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宁夏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抗战时期宁夏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杨文海口述　何新宇　吴　昊整理

关于宁夏的革命活动，你们已经整理了一份材料，整理很详细。

我在宁夏的时间很短，开始时我还没有找到党，待找到党以后，又很快就离开了宁夏，前后近一年多时间，了解的情况很少，再一点，开始我不在党内，当了党员之后，只有几个月就离开宁夏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单线联系，全面情况我不了解。

今年5月在北京开会时，宁夏党委组织部的同志（史玉林）找我谈宁夏地下党问题，我说，你们跟我谈，不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同志，他能谈得更清楚一些。宁夏组织部同志问是谁，我说是李仰南。我在宁夏的时候，是李仰南领导我们，宁夏党组织的全面情况李仰南了解，我自己只了解一点点。所以，宁夏组织部的同志在开完会后，让我给写了个介绍信，他们带着信到辽宁去找了李仰南同志。一天晚上我听小李（李牧可）说，他们也已经找过李仰南同志，那就更好了，他掌握的情况比我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李仰南是宁夏工委书记，当时宁夏各县都没有县委，只有一些零星支部。

我曾于1933年去过宁夏一次，1934年回山西，第二次是1937年去的，1938年离开。第二次去宁夏的原因是这样的：1933年西北运动会在宁夏召开，我随山西代表队一起去宁夏，打球时认识了贺子正。1937年初宁夏成立实验小学，贺子正任实验小学校长。贺子正是宁夏本地人，一个知识分子，在北京上过学，上的哪个大学我忘记了，他当实验小学校长后，因为没办过，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我正在太原实验小学教书，贺子正就给我写信说：“你来吧，你到银川来我们一起办实验小学，我们这里初办这样的学校，不知如何办。”我开始时想到宁夏去，但是太原方面不放，我给贺子正回了个信。后来他又来信，还是要我去，我心里也想去，因在银川办学校，那时候宁夏靠近苏区，所以我就到宁夏去了。

1937年，杨文海（左）和涂春林（右）在宁夏省城机场的合影。

我是1937年4月到宁夏去的。我到宁夏之后，在实验小学教书，并经常写点东西在宁夏民国的报上发表，内容属于抗日方面的。几个月以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大家很兴奋。因为“卢沟桥事变”以前，我在太原的时候，唱个抗日歌曲也不准唱，那时候在太原的日本人很多，阎锡山一直同日本人勾勾搭搭，他在太原办的一些工业，很多是日本人的，如同蒲路和其他一些工业都找日本人。另外，日本人在太原开商店的也很多，在太原街上经常看到日本人，什么开药房的呀，开照相馆的呀，这个商行啦，那个商行啦，等等，实际上都是些日本特务机关。谁要是唱个抗日歌曲，写点抗日文章，“抗日”两个字不能写出来，而是要用“××”代替“抗日”两个字。我到宁夏以后，宁夏那个黑暗劲儿，比太原还要厉害，并且更落后一些，抗日空气更加淡薄，“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一些青年很高兴。我记得“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有个东北青年，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他在东北时参加过义勇军，在热河（今承德）打过仗后，他流亡到关内，没有职业。宁夏开运动会时，在北京聘请了一些指导员来宁夏参加运动会，这些青年应聘来到宁夏。运动会结束后，这些人留在宁夏，在省教育厅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清晨，这个东北青年跑到我那里来，很兴奋地对我说：“老候，打起来了，昨天整整打了一夜。”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卢沟桥打起来了。大家听了很高兴，晚上就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以前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以前不能办的事，现在可以办了，冲破了马鸿逵的限制，当然，事情也不都那么简单，限制得还很厉害。但是，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话就好说一点。我们只能搞一点宣传活动，别的事情也无所作为，只能写点东西呀，出去游行呀，演讲呀，演点街头剧呀，等等。

开始时一个学校搞活动，后来几个学校联合起来搞，声势更大一些，抗日歌曲也可以公开唱了。我们这样活动了约半年时间，觉得前方抗日，打得那样英勇，我们在后方啥也干不成，不甘心在后方平平安安教书，想到前线去，我和几位老师酝酿，大家都想离开宁夏到前线去，后来就和一些年龄大一点，思想进步一点的学生商量，很快串联了不少人，组织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准备以战地服务的名义，到前线去。要到前线去，总得先做点实际工作，大家一起研究，少战团既然是个团体，总得有个奋斗目标，应该怎样组织，还得有个制度，搞几条纪律。我们在班级里研究了一下，到放寒假的时候，“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就组织起来了。团长、副团长都由学生担任。那时候，高年级学生也都才十四五岁，现在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少年战地服务团成立后，我们首先抓学习，并想办法搞到了点学习材料，如当时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一、二期，还找到了一些别的材料，就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学习。

这时候学校已经放寒假了，一般的学生都回家去了，少战团员每天都集中在学校学习。当时我们估计，要到前线去，学生家长可能不同意，因此我们在吸收团员时规定了一条，就是要上前线去，如果家长不同意，就不要参加少战团。那些学生娃娃想参加就说，反正我不告诉家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准备到前线去，但是走不了，因为没有路费，也没有交通工具。那时候交通工具被马鸿逵控制着，我们想利用抗日的名义到前线去，要求政府或军队送我们走。当时的实际想法是到延安去，上前线只是个愿望。想在上前线之前先到延安，我们考虑，从宁夏直接去延安，马鸿逵很反动，不会让去的，只要他允许我们出了宁夏，我们就先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去延安，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要有个合法地位，使我们的活动合法化。

于是，我们就到省政府去找马鸿逵请愿，说我们要抗日，要到前线去为抗日将士服务。马鸿逵顽固得很，就是不让去。他一口咬定说：“你们都是些小孩子，你们能干个什么！你们出去之后连自己的生活也照顾不了，还抗日呢！”我们说死说活，马鸿逵就是不同意让我们去。学生们连哭带闹说要为宁夏争光，一定要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学生们整整闹了一个下午，弄得马鸿逵没办法，他说：“那好吧，我给秘书长打个电话，你们去找他，他管这个事。”那个时候，马鸿逵在宁夏组织了个“抗敌后援会”，为什么叫“抗敌后援会”而不叫“抗日后援会”呢？因为“敌”是个含糊的概念，“抗敌”，就把共产党也包括进去了。实事上，马鸿逵不敢公开打起抗日的旗子，所以叫“抗敌后援会”，不叫“抗日后援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宁夏有日本特务。宁夏高等法院有个首席执事，山西人，他家院子里住着一个蒙古人，据说是什么代表。这个蒙古人带来的一个女人是日本人，是从天津来的，而且带有电台。那个时候马鸿逵是脚踏两只船，基本上他的脚是踏在蒋介石这条船上，但同时，日本特务又公开住在他家里（当然，对群众是不公开的），另一方面，马鸿逵讲话，有时也公开说共产党好，当然他不是说共产党的主张、纲领好，他只是说共产党能吃苦，不贪污。有一次马鸿逵讲话说，共产党教文化不要教室，在树底下拿树枝子一画，就把文化教了。那时候日本人拉拢他，日本人想把马鸿逵拉出来，叫他组织“回回国”，就像把蒙古德王拉出来组织蒙古自治政府，把殷如耕拉出来组织冀东自治政府那样。想把马鸿逵拉出来在宁夏组织“回回自治政府”。那时候马鸿逵是处于一种矛盾心情中，他如果组织“回回自治政府”，那就成了汉奸，对此，他是有所顾虑的，同时也怕蒋介石收拾他；但是如果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组织“回回自治政府”，又怕日本人会打到宁夏。另外，他也不愿意得罪我们（共产党）。

杨文海（后排左一）和少战团教师。

经过我们几次请愿，马鸿逵虽未答应我们到战地去的要求，但是允许我们登记并要我们改换名称，把“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成“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意思就是不准我们离开宁夏。我们就同他争辩，我们说宁夏不是战地，宁夏又没有打仗，日本人没有来到宁夏，我们要到战地去服务，到前线去。马鸿逵不管我们怎么说，就是不让我们到前线去，不让我们离开宁夏。这样，我们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但也争得了在宁夏公开活动的合法权利。

就在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刚刚成立的时候，延安派来的宁夏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仰南同志来到宁夏，经袁金章、贺子正的关系，到宁夏实验小学工作，担任教育庶务主任。开始时，我和李仰南同志以同乡关系（我俩都是山西人）经常在一起拉话。那时山西已被日本侵占，我们一谈就谈到一块儿了。有时也谈战争情况，谈阎锡山如何镇压革命，也谈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如何黑暗。谈话中李仰南向我提出好多问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把自己的看法都向他谈了。有一天，我正在看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李仰南进来了，他奇怪地问：“这杂志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回答说是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他说：“你只有这两本吗？还是其他各期都有？”我说只有这两本，后面的几期再没有寄来。他问：“你还想继续看吗？”我说想看，找不到。他说：“我想办法给你找。”从那以后，我和李仰南每天都在一起，他经常给我介绍一些进步书刊看。那时，他的生活很困难，在宁夏，12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依然穿得很单薄。生活上我们互相照顾，后来他把身份向我公开了，就给我看党章，后来又订了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那时候，在银川有个河北人，姓陈，这个人很进步，我们的报纸杂志由他给代订。在李仰南的帮助下，我懂得的事情就更多了。在这以前，我虽然有那么一点抗日热情，但不知道怎么干，也不懂得讲策略。李仰南来后领导我们，对我帮助很大，后来又介绍我入了党，这对我来说，确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是1938年7月入党的，多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我入党以后，李仰南又给我看了许多东西，这年的夏秋之间（天热的时候）又给我看《论持久战》。以前没有见过党章，也不懂得党里的规矩，看了党章以后，懂得了党的基本知识。其中，印象特别深的一条是不该问的事不要问，再一点是一定要保持党的机密，绝不能轻易给别人讲。

1938年春天李仰南来宁夏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女同志，她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叫肖子珍。这个女同志我不认识，她是什么时候到银川来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搞地下工作，李仰南经常外出，不在学校，有时别人问我：你的老乡怎么经常不在学校？我说大概是到朋友家去了。因为我从来不问他到什么地方去的事，反正我遵守这么一条，不该知道的事不要问。李仰南开始时住在实验小学，以后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关于肖子珍来宁夏的事，李仰南也没有告诉过我，所以有关他和肖子珍的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知道。1938年冬初，我离开宁夏到定边，然后去延安，当时一起去延安的有五六个人，肖子珍是其中之一。从定边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几天，肖子珍也没告诉我她到宁夏的事。我们到延安后，冬天天气很冷，肖子珍见我没有裤子穿，就织了一双毛袜子送给我，我很感激。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肖子珍去宁夏时，她和李仰南以夫妻的名义作掩护，进行秘密工作。他们在银川租了一间房子住着，但是李仰南仍经常住在实验小学，晚上不回去，时间久了，同院的群众感到好奇，就问肖子珍：“你们先生（丈夫）怎么经常晚上不回来？”之后，肖子珍把这事告诉了李仰南，李仰南和肖子珍商量，为了不引起周围群众的怀疑，李仰南决定搬回去同肖子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假夫妻，晚上在一起也很少谈话，很不自然。过了不久，同院的妇女又问肖子珍，“你跟你先生怎么不说话？”这件事情说明，外地人到宁夏，当地群众很注意，就连一些生活细节，别人也很注意。那个时候，银川城里只有五万多人，城市小，但敌人的统治力量很强，马鸿逵的部队就很多，又加上一大套统治机构，什么省政府呀，县政府呀，警察局，军警联合督察处啦，还有保甲制度等等，所以外地人到了银川，很引人注意。李仰南和肖子珍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又不能像夫妻那样生活，男的经常不回家，就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我到延安以后才知道的。

自从李仰南来到宁夏之后，我们有了党的领导，也懂得了应该怎样讲究工作方法，工作也做得更有头绪一点，有步骤一点，方法也更讲究一点。

杨文海在银川实验小学对即将前往石嘴山宣传抗日的少战团员们进行动员讲话。

时间不久，李仰南离开了银川，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没有告诉我。就在这时，延安又派来了一个同志，是个大学生，叫张芳山。有一天，一个老乡赶着一头毛驴，驴上驼着行李，后面跟着张芳山，还有一个警察。他们进了实验小学，我见了很奇怪，当时我不认识张芳山，说是要找侯亦人，我说：“我就是侯亦人。”这时，张芳山马上开口说，“啊呀，老侯，可找到你了！”我向他打招呼时，他马上接着说，老侯，你忘记我啦，我叫张芳山呀，老同学，多年不见了。”我就接上说，“啊呀，老张，是你吗？多年不见了，你从哪里来？”张芳山说：“我从西安来，找你来了。”张芳山态度坦然，表现出很亲热的样子，我估计他是从延安来的，就马上招呼他和那个警察进到房子里。张芳山和警察进屋后，张说：“我进城门时，这个老总不认识我。我说是来找你的，这个老总不放心，专门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我马上说：“他是张芳山，我的老同学，好久不见了。”我一面说着招呼他们抽烟、喝茶，一面问那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警察说他是××分局的。我说：“你们局长我认识，名字叫×××。1933年开西北运动会时我们就认识，他常到我们学校来打球，回头我跟他说一下，老张是我的老同学，家乡被日本人占了，他来找我，想找点事做。”警察一听我跟他们局长认识，就马上点头弯腰地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不知道是你的老同学，奉命办事，对不起，对不起。”寒暄了几句，警察就走了。警察走后，张芳山说，他雇了个毛驴驼行李，脚钱还没有付呢。我又招呼赶驴的老乡吃了饭，付了钱，也走了。等室内只剩下我和张芳山两个人的时候，张芳山说：“我叫孙芳山，化名张芳山，从延安来，是李仰南介绍我来找你的。”并问，李仰南回来了没有，我说不在，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张芳山说他在延安见过李仰南。这样，张芳山就暂住在我那里，对外人讲，他是我的老同学，因为山西被日本人占了，他逃出来，想在这里找个职业。开始时，我把一部分课程给他代教，然后再托人介绍正式职业做掩护。张芳山是大学生，文化水平高，很会讲话，课也教得好，学生非常欢迎。他又爱好文学，多才多艺，能够编剧本，当导演。不久，托人介绍到宁夏师范（宁夏中学）当教师。这样一来，我们的宣传活动更加强了，经常开一些师生座谈会、讲演会、读书心得会等，并利用各种形式，同教育界、学术界建立起友谊关系。

宁夏实验小学校长原来是贺子正。1937年冬，贺子正当了宁夏中学校长，实验小学校长换成了高立天（尚信），也是本地人，在北京上过学，是个比较进步的同志。贺子正任实验小学校长时，我们搞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开始时还是秘密的，贺子正不知道。高立天来了以后，由于他的思想更进步一些，对我们的活动更为支持，并亲自参加，所以搞抗日宣传更加活跃一些。我和贺子正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对共产党不反对，但也不愿意参加党的活动，高立天则愿意参加，所以说高立天的思想更进步一些。李仰南来实验小学，正是高立天当校长的时候，后来贺子正到宁夏中学当校长去了。原来在实验小学还有一个人，名叫薛云亭（薛嵩山），也是山西人，在太原时他和我同在一个学校。他来宁夏后，先在实验小学当教师，以后又介绍到宁夏中学。张芳山在宁夏师范，共同搞抗日宣传活动，当时三个学校校址靠得很近，互相联系配合也较多。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李仰南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连贺子正也注意了。有一次，李仰南离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贺子正见了我就问：“唉，你的老乡到哪里去了？”我说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了。但是贺子正注意这件事情是因为别人问过他，贺子正并没有向别人暴露这件事。正在我们公开搞抗日宣传活动的时候，有一天，宁夏省教育厅长（时子周）把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找去问：“你们学校的教师都有一些什么人？”那时，实验小学有十多个教师，高立天就把这十多个教师的名字都一一讲了。厅长又问：“你们这些教师当中有没有共产党？”高立天说：“我向厅长保证，我们这些教师里面没有共产党。”厅长又很严肃地对高立天说：“你保证他们？你不能保证他们，就跟我不能保证你是一样的。”高立天严肃地说：“厅长你调查嘛！你调查出我是共产党，就撤我的职嘛。”高立天顶得很硬，因为厅长是怀疑实验小学有共产党，并没有证据。如果说搞抗日活动就是共产党，那么当时全国都在搞抗日活动，共产党就太多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里也有一些人，过去是冯玉祥部队的，在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们拥护共产党，后来冯玉祥一变脸，他们也随之反共，因为这些人跟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他们根据平时的观察，对共产党员有个结论性的看法：你看怪不得他们是共产党，平时请他们看个戏也不看，请他们打个牌，他们谁也不打，请他们出去玩玩，也不去，大凡平时没有钱、能吃苦、工作干得不错的人，这种人差不多就是共产党。当时实验小学的教师，白天上那么多课，晚上还教业余学校。那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搬到大门口去，白天晚上公开借阅，其他学校的图书只准本校师生借用，我们学校的图书公开向社会开放，当时，那些人说我们是胡闹。那年的4月4日儿童节，银川市各校学生在省政府礼堂举行讲演比赛，马鸿逵亲自参加，其他一些官僚也去听。在这次讲演比赛会上，实验小学参加比赛的学生讲的内容都是抗日，听的人都说讲得好。比赛结束后，实验小学学生李志纯得了第一名，马鸿逵还把自己的钢笔亲自奖给了李志纯。那时候李志纯才十四五岁，个子小小的。其他一些学校得奖者较少。因为实验小学的抗日活动比较活跃，社会上对实验小学有些舆论，省政府、教育厅也有些舆论。当时，教育厅厅长时子周找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谈话时曾对高立天说：“反正我今天给你讲清楚，如果你们那里有共产党，你要负责任。”当时我带学生去宁夏南部各县搞抗日宣传，不在银川。回来以后，高立天对我讲了时子周找他谈话的情况。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利用各种纪念日搞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例如“三八”妇女节时，我们发动了由各界妇女参加的纪念会，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发动我校女教师出面组织。我校女教师中有一个本地人，曾在北京大学上过学，其他都是外地来的，其中有东北的、甘肃的、北京的。“三八”纪念会先把这些女教师组织起来，然后由她们出面发起组织，向各学校及社会有关方面发出通知，邀请她们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会，开会前还给马鸿逵的四老婆刘慕侠发了邀请帖，给国民党省党部也发请帖。开会地点是宁夏实验小学礼堂。马鸿逵的四老婆刘慕侠有文化，是马鸿逵的参谋。开会那天，刘慕侠没有来，但是给会议写了封祝贺信；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干事长、书记长没有来，但是组织科长袁金章来了。还在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开得很热闹，妇女中讲话的人很多。开完会后，还演出了文艺节目。过了几天，又是“三一八”纪念日，延安召开了纪念大会，“三一八”是段祺瑞在北京残杀学生的纪念日。“三一八”纪念日以后，国民党省党部来找麻烦了。他们对“三一八”纪念日找不出什么借口，而在“三八”的妇女节纪念会上找借口，他们说，“三八”是国际妇女节，凡是带“国际”二字的，都是共产党。他们派人来调查纪念会是谁发起的，谁组织的，谁让召开的，问谁来了，是谁批准的，他们从手续上找麻烦。有一个女教师顶得很硬，她说：“是我们妇女自己搞的，‘三八’妇女节全国都开纪念会嘛，武汉也开了嘛！”敌人又说：“你们没有请示，没有批准。”女教师反驳说：“怎么没有批准，你们省党部派代表来参加，袁科长还在会上讲了话，马夫人（刘慕侠）还给会议写了贺信，怎么能说没有请示，没有批准呢！”一席话把敌人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后来敌人又抓了一件事情，那时，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每天出一期墙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中心鼓楼，另一份贴在菜市场，看的人很多。有一次，墙报上画了一幅漫画，是根据《世界知识》上的画画的，内容是日本人民向日本军阀要面包，日本军阀以矛指向中国的东北。意思是说，日本人民向日本军阀要面包，日本军阀说，你们要面包吗？那里（中国的东北）有的是，鼓励日本人民侵略我国东北。在画中的地图上边是苏联。省党部人员抓住这一点，说是替苏联宣传。我们说这是抗日宣传画，他们问我们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从《世界知识》上临摹下来的。他们又说：《世界知识》是共产党的。我们说《世界知识》是公开发行的，我们从邮局订的，怎么是共产党的？可见敌人完全是为了找麻烦，阻挠我们宣传抗日。

以后，国民党办的一所小学，叫中山小学。那里的一些教师都是些混饭吃的党棍子，没有个正经职业，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些人经常到实验小学来，我们对这些人很警惕，他们名义上是来参观访问，来了之后，在教室里听课，翻看教师的讲义，当时历史和语文没有课本，讲义是教师自己编的。他们还找学生问：××老师给你们讲些什么，说些什么？目的是想找点可以抓辫子的问题。有一次，省教育厅厅长时子周在银川讲演，教育厅通知各学校教师都去听，我们也去了。我到会场之后，讲演还没有开始，许多人都在随便拉闲话，我的周围坐着一些省部的人和中山学校的教师，也在说闲话。那天时子周讲演的题目是《如何净化思想》，意思是只准信仰三民主义，不准信仰别的东西。这时有一个人随便问道：什么叫个净化思想？思想还能净化吗？另一个党棍子就说：“有办法！”又问：“什么办法？”那人又回答说：“把头割下来，我看根本的办法就是割头。”其实，这些家伙就是有意讲给别人听的。

还有一次，我病了有一两个月，一天班都没上，有个《民国日报》的记者到我的宿舍，皮笑肉不笑地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我没大理他，他便坐下来，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话。他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些书，就说：这是啥书呀，给我看看！翻看了半天，没有看到什么。又突然把我的桌子抽屉拉开，里边有一本《七人之狱》，是揭露国民党逮捕马寅初等七君子的书，这时候七君子已经放出来了。这个家伙把书拿出来，假惺惺地说：“这么好书怎么不给我看？我正想看这样的好书。”我说：“这算什么好书，街上公开卖的嘛！”实际上是敌人想尽办法来进行刺探。

后来我带领少战团去各县搞抗日宣传，那时宁夏全省共十个县，我们宣传了七个县，我们是随宁夏省慰问团一起去的，慰问团是到各县去慰问军人家属的，实际是收买人心。慰问团里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记不清了，他总是想尽办法同少战团员谈话，他问少战团员：××老师是哪里人？常讲一些什么？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老师？××老师好吗？等等。我们知道此种情况后，就给少战团员们讲了一下，让大家警惕这个人，所以敌人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我们的宣传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端阳节时的宣传。银川群众有个习惯，端阳节游园。乘此机会，我们联合各学校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1938年七八月间，有一天，张芳山突然来找我，说他马上要离开宁夏，因为他在街上碰到了特务，那是个马匪特务，曾经混进我们在定边办的一个学习班学习过，张芳山在那个学习班讲过课，所以特务认识他。张芳山在街上碰见那个特务时，特务还称呼他为老师，还一定要请老师到他家里去坐一坐，张芳山答应说等晚上再去，他看情况不对头，就马上回到学校去，把账目算了，要了点钱，然后来找我，说他马上就要离开宁夏，后来李仰南来了，也说那个家伙是特务，要赶快转移，所以李仰南也转移了。天冷以后，记得是田里的高秆作物（高粱或玉米）已经砍倒的时候，有一天薛云亭突然来告诉说，李仰南来了，要我们到南门外去见面。我去见李仰南时，李仰南问了一下他走后的情况，我们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说现在敌人抓得很紧，情况很紧张，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他说：“现在全省都一样，不光是银川如此。”还说，张芳山在延安时叫孙芳山，到宁夏后化名张芳山，并告诉了孙芳山当时工作的地点。我说：“现在很不好工作，敌人一天天抓得很紧。”我要求到延安去学习，这个要求，早在我们从实验小学向延安输送学生时就曾提出过。李仰南说：“现在还不能离开，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能坚持的时候再走。人现在的问题不大，你在银川人很熟，有掩护，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李仰南走了以后，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到12月的时候，突然敌人来了，要逮捕我，但是被我觉察了。那时候有一个小学校长，大概是银川南关哪个小学的，这个人我不熟悉。因为平时开演讲会等活动见过面，彼此知道。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问了一些与我毫无关系的事情，他问云亭中学的一个女教师（河北人）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人都躲飞机去了，我再没有见到她，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觉得很奇怪，这么个事，我还不熟悉，他为什么来问我。后来我到新城一个学校的同志那里去，把情况跟他说了，我们又一起分析研究了一下，觉得有问题，决定赶快收拾东西转移，因为有些报纸、杂志和宣传品放在他那里，他那里有个学生叫李有桢，让李有桢把这些东西转移走了。我回到实验小学以后，过了一会儿，军法处的一个处长来了，是马鸿逵的部下，说要找我，他说和我是老乡，好久没见面了，来看看我。他这么一说，薛云亭和高立天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就马上把他招呼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说侯老师（指杨文海）出去了，不在学校。又闲拉了一会儿话，那处长就走了，说他以后再来拜访。薛、高两人把那个处长送走后，立即把门关上，我们一起商量决定，要我赶快离开学校。高立天把我从学校的后门送出去，送到他的一个侄儿家里，当时他的侄儿不在家，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他们全家人都到城外躲飞机去了，高立天的侄儿也是个教师。高立天把我送去之后，他又回到学校去想听听情况，接着军警联合警察处就派人把学校包围了，在全校进行搜查，没有找到人，把我的箱子提走了。我箱子里装有衣服、唱片、快信等，有些是山西老家里来信。敌人搜查时，他们公开说：你们都不准动，我们要搜查侯新人，他是汉奸。敌人搜查后，大部分敌人走了，但在暗处留下了几个人，被薛云亭他们发现了。这时李有桢转移了东西之后不放心，又回到学校来，被暗藏的敌人抓住，问他是什么人，李有桢说他是学生，敌人说：“你是学生，夜里来学校干什么？”李有桢说：“我是半工半读生，一面上学，一面看守大门，打扫卫生。回家吃完晚饭后，又来学校看门。”敌人把他关在厨房里。敌人从学校出来后，又跑到其他几个教师家里去搜查，贺子正家、涂春林家、杨志仁家挨个搜查了一遍。还有一个女教师的家在邮电局，敌人也去搜查一下。我藏在高立天侄儿家里，到了半夜，我已经睡了，但没有睡着。突然听到有人敲隔壁一家的门，敲得很凶，狗也咬得很厉害，院子里有人吵吵嚷嚷，闹了很久，也是敌人到那家去搜查了。

第二天天刚亮，高立天和涂春林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学校里是不能再回去了，昨天晚上敌人在那里守了一夜，到现在还没有走呢！敌人还在学校周围放了哨。我们商量决定赶快出城。出城时走南门，然后去黄河边上的杨家寨子——杨茂林的家。”杨茂林当时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干事。他和雷启霖、袁金章的关系很好，家里虽然是个地主，还兼做生意，但杨茂林本人很进步，也是反对马鸿逵的。那时候，马鸿逵拉差、派税没完没了。杨茂林家里也是一样，经常被派税、拉差，所以他也反对马鸿逵。杨茂林和贺子正是亲戚，我和贺子正熟悉，经常在贺子正家里碰见他。因此，我和杨茂林也就渐渐熟悉了，经常来往。再一点，杨茂林的弟弟杨茂兰，是我们实验小学的学生，也是少战团团员。所以我和高立天、涂春林商量决定到杨茂林家里去。我们研究了出城的办法，决定三个人分开走，他俩一前一后，我走在中间。这样，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互相照应。但是三个人不要走在一起。三个人商定了出城的办法之后，约定先分别到南门里的一家茶馆碰头，然后再依计划行事。我到南门茶馆时，天刚大亮。喝了杯茶，他们两个人也分别来了。又简单商量了一下，我们就出城。我走在中间，他俩前后一边一个，互相之间保持一段距离。我到城门口时，前面的一个人已经出去了，警察没有搜查他。那时候银川南城门是两道门，我走到里边的第一道城门口时，站岗的警察正在搜查一个坐洋车出城的人，我就走过去了。我到了第二道城门口时，站岗的有六个人，还有警察。我没理他们，一直往外走，刚走出城门约二十多步，站岗的喊我回来，我问什么事，他们说要搜查。当时我穿一件皮袍，我把衣襟解开，敌人搜查了一阵，然后拉住我的裤子，看了一会儿说：“你这个人换衣服换得可真快啊，你昨天晚上穿的是什么衣服，昨天晚上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敌人想诱供，没有成功。然后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察哈尔人。”“你是干什么的？”“我在教育厅工作。”“你们厅长叫什么名字？”“你们科长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回答了。敌人也突然问：“你是不是山西人？”我说：“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察哈尔人。”敌人又说：“你昨天穿的是条什么样的裤子。”我说：“我就没有那么样的一条裤子。”敌人抓不到破绽，又问：“你出城干什么？”我说：“接家眷去，我的家眷在望远桥。”敌人又问：“你的家眷为什么在望远桥？”我说：“前几日日本飞机轰炸，我把家眷送到望远桥躲飞机去了。这两天飞机没来，我去接他们回家。”敌人再没有问什么，我就出去了。出了南门后，我沿着南关大街一直向南走，前面有条渠，渠上有座木头桥，远远看见桥头上站着一伙人，我就不想过桥，怕再找麻烦。但是这伙人已经看见了我，又不好躲避，不一直朝前走会引起敌人怀疑。正在这时，恰巧从街西边的房子里出来一个人向街上倒水，我马上迎过去，装作问路，故意问他东北方向的一个村子怎么走，那个人指了个方向说，向东北走就在那边，我说：“好好，谢谢。”我就向东北方向走去，站在桥头上的敌人也没有来盘问。我就从一条巷子过去朝着东北方向走。前边是一片芦苇，我怕敌人追来盘问，就躲在芦苇里。过了很大一会儿，没什么动静，我又从芦苇里绕出来，走到一条路上，顺路向东走去。碰见一辆马车，我告诉车夫说，我要去东边×××地方，能不能把我拉上。车夫说：“我不到×××地方去，只能拉你一段路。”我说：“拉一段也好。”我就坐上马车，走了一段路后，下车来步行，一直走到黄河边上的杨家寨子。当时杨家寨子驻有马鸿逵的部队，大门口站岗的问我干什么，我说是走亲戚，到杨家去。寨子里边是三个院子，部队住在前院。我到后院去，首先找到了在实验小学上学的杨茂兰，问他哥哥在不在家，他说不在家。我就把事情告诉给了杨茂兰，让他不要告诉别人，并要她赶快把他哥哥找回来。杨茂兰就把我藏在一间僻静的屋子里，由他妈妈给我送饭，随后他就去找他哥哥了。那时，因为日本飞机常来轰炸，省政府机关都搬到了城北二十华里的习岗堡，国民党省党部也在那里。杨茂兰去习岗堡把他哥哥杨茂林找回来，我又把情况向杨茂林详细讲了一遍，并说，我要回山西老家去，想走榆林这条路，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到榆林。杨茂林实际上知道我的情况，他说：“我也没有把握，你先住在这里，你别看这里驻有部队，实际上保险着呢！”他叫我先住下，他再到城里去打听一下情况，然后他就到银川城里去了。第三天，实验小学杨志仁来了，他对我说：“银川是再不能回去了，你要过黄河，不能从渡口走，黄河各渡口已经被敌人封锁了，船只都已集中看守，只准进，不准出。”他又说：“你走在路上，这个帽子可不行。”他又把自己的帽子给了我。他说，那天晚上，敌人曾到他家里去搜查，第二天还把学校的炊事员老刘抓到警察局去打了一顿，追问侯新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实际上老刘也不知道，打了一顿之后又放了。此后，这老刘见人就跪下说：“这么好的人嘛，怎么说他是汉奸！”这老汉还办了一件事，他看见学校的办公室里挂有我和其他教师的照片，怕被敌人拿去，就取下收藏起来了。

我在杨茂林家住了五天。在最后的一天，敌人的宪兵和警察来了。因为那里是个河滩平地，很远就看见一串骑自行车的人来了，杨茂芳赶快带我到打谷场上，当时稻谷还没有打完，就把我藏在稻谷堆里。敌人来了之后，到杨茂芳家里去搜查，扑了个空，就又到其他地方处搜查去了。敌人走后，杨茂兰到银川城里去把杨茂林找回来，商量了一下，决定当天晚上就走。他妈给我烙了一些白面饼子，给了我一件棉袄穿上，他家里有一条破船，修理了一下，又找了个撑船的人，杨茂兰赶了一条毛驴，天亮前送我过了黄河。又走了一段路，已经看不见横城了，进入了内蒙古地区，就比较放心了。这一天走了六十里路，到了杨茂林家的羊圈上，住了一夜。杨茂兰把我交给了他家羊场上的一个放羊的，名叫张远。这人以前给他家拉过骆驼，经常走定边，对内蒙古地方的路很熟悉，所以安排这个人去送我。杨茂兰把我送到羊场之后，他就回家去了。接着由张远送我走，又走了大概四五天才到定边。我们到定边的头天晚上，大概是住在了边区的边界上，那时边区老百姓的警惕性很高，对我们盘问得很仔细。第二天，当地老百姓又派人亲自把我和张远送到三边专署。送我们的人进去问了一下，又把我们送到三边特委。一到特委，就见到了李仰南，我就把情况向李仰南说了，我在特委住了十来天，然后去了延安。

我在延安待了一年，1939年李仰南从宁夏回来了，把我找到边区党委，书记是高岗，组织部长张榜英，宣传部长李卓然，组织上要我们写材料，叫我们在一起写宁夏的材料。李仰南写，我也写，大概写了好几天，材料写完。我又回到边区党校。这个材料后来我看到在《抗战中的甘、宁、青》这本书上刊登了其中一部分。这个书大概是西北局编的。我记得在写那份材料时，我和李仰南正好在搞研究，我们在宁夏待了一段时间，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当时感觉很深的一点是，我们把工作全部放在学校，在农村的工作，也是放在学校。所以有一点什么活动，敌人就知道了。而没有把工作的重点真正放到农民中去。在学校里，我们的工作又主要放在少数教师身上，宣传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其对象无非是一些学生。敌人又很注意学校的活动，那时候宁夏的学校很少，就那么几所学校，敌人一眼就盯住了。我们又都是外地来的人，敌人也容易盯住我们。再一点，当时是公开活动，全部力量都放在公开活动上。应该是一部分人搞公开活动，更重要的是应该有一部分人隐蔽起来。但是，我们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全部出面，写文章、作演讲、召集会议，座谈会上发言，都是这几个人，没有注意隐蔽。当时日本人从北京很快打到包头，并经常派飞机到宁夏来轰炸扰乱、侦察、撒传单，传单多是号召回民起来组织“回回国”。

关于这个问题，在李仰南未去宁夏之前，我们组织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的时候，开始是想出去，想离开宁夏，到前线去。当时有个比较幼稚的想法，我们估计，如果日本人打来，马鸿逵没有可能抵抗，我们估计不可能，抵抗的可能性很小；马鸿逵会不会逃跑呢？这是可能的。因为马鸿逵已经把他的军官家属向走兰州的那条公路上送走了，送到了中卫以西。因此我们估计，马鸿逵逃跑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们又考虑马鸿逵会不会向日本投降？当时我们估计，投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日本人撒传单，号召组织“回回国”，想把马鸿逵推出领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马鸿逵逃跑的可能性有，投降的可能性也有，抵抗的可能性不大。这时，我们就考虑，不管他投降也好，逃跑也好，我们要准备打游击，这正好和我们的想法相符合，所以就向延安送了一批人去。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考虑，所以就想多搞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在群众中树立影响，然后号召打游击，群众就会相信你，愿意组织起来打游击。因此，公开活动搞得多一些。后来日本人再没有向宁夏前进，只是派飞机来骚扰一下，组织打游击的事也就没有进行。

另外，在南边，原来估计日本人可能进攻西安，进占兰州（齐心同志插话：原来按照日本的进攻情况和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情况，中央分析，日本人也有侵占西安，兰州的可能），所以，那时想把我们的力量拉出去，多搞一些公开活动，以便在群众中树立影响，将来党号召打游击时，群众就会信仰，组织起来打游击。

但是，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考虑不够。在宁夏，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弱，宁夏地方又小，当时一共53万人，10个县，其中盐池县一大半还属陕、甘边区。实际上只有九个半县，其中磴口县仅有两千人。这样只有53万人口的一个省，但敌人的统治力量很强，仅是军队就有好几个旅，还有宪兵、警察、保安机关、保甲组织一大套，还有政府机关一大套人马。从边区来个人，一过黄河渡口，一上岸，敌人就紧紧盯上了。例如苏文同志，东北人，小个子，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第一次来宁夏后，我就看到过国民党的一个内部通知上说，从河东过来一个人，小个子，操东北口音，戴眼镜，还画了幅像，很像苏文。我认识苏文以后还说起过这件事，苏文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由于敌人的监视，所以他到平罗小学之后，工作起来也非常困难。又如孙芳山（化名张芳山），他一进城门就被敌人跟上了，幸亏那个警察没经验，我事先又不知道他来的事。毫无思想准备，由于孙芳山机智灵活，才蒙混过去了，如果碰上个有经验的警察，那就麻烦了。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在那样小的一个地方，敌人统治那样严密，工作起来确实很困难。我到延安之后不久，在组织部办的一个训练班里学习。有一次，有个教员讲课时讲到西北的工作，特别讲到甘肃、宁夏的工作时，他举了个例子很形象地说：“在宁夏呀，甘肃呀，青海呀，我们党的工作几乎等于没有。在那个地方，我们党的工作像个老牛一样，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动。”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高兴，他那个说法我很不赞成，我们在那里工作那么艰苦，那样危险，那样难，你就看到我们的工作像老牛一样，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动。其实，平心静气地一想，那里的工作的确也不好做。比如我们听时子周讲演时，不就有人说：“净化思想，就是把头割下来吗？”虽然形式上好像在开玩笑，实际上反映了斗争的艰难和残酷。

我从山西去宁夏，是由于贺子正的关系。我是1933年去宁夏参加西北运动会时认识贺子正的。那时，我不是正式运动员，而是混进去的。1933年，我从太原师范学校毕业，按学校规定，在毕业考试前，每个毕业学生都要进行实习，在附属小学教几个星期的课。这个班的全部课程都由这个组包下来，在几个星期内，按照附小的教学进度，把全部课程读完，但是讲义要自己编写。我们这个小组，给我分配了个音乐课。按规定，歌词和曲谱都由自己编写，不能教别人写作的歌曲。上课时，其他实习同学还要来听课、视察，听完后集体评议。哪里讲得好，哪里讲得不好，都要提出来。我教音乐课，就自己编了个歌子，内容是骂统治阶级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有点爱国热情，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太原搞过学潮，打过国民党省党部，省党部的人开枪打死一个学生。第二年（1932年），我们学校又闹过一次学潮，闹得很厉害，这次学潮以后，我们就进行实习，准备毕业考试。当时我对国民党对日本侵略不打日本而打学生，学校校长不准我们搞抗日研究会，还进行镇压，心里就很痛恨，所以编了个歌曲骂统治阶级。在这支歌曲里，把蒋介石、阎锡山都写上，公开骂他们。歌曲的内容大意是：我们曾经上过蒋介石、阎锡山这些人的当，他们都是些骗子，我们再也不能上他们的当了。按照当时的教学法，教课时有个死格式，教学上写着，第一步首先要引起动机，所谓启发式教学，首先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所教课内容的中心思想上来，因为这支歌的中心思想是不要上当受骗，怎样来引起动机呢？我想了个办法，我把两名学生叫到台前，一个瘦子，一个胖子。我叫他们面向外站在那里，每人给了一张凳子，并告诉他们，我喊“一”，他们就站起来，我喊“二”，他们就坐下去。在喊口令的中间，我偷偷把胖子的凳子撤掉了，他就摔倒在地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我又另找了两个学生来，照样这样做，其中一个学生不再按口令向下坐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坐下去，他说：“怕你把凳子撤了”。我用这个方法，说明什么叫上当受骗，小孩子吗，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兴趣，然后教唱歌曲。课上完后，这天正是星期六下午，学生都回家去了。有个和我一起实习的同学听了我的课后，就对我说：“你这个家伙怎么想了这么个怪办法来引起动机？”吃晚饭的时候，有一个带领实习的老师找我，他问：“你今天的音乐课教的什么内容？”我把歌曲内容告诉了他。他又问：“你编的这支歌曲有没有印发给学生？”我说：“印发了。”老师又认真地说：“你赶快把发下去的歌页收回来！”这时，我也有些害怕，就赶快跑到教室去找学生，回收歌页，但是学生都已经回家了，只剩下一个打扫卫生的学生还在。我回来把情况向那个老师说了，已经收不回来了。他说：“你这样公开骂，会出问题的。”我说：“歌页已经发了，反正已经收不回来了。”又过了三四天，我的一个同乡同学（也是这个学校结业的），他在绥靖公署当文书，他偷偷看了绥靖公署下的一个逮捕我的文件，就跑到学校来找我。我当时不在学校，上街去了，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叫我赶快跑，天黑以后，我从街上回来，那个同学在学校门口等着我，把敌人要抓我的事告诉我，我当即就离开学校跑了。当时还是青年学生嘛，往哪里跑呢？在太原也没有个亲戚朋友，想了半天，跑到距离本校不远的金山中学，那里有我的一个同乡。我把事情的原委向他讲了一下，他叫我装作是他的表哥，从家乡来看他，就暂时住在他的房子里。住了两三天，感到还不安全，就又跑到太原城外的另一个学校，在西山，又待了二三十天，我们的实习期完了，要进行毕业考试，我也未敢回校参加考试。考试完了以后，学校里组织毕业班同学出外参观，我就托人去给老师讲，我也想去北京参观，老师说让我去参观，但不要回学校来，等到上火车时，直接到火车站去一起走。结果就回到参观队伍中一起走了。我们到定县以后，因为日本飞机每天都去北京轰炸骚扰，北京的社会秩序混乱得厉害，不能去，就在定县待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又回太原，我也随着大家一起回到师范学校。这时，我那个在绥靖公署的同学又跑来找我说：“你怎么回来啦？现在人家还在搜捕你呢，还下了通缉令。”我又跑到原来那个老师家里，那是个体育老师，在他家里待了几天，正好碰上山西省要派体育代表团去宁夏参加西北运动会，就通过那个体育老师混进代表团里到了宁夏。我在宁夏待了三四个月后，又碰上孙殿英部队包围了宁夏城，记得是过阴历年时包围的，一直到3月底。以后孙马战争结束，孙殿英败走了，我们才离开宁夏回到太原。在宁夏这一段时间里，我认识了一些朋友，贺子正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以后，宁夏方面派贺子正办实验小学，他给我写了封信叫我去帮他一起办学，我就去了。我去宁夏的时候有个想法，因为宁夏紧挨着边区，我想去找党。1934年我从宁夏回到太原后，在一个小学当教员，1935年在太原参加了反帝同盟，先是纪永成介绍我认识了徐冰，徐冰在太原参加了反帝同盟，让我做点工作，写点文章给《乡村小学周报》。这是纪永成他们办的刊物，我给他们写了几篇文章。平时纪永成也常到我那里去。这是1935年秋天的事。1936年2月，红军东征，太原紧张，到处抓人，还枪毙了一些人。有一次，有个同志对我说，纪永成被敌人枪毙了，我很惊奇。后来看到了布告，什么证据也没有，只是说纪永成是共产党，办《乡村小学周报》，破坏社会治安。

我到宁夏后，涂春林对我说，他们那里有个共产党员，名叫张子华，是王含章的侄儿子，但以后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对宁夏地下党的情况就了解这么一点点，我们只是做了点宣传工作，把几个学生送到延安，实际上当时自己很幼稚，懂的东西很少。最后，因为敌人搜捕，站不住脚，才离开宁夏。

你们想把宁夏革命历史材料收集一下，这很好。这项工作再不做，材料就会散失。

李有桢这个学生，家里很穷，上学时，经常是学校放了学他不回家吃饭。起初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去，他说家庭生活困难，我们就安排他一面读书，一面做点差事（杂物活），生活上给点帮助。我们离开宁夏后，他一个人于1938年冬单独到边区去，我们送他到边区中学去学习。我生病时，在延安二十里铺住在边区医院，他从安塞吊儿堡到边区医院去看我，突然得了伤寒病，发高烧，不省人事。住了两个多月医院，慢慢地缓过来了，组织上看他表现好，送他到保安处学习以后，又回学校去了解情况，被敌人抓住关在伙房里，敌人拿枪口逼着问他，他什么也不说。1951年西北局办了个烈士展览，其中就有李有桢。如果不搞革命史材料，这些同志就这样白白牺牲了。

关于宁夏工委组织问题，可能委派杨一木在先，委派李仰南在后，可能杨一木搞了组织，但没及时到宁夏去。我在宁夏时，李仰南是工委书记，全面工作由李仰南负责，杨一木只管银川以北地区，如平罗、磴口、陶乐。据我知道，当时宁夏工委工作是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的，西北工委也领导过一段时间，后来边区党委和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了边区中央局，时间不长，又改名为西北中央局，大概是1941年3月改为边区中央局的。1942年整风后，又改为西北中央局。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由罗迈、贾拓夫负责。西北中央局成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地方工作都属西北中央局领导。

李仰南还当过甘宁工委书记，杨一木当过伊盟工委书记。

李仰南回去向边区党委汇报时（1938年夏），书记是高岗，宣传部长是王若飞。我去边区时，是李仰南写的介绍信，信是写给高岗。

李仰南，山西晋南人，他在山西时坐过监狱。红军东征后，李仰南任中央学校民族班主任，后调去宁夏做地下工作。当时宁夏有很多山西买卖人。李仰南在山西坐监狱时脚受过伤，所以走路很不方便，生活也很艰苦，他很会做思想工作，你想不通的问题，跟他辩论，他很耐心，一直到把你说服为止。后来李仰南任甘宁工委书记，1942年整风开始后，他被调到陇东地委“抢救”，后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送回延安，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后，要送他到中央党校去学习，他说：“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去上党校？”他开始在中央党校六部，后又调到二部。日本投降后，他被第一批派往东北工作。

李仰南1937年去宁夏是郭洪涛派去的，后来他对高岗有意见，说高岗这个人不讲道理。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工学院来人调查李仰南的情况，他们两派不一致，我说李仰南好，一派训我，说他是叛徒。后来又有人来调查，我还是那样说，他们很感兴趣。

孙芳山，日本投降后调去华北，先在北京市委工作，后去教育局，后又调回北京市委任办公厅主任，后任北京市委监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孙芳山逝世前是北京市委监委书记。孙芳山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在北京市委工作时，编写了一个剧本叫《廉吏风》，剧本写成后，“文化大革命”中批《海瑞罢官》，把《廉吏风》也批了。在孙芳山的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还提到了《廉吏风》。孙芳山还曾在延安平剧院当过协理员，在三边时，曾做过剧团的领导工作。

时　间：1980年11月5日　　　　　　　　　

地　点：陕西省委八号院内杨文海家　　　　

访问人：李牧可　何新宇（宁夏博物馆）　　

　　　　齐　心　张俊南（陕西社会科学院）

　　　　李东南（陕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