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与中国文化合作机遇和挑战

埃及与中国文化合作机遇和挑战_中国—阿拉伯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文集

埃及与中国文化合作机遇和挑战

卡米里亚·索比

当我收到参加贵论坛的盛意邀请时，来参加的热情倍增。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底蕴，这与古老而悠久的埃及文明相似，同时因为当代中国的经验中蕴含着财富，使得期盼发展和进步的各族人民梦想成真，所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强大的个体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已成为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地方。

新当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很重视几天以来对中国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出访非阿拉伯国家，这足以证明埃及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肯定和赞赏。另一方面，取得参加此次论坛的只是代表性的地区，只有成为其支持者，才能实现巩固合作、交流沟通，并推动双边人民实现对话和交往的心愿。

置身于参加此次论坛的阿拉伯各兄弟国代表团中间，我谨表达无比荣幸之情，并向他们致以问候和爱的祝福。

一、埃中文化合作的机遇

2004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启动中阿合作的倡议，目前正在得到落实，在倡议活动的实施中，以加强经贸交往和扩展文化交流为原则，由此实现互惠互利。本次论坛是举办的第三年，也是最能证明其成就的一届。此外，论坛的举办也是相关各方经过深入讨论、协商的结果。

就埃及而言，我认为埃中之间共同合作发展所赋予的机遇很大，多年来给予其机遇不仅仅是得益于两国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也得益于埃中关系自20世纪初直至我们今日所作出的努力和两国人民实际交往的真诚心愿。毫无疑问，共同合作发展正为彰显两大文明对人类历史、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创造着绝无仅有的机遇。

中国先前有个很好的范例，即在1931年第一次派遣中国留学生代表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其学生精英中最杰出的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创始人穆罕默德·马坚教授，他第一次把《古兰经》翻译成了中文，迄今为止他的这个译本一直是该领域里最严谨和使用最多的译本。中方积极性很高，促使当时的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在1932年颁布一项国王法令：为到爱资哈尔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成立一个系，由此加强了两国的科学和文化关系，并从那时起开始了共同发展。

至于埃中之间的官方贸易合作则始于1953年，作为历史上最先生产丝绸及出口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中国，开始从埃及进口棉花。1955年8月22日在北京埃中签署第一份贸易合约，带来了两国关系的加强、贸易额的增长和双边贸易领导人频繁的会晤。在此影响下，埃及于1956年主动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阿拉伯、非洲国家。同年两国还在开罗签署了双边文化合作协定，并在当年派遣了埃及第一个教育代表团赴中国。

学习外国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文学艺术和历史的最佳途径。埃及自1958年开始作为第一个阿拉伯、非洲国家在其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艾因·夏姆斯大学开设了中文系。但是很遗憾，在其三批学员毕业后，授业中断了。此后的1977年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也开办了中文系。我作为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语言学院的客座教授，很荣幸从它创始之初就能近距离地关注这一有益的试点。当时是1979年，即中文系成立的两年之后，我在该学院的法语系学习。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学生带着惊讶的目光看着中文系特别是该学院第一批在大三就去中国回来的学生。我们曾怀着对这个古老国度的热爱之情向他们打探各种情况，也目睹了中国教师坚韧不拔、满腔热忱，忘我地关怀和教授这些学生。我还亲眼看见中方如何为丰富学院图书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提供了中国古代和现代最重要的文献、出版物和辞典。我也见证了到学院中文系学习的埃及学生数量持续增加，他们都是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这些都能直接反映出埃及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随后在埃及几所最古老的大学里相继开设了中文系，其中包括开罗大学、艾资哈尔大学，还有最新式的大学，如明亚大学和苏伊士运河大学。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在教授中文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加强两国科学和文化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埃中友协分别在开罗大学和苏伊士运河大学成立了两个孔子学院，1999年创建了中国学研究中心。借助这些平台，两国间的奖学金和教育派遣团数量有所增加，我们希望这种加倍增长能成为一种常态。

在提供的机遇中，其他各个层面上的交往也在增多，文明的组成部分就是领导者和参与者——譬如宁夏地区与阿拉伯国家，其中伊斯兰因素占据了首要地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增加了相互接近与合作的机遇，这不仅局限于宗教知识与伊斯兰惯例和履行义务相关的不同需要上，还拓展到其他层面，如贸易往来、活跃古今宗教圣地的观光旅游，以及相关书籍、出版物和翻译作品的问世。

在这个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埃及对中文的了解促进了导游工作的开展，即很多埃及导游对中文和中国文化都有很好的认知，从而方便了与中国游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希望在该领域的互动交流能越来越频繁。

同样，不借助其他中介语言从中文直接翻译到阿拉伯语是完全可能的，翻译在拉近两个国家距离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通过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门翻译目录，可以发现大约有146本书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到中文的，同时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有27部作品是从中文翻译到阿拉伯文。在这些翻译作品中，例如《四书》就是由穆哈桑·法拉加尼博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再由埃及国民翻译中心出版，我有幸管理此事。我相信这些文献资料都需要由双方——阿方和中方认真、及时地更新，以便给该重要领域带来活力并增加两种语言翻译作品的数量，从而形成更密切的往来。

埃及革命后，在新形势发展决策上最重视中国文化和科学。根据决策要求，在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已经在中国开设了第一个驻外文化办事处。承建这个办事处的是该领域精英之一穆罕默德·贾巴尔·艾布·阿里博士。自办事处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参与到不同的文化、教育机构活动中去，并支持这些机构为促进两国合作作出贡献。

至于埃中之间的文化协定和双边交往活动，部分协议条款已经落实并发挥了有效作用，我将列出自2009年开始直到今年的部分双边交往事例。

1.中国在埃及举行的部分活动

○在开罗举办中国文化周活动，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的访问。

○2009年2月的重要访问、中国服饰展和各种文艺表演。

○由35名成员组成的中国杂技团在埃及多个城市举办演出。

○由中国15名儿童组成的代表团出访开罗，参加2011年“世界儿童眼中的埃及”比赛。

○中国两部微电影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盛典。

○2012年年初，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为首的代表团来开罗访问，埃及文化部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2. 2009年至今埃及在中国参加的各种活动（以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009年，尼罗河民间音乐团参加“中国乡村音乐周”活动。

○大量的埃及各行艺术家们来华，长期参与中国各种演出，并给中方指导他们的部分作品。

○组织埃及传统手工产品参展2010年“文化产业世界博览会” 。

○2010年，一些民间艺术团参加了中国的盛会，其中包括“阿拉伯艺术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 ；埃及著名的歌舞团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阿拉伯经济论坛” ；埃及艺术学院芭蕾舞团参加了2011年上海国际少儿文化节。

○2011年，埃及与中国合作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埃及派遣文化部政府机关领导干部参加文化、经济方面的培训。

○2011年，埃及一位装饰设计师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剧院组织第三届大会。

○埃及一位艺术家参加“外国友人镜头中的四川地震灾区”活动。

○2012年埃及还参加了很多其他活动，例如：埃及儿童参加“天津国际儿童绘画节” ；埃及艺术家参加“多彩阿瓦迪州” （音译）摄影展；在中国举办埃及文化周活动，包括各种艺术展、手工产品展和埃及“坦维尔” （音译）团表演；埃及木偶剧团参加中国木偶剧艺术节；埃及官方代表团赴华参加“中非文化部长级论坛”等。

还有一些埃中计划的代表性活动将在不久以后得以落实。

二、埃中文化创作面临的挑战

道路已经铺平，机遇已经给予了我们。那么，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首先，要强调加强对我们两国人民直接了解的重要性。中国如今在各个产业、贸易及人力资源利用方面的惊人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增进双边旅游，更多更近距离地直接接触，也需要通过现代化的直接联系渠道，诸如电视、电影来加强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和陌生感，更多的是亲近和深交。

第二，挑战与我们两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和遗产多样性有关，这一点具有很大影响力，必须关注它，以便我们随时利用这一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我们在明确的时间计划框架下选择并确定优先利用这一点，那么它将会十分有效，而这一点的实现必须先制定未来明确的目标，并专注于此，才能使双边往来不至于迷失在多样性的海洋里而不在其自身有影响力的领域厚积薄发。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回到框架协议上来，并根据上述内容实施这些协议中很多非常重要的条款。

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在如下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根据1970年该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保护文化和遗产权、对相关交易定罪、制定法规、就非法运输和视交易严重程度定罪等，签署双边协定。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依赖于原先的文化和实际上熟知的传统文化形式，而是要拓宽该领域的多个非传统文化形式，比如：在我们社会中，电视连续剧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力，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如何较好地利用它。但是无疑，它也成为现今导致文明彼此相近的因素，我们能从其背后捕捉到很多其他领域的流行元素。同时中国已经失传的艺术也能以高水平表演的形式在每年一届的失传艺术盛会上被推出，其中还包含一些阿拉伯的视觉艺术，如埃及的“台赫忒卜” （砍柴）表演、一些阿拉伯兄弟国家挥舞刀剑有韵律的舞蹈，这些领域尚未在我们国家得到更好地利用。我们还有书籍文献馆归档和整理方面的好项目，可能也会成为我们两国间良好交往和合作的领域之一。

第四，对于文化多样性而言，地理多样性被认为是另一个挑战，因此中国——从地理上看——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同时埃及面积也不小，我们的活动都是集中在具有共同特征的城市，这种总是形式主义而无意义的想法对双边关系能带来什么呢？或者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些城市更需要文化？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城市并认定它们能尽其所能实现文化和实际的交往呢？同时，时间是重要因素，频繁的活动日程表应该安排在一年或某个月内，接着双方都可以按日程进行，以保证在这一年内保持融洽相处。

在知识和继续教育的时代，无疑要发展教育，中国在获取科学和知识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我们也需要赶上。同时我们也完全明白良好的管理是任何——文化或非文化——项目成功的基础，中国已经向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证实了其不仅善于治理，而且在现代化的管理中都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这是较为重要的方面。只有凭借这些重要经验才能发展和生产。无疑这种心愿也要与相关的文化产业、双边交往的发展相适应，并坚持那些每个国家实施的法规中的旨在简化部分税收和海关手续的协定。

第五，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我们两国间巨大的运输成本以及随之而来的待建设施。在该领域，可能在中国的埃及人和在埃及的中国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到了，要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存在优势，凭借其对两国实际知识的了解来扩大收益，从而使得我们能因他们的实际存在不花一点成本并取得较大收益。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在世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一点完全正确，即文化产业政策要符合以脱贫为目标的世界性政策，这也是拥有金融回报的文化项目的主要目标，因此要关注生产发展的利益，其优厚的收入能给每个人带来福利，并实现长久发展。

同时站在妇女立场上，将她们视为所有与文化或其他相关发展计划的全面参与者，这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挑战，我相信中国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很多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家庭妇女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家庭妇女更加重视，还有一些传统偏见束缚着她们，她们非常适合接受再教育并发挥其经济作用，由此实现个人和公共社会更大程度上的福祉。我们不应该忽略世界大挑战，维护好环境和公共卫生，提供能源。毫无疑问这个挑战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还应该商讨国家机构的官方合作，不应忽略民间团体和当地发展机构的作用，应发挥他们的有效作用。

第六，下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学校教授中文和阿拉伯语。我过去曾目睹了法国政府是如何在一些私立学校将中文和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的，并从中意识到这些少年在短短的几年后将为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其显著的作用。

第七，最后一个挑战，即有效交往和全面参与的挑战。任何交往都不是建立在只给予或只索取上的，但凡成功的交往都是建立在双方有福同享、极为珍惜长久合作基础上的，这样才能有所成果。

（作者系埃及文化部副部长、对外联络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