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社会文化语境
本章将在诺曼·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中的第三个层次,即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的维度里,分析跨文化传播中产生话语偏见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实践包括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等,它们渗透和影响着话语的生产和阐释过程,并反映在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上。
在社会文化实践层面,批评性话语分析经由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升到批评分析(critical analysis)。这个层面的分析是一个解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话语被视作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和一种社会实践,解释的目的是要揭示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和决定话语的生产和阐释过程,以及话语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并对其施加再生产影响的。对它们之间的这种双向辩证关系的分析可在社会结构的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情景层面(situational level)、机构层面(institutional level)和社会层面(societal level)。
批评性话语分析旨在分析话语在生产、再生产或抵抗社会关系——特别是不平等、不公正或歧视性的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在这里,社会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而话语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则是指社会斗争的过程和实践。具体说来,某一实际话语(actual discourse)的生产取决于潜在的话语规约(conventions of discourse),这些话语规约组合成相互联系的网络,形成话语次序(orders of discourse)。话语规约和话语次序蕴含着意识形态。某一特定话语次序里的话语如何构成,以及其结构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取决于社会机构或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权力关系是指控制话语次序的能力,其中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可以通过强制(coerce)和赞同(consent)两种方式来实施,其中以赞同方式实施的机制是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所以它能以比权力的强制实施更隐蔽、更经济、更持久的方式来稳定和维持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话语是意识形态所青睐的载体,人们所进行的各种貌似普遍、常识性和自然化的话语实践实际上都蕴含着意识形态,它直接或间接地使现存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合法化(legitimized)、习惯化(habitualized)和自然化(naturalized)。
在社会实践层面对大众媒介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对外在于传媒机构,但又无时无刻地对媒介机构的活动和话语生产产生影响和制约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价值观念、受众喜好等因素的分析。另一方面,媒介话语在社会影响和制约因素面前又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既可以维系、巩固,也可以抵抗、改变甚至是瓦解既存的社会结构。
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分析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就是要考察哪些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权力关系影响或决定着话语偏见的生产,以及话语偏见又是如何维系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或权力关系的。本章拟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维度(批评分析)与另外两种更为宏观的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跨文化话语偏见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