们也非常熟悉红军号手的照片，也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可具体是谁说不清楚。萧华当年还亲自给斯诺定了在宁夏采访日程表，并选出两匹好马派红军联络员卢仁灿送给斯诺和马海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军事博物馆查找到有关的资料，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红军当时虽有陕北根据地，但各种物资仍很缺乏，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战士们的军装不能及时更换，显得破旧。红军在宁夏与国民党军对峙着，8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200只羊、100多头牛及40多头驴子驮的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对敌人违背停战协议的行径，战士们非常愤慨，纷纷请战，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的批准后，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又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表彰这次战斗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看到在采访红军时难见的衣冠整齐、英俊又背着手枪年轻的红军干部，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从而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当时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他们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同志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这“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解放后谢立全被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到了1972年，当将军得知身患癌症，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告诫子女的信中说：“这张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革命一生仍保持着红军的本色。

这张照片的右侧是一面红军当时使用的旗帜，在旗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旗面一颗红星，正是这面红旗上“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称呼，让很多人误认为是红军东征在山西的时间，其实红军在东征时就用的这个称呼，到红军西征时继续使用了这个称呼。

红旗中间是镰刀斧头。左侧就是谢立全头戴红军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年轻英武的面孔透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真是无声胜有声。

正是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道路——红军长征、西征，正是由于中国红军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地名发出了举世瞩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