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第三章　“天人合一”与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在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核心理念之一，它透射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从这一核心理念出发，中国人开始构筑自己的民族文化追求：和谐，具体说，就是天人和谐，家国和谐，以及宗藩和谐。总之，与宇宙万物、与上下左右、与外藩国度都要和谐。由此可见，中国人是世界上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渴望与一切人和国家和平相处，“和为贵，忍为高”，欲达和谐之目的，“忍”就是必要之策略。纵观中国历史，以“忍”为核心的各种策略层出不穷，如“和亲”就是一种“忍”的策略，甚至连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长城也彰显着中国人“忍”的精神，以求宇内和平，与藩国和谐，希望永远不要有战争。当然，追求“和谐”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每当国难当头，面临亡国灭种，“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时，我们中华民族也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精神。不过，追求和谐始终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一条永恒主线，追求和谐是中国的主流文化。

一、“天人合一”文化内涵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哲学流派对此都有具体阐发。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这一思想，即天与人存在“互通”的关系，中医名著《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脉要精微论》），“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也就是说，人虽有独立之精神，天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天与人有着相同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可见《黄帝内经》也主张“天人合一”。西汉董仲舒是首先明确使用“天人合一”这一概念，甚至用“天人相类”，“人副天数”解释人是如何与天相符合的，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表明了古人渴望从这一方面寻找到天人关系的生物学解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感到内心深处与自然的亲近之感、契合之感，甚至觉得自己与自然有亲戚血脉渊源。董仲舒还将这一思想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到宋代，程朱理学将这一思想引申成天理之说。道家也认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天就是自然，人则是自然的一个部分，天与人是并生、合一的关系。可见，中国古代各个哲学流派对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都是认可的，也基本上是认同的。

在《周易》开篇的《乾卦》就这样写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先民们把万物起源统统归于天，天无时无刻不在繁衍着宇宙万物，而人则是“万物之灵长”，因此应该效法天的榜样，“以自强不息”之精神，积极进取。可见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宗教意识相当淡漠，全无犹太民族拜倒在上帝面前祈祷之虔诚。取代这宗教意识的则是天人之和谐关系。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将“天人合一”理念植根于伦理，认为所有人一出生就“陷入”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如何协调这些关系就构成硕大无朋的伦理之网，因此人一降生便与天形成一种密切的和谐关系，神学已经深深融合在高度关注人性的伦理意识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再也没有宗教的容身之地了。

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西方传统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从古希腊至中世纪，西方的哲人们都充分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超越于人类有限性之上的更高存在的无限敬畏之情。古希腊哲学认为，神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而人的智慧则无足轻重。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带着原罪，必须敬畏上帝以求得到拯救，因此产生了浓烈的宗教情感和宗教崇拜。恰恰相反，中国儒家认为天人关系是内在关系，天道即人道，从未把天与人看成两个东西，天需要人来彰显，没有人则天毫无意义，人要为天地立心，由此观之，儒学并未深切体认到人的有限性，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可能产生对于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更高存在的敬畏之情，宗教之情淡漠也在情理之中。儒家虽也有敬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只有畏天命属于畏惧非人之存在，但决不是敬畏宗教之神灵。那么，孔子的“天命”究竟是指什么呢？孔子首先继承了春秋时期的观念，即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和社会的治乱，以及传统的天命鬼神观，但是他又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在祭祀时对鬼神表示诚敬之意即可，对于鬼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则完全可以不探究，因为孔子更注重人事，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把人生的实际问题置于重要地位。当然，孔子的天命观仅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从未上升到抽象的绝对精神层面，进入宗教的领域。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伦理和政治层面探讨人生的问题，几乎很少从形而上角度思考过人生的重要问题。这完全是由孔子的价值倚重和人文关怀所致，他的儒学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

地理原因：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就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国的先民从农耕实践中，享受着自然赐给他们的种种恩惠，过着安闲的有保障的生活，当然也承受着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种种打击，对于“天”，自然的代表，先民们是既感激之至，又敬畏有加，甚至有时还牢骚满腹，但是他们生长在自然的怀抱，对自然感到亲近则是永远的情感，还相当依恋自然，这可能是“天人合一”观念产生的地理原因。

宗法氏族：从部落氏族制度发展到宗法制国家，大约在夏朝，古代中国人逐渐产生了“家国一体”的概念，这完全可能是由“天人一体”诱发出的思想，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合二为一的，那么自己的小家与国家难道不也是一体的吗？于是，开始出现了以家为模式的国的设计，可以说这就是“家国同构”的雏形。随着历史的推移，家国关系通过细致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得到强化，其中宗法制度对于“家国一体”关系的密切与凝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伦理原因：从原始的生殖崇拜与赞美中，先民们逐渐勾画出了中国独特的伦理思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易・说卦》）张载将这一思想生发开来，认为，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君主是天地的宗子，大臣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我的朋友。中国人就这样把自己与自然万物从血缘伦理上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理念。

当然，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地域里共同造就的，但是孕育这一思想的主体———人或特定的民族才是创造这一思想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先民亲近自然、与自然谐和是他们天性中最为本质的因素，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

二、中国文化哲学中的和谐理念

中国文化是格外强调和谐的文化，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他们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以及他们处理各种关系，包括人与天、臣与君以及对外关系，采取了各种手段或方式以达到和谐，并始终将和谐作为最高追求，这完全与中国人的个性与先天形成的世界观密不可分。

（一）天人和谐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也自然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对天的看法有些矛盾之处，他既有把天看做自然的一面，又有视天为可以决定人的命运的神，但孔子又不大信神。《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认为人只要尽心养性就能认识天。《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到了董仲舒可以说儒家学派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对于天人合一关系的认识，其他学派也有很精彩的见解，决不限于儒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看来，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比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人合一”就是关于人与大自然相和谐的思想。《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圣贤们的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现实中人们又是怎样体现“天人合一”或“天人和谐”呢？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贯穿中国古代历史之中，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准则，渗透在他们的思维、言行、人格理想之中，甚至普通的中国人也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从他们生活的环境营造、人生道路选择、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情趣等方面无不打上“天人合一”的烙印。首先，在府邸环境营造上，中国古代士大夫能主动调节自己心理以适应外在的大自然，使自己与自然达到和谐境界，他们以风雅之情怀，徜徉于山水泉林，那里是他们体味“天人之际”的最佳地方，所以他们多在自己宅地营造“可居可游”、参乎造化、妙和自然的私家园林，达到“不出城郭而得山林之趣”的目的。甚至连中国皇家园林也极力追求“虽由人造，宛如天开”、“外师造化，中得新源”的天成之美，打破形式上的和谐与齐整，造出模山范水的天趣，本质上是追求人与天之和谐。其次，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信奉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也就是“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¹⁾如此，宗教意味大大淡化，但人与自然更加亲近。其三，在中国绘画艺术中，以主客体高度融合、物我两忘为前提，画家已不是在对具体山水草木进行物理性的临摹，而是将自然拟人化、渗入画家对自然的参悟和感受，画布上出现“气韵生动”的绘画已是画家对自然对象所作的个人解读后的艺术转化物，这里主客体已完全交融了。其四，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也在追求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境界。宋朝哲学家、文学家程颢曾做过一首《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作者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天人和谐的画卷，这是一个不刻意追求“天人和”而“天人”自然“而合”的自然妙成的境界。

（二）家国和谐

为了使家与国的关系和谐，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使国家家庭化、家庭政治化，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雏形国家，而国家则是家的放大。君臣关系正如家庭里的父子关系，臣应该无条件地忠于君主就如同儿子要无条件孝敬父母一般，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这一“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肇始于古代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家长制、家族制，形成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两千多年。宗法制度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统远近区分亲疏的一种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在宗族内部，正嫡作为宗子，接受宗族成员的敬奉，有主祭宗庙的特权；有主掌宗族财产的特权；有主持宗族事务的特权；有规范宗族成员礼仪的特权；有对族人实施刑罚的特权；还有享嗣、享祀以及享禄等特权。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长子继承权，从而避免兄弟相争，保障了家庭内部的和谐关系。

2.营造“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在周朝，规定嫡长子继世为天子，其余诸子都分封为诸侯；诸侯，也由嫡长子继世为君，其余都是卿大夫；卿大夫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都是士；士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不再分封，作为平民。这个不断分封的国真正是一个大家庭，各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

东周末年，即春秋战国时期，完全不同于西周的新制度如郡县制、官僚制、俸禄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宗法制度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郡县制逐渐代替分封制，政权进一步与族权分离，贵胄宗族世袭制必然走向家族优势阶段，这便进入了“家国同构”的帝国专制时期。战国时期的客卿制，秦汉战乱，社会重组，产生西汉初年的姓氏平民化，朝廷对于潜在的强宗大族予以打击，至西汉末，没有形成强大的氏族和严密的宗族组织。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世族出现，豪强崛起，逐步发展到可以也敢于和国家政权抗衡的地步。隋唐以科举取士，为寒门庶族入仕敞开了大门，宗法秩序受到冲击。宋朝开始重建遭到重创的宗法制度，但不是简单地恢复周朝的宗法制度，而是有所创新，形成了“宗族共同体”，实际上已经由原来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封建家族制”。新建的这个制度目的在于巩固国家政权，稳定农耕经济。在地方建设中，宗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村组织与家族的结合、地方长官与宗族首领的共治，不仅是族权与政权合二为一，而且使家与国在政治上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这一政治架构的营造是通过对周朝宗法制度的创新而实现的。首先，在家族中，仍以族长为核心，但族长不一定是原来的嫡长子，而是由族人推举产生，主持全族事务，制定各种族规、族约等制度，并执行和监督它们。其次，重视续写家谱和建造祠堂，通过整理记录家族的历史，祭祀列祖列宗，宣讲族规家法，达到全族关系和睦，为地方和睦作出贡献。其三，颁布族规家法，作为约束族人，惩戒违规者，起到重要作用。其四，教育族中弟子，奖掖学业精进者，发挥了培养人才、纯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其五，置办族田，其收入可用来祭祀祖先，教育族人，补助生活困难者，增加宗族的凝聚力。以上种种，都为国家政权巩固和地方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三）宗藩和谐

中国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发达程度远远超出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中国地处东亚，在历史上，崇山峻岭、沙漠草原将它与其他重要文明阻隔，自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古代国际体系，即朝贡关系，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则是它的藩属国。宗主国接受藩属国称臣纳贡，并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和相应的册封，藩属国则定期携带礼品觐见宗主国皇帝，以示臣服。中国完全是将国内的君臣关系移植嫁接到对外关系上，他们先进发达的文明使他们处于制定规则的优越地位，又加之天性敦厚而又崇尚虚荣的特性，才使他们设计出这以“和谐”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为了鼓励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朝贡创造和谐的宗藩关系，达到中外和谐，周边安宁，共享太平，中国朝廷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激励政策和措施，使他们更加仰慕中华文化，同时又感到有利可图。

首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努力提高宇内治理的“文德”和教化水平，苦修“内功”，使“远人”感到更加仰慕和向往中国发达先进的文明，愿意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远赴中原，学习借鉴中国文明，其中在唐朝就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或遣唐使远赴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和制度，日本是其中学习最为虔诚，而且效果最好的，他们深入研究并吸收了唐朝的许多制度，以创制日本自己的制度。这是以“文德”折服四夷，使他们倾心中华，为其吸引。

其次，朝廷以“厚往薄来”的恩惠政策，以优厚的物质赏赐激励“远人”积极主动前赴中原，通过朝贡获得丰厚物质赏赐，外加朝贡贸易利润，他们当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远涉重洋，进行朝贡。这是所谓“怀柔”、“羁縻”政策，以“利益”驱动四夷，使他们感到有利可图，“不虚此行”，其中高丽国经常要求增加朝贡次数以表达“孝敬之心”，其实主要还是物质诱惑难以抗拒，这让宗主国有时都感到不堪重负，难以承受。

其三，朝廷主动赴海外去招徕“藩属国”前来朝贡，以营造宇内一统、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明成祖曾派遣郑和以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既不征服所访国家，也不与他们进行贸易活动，毫无经济目的和征服野心，仅仅为了招徕一些藩属国前来朝贡，建立和谐宗藩关系，这些国家也确实派遣了人员前来朝贡，有些甚至派遣王子等高级别贵族前去北京称臣纳贡，皇帝也以慷慨的赏赐回赠他们。

历史上，中国朝廷曾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其目的是缔造和谐的宗藩关系或和谐的中外关系，以求宇内和睦，四海安宁，天下太平。

三、“天人合一”思想评价

世界各种文化的先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都是人与天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地理、人文、历史等种种原因，不同文化设定了不同的关系，也就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式或者相处方式。西方人设定出主客二分的关系，即人是主体，而自然万物是客体，自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人的对立面，是人要认识与征服的对象，自然在这里完全是异己，与人截然对立。中国古人则恰恰相反，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合二为一的，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摆在与自然谐和的位置上，对自然感到很亲近，认为应该“物我一体”、“和谐统一”。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导致人对自然的征服达到空前的程度，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寻找解决的方案，于是在东方古老哲学思想宝库中发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这无疑是当代生态伦理的重要资源。当然，西方人也可回归到基督教文化中，重新确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对于超越人类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敬畏，以便对上帝的造物表示出他们应有的尊重和敬意，同时借助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共同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中国人则要从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出发，构筑自己新的精神家园，以便在解决温饱问题，达到比较富裕的生活的过程中，一方面继续与自然保持谐和的亲密关系，一方面寻找到能使自己心灵得到永久安慰的形而上的“最高实在”，诗意地安栖，全方位地提升生活品质。

西方文化更多关注冲突斗争，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更多表现充满冲突、暗杀、死亡的悲剧题材，从古希腊悲剧到20世纪美国现代悲剧，无一不是反映这些血腥的悲剧，观众则很愿意从这些悲剧性冲突与死亡的震撼中，心灵得到净化，情绪得到舒缓，感到无比畅快与满足。中国文化则不然，它更加关注和谐，他们的现实生活则是平静如止水，仿佛是一幅幅静态的画。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大多表现田园生活，即使有斗争和冲突，作品也要以大团圆结束，如作品结束时，不能出现大团圆结局，也要像《窦娥冤》一样，人物的冤情在幻想的世界得到倾诉，正义在想象的世界得到伸张，这样读者或观众方可感到心满意足。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然造就两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

【注释】

(1)洪修平、吴永利《禅学与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