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学述及新的文化发展方式与新业态
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沈望舒
内容提要：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十二五”战略的主线与关键；认识其意义、性质、结构、要素、动力等，事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前景。传统的发展方式奠定共和国文化伟业的基础，尚为文化事业和产业主流，但已明显不适应文化生产力要求的窘况；新发展方式渐成理念与实践的超越之势，并以新业态彰显文明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拓展空间。文化的新发展方式与新业态建设，需要生产力主体自观念转变入手，从创新驱动着力，通过体制改革与机制优化，逐项完善文化发展的要素要务，最终以从业队伍素质能力的提升，使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化两大目标得以实现。
关键词：文化 发展方式 新业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尤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率先“突围”的表现，令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此伏彼起；中国决策层针对发展状况，适时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又让“发展方式”成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文化领域以辩证思维，来审视传统发展方式、以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和建构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民族的崛起首先在文化的崛起，文化发展方式所包含的用文化价值带动全社会发展和文化业自身科学健康发展的双重指向，对中国整体和谐地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意义。
一、发展学、“式”，及文化与文化发展方式
无论社会事物、历史逻辑，还是流程顺序、实践逻辑，经济都处在基础地位。因此众多概念、理念、观念发端于经济，众多学术研究由经济领域引申扩散，自然而常态。管理学、发展学、城市学等如此，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前身或早期，也满视野为经济内容的影响。所以研究宏观规律属性的发展方式，依然要遵循先经济后特定领域的顺序。
1．现代发展研究从单纯经济增长到社会全面发展的演化
发展研究始于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促使发展经济学于十九世纪萌生。但其长期视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增长实际与发展的意义等同，误认经济增长会解决一切问题。《大英百科全书》就曾这样解释发展：“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词，但一般来讲发展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数量与质量的改善”。社会矛盾的深化，让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变化：“发展”开始覆盖人类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系统、多重目标。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提出“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文件称“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论述道：“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美国俄亥俄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学者李捷理专论国际发展学研究范式的五大转变：从单维研究到多维研究，从权利为基础到责任为基础的发展模式，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敌对走向合作，企业从追逐“绿色”到成为“绿色”，从区域发展转向全球发展[1]。
中国的发展实践也经历侧重于经济增长，再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四位一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延革。有学者总结：转变发展方式的“提出已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规划也15年了[2]”。概念调整反映思维的轨迹：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布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任务，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主席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2010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等话语的细微变化，铺陈发展学研究从局部向全局的拓展，表达着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引领意义。
2．“式”、方式、模式、范式、法式等与规律探索
“式”在中文里有样子、规格等本义，由此产生一些与人们认识、归纳、把握、理解、运用规律的近义词。如形式（指事物的形状结构等）、方式（指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模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范式（指可以做为典范的形式或样式）、法式（指标准的格式）[3]等。
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涉及“中国模式”、“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等情境下，文化背景与侧重方面的不同，就使得“式”的家族成员面目模糊：看似迥异事物，实际交叉甚多，混用普遍。以至于有研究者声明：他们其实不认为存在太大的区别，如郭强主编的《新发展方式论》就有一段话：“需要说明的是，新发展方式同新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等义的。[4]”
因此谈及方式、模式、范式、法式等，仍需走“内容为王”的理解路线，沿其作为规律把握的工具功能，用途在于认识相关事务要素，而非刻板静态地纠缠词义。如此观“式”，便会产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效果。
如“模式”，除词典解释外，还有“事务内在机理的展开”等哲学定义。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系统地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它有三层涵义：内在性，模式是一个事物内在本质的展现；外在性，模式有许多外在的表现形式；可借鉴性，模式可供人们借鉴和学习。由此审视舆论纷争中的“中国模式”，即高度肯定、全盘否定、客观存在等三大类观点，可更多倾向于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观点。因为中国建设拥有成功的事实、成功的制度安排、背后存在规律性因素、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有普遍意义[5]。另外应理解，各种模式都有从不成熟到较成熟的逐渐完善过程，对待模式从来应视其为动态而非静态；人们需要并使用模式，目的是为了发挥其观察、认识、把握事物规律的实际功能。因此模式理论和国内外不停顿地围绕中国模式的思考，只在证明其客观重要性。
当人们的认识深化到中国模式三层面时，则导出它对于中国或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洞察：高层面，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寻觅那些恒定的结构性因素————即无论风云变幻，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因素，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层面，针对一路走出来的中国改革模式，即类似“中国道路”之说的实践经验顺序，有阶段性主体特点的“三步走”方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从一种到多元的因素合成轨迹；底层面，即聚焦争议最大的中国政策模式，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案例，透视中国模式的复杂内涵[6]。
再如“方式”，倘若跨越“说话办事的方法形式”的词面，使它与“发展”相联，会形成广泛的内容辐射。首先“发展”多为正面意义：哲学上主指事物向前、上升、进步的运动，本质为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比增长（经济学指一定单位时间内经济事实的变动）内涵外延大许多的综合概念；发展本身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相互协调、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的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友好等丰富内容。再者，发展方式以增长为核心与基础，是解决人际间、人与自然间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方法形式载体。宏观发展方式总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的共同作用相关，受一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制约，并按产生、完善、滞后、转变、新构等螺旋式轨迹循环。谈及发展方式，不可回避其要义：一国一地一领域一时期，实现发展的路径、手段、方法，决定发展效益的要素与要素的组合状态。另外，研究某发展方式是否适应生产力成长、如何判断其先进落后、是否到了须转变或重构期，主要根据历史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审视发展方式的结构与支撑要素及发展效果的关系；凡运行存在质量差、成本高、危害大、被社会普遍诟病等令发展不可持续之特点，说明转变已迫在眉睫。
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到了阶段性节点：以数量规模型为特征的发展方式暴露出严重的结构弊端，不可持续问题在政府、产业、市场、社会、环境等各环节发酵，有些已呈危机量级；若对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方式问题熟视无睹，不调整、不转变、不重构出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将失去强势进步的前景。
传统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位一体的整体协调水准较低，那种经济增长主义独大、GDP崇拜盛行、将经济当成发展的唯一“硬道理”的片面，引发生产与消费、资源与环境等失衡，还引发人的内心、人际之间、人与自然社会的不和谐。有人以动力、内容、特点、形态、基础不同，来对照新旧方式的优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这样一组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的，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则指另外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还有人进一步概括新发展方式具有科学的、和谐的、清洁的、文明的发展方式特点[7]，一是共享性：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全人类；二是公正性：用协调、统筹兼顾、可持续的追求，给予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以公正；三是内源性：发展的实现依靠发展主体————民众与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四是学习性：把学习的重要性、人力资源和人的创造力，提升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地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方式[8]。
3．文化、文化经济、文化发展方式
文化是世间最复杂事物，株连到为其定义也成世界一大难道：至今没有公认、明确、且权威的版本；据说西方学者百余年来所统计的关于文化的书面定义，已从十九世纪末的167种上升到如今的300余种————每个人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经济化或称经济的文化化，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质变现象，它推动各行各业跨入全新的时代。由此，文化的发展方式不仅事关文化自身、还成为决定全局的重大因素————文化日益表现出引领、组织、协调社会各领域的客观功能。
何为文化？有外人说它是因人的活动而生成万千对象的复合概念。马林诺夫斯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9]”泰勒：“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0]”
国人于文化，既有民间获最广泛认同的“文化即生活方式”的简洁，如梁漱溟语：“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11]”又有词典中区分广义、狭义的概括：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12]”还有文人们师承古代《易·贲》“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的意境、归结出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之说：“人化”指人以自己的活动，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相关一切打上人文印迹，烙上人文性质；“化人”则意味着反过来，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武装人、提升人、造就人，使人获得更自由的发展，日益成为“人”[13]。不过，从有利普及和传播的角度，描述文化的作用、功能、效果，远比去穷尽文化内涵的努力易见成效：例如将文化喻为个人、家庭、地域、种群的思想旗帜、联系纽带、精神脊梁等，去鼓励每个自然人主动去揣摩、感受、领悟个中魅力，更能让社会关注文化。就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所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如此的价值判断，清晰明了、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何为文化经济？简单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起于工业化国家和先进地区，逐步覆盖全球的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一种“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新兴业态。
其表象为，传统的行业产业，大面积依靠充实文化内容、增添文化价值以保持活力。作为一次产业的农业，种植早就跨越追求低品质产量阶段：品种上讲求口感、色泽、有机、健身、环保等；所推的观光与采摘，吸引的是休闲体验消费人群，收获的是文化附加值效益；原本非吃非穿的花卉盆景，在北京市场的年销售额已达百亿元。作为二次产业的工业，纷纷抢占文化与文明的制高点成普遍常态：建筑业，精美的“楼书”紧跟社会文化价值风向，当人们认为西方等于先进时，欧陆风格、北美气象横行；当健康理念兴盛时，长缓跑径、温泉泳池、网球场、板球馆、攀岩等设施涌现；当环境意识高涨时，亲水乐园、森林中的别墅、家住“天鹅湖”等描述不一而足。制造业毫不落后：每款新车都是“人文关怀”的经典，每种品牌服装、用具、家电，都倍放其文化设计和科技含量。曾几何时，传统的生产与消费，在由温饱步向小康或富裕的社会之际，都悄然在时尚流行旗帜的引领下亦步亦趋，光鲜前行。市场“活报剧”轮番登场：代表先进、科学、绿色时，资本与消费趋之若鹜；一旦被认为陈旧、愚昧、有害时，则价值陡降少人问津。
新兴的行业产业，尤其三次产业的“领衔主演”，大都是紧盯社会心理精神范畴的文化产业：如真正形成规模仅约半个世纪的旅游业，2000年就被世界旅游组织称作“最大的产业”；这一主要“留下脚印”、带走特殊印象、基本上是消费“内容和意义”的行业，将因每年全球十多亿人次的热捧，保持其“世界最大”的地位。又如搭乘科技革命雄风的IT及互联网行业，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使文化内容与传播形式产生颠覆型的跨越；在真正普及后的十几年中，已塑造出对电脑、手机、网络生存有强烈心理生理依赖的浩大群落，以及雨后春笋般的文化娱乐业态；它们一面强力逼迫许多传统产业转型跟进，一面魔幻般展延社会经济的价值链，催生一系列增加就业和综合收益的产业或市场。中国2010年第四季度，网民数达4．5亿户，互联网普及率33%，移动互联网用户2．77亿，网络经济市场规模456．7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4．5万亿元[14]；2010年互联网、移动网合计规模349亿元，比上年增长26．2%[15]。文化产业能量可见一斑。
何为文化发展方式？作为发展方式中的头脑型分支，面对为了人、来自人、服务人的复杂对象————文化，首先要指出文化发展方式是实现社会文明发展的路径、手段、方法，包括决定文化发展效益的要素与要素的组合状态；然后当从文化特色，展示对应物的个性，重点说明文化自身发展路径方法与要素要务的侧重。
以世界各国因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期，面对共同的文化经济现象，却产生对文化产业的不同称谓为例，便可体会关于路径、手段、要素等发展方式认识的过程性，并可根据多样视角和价值链的思维线索，感受文化发展方式的机理。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概念，主要对象是文化产品中使用工业生产方式来规模复制的部分，如书、刊、报、胶版唱片等；70年代日本学者首用“文化产业”一词，时代意义在于告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文化价值开始走进主导或决定经济方向、性质、效益的阶段，发展“心理文化产业”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而后西班牙等国使用内容产业或内容休闲产业的经济分类，客观上提示并非所有文化都具有产业效益，让文化资源转变为社会经济收益须遵循“内容为王”的原则；80年代左右美国设置版权产业统计，包括核心版权产业、相关版权产业等四类，此称谓深化人们结合市场经验的理解：不是所有内容都有经济价值，对文化上具有“较高水准唯一性”的内容，高于制作和一般交易环节的知识产权经营，才是文化经济最具核心价值的对象；至于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5月上台前后大规模使用的“创意产业”理念，目的为了改变保守陈旧的国家形象、扭转停滞缓慢的经济局面，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创意产业切中如何产生“较高水准唯一性”的效益命题，令英国所有行业产业的高端————原创研发环节因信息流、资本流、人才流、消费流的集聚而改观，从而带动各业、市场、国家迎来一个新的活力发展时代……
文化、文化经济与文化发展方式互为依托，共荣共辱；文明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文化建设者要有足够的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能力，努力使文化发展诸要素和要素间组合逐步形成比较完整完善的状态。
二、文化的传统发展方式，造就历史但渐显缺陷
新中国建立后迄今60余年中占主流、主体的发展方式，可定义为文化建设的传统发展方式。因其源于战争时期，完备于计划体制阶段，有党和政府主导、主体、主持的掌控运作性质；路径、方法、手段，支撑要素与要素组合状态，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今天虽然开始变化、有些还变化巨大，例如2010年底，伴随148家中央级出版社转企，全国经营性出版社转企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另有514家国有文化院团转企，近两年改制转企院团数为过去6年之的9倍[16]。但是发展方式的支撑结构变动并不大，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等方面，仍主要延续以往文化建设内容形式的惯性，所以仍可整体看作是传统的发展方式。
1．迄今新中国文化业的辉煌成就，彰显传统发展方式的历史业绩
全国文化建设多年呈现向好趋势：文化机构和从业人员总量稳步增长，文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改善，城乡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非常活跃，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新突破[17]；全国文化系统中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515个，博物馆2141个，公共图书馆2860个，文化馆3258个，广播电台227座，电视台247座，广播电视台2120座，档案馆4077个，广播节目人口覆盖率96．8%，电视节目人口覆盖率97．6%[18]……
作为民族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的首都北京，文化发展成就更为显著：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从1949年仅有国家市级馆3座，到1980年国家、市级、区县级8座，再到2008年的区县以上26座、乡镇图书馆288座、社区（村）图书室3089座。
文化馆服务体系，从1986年仅6个区县馆，到2008年覆盖全部区县；文化站（室），则从无到有，覆盖了97%的乡镇、67%的行政村。
博物馆服务体系，1978年时正式开放的博物馆有14座，2009年全市注册博物馆151座，数量及门类仅次于伦敦，为世界第二、中国第一。
社会科学服务体系，全市2007年共计社科研究机构803家，分别是中央系统467家，市属265家，区县71家，从业者78257人，其中社科专家7936人。
社会公园服务体系，从1949年的7座公园，到2009年的1163家，增长166倍；每年容纳数百万晨晚练的市民，接待上亿人次的中外游客。
广播影视服务体系，从1949年仅有1套广播节目、每天播音时间不足9小时，发展到2009年仅广播电台共计开路、有线调频、数字音频广播42套，全年播音12．7万小时。电视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仅京视已开办标清、高清、数字付费、外宣等14个频道。北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使1069个行政村、854个自然村解决了清晰收看电视问题。市广播综合覆盖率2004年实现100%，电视综合覆盖率2005年实现99．99%。城市公共文化标志之一的电影院总量，2009年达到82家，4年增长是以往55年发展的2．5倍；银幕数也从2004年的94块发展到2009年7月的360多块，建成农村数字放映厅2633个。
新闻出版体系，从1949年仅一家大众出版社，到2008年拥有完整的现代出版物生产发行体系：237家图书出版社（占全国总量的40．93%），166家音像出版社（占全国总量的42．6%），112家电子出版单位（占全国总量的47%），48家互联网出版单位（占全国总量的28．1%），报纸出版单位256种（占全国总量的13．21%），期刊出版单位2809种（占全国总量的29．67%）；年出版图书13．63万种、报纸73．27万份、期刊9．36亿册，出版物年销售金额300亿元。
体育服务体系，1977年以前全市各类体育设施472处，2008年全市体育设施总量达到12106处，其中9953处为公益性，占到82．2%。第十一届亚运会和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凝聚的公共资源，大步促进了体育设施数量规模的上台阶、质量技术的现代化。另外政府资金和发行体育彩票募款相结合，配合了《全民健身纲要》的落实：到2008年配建全民健身工程6069个、面积419万平方米，使户外健身器具覆盖全市100%街道、乡镇、行政村。
教育服务体系，1949年有13所高等学校、20所中等专业学校、81所普通中学、3009所小学，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55．96%、小学毕业生升学率59．43%、人口平均教育年限仅约3年；2008年拥有发达、完整教育体系：82所高等学校（中央部委36所，市属46所）、674所普通中学、164所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录取率75%。教育普及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市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07年已为11．1年，新增劳动力此年限则达14年；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30．1%，2008年每10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有6750人，居全国领跑位置[19]。
国家或地方文化建设的历史辉煌，绝大部分来自于政府主持、公共财政支持、国有的文化事业产业的贡献，因此可称作传统发展方式的成就。政府是主要投入者：各级财政“十一五”对文化的投入继续大幅增加，2006年文化方面的支出685亿元，2010年1528亿元，年均增长22．2%；国家发改委累计安排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超过200亿元，其中用于基层的资金是“十五”的8倍；为了1743家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等对社会免费开放，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52亿元[20]。
关于2009年北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效果的调研也表明，虽然首都城市文化面临国际社会、国家大政、国内各地各方、属地各类行业与产业主体、居京民众五大板块的不同需求，实际上获得国际社会资源、国家财政和部委资源、各省市区资源、北京市财政和各委办局资源、社会与行业企业及个人资源等多元力量的支持，但是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要素中，政府独大、居绝对优势，社会、市场、个人在文化建设的表达权、决策权、创造权、参与权、享用权明显弱小，非政府的现金、实物、场地等在大部分年代，与文化投入总金额相比，属于可忽略数量。
2．整体环境和文化生产力结构变化，令文化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文化领域严重条块分割下的相关统计尚欠完备，但是文化发展环境、背景、条件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需求和市场的意志力大增，对资源配置、选择、运用、优化的力量更是全面大涨，文化消费主体与文化生产力主体早已今非昔比。
从需求看变化。摆脱“一位作家八部戏”的文化短缺年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节节上升让文化需求和消费一路上扬。2005年国内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总量约为5155亿元，2006年约为5660亿元，2007年约为6325亿元[21]；人民日报采纳了我国2008年文化消费支出近8000亿元的说法。北京市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已从1978年的28．75元上升到2007年的2384元；对农村居民的同一统计，也从1978年的6元上升到2007年的902元[22]；北京市商务委统计2009年前期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13．2%，文化消费为新亮点：25大类商品的前三名为，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达32．8%、书刊报达26．1%、体育娱乐达19．9%。中国传媒大学关于国内八城市文化消费统计，同样证明整体呈上涨趋势，并得出北京居民的文化消费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结论。
需求是公共服务或市场服务的前提，是创造世间一切神奇或行业产业的决定因素；规模化的有效需求是规模化的有效供应的前提，是发展方式无法忽视回避的基础要素。估算来的中国目前约万亿元规模文化消费需求也好，某些专家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公式推算出来的应有数万亿文化消费需求也好，无论总量还是品种，都远远超过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仅靠政府可独自驾驭的程度。
从供应看变化。告别相关文化生产、传播、流通领域皆属国有宣传部门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程起，多元多样社会力量涌入文化发展领域，文化生产力规模急剧扩大。
北京为例，文化机构数从改革前的约千家，到2003年市工商局注册的文化企业达56997家[23]，再到目前估算的“文化创意企业”约10万家，全市文化从业人口早过百万大关；而且文化生产力结构根本性改变，非原有体制的单位和人居文化业绝大多数，国有比重已然很低。全国情况相似：统计表明2009年文化部系统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数245305个，国有为645个；从业人员总量1432786人，国有文化产业13304人[24]。全国35．7万家新闻出版单位，非公有制单位超过32．4万家，占总数的90．8%；非公有制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印刷复制企业中分别占到84．1%和84．7%，在出版物发行企业中分别占到69．3%和80．5%。开放的演出业中，多种所有制演出机构无论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长期保持新节目创作和实际演出场次的冠军；农村常态化艺术表演市场，更是民营剧团主打的天下：福建省数百个民营剧团一年为农民演出15．8万场，观众近1．6亿人次，农村的市场占有率达85%。[25]江浙两省也是如此[26]……在数字娱乐、文化旅游等市场化度较高领域，社会民营的主体地位更无需赘言。
新环境下运行发展的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强烈要求一视同仁的政府服务，公平正义的发展秩序，公开竞争的机会选择，优胜劣汰的运行环境，市场能够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等。以往一律由政府主办文化的体制，根据隶属关系对上负责而不对文化建设效果负责的机制，以及“各管一段”式碎片状态，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从逻辑看变化。历史逻辑证明社会文化与其发展方式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沿由低到高方向不断前进，旧的消亡与新的诞生的循环往复，有着自然属性。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在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低下、文化设施严重不足、可配置资源十分有限的阶段，如果方向正确，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优势；有通过数量规模的方法手段，令局面迅速改观的长处；在设计难度低、品种简单的线型领域（如文教体等公共设施和稳定性强的基本教育读物等），所定建设发展目标相对容易实现。因为其构成要素与要素组合有内部性特征，主要围绕政府权力、财政资金、“自管”资源，所以要比在真正市场关系下的操作简单便利。实践逻辑反映社会实践本质特征，符合社会实践本体精神，是一种吸收融会人类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的理性方法。文化建设实践，不断揭示出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在集中与市场、需求与供应、形式与内容、主与辅、统与分、竞争与协作、公平与效率、个体与整体等关系上处置上的无奈与无力；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生产建设者两大主体人群又纷纷通过共识与愿望的形式，敦促富于新意的理论阐释和可以带来切实效果的方法指导。种种内外变化必然显示并推动发展方式的变化。
3．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显露出九大缺陷
文化发展方式须满足文化生产力诉求，使文化建设诸方的关系协调；然而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至今，违背文化发展规律、不利于要素间平衡的状况增多。
缺陷之一：靠决策者的兴趣经验、模糊判断、主观盲动，使文化建设所需的社会诉求统计分析体系未能建立；因根据确切的规模需求推出建设举措的决策体制不到位，让公共文化或文化产业项目，并存前提不充分与针对性不强的现象。
缺陷之二：靠政府带动、投入拉动、资源推动的粗放发展，使文化建设所需的对先进文化生产力的激励机制并不清晰强劲，提升诸行业素质能力的措施严重滞后，太多因扩张冲动产生的文化产品、服务、项目，偏差大、效益低、浪费多。
缺陷之三：靠机构个体、靠自身能力的单打独斗，文化建设所需的资源整合协调力因条块分割而削弱，不利于形成中小文化企业间互为生产服务业的关系，不利于让社会多种资源溶入，形成文化业与社会相关方交叉支撑的包容性增长。
缺陷之四：靠规模数量、生产制作、物化硬件，使文化建设所需的原创研发、创新驱动的高端环节，因资源汇聚度低而不称职；诚信推广、才能卓越的下游主流营销渠道难成规模。诸多文化机构因此独立性、权威性差，陷入无竞争蜕化。
缺陷之五：靠“精神指示”、文件政策、部门指导，使文化建设所需的法律环境不够完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培育进展缓慢，集纳高文化内容与高科技载体于一身的优质文化产品较少，有魅力、广传播、可持续的文化项目更少。
缺陷之六：靠不公开、欠公正、少公平的方法手段，使文化建设所需的国家意志、平等精神、和谐氛围、竞争环境、公信条件大打折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格局尚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导致文化生产力主体成员因享受不同待遇而受挫。
缺陷之七：靠惯性运转、复制套用、尾随跟进，使文化建设所需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势微，文化项目低效空转；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支付了成本，文化消费方却常因未得到有效服务、真实利益、美好感受颇为不满。
缺陷之八：靠非专业、不具象、无责任的“公事公办”，使文化建设所需的目标评估、状况监控、绩效考核、纠错制度、问责程序等流于形式，使文化性投资、置业、财富等，有引导组织监管不力和国有成果的“无主财产化”等倾向。
缺陷之九：靠高层、少数、圈子，使文化建设所需的基层文化消费者与文化生产者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创造权、决策权、享用权等屡遭无视；如此被“边缘化或局外化”，有悖社会的需求、智慧、贡献最终主导文化发展的规律。
透过历史和实践，可知文化发展方式进行调整基础上的完善、转变过程中的构建早已势在必行。只有变革发展方式，才能使中国的文化发展拥有浩浩荡荡而非形单影只、积极自觉而非被动消极、卓越强势而非庸俗无能的生产力主体，并迎来广阔的消费市场，良田沃土、风调雨顺的生长环境。
三、文化的新发展方式，展示活力突显优势
人类历史经历了多种发展方式，它们的存续导出历时性和共时性规律————前者指发展方式有按时间排列的历史序列，构成相对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后者指按宏观尺度，不同发展方式会共存于同一历史点的地球社会，例如共处于当下全球化环境[27]。多种共时性说明新发展方式历来以传统的发展方式为基础，两者会共同经历漫长的过渡阶段：传统的发展方式因历史长、势力大，在大部分领域迟迟驻留不肯离去，新的发展方式因更能适应趋势，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生命力而逐渐成长。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建设，汲取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的合理成分，补充文化生产力发展所需增量内容基础上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所以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排斥与彻底的抛弃；最终所见的转变或新构，不过是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对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的改进超越。强调加快转变，不是为转变而转变的盲动，也不全出于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的缺陷，还含顺应文化新业态要求而破旧立新的境界。
1．增量生产力与新业态彰显新的文化发展方式
与计划经济阶段文化主要体现“喉舌”与“武器”的业态相比，文化发展方式中支撑要素的内容、规模今非昔比。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始，可分存量与增量两大类文化生产力：存量几乎等同于计划体制时全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但与今日相比十分微小；虽然长期以来从政府角度一直将它们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关键，但是扣除不开放领域，这一部分对实际文化市场和社会文化生活影响早已不大。增量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新出现的各种文化机构，包括国有在内的多元文化生产力，它们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及成果，代表着新兴文化生产力与文化发展方式进步的足音；它们不仅让中国实现了文化服务从7亿到13亿人口的总量攀升，更代表中国文化紧盯世界先进，从品质方面的进步。
业态作为典型日语汉字词汇，本义营业形态或企业情况，后从商业业态的细分，有覆盖所有事业、行业、产业范畴的趋势，并产生“为满足某类目标顾客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而形成的不同经营形式或商业营业形态”等复杂定义；因此，业态、模式和发展方式，常因陈述上均含“要素组合”之义而混用。尤其当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后，文化业态顿成文化建设重要内容。通过文化新业态，可观文化发展路径、方法、手段新亮点，诠释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诸要素。
国有增量文化生产力的业态活力
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是文化体制改革大幕开启，于1985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大型国企。4年后在深圳以“锦绣中华”奠定了国内主题公园产业的成功基石；随后陆续建成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形成主题公园组团；以主题的文化性、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文艺演出的休闲娱乐性、文化场所的内容形式科技性，告诉国人“文化产业带”和旗舰式文化企业的力量；开业多年保持600万人次左右的年接待量，2000年的利润即占当年全国2726家主要旅游景区4．69亿总利润的38．5%[28]。至今该集团又用北京欢乐谷（2006）、武汉欢乐谷（2009）、上海欢乐谷（2009）、成都欢乐谷（2010）等新成员，铸就中国文化地产品牌业态模式：内容为王的娱乐文化旗帜，富于魅力的现代社区价值。
国企港中旅旗下的北京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简称天创公司）1999年成立，先后推出十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舞台演艺剧目，其中包括六部每日上演的常态旅游演艺剧目。代表作《功夫传奇》在北京驻演7年，并先后赴多国巡演，国内外演出总场次超过4000场，平均上座率多在80%以上；2005年北美巡演150场票房300万美元[29]，2010年在英国伦敦西区著名的伦敦大剧院商演27场，场均收入4．8万美元。2009年以600万美元价格，购置位于美国中部的第三大演艺中心————布兰森市的白宫剧院及秋溪旅馆，并投资注册演出经营公司，使中国演艺企业首次在外国拥有了剧院，第二年便实现《功夫传奇》在布兰森驻演236场的良好开端。2010年10月天创公司又与奥地利两企业成立合作公司，开始以投资合伙人的姿态参与欧洲演艺市场的布局谋篇；合同确认的经营计划包括中国演艺在未来五年，以年均两部的频率送入产品，借助合作伙伴为德语区国家大型演艺公司、在全欧拥有30余个演艺场地、40万个剧院座位、年销售戏票200多万张的销售网络优势，开辟帮助文化输出的高品质新通道。天创公司的业态模式有“顶层设计”境界，锁定面向驻京或境外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的目标市场，用高端旅游演艺产品和掌控全产业链的业务素质，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发展新路，让业态品质和执业气势迅速升级。
国家大剧院是传统国有文化体制内重金塑造的增量文化资产，足以在当代傲视各国的表演艺术殿堂。三年多的成功实践，一扫当初“能否存活、能否活得专业”的舆论疑云，使文化产业国家队风范初露端倪：其间承接演出3807场，年均各类演出收入3亿元。国家大剧院的特点，首先是文化项目高层化：太多名家名团的“中国首演”、89193人次的一流艺术家轮番亮相，由此确立顶级艺术殿堂口碑。再者是社会文化服务的高频率、高效益：三年总计532．7万人次，场均1590余观众，创造国内舞台艺术场所之最；通过低价票，让基层民众圆了见识高雅艺术的梦想：前两年中便组织了2000余场艺术普及活动，参加者63．4万人次。总收益包括：首年总票房即占2008年北京演出市场6．2亿元收入的51．2%，在国家仅负担运营费用四分之一强的条件下，连续实现收支平衡；出队伍、出产品、出产业、出价值：前两年即形成年轻人为主的1700人从业队伍，并收获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国外同行的称赞；2009年建成自己的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演出59台剧目，均获良好市场反馈；投资生产营销自有知识产权的剧目15部，涉及京剧、话剧、歌剧等表演艺术形式[30]……新机制、新业态下运行，让国家大剧院没有滞留在物化场所的层面，而是凭借国际文化枢纽、国家艺术中心软实力，自立于国内外经典艺术平台之林，从被国际著名艺术经纪行业与社会消费者共同瞩目的新亮点角度，彰显走向复兴的文化大国价值。
社会民间增量文化机构的业态精彩
大芬，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昔日约有300位务农者的传统乡村，经20余年的转轨跨越，变成享誉文化经济界、市场辐射全球的中国文化产业品牌；核心区域超过一平方公里、集画家与画工5000余人、油画为主营内容的店铺800多家、被国家省市多级授牌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31]，一个2007年仅广交会便签约海外订单850万美元、年度交易总额3．94亿元人民币的实力型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一方面拥有欧美、非洲等目标市场稳定的客户群，握有代表大芬村油画业务主要销售额的订单量；另一方面重视本地销售平台的建设：四大油画交易中心、众多画店花团锦簇、各类大型专业营销活动定期举行，商色浓于工情。某种意义上，大芬业态真正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成功，是市场服务商的桥梁纽带功能与制作供应商的组织生产功能的联动互动。营销渠道的通畅，市场网络的拓展，让“来样加工”和“类型生产”模式长期交叉维系。
社会文化业态的精彩，许多是靠内容的脱颖而出，以消费吸纳力和产业认同度来实现的。例如当年《狼图腾》一书鹊起国内、版权行销国际市场，华谊兄弟公司的影片票房连夺全国票房头筹，海润公司的电视连续剧《亮剑》斩获央视年度收视率第一……自十一届电影华表奖（5部北京影视制作单位的优秀故事片中，除一部为国有出品，4部均由民营机构投资拍摄）、二十五届电视剧飞天奖（北京获奖的五部都由民营影视机构出品）开始，前10名奖次尽显民营的优势[32]。
社会文化业态的精彩，许多是靠科技的翅膀翱翔于市场，以创意和不逊于当代国际标准的设计制作水平，博弈强者如林的竞争环境。比如2007年，数字、动漫、互联网的社会现代企业代表者，再掀境外上市潮：截止到该年11月1日巨人网络登陆纽约交易所，中国民营网游公司境外上市达到七家；2004年3月才成立的北京完美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不仅被称中国网游“上市最快”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一举融资1．8亿美元），还是“文化走出去”的强者，2007年出口额占到全行业三分之一还多，2010年又创下国际贸易过亿美元的新高。优酷网作为先进的视频分享网站，以“快速播放、快速发布、快速搜索”的产业特性，用2010底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发行价上涨111%，确立中国视频行业第一品牌的地位[33]。在人称“充满创意和文化的工业设计每投入一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制造业终极竞争力”[34]领域，北京的“洛可可”公司因诺基亚手机外形的设计荣获世界大奖而受业界青睐，2010年迎来深圳分公司首年经营的全胜，被英国伦敦核心区相邀去开办分支的光荣。名不见经传的北京和声创景影视技术有限公司，却成业内首肯的强者：居然是国内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国外大片《阿凡达》等后期制作者之一。十分低调的“水晶石公司”，不仅拥有两千员工、年奉献十亿元经营额的规模，最重要的能以中国“一代才俊”的风采和实力，2008年为北京奥运开幕式呈上惊艳环宇的“画轴”、2010年为上海世博中国馆贡献镇馆之宝的“清明上河图”；既承揽参加上海世博会中十多省区馆的创意设计实施工程，又当“网上世博”的唯一创意和内容制造商，带给首都和中国无尚的美誉；日常还频频中标政府重要公共文化服务采购项目（如国家部委会议活动等），将许多民间公司招投标项目收入囊中……
2．过剩和短缺等“硬约束”呼唤新的文化发展方式
文化大发展中的不均衡、不协调、不理想的结构状况，如影随形般增长，文化各行业各领域，因“过剩与短缺并存”这本难念的经，而倍受折磨。
既有捷报频传：电影产量由2003年百部以下升到2010年的52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国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2003年过万集，2010年达1．4万集），影视动画片产量从2005年的4．2万分钟增加到2010年的22万分钟……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印刷业翻了两番[35]。
又有捷报背后堪忧的代价、困境、难题：2010年生产的电影不足50% （260部）能在影院放映，其中许多影期甚短，被戏称为到影院“一日游”；全年过百亿元的创纪录电影总票房中，分别排在国产、进口片票房前十名的20部影片超过70亿元————起码60%的国产新片血本无归。2010年电视剧总投资约60多亿元，业内人士认为直接回报投资者的利润不足17亿元；播放平台的瓶颈让电视剧审批数与已播出数目之比为10∶1，但观众认为电视中却似乎是无剧可播：常见多个频道播放着同一部电视剧，多年前的老电视剧在一轮又一轮地重播。2010年共生产385部电视动画片，但是人们基本无缘与之相见————它们至少并未在传播市场形成明显印象，观众记住的国产动画仍是那一花独秀、长达6年“播龄”的《喜洋洋》。新闻出版业长期是几家欢乐多家愁的两极分化：例如图书出版业被超过500亿元的库存压得行动艰难，年30万的品种中大量为重复出版，非教材的一般图书中被读者欣赏的少而又少；于是开印数上十万册的品种凤毛麟角，若达万册会被当成“喜讯”，然而如此数量对于13．7亿人口的国度，实际覆盖率近乎零。不少国家、省市级的表演院团，每年领取数千万到超亿元的公共财政资助，但多年未推出被观众喜爱的新经典剧目，即使靠巧立主题排列组合式炒冷饭，向社会服务的演出场次也仅年均200余场，合纳税人花数十万元代价买一场……
新生却因泛滥而危机重重的“平台”与“集聚区”，暴露的同样是旧发展方式弊端：非市场主体的政府操办，不掌握市场需求的主观盲动，为短期政绩目标的大干快上，违背发展规律的低质雷同，拼资源高成本的过度竞争等。就像并非各地都应办、谁人都能办的动漫产业，虽然瓶颈明显、市场可疑：多数每分钟8000元至万元制作的动画产品，常常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交易，大多数动漫企业身陷苦苦坚守境地，但照旧有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狂野地兴建生产“园区”、交易“平台”、教育“专业”，于2008年已达动漫产业园72家、同类企业总数超过8000家的过度竞争环境中，用宝贵的土地、资金、资源继续干些“明知不可却偏要为之”的欠妥之事。与低质重复、形聚而实不聚的集聚区相似，现代远程技术支持下的“知识产权交易”类平台，若真有相当交易量一国内若有数个也足矣，却屡见一城中数区同在规划建设的遗憾。
公共文化服务的大发展中也出现供养人头多、而能干事的职业化人口少，资源投入多、而产出的有效供应少，产品服务多、而人见人爱的文化精品少等现象。既有“十一五”期间用于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是“十五”时期的8倍，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级服务点达83万个，农家书屋建成近40万家[36]……也有许多已建成的公共文化设施少人问津，数亿元购置的文化产品在基层闲置现象普遍，花费人财物举办的热闹文化活动，在社区实际服务人口比例低于10%等现象————不少作为业绩的成果，在社会消费者“用脚投票”中败北。
与此相反，百姓需要的文化服务，如对北京社区中看到的因市场无情而积累的心理压力，残酷竞争而产生的比较弱势，商品交换类非情感取向而带来的消极人际互动，治安形势严峻而产生的不安全感，结构调整期造就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不幸和意外形成的悲惨现象，与经济进步逆向的道德退坡引发的人际疏离与冷漠戒备，“空巢”老人家庭中的孤独无助等问题，有力的文化应对稀缺而薄弱。即便是娱乐文化的所“送”与所“喜”之间，也存在多方落差。
因此，文化发展方式引发的发展质量问题，受到各种“硬约束”越来越强的限制：一味投入的数量型增长，受到资本的约束，如北京用于文教体卫等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约300亿元，但是各层以“发展”名义所申报的建设总额超过千亿，不讲效益的数量受到能力的约束；又如巨大的图书库存和无缘播放的影视片库存，结构多为“跟风”的产物，文化机构的生命受到有限资源的约束；另外无视需求的粗放经营，还会受到消费排斥的约束，因被目标市场拒绝，直接导致文化产品、服务、项目、企业遭到淘汰……种种“不可持续”行为频频遭到“硬约束”警诫，预示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的势衰，呼唤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到来。
3．“顶层设计”思想诠释新的文化发展方式
目前未见“文化发展方式”的权威定义，比照经济发展方式讨论成果，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内容应涵盖文化系列要素，但要义在汲取“顶层设计”思想的精髓。
顶层设计概念源于“系统工程学”，本义为从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它强调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路径，讲求为避免各自为政造成混乱无序的具体过程，而使“整体理念”具象化；即从执行目标蓝图的高度，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对项目各个层次、诸要素统筹安排，实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部件标准化等。顶层设计较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发展，是有明确目标和路线的成熟层面的理性发展。此概念被西方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广泛应用于军事与社会管理领域，成为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多次使用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思想。胡锦涛总书记于201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对此概念在中国改革中的运用表述为三层：关于指导方针指出“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关于基本内容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提高辩证思维水平、增强驾驭全局能力，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同时要抓住和解决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长远的重大问题、关系民生的紧迫任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关于实现路径，重点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创新”。
将顶层设计思想用于文化建设、管理、发展领域，指导发展方式转变进程，重在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具有战略特点。即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出发，设计规划文化的战略目标，引导协调各个文化领域的战略进程，区别推进公共文化的建设战略与文化产业的市场战略。
因此整体上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让文化具备文明发展、科学发展、魅力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形象的发展方式。
从效果讲，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应该是有助于形成特色鲜明、有核心竞争力的浩大文化生产力队伍，彰显美好、亮点纷繁的魅力型文化消费市场，令国人自豪让外人羡慕的文化品牌阵容，用科学价值领跑社会与时代供应链的文化发展方式。
从内容讲，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应该包括：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有益、多元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目标，依靠和培育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两大主体力量的发展基础，有利于人民幸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行业协调、生活进步、个人实现的品质要求，体现创新驱动、传承美好、合作互利、高效低耗、与时俱进的方法手段，包容并优化需求拉动、内容为王、时尚形式、传播渠道、科技支撑、各业互助、政府服务、社会共建等要素的发展路径。
四、新的文化发展方式的实施要务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曾见识过不同发展观所标志的“赶超式”、“转轨式”、“又好又快式”等阶段[37]，改革开放后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至今又过去了30年。这说明认识与选择一种发展方式的不易，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更难。因此，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构，也必然是长期艰难的历程，确立适应文化生产力成长所需的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要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长计划短安排”，并通过相关方不懈的共同奋斗，方能奏效。
1．观念认识的三个前提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人的追求、塑造、建设的产物，所以文化从业者必须在观念上取得认知、认同、共识三个前提；只有对旧的文化发展方式弊端和新的文化发展方式特点获得足够知识，才能产生破旧立新的意愿；只有对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必要性、重要性、科学性在内心里形成足够的认同，才能产生探索前进的内生动力；只有对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包含的目标、路径、要素在工作团队中达成广泛共识，才能产生锐意开拓和步调协同的行为。因此树立旗帜与灵魂是第一工作。
2．制度安排的三个必须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适时调整的产物，是社会化的集体形态；须按顶层设计理念体现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相辅相成的金字塔结构，发挥体制、机制、制度的功能作用。必须让思想文化领跑，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变成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的主流价值取向；必须让制度文化坐镇，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变成生产力、消费方、资源方科学组合与协调互动的良性枢纽；必须让物质文化托底，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变成实事求是、有资源基础和实现可能的组织形式。因此深化改革开放是以发展来清除障碍的利器。
3．方向引导的三个到位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以人为本、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三位一体的产物，所以关注点由地、钱、物而到人的目标改革是转变的关键：将人的需求表达、智慧潜质、能力激发、创造创新等置于最先最高地位。方向引导上，强调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是一切公共文化服务决策起点与旧宿的程序要到位，使公共资源走上有效供应的质量效益型道路；强调原创研发高端环节的资源汇聚度要到位，使文化产业走上依靠“较高水准唯一性”的内容为王、高科技含量的品牌生产营销之路；强调文化界内外互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作共赢机制要到位，使文化建设走上真正的“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因此以文化生产消费主体的素质为核心是发展原则。
4．行为激励的三个显著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讲求文化品质、追求文化效果的目标管理产物，所以对一切人或工作团队的文化建设行为，须动机、过程、结果统筹兼顾，重点在综合效果。显著激励人们有向善色彩的思想创新、行为创造、事物创意，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充满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显著激励资本资金对优秀文化的认知、认同、认购行为，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获得社会文化新成就的积极支持；显著激励具象化的文化建设卓越成果的实现者，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从对文化建设行为考评体系的角度走上求真务实之路。因此突出人与资源与效益的逻辑关系是衡量标准。
5．组织文化的三个及时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跨领域、重协调、谋组织的综合体产物，既讲每一机构的核心业务，也讲机构间的相关业务，更讲联系的世界和发展的世界中多样性的合作行为。文化建设理想的组织文化包括：面对明确的社会文化需求时，专业化核心业务团队能及时出现，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现出完整领域多元构成的优势；彼此支撑的相关业务团队（材料、工艺、设备等）能及时出现，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现出信息沟通、资源配置的优势；纵深支援的合作团队（金融、生产、流通等）能及时到位，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现出围绕目标市场全局的统筹优势。因此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完善与优质化是使文化发展最有力量之所在。
6．战略把握的三个环节
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政府、行业（产业）、社会（市场）三大板块互动关系的产物，是三者要素共同作用于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所以三个环节各自的称职度是文化的战略发展与战略效果的重中之重。文化的特殊性让其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市场调节的部分都是有限的，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的主持方与社会效果承受各方，都有程度不同的义务责任。政府环节，是文化公正公平正义的责任者，应主导符合社会根本利益的文化发展方向，制定、执行、维护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政策与规则，引导、协调、组织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达向文化进步提供良好环境条件的能力；行业（产业）环节，是文化生产力的代表，文化创新、文化活力、文化繁荣的决定力量；常以文化内容、科技形式、时尚品质的集成方形象，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达对文化品质、功能及社会的贡献；社会（市场）环节，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文化生产服务的动机与目的；其需求和消费决定供应方的存废，其全面发展和素质高涨将推动政府与行业走向健康，并使新的文化发展方式表达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真正权力方的尊重。所以政府行业社会的共荣共损道理是在整体发展中最需被珍视的规律。
综上所述，发展学、发展方式、新的文化发展方式，反映着社会对发展规律的不倦探索。文化在当代日益体现出主导发展方向、决定发展质量速度的超级功能；文化发展方式在影响文化界与文化业自身的同时，也因其对思想、制度、物质三层面的服务效果，覆盖社会与自然的方方面面。所以积极转变传统的文化发展方式，适时构建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利在文化、功在民族与社会的千秋事业。
New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n the Scope of Development Study Shen Wangshu
Abstract：China’seconomic growth pattern change is the key of the twelfth“five year plan”．How to evaluate its meaning，property，strucure，factor，and driven‐power is with important meaning for culture prosperity．Traditional developing pattern contribute to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culture，and is the mainstream of culture and industry，but it has not kept up with new culture production development．New developing pattern has now surpassed the traditional on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and has its influence in civilization，scie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New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pattern need the change of ideology，which，in terms of innovation driven‐power，is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 reform and optimization．To build 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and industrialize culture property，cultural development factorshould be enriched gradually to promote professionalism in this field．
Key words：culture，development pattern，new production development
参考文献：
1．张平：《“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郭强：《新发展方式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3．朱明德：《2004北京文化发展报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4．王永章等：《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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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伟平等：《“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7．文化部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
8．张耘：《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9．北京市统计局等：《数说北京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
【注释】
[1]李捷理：《国际发展学研究范式的五大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3日。
[2]吴敬链：《转型要清除障碍，改革要增强动力》，《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
[3]《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25，384，961，382，371页。
[4]郭强：《新发展方式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5]《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对话》，《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
[6]郑永年：《何为“中国模式”，认识仍未深化》，《环球时报》2011年2月22日。
[7]郭强：《新发展方式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8]马仲良、于晓静：《学习型社会：21世纪全球发展大趋势》，《新视野》2007年第5期，第7页。
[9]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0]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1]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12]《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21页。
[13]孙伟平、张明仓：《“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14]周天鸣：《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2日。
[15]《2010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年度报告发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2日。
[16]冯蕾、杨亮：《文化产业————转变发展方式新引擎》，《光明日报》2011年5月1日。
[17]文化部财务司：《2009年全国文化建设概述》，《中国文化文物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18]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
[19]张耘：《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0]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新闻发布，《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
[21]李舫、刘阳：《六问中国文化产业————访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8日。
[22]北京市统计局等，《数说北京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11页。
[23]朱明德：《2004北京文化发展报告》，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4]文化部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25]刘莉莉、张乐：《浙江多举措扶持民营剧团》，《中国文化报》2006年1月26日。
[26]刘莉莉、张乐：《浙江多举措扶持民营剧团》，《中国文化报》2008年9月26日。
[27]郭强：《新发展方式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28]王永章等：《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228页。
[29]王永章等：《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9页。
[30]沈望舒：《文化产业国家队的名实之辨》，《瞭望》，2010年4月12日。
[31]王永章：《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第二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70页。
[32]朱明德：《2006北京文化发展蓝皮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3]金元浦：《创意产业的新业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22日。
[34]张玉玲：《引爆文化裂变力》，《光明日报》2011年3月24日。
[35]周玮、璩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中宣部等四部门负责人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行新闻发布》，《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
[36]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新闻发布，《人民日报》2011年3月1日。
[37]方竹正：《用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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