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聘 李 亮[1]
摘 要:环境伦理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向度。我国的环境伦理教育在学术交流、课题研究、课堂教学和户外体验环节都积极探索了走向实践的途径,而国外环境教育在渗透课程模式与跨学科课程模式相结合、开发隐性课程、课外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三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环境伦理;教育;实践
环境伦理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向度。基于对环境伦理教育实践向度的理解和追求,我国高校对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做出了多方位、多视角的探索和努力;同时,国外在环境伦理教育领域的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向度
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向度,首先体现在环境伦理教育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实践能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巨大威胁,反过来加剧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人类开始对自身的实践行为进行反思,认识到自身与自然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对这种实践后果的反思,催生了以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思想。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为解决环境危机普遍重视对公民实施环境教育,希望以此提高公民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并激发他们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这种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转化模式是“从知识到态度再到行为”,认为环境知识的增加可改变一个人对环境的态度进而产生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因而,环境教育大都偏重于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培养。正如美国学者科里考特率先观察到的,仅仅通过环境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难以转变人们的环境态度,更不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环境行为。人类实践造成的环境危机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科里考特于1971年在威斯康星·斯蒂文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环境伦理学”课程,希望通过此门课程转变人们的环境态度,建构环境伦理规范,促进环境伦理观的实践。
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向度,不仅体现于环境伦理教育产生于实践,更体现于环境伦理教育具有的实践功能。
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体现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上。在个体层面上,环境伦理教育为个体进行人与自然关系实践提供了践行环境伦理的知、情、意。知,包括对自然与社会的真理性认知和对道德价值的认知。环境伦理教育提供了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真理性认知及其伦理意蕴认知,这是认识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实践中何谓善何谓恶的前提。情,是人对客观事物和道德认识所持的态度体验。环境伦理教育鼓励和帮助人们去观察、体悟自然,唤醒人们热爱自然、关怀自然的情感,这无疑将会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意,即人们为履行道德义务而自觉地去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以实现预定目标的毅力与精神。道德意志与道德情感相结合推动道德行为的发生。环境伦理教育批评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人类欲望进行限制和约束,为道德意志的培养提供了自我节制概念。
简言之,环境伦理教育在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人对自然情感的培养、人们践行环境伦理的道德意志三方面,都为个体实践环境伦理提供了基本素质和前提。
在社会层面上,环境伦理教育对家庭、企业、政府提出了遵循环境伦理的实践要求。环境伦理教育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同进化的环境伦理要求,对家庭生活和休闲实践提出了绿色消费、节俭消费的要求;对企业物质生产实践提出了清洁、循环、减量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生产原则;对政府提出了通过制定和执行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环境法规和环境标准以渗透和体现环境伦理原则,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加强环境伦理教育,对唤起个人与社会对自然的“生态良知”,使实践主体全面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以其指导实践,具有十分突出和现实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从1977年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政府环境教育会议到2000年澳大利亚环境教育国际会议再到2008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三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教育研讨会,都一以贯之地论述了环境伦理教育在环境教育及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我国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的探索
教育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环境伦理教育的目的则在于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和掠夺思维,其终极意义在于使这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和思想的转变落于实处,发挥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我国高校的环境伦理教育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做出了多方位、多视角的探索和努力,用四句话概括起来就是:学术交流凸显实践主题;课题研究指向实践应用;课堂教学援引实践案例;户外活动参与实践体验。
学术交流凸显实践主题,指我国环境伦理学及其教育领域的学者组织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越来越多的凸显了实践主题。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技术与工程、法律、政治、可持续发展等实践性主题纷纷成为环境伦理学研讨会的议题。
课题研究指向实践应用也是近年来我国环境伦理研究和教育的趋势之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介绍,但是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环境伦理学课题研究和教育也更多地指向了实践应用,如环境伦理与环境政治的互动、环境正义、环境伦理建设、环境伦理与社区发展等现实领域。此外,我国古代在环境伦理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成就,环境伦理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受到了关注和研究。
而使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最初始、普遍的方式,则是在课堂教学时援引实践案例。关注现实、解析实践是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特点。正是这一特点要求环境伦理教育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重视对案例的剖析,以帮助学生分析现实环境危机产生的原因,探讨化解危机、走出困境的路径。例如,有的教师把发生在厦门的PX项目事件作为个案,用以分析环境伦理的环境权利和环境正义原则。太湖蓝藻事件也成为对企业生产和政府环境治理中的环境伦理进行分析和教育的鲜活案例。这既有利于学生理解环境伦理的理论概念和原则,又有助于学生运用环境伦理知识分析指导实践。
高校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在于,高校教育具备更多户外活动的教育形式。我国环境伦理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并挖掘户外活动教育形式,使学生参与环境伦理的社会实践。环境伦理教育户外活动以环保主题、环保社团等形式,使环境伦理观念渗透于户外实践。以环保为主题的活动,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多次组织学生对哈拉海原始湿地、长林岛荒野区和小兴安岭原始林区进行生态体验,并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进行环境与社会问题调查活动;以环保社团为形式的活动,如南京林业大学牧青环保协会每年都会对校园及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并与往年作一个比较。这类教育形式直接把环境伦理教育与实践融为一体,鲜明地凸显了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
如果说学术交流凸显实践主题与课题研究指向实践应用是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在社会层次上的追求,那么课堂教学援引实践案例与户外活动参与实践体验就主要是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在个人层次的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的探索和努力是多方位、多视角的,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然而,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诞生于西方,被我国引入和研究的时间不过三十几年。我国环境伦理教育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也存在着差距,所以有必要对国外环境伦理教育作一番了解,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三、可资借鉴的国外环境伦理教育经验
国外环境伦理教育在走向实践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这里我们主要谈三个方面:教育的渗透课程模式与跨学科课程模式相结合、开发隐性课程、课外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首先,渗透课程模式是指在现行的学科中,尤其是工程、制造等实践性强的学科中渗透环境伦理教育内容,既不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不影响现行学科教育目标的实现,又能使环境伦理的观念和原则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未来工程师、生产者的实践产生影响。环境伦理教育的这种课程模式主要为英国和德国采用。但这种模式容易受到教师个人能力的影响且系统性较差,所以美国在采用渗透课程模式的同时,还采用了跨学科课程模式,即把各个领域中与环境科学概念和内容与环境伦理结合为一体,形成一门独立的、综合的环境课程。通过把渗透课程模式与跨学科课程模式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环境伦理教育与环境科学、环境实践的二元分裂,避免懂技术的实践者不懂环境伦理、懂环境伦理的人不是实践者这样一种情况,培养兼具环境技能与环境伦理良知的实践者。
其次,德国和瑞典对隐性课程开发的注重为加强学生环境伦理实践的主体性意识提供了经验。比如德国许多学校的老师会号召并带领学生一起种植各种植物、挖掘水塘,还帮助学生建立起水循环的节水系统等。这种由师生共同参与的校园建设实践就是促进学生环境伦理意识的隐性课程。它通过对学生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有助于环境伦理教育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环境伦理向实践的飞跃。
再次,课外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环境伦理教育的课外活动是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践行环境伦理的有效方式。欧美国家在开展环境伦理教育的课外活动时特别注重学校与社区、政府机构,尤其是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合作,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这既有利于学生在环保组织中理解和运用环境伦理,又有利于环保组织实现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
相反,虽然我国高校在环境伦理教育领域与政府、社区建立了广泛、良好的合作,但由于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近十几年才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高校与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环境伦理教育是环境伦理走向实践的中间环节,环境伦理教育因其实践向度而成为环境教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环境伦理教育在走向实践方面获得了初步发展,国外环境伦理教育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我们相信,立足于我国环境伦理教育的现实、吸纳国外经验,进一步探索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的方法和路径,环境伦理教育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也将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构建生态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王国聘(1958—),男,河南南阳人,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李亮(1980—),男,湖南来耒阳人,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员,生态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生态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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