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新中国的形成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拉那·密特尔（Rana Mitter） 世联译
内容提要：五四事件显示了某些重要特征————青年、国际化和暴力，这些因素的结合不仅塑造了这一天，也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路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在中国历史空间回响。中国在寻求现代身份时经历了许多痛苦，也带来了许多后续痛苦，然而在20世纪中，中国故事也因为五四运动而带来令人欣喜的变革的思想。要理解一个超过10亿人的社会在近百年的变迁过程，需要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帝国的衰落和中华民国的艰难诞生进程，考察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痛苦的革命进程，从而深刻地理解五四事件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五四事件 文化转型 现代化进程
1919年5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北京一个两边都是院墙的胡同里，观察者可以在一栋古老而典雅的宅院的后墙看到一个不寻常的场景。院子已被一群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占领，他们肆意地摧毁着屋里的东西，屋子里传出叫嚷声和打碎家具的声音。一个人突然出现并跳下后墙————后来有人说他表现出“少有的敏捷”，另一种说法则是他穿着从警察那里借来的制服————很困难地落在街上，然后被随从人员扶起并匆匆离开现场。[1]
此人是曹汝霖，中华民国的交通总长，正遭剧烈摧毁的房屋是他的家。攻击者是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来自这个城市13所学校的约3000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即位于中国首都中心的紫禁城前面的“天安门”前，发表演说，抗议中国在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中的耻辱性条款，即前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地区不是交还给中国，而是交给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下午2点钟前后，学生们在发够多的演讲后，带着宣传标语前往北京的外国使馆区，要求国际社会公正对待中国。随着学生们的情绪不断高涨，他们来到被认为是政治上亲日的曹汝霖门前，在捣毁了曹宅的许多东西并攻击了他们发现的曹家的客人之后，这些示威者放火烧毁了曹宅。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警察赶到了，最后抓捕了32名抗议者。[2]
这个事件只持续了数小时，但后来成为一个传奇。示威的日子————五月四日————成为中国著名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引起争论的、难以界定的、令人激动的“五四运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但更为广泛的“新文化运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将完全不同。不过，除了那些研究中国的专家，一般西方人对这个运动了解非常模糊，甚至中国人也始终为这一令人兴奋的事件以及20世纪早期新潮流的真正“意义”而争论不休。本书考察这一运动的各个方面，并论证这一运动的各种遗产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础。
1919年5月4日事件将产生持续影响，这在当时并不是立即就很清楚的。然而，示威者并不是自发出现的，而是学生痛恨中国政府出卖国家利益而策划的有力的政治行动。那么，学生们为什么聚集在天安门、后来又捣毁曹汝霖的住宅？
直接起因仅仅是几天前的事。4月30日，有关消息就不断从正在讨论中国问题的巴黎和会上传来。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一直在紧张地注视着欧洲事态，并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凡尔赛的决定将成为中国正在建立的新的共和国的合法性的转折点。民国是七年前刚刚成立的，其领导人并非由民众选举，而是由军事领导人与拥有财产和治理权力的社会精英联合构成，他们之间的合作是不稳定的。然而，政府确实雇用了有技能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他们非常希望欧洲大战能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17年，以段祺瑞为总理的中国政府决定参与国际冲突，北京政府宣布支持同盟国，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虽然中国没有士兵参战，但大约有96000名劳工被送到欧洲西线，其中有2000人死在那里。中国爱国者认为，这一实质性的贡献将保证中国得到一个合适的回报，特别是，应当将中国北部山东省的德国殖民统治的胶州湾和青岛交还中国。凡尔赛条约既剥夺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地区，中国当然可以期待重新行使主权，它是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时无奈地失去的。
但来自巴黎的消息令人沮丧，中国将不再重新行使主权，前德国殖民统治地区将由日本接管。同盟国1917年不只与中国一个国家做交易，也与日本有交易。日本同意在太平洋地区支持同盟国，并在战后获得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以作为回报。后期参战的美国没有参与这一协议，面对中国抗议这一既成协议，威尔逊总统开始是同情的，但后来被说服可以通过国际法来约束日本，因此令人遗憾地没有再干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决定。1919年4月30日，威尔逊的这一立场公开于世。
中国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借助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被迫进入全球世界的便利，即通过电报和报纸，巴黎新闻传到中国并公开发表，只需要几小时而不是几个月。获得这一消息也并不限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还包括数世纪以来散居在亚洲、19世纪后又扩展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随着西方进入中国，中国也与西方发生了联系。在法国，爱国者不只是西线的中国劳工，还有在巴黎的许多来自中国精英家庭的留学生。当他们得知和约中屈辱性的条款时，就包围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所住的宾馆，留在那里以阻止他们在条约上签字。不过，最具持续性的遗产是当同盟国拒绝中国要求时，学生们于1919年5月4日在中国首都的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抗议。
“五四”事件迅速为人所知，但对其意义的解释却非常不同。参与者中的许多人将继续塑造现代中国，五四成为他们政治和精神历程的一部分。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罗家伦，当时是北京大学22岁的学生，他在示威活动数周后出版的一期杂志上首次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罗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长，在1931年的一篇口述性回忆中，他追忆了导致五四示威的一连串事件。前一天晚上，学生们就聚集在清华校园，筹划抗议巴黎和会的示威。情绪日益高涨，以至于一个学生用带到会场的刀自杀了，以此来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在这种愤怒的情势下，示威者改变了原定于下一个星期三即5月7日的示威，决定次日也即星期天就行动。学生们把此前存在银行的钱匆匆取出，买来布匹和竹竿，又请北大书法和画法研究会的同学帮忙书写宣传标语，很快就做了三千多面旗子。
示威者的策略并不是现场发明的。与此前许多世纪中国思想者很少考虑外国政治观念不同，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可以援用许多国际榜样。“那一年的三、四月里，朝鲜发生徒手革命，也给大家以深刻刺激。”罗家伦回忆说。“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革命潮流”也提供了榜样。而且，1919年的学生敏锐意识到有必要让外部世界知道他们的愤怒。“第二天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3]外国记者理解学生们的用意。一个叫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的记者把示威描述为“一种和平的朝鲜式抗议，无疑地受到有关朝鲜方式的报道的启发，中国所有的阶级都对此怀有明显的兴趣。”[4]
天安门的集会（那时还不在广场）于5月4日（周日）下午1点钟开始。略早赶来的城市警察要求示威者散开，但被拒绝。在听了一些学生领导人的讲演之后，3000名学生离开天安门，首先来到外国外交人员集中的公使区，被警察赶开后，愤怒的人群决定聚集到交通总长、被认为是把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主权出卖给日本的“民族叛徒”曹汝霖的住宅。不过，甚至一些并不同情示威者的外国报道也注意到：“那里没有呼喊和喝彩，在经过了灰尘和阳光中的长时间行走之后，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凶恶。”使他吃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来到哈德门大街，……平静地穿过胡同到了曹汝霖所居住的小街，在两扇大门前————然后开始疯狂（mad）了。”[5]
罗家伦没有用疯狂（madness）来描述接下来的事，但他承认他们是暴力的：
曹汝霖的房子，是一座很大的满洲王府式的平房，我们到他家门前，大门已经关了，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家到门口便大骂国贼，最初拿旗子向屋顶丢去，后来打破了一个短墙的窗子，大家便爬进去，首先进去的人，据我眼睛所看见的，乃是北大的蔡镇瀛，一个预理科的学生，和高等工业学校一个姓水的。[6]
紧随两人之后，另小部分人也爬进去并从里面打开大门，让其余的示威者也进去。此时保护曹汝霖的警察多于学生，但部长本人意识到他应当逃走。“我们打进去的时候，”罗家伦回忆，“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后来的报告说他在另一条街上“着地时跌伤了腿，被搀扶起来送到外国宾馆庇护。”[7]而陪日本客人来造访曹汝霖的前驻日公使章宗祥，反应就迟钝些，因此被一群愤怒的学生抓住了。学生们用从附件日杂店中得到的鸡蛋砸向日本客人，却没有轻易放过而章宗祥。学生们————
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所以当时章宗祥确是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的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锤一锤的打碎在地上，当时香气四溢，不可向迩。[8]
示威者还没有满足。罗家伦回忆他看到一群学生带着火柴，怀疑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和平示威。“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9]虽然大多数示威者都感到，焚毁房屋时正是逃走或混入到后街人群中的好时机，但重新聚集起来的警察仍然抓捕了一些人。
外国观察者对这一天的事件感到惊慌。章宗祥受伤严重以至人们一度认为他被打死了，虽然他恢复过来并又活了几十年。最能代表英国侨民观感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以“北京暴乱”来描述这一天发生的事，社论指责中国政府纵容了这种骚乱的发生：
当那些火烧曹汝霖住宅并杀死这位亲东京的部长（事实上他没有死）的学生被保释时，北京政府再次表现出它的软弱。这些年轻人被捕仅仅因为他们是旁观者或者是不应受太多处罚的示威者，这不是没有可能的。然而，释放他们……不能不刺激这些年轻人更粗暴的行动，如果不是暴力的话。其他城市的学生继续示威……首都当局的坏榜样可能引发其他省份的过分行动。[10]
对于这些学生及其支持者来说，这一天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人不再允许“民族叛徒”在把中国殖民化的列强之间瓜分中国。时年29岁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许德珩是示威者中的杰出一员，他在火烧曹宅后的几天被捕了。若干年后他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官员，他声称“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11]虽然这种概括性观点是事后之见，不过在事发当天，许德珩确实写了一首诗，声称事件“为雪心头恨”。他写道：“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12]由于包括北大校长在内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干预，许德珩与他的狱中难友实际上只被关了几天。
五四事件显示了某些重要特征。首先，示威的主要发起者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其中大多数是男生。第二，事件的起因是远离中国本土之外的事件，其形式也模仿了外国，它部分目的是要引起更广大的世界的关注。第三，这一天的事件是暴力的。暴力也许不是事先预谋的，但示威者的语言与政治的性质很容易把言语翻译成行动。这些因素的结合————青年、国际化和暴力————不仅塑造了这一天，也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路径。
示威的场所也是重要的。几周之内，有关五四事件的新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抗议、联合抵制等，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城市都在其中。不过天安门前的示威仍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和威力，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引起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共鸣。重要的不是这一天本身，而是因为这一天概括了一个时代、一种气氛以及一种预告着今天的中国政治的能量，所以直到千禧年之交，中国政府也还在纪念1919年的5月4日。
五四为什么重要？
就塑造20世纪中国的种种观念而言，1919年前后的气氛和政治情绪是一个中心，这一现象以五四运动而广为人知。本书考察若干个时代片断————粗略地说，这就是192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和千禧年之交。虽然每个时代只有20年，但其社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1920年代，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古老帝制才刚崩溃，而一系列军阀政府又在争夺控制中国资源的帝国权力。20年后，中国处于死亡数千万人的毁灭性战争之中。40年后，中国已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和共产党的胜利，随之而来是令人惊讶的“文化大革命”。五四事件60年后，仍在执政的共产党允许国内改革，并对外来影响持一种更宽容、更欢迎的态度。中国的变化的方向仍然是不清楚的。其矛盾在于，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实际上更像一个各阶级组合的、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激化这种矛盾的既有民族主义，又有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渴望和对经济持续地带来富足的希望。
然而，中国在这个世纪中的不同现实状况，反映了若干一直贯穿并型构着现代中国的各种政府和体制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五四经验的中心，也是隐藏在它们之后思想家们的中心观念。1920年代，这些思想家包括邹韬奋、陈独秀、丁玲和鲁迅。后一代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先驱，但五四的观念贯穿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一条共同的线索从一代到下一代。
五四运动之所能在一个世纪内主导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争论，是有很多原因的。这些原因深嵌在中国政治发展之中。本书后面将详细追溯这一发展，但现在将勾勒一个大概。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崩溃，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位皇帝并于1912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但共和国长期不稳，且直到1928年都是由军人相继统治，其中的多数人在一个时期只能控制一部分中国。1920年代中期，国民党（KMT）和共产党（CCP）两个主要政党日益突出。最初它们曾经是同盟者，从1923年到1927年，两党曾由共产国际协调进行合作，但1927年后，国民党人宣布控制了以南京为首都的统一政府，清洗了它的盟友共产党。此后，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勉强联合以对抗日本外，两党长期尖锐为敌。共产党的壮大与国民党的衰弱同步，由此而来的国内战争以1949年共产党胜利、国民党从大陆退到台湾而结束。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社会改革及土地与特权的重新分配，但其间也发生了混乱性运动，而“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具灾难性的。1980年代，邓小平开始把中国从控制就业与福利体制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减少毛时代提供的生活保障。1990年以来，中国继续其朝向市场体制的改革，并适应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日见降低后的冷战世界的国际关系。
共产党的崛起和国民党的最终失败，也许是现代中国最明显的叙事，这一叙事受到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深刻影响。自从它被命名以来，“五四运动”和产生了它的时代已经为中国历史学家们所热烈地讨论过，争论的观点包括运动的组成分子、它的编年顺序，甚至它是否确实存在等问题。
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五四运动下一个标准的定义：在1910年代中期到1920年代晚期或1930年代初这样一个时期，一群中国思想家感到，尽管清王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但仍有一些东西制约着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罪恶作斗争。这些思想家的结论是，基于儒家哲学的传统中国文化要负很大责任。他们感到，古代的等级思想要对下列事情负责：对待穷人的冷漠、家长制对妇女持续的压迫、无力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等等。
本书后面将对儒家及其影响进行更为详尽的探讨。然而，要理解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的创造者的反儒家思想，就必须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
儒家是2000多年来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基础，很难把它界定为一套书或教义，也很难说它是宗教，尽管它有其精神的向度。儒家是对社会应当遵循的秩序，包括此世和另一个世界的行为与行动的一种理解。它起源于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哲学家和老师孔子（前551—前497）的教义。深切感到周围世界的暴力和不义，孔子倾其一生来说服统治者以他为顾问来进行改革，尽管这一努力没有很成功。与苏格拉底一样，有关孔子的思想，由他的学生记录在《论语》（Analects）中。这些话有其基本主题。孔子建议，组织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礼”，这个词通常翻译成“ritual”，但在孔子心目中，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表示的那样是某些正式行为的重复。他用这个词来指称某些可接受的、道德正确的、将使人的最好品质得以显现的行为方式。这些品质用仁、义、孝、忠等词汇来表达，它们至今仍被认为是儒家的价值。这些词分别被翻译成英语“benevolence”、“propriety”、“filialpiety”和“loylty”，但这些英文词多少有点维多利亚式、过时的特点，而失去了它们在汉字里所具有的丰富意义。“秩序”在一个正确地服从“礼”的社会中是最重要的原则，不仅是有序地存在，而且也据此在一个正确的秩序中安排事物、创造稳定性。“秩序”的目的不是压制人民，而是允许道德和伦理行为（德）的培养。
孔子认为一个有序的、道德正确的社会将会限制暴力的使用。按照孔子的观点，暴力和强制是不合常规，也不受欢迎的。相反，道德正确的人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这一概念有时翻译成“绅士”（gentleman）或“完整的人”。对于一个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来说，维持正确的等级关系也是重要的：奴隶应当服从主人，臣民服从君王，子女服从父母，妇女服从男子。义务、忠、孝的品质与这一观念相联系。不过，无论是君王、主人还是父母，如果一个有权威的人滥用了他的权力，那么他也就违反了正确的规范。对孔子来说，家庭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父母与孩子这一最基础的关系可以类比地扩展到国家这一层次，君主之于臣民正是父母之于子女。强调家庭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无礼的自我优先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和渺小的。儒家思想也不尊崇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孔子死后很久，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儒家思想为皇帝提供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大支柱。他被认为是连接天堂的精神世界和尘世王国的支点，也被视作中华帝国基础的等级制度的核心。
孔子不否认精神的存在，但其教诲更集中在世俗世界。古中国的其他宗教传统，包括道家和晚于它两个世纪引进的佛教，都更执着于神和超自然的世界。几大体系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并存不悖的，对于参与这些来自不同宗教和哲学背景的仪式和礼仪的人来说，这是很平常的事。几大体系的混合型构了前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13]
从汉朝（前220—221）起，政治统治者开始利用儒学。由于儒学为强大而稳定的政权提供了一个伦理基础，它因此成为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思想方式。不过，政府实践的基础常常是对力、暴力和征服的需要，这意味着它不能总是遵循孔子有关避免暴力或遵循上下之间相互义务的箴言，因此在若干世纪中，中国政治哲学得不断地调整儒学使之与治国的现实更能相容，在使用说服与忠孝的修辞的同时保留着残酷与强制的法律。然而，儒学观念的基本要义仍深植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心灵：不论皇亲国戚和还是穷苦百姓，都相信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孩子对父母的义务（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后无子为继），相信维持一个仁慈的因而是合法的政府的重要性。
虽然如此，即使在儒学强大的时候，中国仍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农民起义频仍发生，尽管其中的成功者后来总是得到回溯性辩护，认为他们是在合理地反抗那些破坏了孔子的社会契约的统治者。对儒学价值最剧烈的挑战，是19世纪引进的两种西方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基督教。本书的第一部分，特别是第4章将讨论两种思想体系在20世纪的冲突和共存。简单地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思想的到来是一种催化剂，使他们重新审视他们的社会并评估其错误。太多的人虽然贫穷却未能起来反抗他们的命运。妇女是被压迫的————在生理上是裹小脚的痛苦，在心理上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更广泛地说，中国人的国家已明显深陷困境：西方野蛮人可以入侵却不受惩罚。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究竟错在哪儿？
对那些最激进的思想家来说，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宣告弥漫中国的儒家思想理所当然地要为中国的危机负责。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的各方面都是有害的和腐败的，要想真正拯救中国，就必须把它们从社会与文化中根除。结果，这些活动分子变革了中国语言，放弃了古老的经典书写形式而使用方言，思考新的政治体系，抛弃了有关男人与女人传统关系的习俗。这场运动与青年、城市爱国者，也就是说与1919年5月4日示威者有特别联系，但这一天只是中国社会更广大的变化的一个象征。因此，在写作这个时代时，“新文化运动”这个术语与“五四运动”经常是可以互用的。事实上，两者并不是同一的。“新文化”思想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精英群体受到一个特殊事件震惊之后的抗议，这个事件就是1915—1916年，新的民国总统袁世凯试图恢复儒教作为国家政治体系的基础，并自称要做皇帝。但“新文化”这个词可以更为广泛地使用。当中国人思考他们的身份、思想、前提和共享的理解系统这些被定义为“文化”的不确定的网络时，五四时代作为创新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一个阶段而显得格外突出。[14]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两个术语并非历史学家的事后发明，而是运动的参与者在当时就创造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有效性。[15]变革的鼓吹者声称要把“科学”与“民主”带进中国。在此运动中诞生的唯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后来在回顾历史时，总是强调五四运动以及它所提出的中国如何现代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已在1949年毛泽东取得的胜利中获得答案。
在有关五四时代持续了多长时间的问题上，并无统一意见。许多书提出了自信却又不同的判断：1917—23，1915—25，等等。公正的说法是这个运动在1911年革命前尚未出现，而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便褪色了；也可以合理地说，它的开始与结束分别是事件发生的那些天的稍前和稍后。由于使这个运动成为重要的不是什么特殊事件而是气氛和心态，所以要更准确地界定它是困难的，这也不是本书的主题。
每一代学者都在五四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意义。最早的、仍然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周策纵出版于1960年的《五四运动》。周是这一运动的少年参与者（周所就读的学校，是15年前毛泽东上过的学校），他仔细考察了不同群体对运动的解释，诸如共产党、国民党、理性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西化派等，结论是：“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他认为运动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是通过“攻击传统，他们从批判传统和以西方文明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态度和实践开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科学与民主，因此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的文明以‘拯救中国’”。[16]后来的研究把焦点从思想狂热的北京转向其他城市，比如郑宇硕（Jeseph Chen）的著作研究上海，那里的群众抗议和工人运动的效果超过首都。对运动作出重新评价的是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79），它指出五四时代最激进的反儒学者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恰恰源自儒家不妥协的道德。[17]最近的一些学者研究了运动对北京、上海之外的城市的影响，如叶文心（Wen‐hsin Yeh）研究杭州的共产主义、J．卡特（James Carter）考察了它在遥远的东北城市哈尔滨的影响。[18]
在随后的数十年中，除了运动的地理分布外，诸如“现代化”、“传统”、“科学”和“民主”这些术语也得到详细研究。V．舒衡哲（Vera Schwarcz）1986年出版的《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对五四运动遗产作了重要的重新考察。它区分了五四老的一代和年青的一代，包括作家鲁迅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内的老一代对中国的儒家传统始终持有敌意，年轻的一代在努力“拯救”中国的现在时倾向于调整而非否定中国过去的各个方面。[19]即使现在，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没有减弱，2002年一群学者完成了对运动的重新评估。尽管没有太多著作针对非专家的读者，但J．斯宾塞（Jonathan Spence）的《天安门：中国和它的革命，1895—1980》（1981）一书，清晰地阐述了五四一代作家和思想的命运是如何被战争和革命所改变的。[20]
中国自身对此运动也有新的思考。虽然我们无法通过英语了解中国学者有关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最新著述，但明白当代中国对20世纪早期历史持有浓厚兴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学术研究最近已经开始转向对这个时代各个方面作自由的探讨，在有关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思想、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都有许多通俗的和学术的书籍。作为中国界定其当代身份的一部分，五四已进入公共意识。[21]
那么，在新世纪转折点上评价五四运动与新文化，什么是重要的呢？为什么上一世纪的事件依然如此重要，以至于2002年中国政府要在其首都的中心为其举行纪念活动呢？为什么它关系到我们对什么是“现代”中国的理解呢？
在对内改革而国际上冷战秩序已经崩溃的时代，重回五四是重要的。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共产主义中国是这个国家在20世纪早期追求现代性的逻辑终点的观念，已不再像1950年代或1960年代那样具有说服力。再次考察中国共产主义出现的五四时期以及中国已经作出的选择，对理解中国今天的政治可能性有着巨大的意义。
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五四经验是非常难以捉摸的。比如，五四运动是否像许多观察者事后宣称的那样是自发的这一点就有争议。一位史学家考察了这个概念的由来，声称：“五四运动并没有随着这个名称而结束，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22]不管是作为一个尊崇的对象还是批评的对象，这种观念在其“典范化”之后，便为共产党、民族主义及其他各种群体所采用。但是，如此谈论“五四”，可能使它与中华民国早期的事件较少相关。
一些人热衷于承认五四运动的存在，但又质疑其作为反传统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最近的一些论著重新评估了清朝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指出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并非颓败的、濒死的、帝国注定走向失败的剧痛期。我们将要接触到的1898年的“百日维新”就是进步的改良主义思想，它利用了中国本土的信念体系如儒家思想而不是否定它们。虽然慈禧太后策划的反政变终结了这一改良，但其遗产仍然影响到下一个世纪。不过，这些改良派并不需要20年后的五四运动来为其变革要求的合理性辩护。在1900年义和团的反帝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屈辱地赔款，朝廷自身也意识到变革的必要。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公共生活重要的改良期，包括成立政府鼓励的地方议会、商会和学会。[23]更多的学生去日本留学，学成后带回了新的知识。虽然到了这一阶段，对那些志在通过革命来推翻清王朝而不是体制改革的学生、商人和秘密社会来说，政策的突然变化来得太晚了，但“新政”时期中国公共文化的变革却是显著的，可以认为是中国思想领域发生了真正的“启蒙”。最具象征性的行动是1905年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这一为无数人进入官场的大门现在被代之以“西学”的考试。在此，我们不得不冒险作一种反历史的假设，即如果清政府能更快地改革或者略微不同地实施其政策的话，它是否能够存活下来。无论如何，认为晚清的统治与社会本质上是无可避免地衰落和毁灭下去的观念是一个误导。早在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更不用说在1919年学生运动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思考变革的方式。
所以五四时代并非从天而降，但它是重要的，且决定性地区别于此前或此后的时代。虽然清王朝试图改革，但它确实衰落了，随之而来的民国社会在许多重要方面，从人们的衣着到他们与国家象征如纪念碑和国旗之间的关系，都确实是新的。[24]在随后的时期中，五四时代作为中国记忆中的传奇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它面临着成为一个荣誉品牌的危险，即不同政治团体都能够把任何于己有用的事件和思想潮流包括进去。当我们回溯到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危机之间的民国早期的现实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那些变化与观念是真实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更为广大的政治游戏的产物，他们明白自己的日常生活如工作、吃饭、学习等等，是一种迷惑不清的新旧混合。许多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都把它视为一个新的不同的时代。五四时代既反映了来自西方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出对日本、土耳其、印度和东欧等多种资源的兴趣，同时也保持了与过去的连续性，儒家思想在这个时期只是被那些最激进的人忘记或谴责，而其他人则试图把这份值得尊敬的睿智予以现代化，以帮助他们探寻新世界的意义。
从而，在晚清帝国与1930年代因战争而中断的民国政府之间，五四时代是一个清晰的分界。它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世界已厌倦了第一世界大战因而改变了它的对外面孔并称颂国际主义。这是全球化潮流开始缓慢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虽然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列强国在鼓吹民族自决的同时却依然拥有中国大片领土的所有权因而是虚伪的，不过帝国时代确实在正走向终结。这也是文化全球化时代国际大都市发展成形的时期，特别是在上海。所有这些因素在短期内汇聚到一起，加上我所列举的在此之前或之后出现的各种事情，使得五四时期成为一种独特的结合：一种真实而紧迫的危机感，旨在“拯救民族”的各种相互竞争的思想混合，公众准备接受、欢迎、反抗并调整这些思想。以这种方式，这个时代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上至今仍保持独特性，虽然20世纪末台湾的自由化在一些方面已经形成了与此极为相似的形势，但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提出的，它们的原因还是大不相同。
“五四”已成为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的一个短语或一套形象，这一事实表明在事件本身之后的长期内，它在中国知识与政治生活中都持续产生着共鸣。显然，正如界定含混的术语“六十年代”依然激起西方人丰富的而又常常矛盾的想象一样，“五四”的意义随其所用之人而变化，一个世纪以来，五四的观念曾经拥有，并将继续拥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1925年的“五卅”或1936年的民族救亡运动，虽然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但五四之于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本书从“五四”一代及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人物及其观念开始，跨越80年。这些人物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分。在不同时期内，他们都是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生活在大都市的居民，他们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在于他们对于外国的、不熟悉的、奇异的东西的迷恋。然而，如此界定使他们较少具有典型性，我将集中讨论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常常不同于那些位于中国内地较小的、更内向的城市。中国最大的区域是民国时期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即20世纪早期直到现今包含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巨大的农村腹地。[25]虽然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城市思想的书，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导致农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统治地位的提高，这意味着至少是同时，城市屈从于一种倾向降低其重要性的政治，至少是与城市在20世纪早期的突出地位相比是如此。但从真正意义上说，毛泽东转向农村政治也是由五四运动塑造的。他相信20世纪早期的许多思想体系没有抓住农村贫困的现实，而城市知识分子惯于将其自身经验普遍化，傲慢地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大多数人口的需要。毛对这些感到愤怒。
然而，甚至在毛泽东领导下，城市也仍然令人迷恋。要回答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城市总是根本性的基础。哪怕是那些仅仅通过想象才了解城市的农民，城市的观念也是重要的。21世纪初，当数百万农村移民非法流进城市时，当中国的国际形象大部分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城市在中国人心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对那些不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本书的其他部分将为五四思想在此后数十年中的变化与连续性提供一个图绘。在这里，人们生活、吃喝、约会恋爱等作为理解特定思想线索出现的语境将受到关注，同时将对那些相互争论的政治、哲学或文学论题是如何变化的作详细分析。要理解这一时期，首先要问：是什么东西驱使中国走到了示威者集聚的1919年运动。答案要在这个突发性事件发生前的数十年间寻找。
中华帝国的衰落
李汝珍出版于1830年的小说《镜花缘》，反映当时中国上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其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多九公坚定地认为：“以木本水源而论，究竟我们天朝要算万邦根本了。”[26]作者当然不知道，《镜花缘》写于中国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完全自信时代的最后时光。这部小说问世时，中国不但相信其文明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文明，而且视之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早于西方若干世纪，中国就发明了印刷、火药、制陶术等技术；政府由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写作考试择优录取的官僚组成；以儒家教化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好的生活和思想方式。
中国可以把它的文化不间断地追溯到4000年前。中国沿用至今的汉字与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文字很相似。当时分布在北中国平原的交战诸国了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秦王朝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国家。从此开始，“中国”这个词一诞生了。虽然秦始皇只统治了几十年，但他建立的统一帝国却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了2000多年。王朝兴衰交替：汉代初期，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盛唐时代，涌现了中国最好的诗歌；宋朝因道路和运河贯穿全国而形成了著称于世的商业文化。科学和艺术繁荣，政府发展为由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控制的复杂体系。中国是自信的却不是自满的，无论如何被武力征服还是自愿学习，中国都不时吸收中亚和北通古斯（northern Tunguisc）文明的文化。西方的旅行者回来后报告了中国文化的奇迹，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名的（尽管有可能是编纂的）记述里称中国南方城市杭州“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最华丽的城市”。像其他社会一样，虽然中国也经历了战争和衰亡，但一个新的王朝总是把中国带到一个新的辉煌。[27]
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切都改变了。中国开始衰落有几个原因：内部的革命；下层阶级对富裕的统治者不断增长的怨恨；西方帝国主义以暴力来迫使中国与其通商。
自1644年以来，中华帝国就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其领导人并非汉族，而是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这一地区在西方以“满洲”而知名。17世纪中国本土的明王朝丧失了它的统治力量，无法应对满族的挑战。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统治着中国的满族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战争将其领土扩张为世界最大的帝国。若干年中，其控制的区域远至中亚和西藏。然而满族皇帝也敏感地觉察到，虽然他们征服了中国领土，但被征服者认为他们的粗鲁野蛮不适合统治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因此满族皇帝迅速实施两项政策。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他们在努力适应传统的中国文化，他们用中国典雅的汉字书写帝国命令，并且像中国文人那样绘画、写诗。清朝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康熙皇帝，资助大规模地出版中国百科全书，其包罗的知识遍及中国传统的和社会的所有方面。但另一方面，满族也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的种族特性，保持着与汉族（其人口占中国大多数）不同的风俗，保持着他们垄断性的特权。[28]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这种平衡贯穿着整个18世纪。这个时期，中国在异己的却又汉化的王朝统治下繁荣起来。虽然出现了几次反抗满族统治者的抵抗，但精英和大众中的多数看来对清朝统治已没有什么怨恨。这个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5千万翻了一倍达到3亿。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因为从美洲新引进的玉米和土豆增长迅速。玉米和土豆不但可以食用，而且这些植物可以在无法种植水稻的不毛之地生长，居民可以第一次移居到遥远的西北部，并声明他们属于中国。通过一套复杂的由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救灾和公共卫生体系，清王朝完善了居民的健康和福利系统。在预防疾病方面最明显的发展，是广泛使用针对霍乱————一个世纪前在西部广为盛行————的预防注射。虽然与欧洲不同，中国医生开发的血浆不是注射而是被灌进病人的鼻子。[29]
但繁荣的表象下也有黑暗的征兆。年轻而贫穷的男人发现要找一个妻子是越来越难了，部分是由于杀害女婴，部分是由富裕的男人以多妻来显示其富贵；这就产生了一个不满的、不稳定的下层阶级。虽然许多地区谷物生长很好，但其他地区却没有增长以至引起饥荒，或者一些地区被大水冲走。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起义浪潮暴露了社会的不稳定。有些是小规模的，如1768年的“叫魂”。沿海省份安徽有数百人相信，叫魂者可以让牺牲者变成行尸并听从自己的要求。有一些是很难镇压的，如1774年的王伦起义。一个流浪拳师领着数千名相信其特殊能力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的数千人起义，清政府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平息了起义。而且，中国的疆域也成为问题。清王朝成功的领土扩张虽带来军事上的荣耀，但也使人民更容易消失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中，回避纳税的义务。王朝的财政慢慢衰弱，难以维持庞大的帝国。[30]
所以，在第一批外国人要求通商而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显示出崩溃的征兆。但在最初，天子————中国皇帝————还能够赤手空拳就把这些外国人打发走。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勋爵（Macartney）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商谈中英通商事宜，皇帝立即以礼貌的但很强硬的态度把他们送走。看着那些马戛尔尼从西方带来的机械和工具，皇帝告诉他：“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英国是不容易打发的，他们有一种工具使其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这种新的、令人吃惊的大众产品就是鸦片。中国人早已知道鸦片，但在19世纪以前很少使用，因为它似乎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但1800年后它突然大量出现。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越来越多地种植产鸦片的罂粟，势必要扩大其产品市场，它们很快发现中国有热情的顾客。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有人吸食鸦片；富裕的官员厌倦于久坐的生活，城市工人天天负重运输不甚其苦，对他们来说，吸食鸦片可以消除痛苦。[31]到1820年，中国约有一百万瘾君子，这对英国是有利的，但它引起中国皇宫的愤怒。皇帝明确认为它是有害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外国泥”或“黑色的烟”。1836年，皇帝宣布它已“带着其有毒的影响蔓延全国”。[32]
曾经有过不那么认真地把鸦片合法化的议论，但1839年，中国官方要求英国停止所有毒品贸易，并派出林则徐为专门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包围了英国人在广州南部开办的鸦片工厂，直到他们同意交出毒品。然后林则徐把生鸦片烧毁后冲入大海，并送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给维多利亚女王，建议女王告诉其国民不要贩卖鸦片，但可以从事其他物品比如“茶和大黄”（林相信后者对欧洲人的健康是必要的）。就林则徐而言，这场争论是过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英国首相L．帕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认为中国人烧毁鸦片是反对英王国的战争行为，因此授权舰队开到中国海，以强迫中国人撤回“强加给居留在中国的英国人的伤害”。随即爆发了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先进的技术使中国军队无法抵抗。1842年，中国不得不签署屈辱的《南京条约》，同意向英国开放通商港口，赔偿销毁的鸦片，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在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条约港”中，就有上海小港镇。这就是今天中国人所说的“屈辱的世纪”的开始。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中国政府和人民而是由外国占领者来决定的。
虽然英国已突破了中国的城墙，但还有许多其他的列强虎视眈眈等待着冲进来。这是中国最落后的时期，它的军事技术落后于他国。19世纪晚期是针对亚洲和非洲帝国的巨大的争夺战，从英国、法国、俄国到其他较小的参与者，如比利时、瑞典等，都渴望分赃。在西方这是科学与伪科学凯旋的时代，最有力的思想可能是一些社会学家，如H．斯宾塞（Briton Her‐bert Spencer）等人误用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观念而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张种族和民族都像物种一样处于竞争之中，那些不能在进化之战中取胜的种族注定要成为奴隶种族，它们将不断衰亡甚至完全消失。
虽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伪科学，但在19世纪末的欧洲，它却是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而且还迅速吸引了中国的邻居————日本。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的日历与中国完全不同。当基督教传教士于16世纪从欧洲抵达日本时，日本的摄政王或幕府将军非常紧张，他们担心新信仰可能赢得日本人心，摧毁其传统的佛教和神道教，并破坏其社会稳定。1600年前后，幕府将军走出激进的一步，这就是把日本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起来，日本国民离开国家要冒被处死的风险，只有少数外国人被允许经过海滨小镇长崎（Nagasaki）来与日本进行贸易，其中多数是荷兰人和中国人。日本转向内部，其统治者在250年中都无意与外国发生联系。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西方大国拒绝接受用“不”来回应其通商与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使日本处于这种情势的是美国而不是英国。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M．佩里（Matthew Perry）率战舰进入日本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向美国船只开放其码头，否则就要进入战争，幕府将军只好接受。对外投降完全摧毁了幕府将军的声望，两个封建家族的种种阴谋又瓦解幕府将军的权力。1868年，幕府将军被推翻，为新的制度打开了道路。
这一行动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它预示着日本政策的全面变革。包括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和伊藤博文（Ito Hirobum）在内的新的领导人，在看到鸦片战争灾难性的命运突然降临中国之后，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西方。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实施应急性的现代化纲领，即以极快的速度引进一整套改革方案：建立新的西方式的宪法，大量征招军队，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更重要的是发展现代技术和武器。同时，西方的政治观念包括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主主义等等像潮水般涌进，讨论这些话题的书籍也大量从英文、法文或德文译成日文。19世纪的日本也有些本土作品卖得很好，如作家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的《西方的条件》迅速卖出一百万册。所有这些改革的结果可能是历史上任何社会中最快的、最全面的转型。1853年，日本还是一个面临着被西方权力接管的危险的封建农业国家，到1895年，它已是一个工业快速增长、具有现代政治体制和亚洲受教育率最高的国家。重要的是，它有了自己的殖民地。日本从差不多要沦为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一转而为地球上最后的大帝国。[33]
这一切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有几个原因，包括社会大范围的不稳定和国家太大。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没有方向。清王朝的继续存在（即使是不稳定的）可能耽误了中国的迅速变革，如鸦片战争后的70年朝廷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持续斗争，前者直到王朝历史的晚期还一直占上风。当保守派倾向于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做一定程度的改革时，他们的努力是矛盾的。不过，在帝国主义列强计划扩大侵略时，并没有遇到他们预期到的巨大阻力。这样的努力，比如1866年试图在中国发展西方式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在儒家背景下改革，但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在1893年上李鸿章的书中就指出：日本“与西人通商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34]
到1900年，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已无可回避。整个地区如香港和上海的中心被英国统治，法国控制着西南部的云南。即使在那些形式上没有被外国人控制的地方，外国人在中国任何地方也都享有特别的法权和经商权。尤其是上海，现在已成为世界贸易中心且无疑是东亚的主要城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给予外国人的特权。这种情况所引起的中国人的愤怒，如果不是比香港这样的完全殖民化带来的愤怒更强烈的话，程度至少也是一样。在这些“治外法权”的统治下，英国人或美国人之类的外国人在涉嫌犯罪时，不是由中国法院进行审判，而是由专门为这些侨民设立的西方法院进行审判，这些西方法官被怀疑（虽然不总是正确的却是可以理解的）有反华偏见。（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失去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时，中国人对德国人的感情明显热情起来。）治外法权的不公正最强烈地表现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著名的标识上，据说它放置在上海英国公园外面。这一标识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误传，但它所反映的态度却是真实的并且是许多中国人的日常经验。[35]除了外国人在侵蚀清王朝的权威，而清王朝又经受着内部的造反。1856—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几十万中国人跟着洪秀全，一个半疯狂的空想家，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要把中国人从清政府恶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清政府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但付出了巨大代价。然后是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这是一次支持清政府、驱逐外国人的农民造反。清政府冒险支持起义并向外国宣战，其结果是帝国主义的联军队（第一次多国部队干涉）镇压了造反，并强迫清政府作出巨额赔款。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精英分子转向新近从欧洲引入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像严复这样的思想家认为，民族主义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如英法的宪法，就是受过教育的、自认为是公民而非奴隶的人民，它不是建立在儒家礼仪上的帝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可以使中国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成功和征服。[36]
19世纪晚期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令两国许多人思考，中国的软弱和日本的强盛完全颠倒了传统的东南亚秩序。若干世纪以来，日本像朝鲜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在宗教、建筑、文学方面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甚至其文字体系也借自中国。现在，双方关系突然地、突兀地发生了变化，日本在这个地区战胜了中国，它对中国的态度，是尊重中国过去的文化而对现在中国怀有种族主义的偏见。19世纪热情地赞扬西化的福泽渝吉这样为日本辩护：“与坏朋友的亲密必将带给我们坏名声。我从心里拒绝东亚这样的朋友。”[37]
然而，无论日本人怎样声称其利他主义，日本政客其实都像西方列强一样服膺“征服与被征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很早把眼光盯着两块邻近的领土，担心那些一直希望限制日本目标的西方列强占领这两块领土。领土之一是日本在1880年代就开始吞并的朝鲜。在1894—1895的日朝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中国，有效控制了朝鲜。东京的政客们担心，俄国如果控制了日本海会不会要侵略日本呢？双方谈判失败，1904年战争开始。令西方世界震惊的是，日本这个亚洲权力的暴发户，摧毁了俄国舰队，大规模登陆满洲，赢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俄国被迫从满洲南部撤回到自己的领土，尽管它保留了在其北部的铁道权。整个战争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但双方都没有问过中国政府的想法，这证明中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那些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外国人手中。
晚清政府确实尝试改革。1898年，光绪皇帝支持了范围广泛的技术、制度和社会变革，虽然改革只进行了三个月就由于宫廷中的保守派的反政变而中断了。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后，义和团反对外国人的起义失败后，保守派于1902年开始改革，“新政”后果，是成立了更代表地方政府的机构，并废除了延续若干世纪的科举制度。[38]
艰难的诞生：中华民国
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对清政府来说，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是灾难深重，这既包括由广东的政治活动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也包括西方势力在特权与领土方面的不断增长的要求。这一时期的终结不期而至。发生于中国西南部武昌的地方起义，在1911年后期引起了一系列军队将领和新近获得权力的中产阶级领导发动的反对朝廷的起义，清政府失去了它掌握的权力，最后一位皇帝，只有5岁的溥仪，让位给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仅仅6周之后，孙又让位给掌握着强大军队的保守派政治家袁世凯。袁将中国幼稚的民主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第一个政党，即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它赢得了1912年中国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自由选举的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但当国民党的总理、杰出的青年政治家宋教仁准备到北京与总统袁世凯谈判时，却在上海火车站被枪杀。人们怀疑袁世凯的代理人是这次暗杀的主谋。在随后的混乱中，袁一面驱逐国民党，迫使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流亡，一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最终试图在公共话语中恢复儒教的权威，并给自己加冕为皇帝。在反对帝制的各地军事领袖的压力下，袁被迫放弃称帝。[39]袁恢复儒家的努力刺激了激进的思想家，强化了他们关于中国需要一种“新文化”的观念。
1916年，袁世凯死于尿毒症，中国分裂为由不同军阀控制的若干区域，这些军阀不断地发动战争，意在控制整个中国，但他们没有取得持续的成功。随后的十年，中国完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40]这一时期的分裂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严重的后果。外国列强在中国各种势力之间挑拨离间，希望中国继续分裂。英国、法国、美国，尤其是日本开始对中国提出不同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权力在中国的间歇期，但日本却趁机强化其特权。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中国领土上获取更大的经济与商业权力，并要求在北中国部署日本警察。1917年，日本与英法秘密商定，如果盟军胜利的话，就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地区转让给日本控制。这导致了1919年的示威运动。
19世纪晚期，在一小部分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精英分子中形成的民族主义，现在已大面积地传播到城市青年之中，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在于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这完全不同于正在毁灭中古老的儒家世界。作为中国努力理解西方的一部分，学生们被送到欧洲和美国学习，他们吸取的外国知识却又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41]因此在1919年，巴黎的数百名中国学生包围了中国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的宾馆，确保他们不能出来在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名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城里游行示威，表达他们对中国政府投降帝国主义的憎恨。
对中国来说，凡尔赛的屈辱不过是一系列失败中的最近一次。首先是鸦片战争，已经迫使中国向入侵的鸦片商人打开了大门，他们带来了鸦片，也鲁莽地带来了他们用来救赎的宗教。然后是中日战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战争以1895年的海战失败、台湾岛被日本侵占。整整10年后的1904—1905年，中国不能阻止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领土满洲开战。现在凡尔赛又显示出西方宣称的国际正义和秩序不过是另一个欺骗，而日本的行径正如老式的帝国主义。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转向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形下则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18年宣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42]
在中国和日本那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方式的人士中，亚洲兄弟联合起来反抗西方的观念受到了重视。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泛亚细亚主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却为许多亚洲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殖民的国家的人，所郑重地坚持。泛亚细亚主义开始时是一种哲学运动，它相信亚洲民族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西方所没有的精神品质，虽然西方在技术与财力上更强大，但精神的力量却首先存在于亚洲。这一运动所联合的思想家遍及亚洲各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念首先是由美国人E．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启发的。1878年，他移民到东京教书，他以警示日本人珍视自己过去的文化为使命，因为他感到，在急速的西化过程中，这一文化正在被否定。他的第一个学生冈仓觉三（Ok akura Kakuzo）热情地宣扬这些观念，宣称“亚洲是一个整体”，进而评论说亚洲是“我们的灵感之源”，但“这一思想在综合了亚洲文化的不同要素后，给予日本艺术与文化以一种印度和中国所不知道的自由与气概。”换言之，唤醒亚洲其他地区意识到这一命运，是日本的使命或神圣的责任。[43]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兴起的社会达尔主义。中日两国都遭遇了西方帝国不断增长的扩张，看起来这就是民族之间吃与被吃掉的斗争。真正的转折点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既然日本已显示了它能战胜欧洲民族，中国人就很清楚，如果他们也要处于同样位置，就不得不关注日本曾经做过的一切。发展这种合作的重要组织是“东亚同文会”（T8aD8bunkai），它由著名的泛亚洲主义者、日本政客近卫笃$（Konoye Atsumaro）发起，参加者中包括新闻记者的先驱梁启超和中国皇帝杰出的、进步的顾问康有力等年轻的中国现代主义者。
即使孙中山这样的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深受日本影响。袁世凯控制了民国的权力之后，孙逃到日本。1916年，孙在广州的南部重新组织了已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同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孙声称：“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基础不必外求，当求诸全国国民之心中。”[44]然而，孙的计划的前景在这一点上是暗淡的。
然而，不久出现了两项重要的发展。第一，孙中山现在对西方强国完全失望了，西方奢谈和平与正义，但其意图却是要挖空中国。接着，孙中山虽然做了多次尝试，但终于未能说服日本支持他。因此，他转向世界图景中的新大国，它承诺一个新的和公正的世界，这就是苏联。在策动革命并赢得国内战争之后，布尔什维克转而关注国外的革命。1923年，在苏联代理鲍罗廷（Borodin）的鼓励下，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刚成立的共产党联合起来，训练国民革命军，意在从军阀手中夺取整个中国，并统一国家于一个领袖之下。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广州黄埔军校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人物，一个负责宣传的年轻共产党人周恩来，另一个是年轻的军事战术家蒋介石，他们在塑造20世纪的中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之后，周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总理。1925年，孙中山死于癌症后，蒋介石首先脱颖而出，他利用其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控制了国民党，然后在1926年借助国共合作，率领他的军队征服了中国。其实，这支军队只是征服了东部的几个人口众多的省份，战役在南京和上海附近结束。1927年4月，蒋在上海协调对其共产党盟友进行的屠杀。随后是对同年在广州的一场起义的镇压。蒋也说服、贿赂其他各地的军阀接受他的权威。1928年，蒋宣布他是以南京为首都的新的中华民国的首脑。在此后的十年中，蒋在南京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1937年与日本人交战迫使他撤离。不过，在国家统一的背后，蒋的政府始终要在地方军阀、共产党和日本人三种势力之间寻找危险平衡。[45]
在观察毛泽东1949年胜利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在许多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精神上与社会各方面是最具希望和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但总体上，1911年革命之后的时期是失去机会的荒凉时代。这本书的其它部分将详细考察了1919年令人兴奋的日子————学生示威并把他们的思想转向“救国”————之后，存在于精英与普通人心灵之中与大街之上的五四时代与“新文化”，是如何在中国历史空间回响的。
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曾说“革命是痛苦的”。中国在寻求现代身份时经历了许多痛苦，其贯穿了20世纪的革命————1911、1927、1949————也带来了许多后续痛苦，然而在这个世纪中，中国故事也是那些带来令人欣喜的变革的思想。五四是这诸多变化中最重要的，要理解一个超过十亿人的社会在近百年的变迁过程，而不回过头来考察20世纪早期所承诺的经验和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本文译自Rana Mitter，A Bitter Revolution：China’s Struggle Withthe Modern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New York，2004）
May4，1919：The Form ati on of the New China Rana Mitter
Abstract：May Fourth In cident showed some import ant features：youth，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violence．These factors were combined to shape not only that day，also shape most of China’s path in the 20th cenury．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new culture”echoed in Chineseh is tory space．China was suffering in the Search for modern identity，which also broughtalot offollowup pains．How ever，the Chinese sto‐r es welcomed delighted change of thinking becau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he20th century．To unders t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a society with more than one billion population in nearly100 years，we need to go back to examine the decline of Chinese Empire and the difficult birth of Republic of China．We also nee d to study China’s suffering revoutionary process toward to modern society，so that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how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influenced importantly China’s modern societ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the May Fourth incident；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nsormation；process of modern society．
【注释】
[1]North‐China Herald（hereafter NCH），1919年5月10日，第348页。The North‐China Herald是《字林西报》每周重要文章的摘要，在上海出版。
[2]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erkeley，1986），pp．15—17．
[3]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4]NCH，10May1919，p．348．
[5]NCH，10May1919，p．348．
[6]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6页。
[7]NCH，10May1919，p．348；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页。
[8]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6—67页。
[9]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载《五四运动亲历记》，第67页。
[10]NCH，10May1919，p．343．
[11]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载《五四运动亲历记》，第14页。
[12]Schwarca，Chinese Enlightenment，p．19．
[13]Wm．Theodore De Bary，Irene Bloom与Wing‐tsit Chan合编的Sources of Chinese Tra‐ition（New York，1960，1999）。这是一本有关前现代中国思想基础的优秀读物。
[14]有关“文化”与“文化史”的定义，是一个庞大的学术论域。两个重要起点仍然是Clifford Geertz的The In 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Y，1973）和Rober Darnton的The Great Cat Massa‐crend Other Episodes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London，1984）．
[15]Rudolf Wagner，‘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载Milena Dolezelova与Oldrich Kral编的The Appropriatio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Cambridge，Mass．，2001），p．69．
[16]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 tellectual Revolution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1960），pp．358—9．
[17]Lin Yu‐sheng，The Crise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Madison，WI，1979）．
[18]Joseph T．Che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in Modern China（Leiden，1971）；Wen‐hsin Yeh，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nd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 munism（Berkeley，1996），James R．Carter，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Nationalism in an In ternati on a l City．
[19]Schwarcz，Chinese Enlightenment，pp．24—5．
[20]Jonathan D．Spence，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 ir Revolution，1895—1981（London，1981）．
[21]最近的研究是沙健孙、龚书铎：《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书中附有中国学者著作的详细书目。
[22]Wagner，“The Can on izatio nf May Fourth”，p．69．
[23]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 on and Japan（Cam‐ridge，Mass．，1993）；Roger R．Thompson，China’s Local Council sin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898—1911（Cambridge，Mass．，1995）．
[24]Henrietta 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in China，1911—1929（Oxford，2000），ch．2．
[25]费孝通：《乡土中国》，Gary Hamilton and Wang Zheng编辑翻译（Berkeley，1992）。
[26]Mark Elvin，The In ner Wor l dof1830，载Tu Wei‐ming编：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1944），p．44。
[27]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清晰介绍，见Valerie Hansen，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to1600（NY，2000）。关于马可·波罗，见Frances Wood，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London，1995）．
[28]关于满族与汉族的关系，见Pamela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1999）；Mark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and Ethnic I dentityin Late I mperial China（Stanford，2001）．
[29]有关清朝全盛时期的一项优秀研究是Susan Naquin与Evelyn S．Rawski，Chinese Socie‐tyin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Haven，1987）。
[30]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Kuhn，“Dynasticdec line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inohn K．Fairb and（ed．），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Cambridge，UK，1978），128．
[31]关于中国鸦片文化，有许多热烈的和不断丰富的文献，如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hi Wakabayashi，Opium Regimes：China，Britain，and Japan，1839—1952（Berkeley，2000）；Frank Dikotter，Lars Laaman，and Zhou Xun，Narcotic Culture：A Social History of Drug Con umption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p．42（2002）。
[32]Pei‐kai Cheng、Michael Lestz与Jonathan D．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A Documentary Collection（NY，1999），p．119．
[33]Marius Jansen，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2000）；Carol Gluck，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NJ，1985）．
[34]Cheng与Lestz，Search for Modern China，p．171．这段引文出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35]Robert Bickers与Jeffrey N．Wasserstrom，‘Shanghai’s“Dogsor Chinese Not Admit‐ted”Sign：History，Legend，and Contemporary Symbol’，The China Quarterly，p．142（1995）．
[36]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1984），p．10．
[37]Joshua 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Cam‐ridge，Mass．，p．1984），p．10．
[38]Rebecca Karl与Peter Zarrow编，Rethinkingthe1898Re 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in Late Qing China（Cambridge，Mass．，2002）。
[39]关于袁世凯与儒家的关系，见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MI，1977），pp．202—205。
[40]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见Arthur Waldron，Fro m War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Cambridge，UK，1995）；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 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1976）．
[41]Weili Ye，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Berkeley，2001）．
[42]Cheng与Lestz，Search for Modern China，241．李大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3]AkiraIriye，Cultural In 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1997），p p ．47—48．关于大亚细亚主义，见Eri Hotta，The Fifteen Years Wars：Pan‐Asian Ideology and Japanese Expansi onism，1931—1945（doctora ldissertati on，Ox ford University，2003）．
[44]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载Julie Lee Wei，Ramon H．Myers与Donald G．Gillin编：Prescriptions for Saving China：Selected Writings of Sun Yat‐sen，p．129．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1916年7月15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演讲）。
[45]A fresh．post‐Cold War assess men tof Chiang’s career until1949is Jonathan Fenby，Genera lissimo：Chiang Kai‐sbek and the China He Lost（Londo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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