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与批评性话语分析

二、互文性与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将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纳入自己的武库。互文性贯穿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接受的各个环节。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换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接受环节的互文性，则强调了接受者/解释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互文性情有独钟的原因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互文性与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性。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的引文从来都不是单纯或直接的，总是为了遵循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加以变形、扭曲、位移、浓缩和编辑。互文性是新闻话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因为大部分新闻报道并不是建立在记者亲临现场、直接目击的基础上，而是更多地建立在不同类型的话语的基础上。一篇新闻报道中总是充满着来自不同渠道，或明或暗的引语。范·迪克认为记者日常工作中所使用的源文本类型主要有:^[35]

1.国内、国际通讯社新闻稿;

2.各机构、组织、公司等发布的新闻;

3.新闻发布会，包括给他们的邀请函;

4.立法机构、委员会和组织的日程安排和材料;

5.各种组织的报告;

6.各组织代表的采访;

7.与各组织代表的电话;

8.采访、电话、新闻发布会等所作的笔记;

9.各组织(有时发给其他组织)的正式信件，有时还包括附带的档案;

10.各种国外、国内报纸的新闻报道;

11.报纸保存的档案，包括自家报纸(剪报);

12.演讲稿、会议斡旋、辩论等。

然而，任何新闻报道都不是各种类型源文本或片断的简单的、“马赛克”式的拼缀。任何新闻都是一种观点。新闻报道呈现给受众的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世界了，而是由话语所建构而成的一个虚拟的世界(李普曼称之为“拟态环境”)，是一个被认知和加工了的世界。新闻文本的制作或加工要受到几种重要认知因素的制约:(1)该事件形势的主观认知模式，即输入文本事件的解释;(2)记者对源文本特征(可信度、权威性)的认知模式;(3)新闻文本制作的目标和规划，包括新闻图式和宏观结构;(4)读者的认知模式;(5)制作语境的认知模式，包括新闻收集日常规范，交稿最后期限和互动限制等常识性知识和具体情况。^[36]很显然，这些认知因素带有个人主观性，以及以团体特征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性。

认知因素又影响着以源文本为基础的新闻制作和加工，常用的新闻制作和加工的方法有:选择、复制、概述、局部改写和风格和修辞的(再)表述。^[37]选择是对源文本阅读和评价之后，根据材料来源的可信度或权威性而进行的优先选择。复制是将选定的源文本的全部或部分直接复制到新闻报道中。概述是运用删略、归纳和组构对源文本进行简化，以概括出其最相关或最重要的内容。概述在新闻制作和控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闻制作还可采用删除、补充、置换和替换等策略进行局部改写。对源文本不仅能通过概述和局部改写进行内容上的改写，还可采用隐而不述、夸张、比较和暗示性比喻等修辞手段对源文本进行风格和修辞的(再)表述，这种方法往往附加了个人和机构的观点。例如，将“游行示威者”替换为“暴乱分子”、“游击队员”替换为“自由战士”。

在对以上认知模式与新闻制作和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选择哪些源文本以及如何处理它们来加工和制作新闻报道无不浸润着意识形态。有鉴于此，视意识形态为其核心解释框架，以及对大众公共语篇分析情有独钟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自然就非常重视互文性理论和方法在话语分析中的作用了。

第二，互文性强调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积极作用。互文性打破了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消解了作者的主体性和对文本的权威性。某个特定的文本的形成不仅是对前文本的“回应”，还“期待”着后文本。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实践是一个阐释过程(interpretation)，既包括文本的生产过程，也包括文本的解读过程。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不能脱离于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以及其所置身的社会语境。换言之，阐释既是对文本(text)的阐释，也是对语境(context)的阐释。正如布洛姆马特(Blommaert)所说，“每一个文本都合并、改造、重释或再读了前文本，每一个交流行为都建立在语义和语用的历史上，这些历史不是简单的和线性的，而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和分裂的”。^[38]对解读过程而言，解读就是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互动。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激活了解释者头脑中的背景知识，而被激活的背景知识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对文本的解读。费尔克拉夫不太满意“背景知识”这个术语，因为它忽略了意识形态性，故另命名为“员资源”(member resource，MR)，将MR看作阐释步骤(interpretative procedures)。阐释者如何阐释语境——包括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互文语境(intextual context)——决定着将采取哪种话语类型(discourse type)——语音学、语法、句子连贯、词汇、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规则、体系或原则，以及图式(schemata)、间架(frame)和脚本(script)，这又转而影响到文本阐释(textual interpretation)。

批评性话语分析关于接受者对文本的解读带有明显的解释学思想痕迹，霍尔著名的解释范式(优先性解读、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则是对解读结果的进一步说明。由于解释者的个人知识、经验和所置身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不同，所以，对同一文本的解读所产生的意义往往是不同的。

第三，互文性与社会文化变迁。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研究语言使用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互文性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和创造性则成为它们的相似点和联系的纽带。互文性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文本，认为当下的文本是从过去、现存的规约和先前的文本转化而来的。转化既可以是墨守成规的，也可以是创造性的。所谓创造性就是重构现存的规约(文类、话语)以产生新的规约。但是，互文性的生产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

由于互文性本身无法解释这种社会限制，批评性话语分析进一步将互文性理论与霸权(hegemony)理论结合起来，指出权力关系塑造了社会结构和实践，反过来它也被社会结构和实践所塑造。互文性过程和话语次序的竞争和重建的过程是发生在话语范围里的霸权斗争过程，它们影响着，也被霸权斗争所影响着。这样，互文性便被纳入到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话语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中去了。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将“历史(社会)插入到文本之中”，以及“将文本插入到历史当中”的观点是对互文性和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的最好说明。费尔克拉夫对这两句话做了如下解释:

对于“将历史插入到文本中”，她的意思是文本吸收并建立在过去文本的基础上(文本是构成历史的主要人工制品)。“将文本插入到历史中”，她的意思是文本回应、重新强调和重新制作过去的文本，并以此来帮助创造历史和对更为宽广的变化过程做出贡献，不仅如此，还可以期待和尝试去塑造后续的文本。文本内在的历史性使它们在当代社会里承担着重要角色，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发挥着前沿性作用。^[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