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复兴与意识形态重构

国学复兴与意识形态重构

同济大学哲学系　陈家琪

内容提要：“国学”更好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国”字却限定了它成为普世价值的可能。意识形态的重构不应局限于对某种观念的执著。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谦和、忍让的处世态度比任何意识形态的重构都更为有力，更具有普世性价值。通过不争的处世态度收获世界对宽容、同情、非暴力的认同才能建构中国人独特而又与他者并不冲突的形象。

关键词：国学复兴　意识形态　重构　普世价值

以“国学”取代“儒学”或“儒教”，好处是更具有包容性；就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言，不仅仅只有或只须突出孔门的儒学，它本身就包含着儒、道、释三家的合流，而且体现着先秦诸子百家乃至后代学人共同的遗风遗产。如果说“儒学”的“儒”字总给人以“原儒”、“本儒”、“儒学原教旨主义”和“回到孔孟那里去”的印象的话，“国学”这一概念又强化了人们对“国”的意识，而对“国”的意识又是与对“主权”的认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的意义下面再谈）；且不谈“民族国家”的意识是近代才有的观念，至少，“国学”的“国”字本身就强化了某种具有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特质（“汉学”的“汉”字就更不用提了），而对于任何想复兴“国学”的人来说，这种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特质又恰恰是要被超越的东西，因为就一种文化的正当性而言，其在最高意义上的追求都应该是某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无论是古代的先贤还是现代的哲人，还没有谁认为或满足于“国学”的复兴只相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言才有意义。

“意识形态”（ideology）也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对观念或观念体系的研究；由于它面对的是观念，所以也才与我们惯常所理解的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在词源学上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观念总是普遍的（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普遍性），而且我们如果只就观念而谈观念，认为只有观念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实在，那么当然也就是“唯心”的。但这一切都源于西方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所形成的哲学变革；它的意义在于以人的意识或观念间的统一性取代了原先的自然或客观世界本来就具有或被上帝所赋予的统一性，于是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意识，把世界的统一性（必然性、规律性）归结为意识或观念间的关系；其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再归结为语言表达的规则（语法），而且认为这种规则是先验（内在于人）或超验（外在于人）的。之所以最后总要归结为先验或超验的一维，无非是为了给意识形态（观念系统）的客观性、真理性寻找到某种最后的、非人的主观观念所能承担的依托。

按照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的说法，意识形态本身可区分为整体性的世界观与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两种形态，前者代表了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整体性视角，它将其价值观与行动原则与某套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信念联系起来，认为这套信念可以为其价值观与行动原则提供理论支援；后者则涉及对一些具体的观念、行动或其价值的真伪辩究。从这一意义（无论是整体性的还是特定的）上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其前提就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或有意或无意的对现实的扭曲或掩盖，人为自己所信守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于是也就对现实采取了扭曲或掩盖的做法；当然，这都是就“对手”的立场而言才是这样的。当论辩双方无法就基本的现实情境达成一致时，就只能归结为对立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但就“国学”这一大的范围内的各家学说而言，他们的分歧只能归结为特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因为他们都有必须共同坚守一些客观有效性标准，如国家的长治久安、皇权的至高无上、民众的安居乐业，所争论的只在谁更可行，谁更有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分析的就是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出于思辨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意识形态而只满足于思辨领域里的辨析，从而也就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用概念的辩证法扭曲或掩盖了社会的真实矛盾的。西方哲学重视对观念的研究（意识形态），马克思一举扭转为对现实的研究，但这里的研究依旧是被观念（如有关阶级的、剥削的观念）整理过的现实，从中可见意识形态的力量。所以所谓改造世界，无非就是用另一套观念系统（意识形态）对现实的重构而已。

不同的意识形态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在概念与概念间建立起某种必然性的或可称之为逻辑性的联系，于是它也就同时把某些概念排除在这种逻辑联系之外，使得人们根本就接触不到或无法知道还有另外一些概念（或对这些概念的另一种解释）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概念与词语的褒贬分明，尽可能排除掉中性的、描述性的词语或概念，这其实也就是任何统治者们都会采用或都会想到的统治方式。当列宁把意识形态区分为“科学的”与“虚假的”，认为应该必须对工农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灌输，用以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或伪造的意识形态）的侵蚀或污染时，他就赋予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同的含义，使得某种概念间的固定联系成为了必须加以捍卫的神圣教条。奥威尔在《1984》这部小说中写道，真理部写在大厦白砖墙的三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就是他们必须誓死捍卫的意识形态，于是为了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从报纸和刊物上“蒸发掉一些人名”，必须重新订正历史，并使“任何一种带有政治性或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件都属订正范围之内”。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于有了前苏联和我们国家前几十年对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式的捍卫与宣传，其所要维护的意识形态的“正面含义”反而走向了反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无形中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使用的那样，成了一个具有某种偏执性的、故意扭曲或掩盖现实情境的代名词。于是学界也就有了想挣脱任何意识形态束缚（无论是西学、国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强烈欲求。

但近代以来，当西方世界用船坚利炮轰开我们紧闭的大门之后，真正让我们感到他们强大的，并不是他们的船坚炮利，甚至也不是国体、政体的设置，而是那样一套与其宗教信仰与日常的价值观、行动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有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无形式上必须尊崇的君主并不重要。《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话，讲的是资产阶级通过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便利的交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最后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从属于资产阶级，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显然说的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明确告诉我们，使我们所从属的，就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所确立并实践着的现代性原则，包括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我并不赞成《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所体现出的线性的历史观、发展观、进步观，以及对野蛮与文明加以区分的标准，但有两个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及：一是我们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无视这一段论述，所以我才把它突出出来；二是革命导师在这里强调的是“文明”，请注意文化与文明的不同，特别是当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即“国学”的重要性时，我们往往忘记了“文明”对人类而言的普遍意义）。西方世界真正强大的就是他们的这样一套观念系统，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当现代性原则及其观念系统（意识形态）在当代面临新的挑战（主要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何以有效、个人主义的无度需求、贫富差异以及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并无法自圆其说时，我们的“国学”才有了重获新生的可能，当然，这也与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对“五四”以来的思想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反思有关。我们甚至可以就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大声对西方世界说：你们所谓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平等、正义等等也不过就是一套特殊性原则，是你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或知识领域）里占到了统治地位罢了”（《共产党宣言》）。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国学”中的“儒学”。儒学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呢？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思想体系”，这也就是说，儒家学说就是支配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与行动原则的意识形态；而且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它早已化为我们日常的人生信条。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日常的人生信条而言，我们与西方世界没有可比性，就如喝茶与喝咖啡哪个更好没有可比性一样。这本身就说明当我们大声对西方世界说你们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套特殊性原则时，我们也应该清醒意识到我们的国学或儒学也自然是一套特殊性原则。特殊性对特殊性，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就讲的是特殊性原则的现实性。那么有无普遍性原则呢？于是一些人就从对国学或儒学的文化认同走向了政治认同，把国学或儒学视为一套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当前西学研究中也是政治哲学热），认为只有政治哲学才能超越文化的差异性原则。标准的说法是“文化有差异不同，制度有高低好坏”，或者认为依据儒家学说所构想出来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比西方的民主制度差，甚至还可能更好，特别在这样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时代。看来全部问题集中在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性设计上。“设计”也就是“设想”、“构想”。美国政治哲学家谢尔登·沃林的“politics and vision”被译为《政治与构想》，译者说了，“vision”这个词与视觉有关，同时也与构想有关，因为人们通常会以想象的方式去设想、描述、理解一个他不可能“事必躬亲”的世界。所以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门与未来、与理想、与想象力加逻辑论证，与“不是实际怎样，而是可能怎样”有关的学说。前面说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长于看，把观念作为他们面对的对象，一切构想均来自他们所面对的那套观念系统；我们中国人则长于尝，我们的味觉特别发达（善与美均具有实用性，所以也就均与“羊”有关，只有真与“目”有关，但又专指那些能得道成仙之人），所以有“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之说，有“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之说。其实味觉是最个人化的自我感觉，如果连味觉都“有同嗜焉”，视觉、听觉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起事物的同一性原则呢？但这种建立起来的同一性到底是“主观的客观性”，还是“事物自身的客观性”？这看起来是些多余的话，但也说明日常的人生信条不但与哲学上的观念之争有关，而且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也许儒家避开建制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的人生信条上，也会重新生发出精神上的巨大影响力，就如当初的马基雅维利把时代的常识性格言所隐含着的含义一旦揭示出来，依旧可以构成日常生活信条上的思想法则一样，这在一个今天看起来已经显得伦常丧失、道德无着的时代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它同时说明了我们还根本没有认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把避开“公域”的“私域”里的问题处理好；而儒家学说，或者说“国学”，在这一领域里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特别丰富，它实际上也可能涉及我们是否能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公共领域里的问题无法涉足）下重建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伦理共同体的问题（参见拙文《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关于这个问题，似可多说几句。今年第11期《开放时代》上有孙歌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中国的历史脉动中求真————沟口雄三的学术世界》，里面谈到了沟口先生之所以特别注意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这两个特殊的关节点，就在于他发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着地方自治、地方分权的趋势，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想重构一个“乡里空间”，于是就有了善会、团练、宗族制度的复活，有了新的田制论和封建论，最后也就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沟口先生说：“辛亥革命并非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中国几千年王朝制度终结、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划时代革命。它与其后的中国革命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但却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旨在地方分权，后者旨在中央集权。”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相伴随的，就是从王阳明的满街皆圣人到李卓吾的不容己的民众观到东林派的乡村共同体秩序再整编，再到《明夷待访录》的富民分权，其共同的目标就是想完成一个地方自治与地方分权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似可理解为社会的重构）。在这一转型中，学术上的努力就应表现为对“私域”（个人、地方，可引申为自我认同与家族或地方认同，沟口先生通过研究李卓吾，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的特殊关注，如此看来，“国学”的用语就显得比“儒学”更开放，更恰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学”只在“私域”或个人的心性修养、具有着差序格局特征的伦理共同体上才大有作为。中国的“士”，历来以天下为己任，只是当天下无道时，君子才要知“四避”（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这里面确实与政治生态的好坏有关。一旦政治生态宽松一些，士者就会“君子忧道不忧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参见拙文《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政治文化的塑形》，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6月号）。然而中国政治生态的宽松，回头去看，两千多年来，只是偶然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都不太好。就政治领域里的问题而言，始终有一个立场上的选择纠缠着我们：在有了这一选择的前提下，才有了“对错”（站在了谁一边）、“敌我”（划界是否坚定）之别。其实就知识分子的本分而言，所要选择的只是“公私”之分，即在上文所谈到的把对“私域”里的日常性的思想法则的建构转向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这一基础上，能对公共领域里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已。这其实也就是《大学》里所讲到的修、齐、治、平的本意。于是我们就发现对“国学”的文化认同，主要是一个人格典范或君子风度的问题；对“国学”的政治认同则使得意识形态重构成为必不可免的逻辑前提。其实在古人那里，这二者并未有严格划分。所谓的“中道”（同期《开放时代》中白彤东先生文把孔子的“中道”概括为在神圣与世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绝对真理与虚无主义、天意与民心间的中道，但他自己的文章却未取“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中道），在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中，就讲的是“家”，即“个人”与“国家”之中道；这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市民社会列为家庭与国家的中道有所不同。不过在逻辑上，当我们面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是基准）的强大攻势，也许把对“家庭”的强调扩展为对“市民社会”的强调更为有力。它除了与上文所谈到的地方自治、地方分权有关外，就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公私之分”主要强调的是“公域”（公共领域）与“私域”（私人领域）之分，其实也就是在“公域”里的“和而不同”与在“私域”里的“法权意识”。所谓“法权”，强调的并不是与“公”对立的“私”，因为权利既要靠“公”（法）的保护，就得服从“公”（如果我们把“公”理解为社会或市民社会，则强调的是有别于个人的良知、道德的具有客观性的伦理法则）的伦理制约。与此相关的也就是对国家的主权认同后面总还离不了社会伦理的辩护。但沟口先生认为靠中国式的私与私的连接就能介入公共事务乃至构成“公”本身，却有点过于乐观了。这期《开放时代》上还翻译了贝淡宁（Daniel A．Bell）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一旦中国的国家行为符合儒家道德观念，那就能产生自己的软实力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只是口头说说，没有人愿意听的。”可惜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也就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国里，就是讲“国学”，其普遍性都大可怀疑，遑论全人类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所以还是低姿态，更多怀疑，甚至悲观一些为好。所谓的“意识形态重构”，也就是在这一姿态下的重构，它不是某种普遍有效的理论或格言，而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里虽然说的是射箭比赛，但引申为意识形态之争也应该是同一个道理。它背后所隐含着的意思就是只要你允许我们去“争”，我们就“君子无所争”。这里所提出的依旧是一个对国学或儒学的文化认同问题，或把文化认同视为政治认同的不言前提。《论语》中类似的话很多，到了孟子，口气强硬了许多（何必曰利？仁者无敌、不动心等等），也许与需要争论的大环境有关，但这种强硬也可能就预示着后世的“定于一尊”，于是权力就介入进来，而那就意味着灾难，因为就连“定于一尊”的儒家学说也成为口是心非的“说说而已”（乡愿、伪善皆出于此）的东西。这就让自家从根本上毁掉了自家的传统。而就儒家的意识形态而言，其在概念系统中所排除的，大约就是对权力的险恶，对实现美好理想中的“肮脏之手”的警惕。

前面提到的沟口雄三先生，他说他是“空着两手进入历史”的，不带武器，也不带既定的观念、价值观甚至思路，面对史料时既要“虚怀若谷”，也“决不束手就擒”。这种态度当然很好，但，人真能这样做到吗？“在历史脉动中求真”，表明沟口先生骨子里所认同的还是西方的认识论。有了知识上的“真”，人的态度就不得不强硬；但“国学”并不如此在“真假”、“对错”上较真，它基本上是一种很现实、很实用的生活态度，就如保守主义那样，对人的变革能力、预测能力保持怀疑，这才不得不更多依赖于传统，认为社会先于并重于个人。个人（君子）总起来说是很渺小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种谦和、忍让的处世态度恐怕在这样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比任何意识形态的重构都更为有力，更具有某种普世性的价值。它所突出的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也许取决于处境）认同的宽容、同情、非暴力。关于这一点，也许《道德经》中说得更好（似应从中排除掉“以柔克刚”的意思），但不管怎样，总归是“国学”所塑造的我们中国人应有的一种形象。可惜这种形象现在看来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逝去了。对国学，无论是文化认同（人格典范、君子风度）也好，政治认同（意识形态、政治设计）也好；也无论是讲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还是把这种礼仪规范变成制度设计；无论突出天意就是民意（蒋庆先生认为“民意独大是诸多政治问题的深层原因”，不知蒋先生可曾考虑到人的“尊严”或“尊严平等”这一概念），还是讲精英贤能的在位治理，总归没有这样一种谦和、忍让、不争的处世态度（包括争谁是正统，谁是真正的儒学原教旨主义者），恐怕也就不会有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又与他者并不冲突的形象。

Sinology Revival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Chen Jiaqi

Abstract：Sinology summarize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better，butits Chinese character also limited its potential as a universal value．Ideological restructur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insisting onsome concept．In the world with diverse cultures，modest and tolerant attitudes were more powerful than any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and they also had more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universal value．Chinese people could build unique image but not conflict with others only through the way of getting recognition of tolerance，compassi on and non‐violent，which wasonthe base of undisputed attitude．

Key words：Sinology revival；ideology；reconstruction；universal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