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再思考

二、“偏见”再思考

目前，跨文化传播学对“偏见”的理解基本上遵循的是社会心理学路径。然而，具有高度思辨智慧的哲学家们却赋予“偏见”不同的意义，这尤其体现在现代西方解释学对“偏见”的阐释中。笔者认为对跨文化话语偏见进行研究，还应思考解释学意义上的“偏见”。

西方解释学是在语文解释学和神学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语文解释学创建于古希腊学者对荷马史诗和其他的古典文献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解释学的英文名称Hermeneutics就源自古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Hermes。神学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解释宗教经典，特别是对《圣经》的解释。西方解释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的转变。传统解释学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他们认为文本中寓居着作者所赋予的某种客观、正确的意义。解释者的任务就是要在阅读过程中，摒弃个人的性情、心理和所处的历史境况，“移情”到文本作者的个人性情、心理和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并调用各种文字解释技巧和规则来去伪存真，消除误解，以达到所谓客观、正确的理解。所以，传统解释学也被称为客观解释学。但是，文本中是否存在着终极的客观意义呢?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意义是否相同呢?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和其弟子伽达默尔(Gadamer)对这些问题否定性的回答标志着传统解释学转向现代解释学，也就是本体论的解释学。他们认为，理解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人的解释活动。他指出由于人的存在，作为客体的世界便消失了，世界因为有了人参与意义的建构而变得有意义了，意义来自于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理解是人生存的方式，它不是对外在客观真实的把握，而是人主体的建构。人的存在又是在时间或历史中的存在(即“此在”)，因此，任何理解总是以主体在时间和历史中形成的认知模式为基础，不存在所谓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纯粹客观的理解。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理解，必定是在“先结构”或“前理解”的框架下进行的。“先结构”由“先有”、“先见”和“先行掌握”组成。“先有”是指主体在阐释之前就已具有的理解;“先见”指主体可以见到的，主体对于不在“先见”范围内的内容不做反应;“先行掌握”指主体阐释前已经具有的将在阐释活动中使用的概念、范畴。^[10]

伽达默尔继承了其师本体论解释学的衣钵，并继续发扬光大，开创了现代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先有”、“先见”和“先行掌握”合并为一，称之为“偏见”(prejudice，德文vorurteile)，其含义与“偏见”的最初词义基本相符合，即根据先前的决定和经验所做的判定，他试图以此方式来为“偏见”正名。他认为启蒙运动对“偏见”持有偏见，赋予了其否定的意义并力图涤荡戒除，而在此之前，偏见其实并无此义。偏见之所以被贬义化了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兴起。滥觞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对宗教迷信的批判，使人对“偏见”产生了“虚妄的判断”的印象。而现代科学由于受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普遍怀疑原则的影响，认为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不可靠和没有根基的，这种思维方法也波及到人们对偏见的理解，于是人们就对“偏见”产生了偏见，其消极意义也随即而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伽达默尔就否定了“偏见”的消极意义，他对“偏见”的理解颇具有辩证性。他认为“成见^[11]肯定并不表示一种错误的判定，而是某种既具有肯定价值又具有否定价值的观念的一部分……成见的这种否定意义只是一种附带的意义。否定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其肯定的价值，即其作为一个预先判定的暂时决定的价值”。^[12]具有肯定价值的成见就是“合理的成见”，而具有否定价值的成见就是“误人的偏见”。

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都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个人视域”和“历史视域”的融合。“个人视域”是指每个解释者都是从自身的“偏见”出发对文本所做的预想、前判断或前理解;“历史视域”是指文本与历史的“对话”中产生的一种现存的连续体，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累积下来的对文本所做的各种阐释。所以，文本是开放的，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纯粹客观的意义，意义是随着“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以及“个人视域”和“历史视域”的相互融合而不断被刷新的。既然一切理解都不能脱离个人的视域、经验以及所处的情景和历史背景，那么误解和偏见就无法避免和克服了。他说:“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13]由此看来，偏见并不总是消极的，它是人类理解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偏见就没有理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甚至认为偏见是科学的起点。

然而，也有学者对伽达默尔的“偏见”论提出了批评。例如，多斯切尔(Dorschel)认为伽达默尔延展了“偏见”的意义，他通过混淆“偏见”与“期望”(expectation)、“预期”(anticipation)、“视角”(perspective)、“观点”(point of view)等相近概念来扭曲“偏见”。^[14]笔者认为这种指责不太合理，因为伽达默尔的“偏见”毕竟还是建立在“先结构”和“前理解”的基础上的，仍然带有偏见“先入之见”的原初意义。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从读者—反应文学批评理论、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里都可以看到现代解释学思想的痕迹。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偏见也体现在人们对大众媒介所呈现的偏见的理解上。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里对bias词条的解释中指出:

在涉及媒介，特别是涉及新闻的公开争议中，偏差的说法颇具影响力。但是，就媒介进行表述的方式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隐喻。它假定，这些表述仅“反映”一个既定的、“真实的”(“自然的”)世界;它还假定，这个世界天生具有一种本质的真实，若无偏差则这种真实即可显现。这两种假定都经不住仔细推敲。事件与对事件的表述截然不同。所以，这些表述并不能单纯地反映事件;认为一个事件中仅有一种真实或一种表述的观点，通常肯定属于某种特定诉求的标志——期间某人自己的观点被归于事件本身。^[15]

尽管该书中文译者李彬在此处将bias译作“偏差”，但实际上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偏见”，因为不同的解释者出于不同的个人视域、经验体悟、情景环境和历史传统，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各不相同，其表述方式也必定多种多样。

跨文化传播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研究和克服不同文化背景间，面对面的人际或群体交流的障碍，所以对偏见(基本上是消极偏见)的研究很自然就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对(种族)偏见的研究基础上，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对偏见的论述中。随着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范围扩大至大众媒介领域，我们发现仅仅依靠社会心理学对偏见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而现代解释学对“偏见”的思考则启示着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去考察和研究跨文化传播媒介中以各种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偏见问题。所以，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概念的界定不能只囿于一家之说，应博采众家，互为补充。就跨文化话语偏见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从文本的生产者、文本和文本的接受者这个传播链条去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