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与中国人的“大一统”观

第五章　民族融合与中国人的“大一统”观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是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但是汉族也是在不断与其他民族通婚过程中发展与壮大起来的，因此汉族并不是纯血统的民族。汉族比较能够接纳别的民族，不像其他有些民族对于民族间的通婚限制那么多。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因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本来就是由若干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对于其他民族总是采取接纳和容忍的态度，很少排斥其他民族，另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有时是国家有意识行为，更多时候是自发和自然的行为，其结果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一个融合了许多民族血统和文化基因的民族。

一、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主要有四个重要时期：

（一）先秦时期：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形成

根据传说和考古发现，从传说的炎黄时代一直到尧舜禹时代，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经过多次斗争，最后决定结成联盟，向东战胜了以泰山为基地的太昊、少昊部落，以此建立跨整个黄河流域的大联盟，形成特大部落联盟，向南大败占据江汉流域的苗蛮部落，基本形成华夏族。华夏族就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本身就是经过多次与多个部落冲突、融合的结果，它融合了夏、商、周三族，既包含了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也包括了华夏化了的戎人、夷人等。到了春秋战国，民族融合更加迅速。在中原地区，内迁的非华夏族逐渐被华夏化了。在东边，齐、鲁两国分别将山东半岛的诸夷吞并。在西边，秦国崛起，西戎加入秦人。在南方，楚国独大，征服并统一了诸蛮部落，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这一时期可谓中华民族的孕育期，华夏诸侯经过血与火的战争，逐步兼并、统一了一些小的诸侯国。到战国时期，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和大国之间的小的缓冲国，先前不被认可的“蛮夷”之邦秦国和楚国也被接受为“诸夏”的一部分，这些区域性小统一为秦最终实现“华夏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最大成果就是华夏族的诞生，一个通过迁徙、冲突、战争和通婚在多个部落、多个族群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民族集团。因为融合了多个部落，华夏族成了人数最多的民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华夏族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胸襟接纳来自不同部族的人们，对于血统和通婚始终保持一种通达和宽容的态度，基本上不设“禁忌”和“限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汉化与汉人“夷化”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三国归晋，匈奴南侵，遂亡西晋，东晋偏安，后出现南北割据局面，这“天下大乱”也正是民族融合的大好时机，不同民族在乱世或逃亡迁徙，或与有共同命运的其他民族结为伴侣，以前相对固定的民族居住地也被打乱了，不同民族杂居了，这就使得民族间的融合变得更加便利。在这个“天下大乱”的背景下，民族大迁徙、民族大分化、民族大杂居是其主要特点。许多居住在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到中原的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在北方，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史称“五胡”，他们如走马灯一般在中原建立政权，与汉族世族阶级联合。当时，在中原大地，胡汉杂居和通婚成为平常事，更有孝文帝那样开明的君主，号召他们的族人模仿汉人的政治制度，穿汉服，改汉姓，这些胡人不仅是生活方式汉化了，而且生产方式也逐渐改变了，由游牧转向了农耕。到隋文帝统一中国时，当年到中原的塞外“胡人”基本上已融入汉民族之中。而在南方，由于秦统一时，有大量的军人进入岭南，汉之时更有大量的汉人南下入“蛮夷”之地。魏晋南北朝，许多汉人为了避战乱和逃税役，逃亡南方，也有到河西陇右。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双向的、对流式的，全国各民族都在迁徙，北方少数民族南迁中原，建立政权，中原汉人为避战乱逃离家园，远走岭南“蛮夷”之地，“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或“夷化”相当普遍。所以，有些蛮夷实际上正是南迁的汉人，接受当地人习俗和语言，逐渐形成的，这在其他区域也有发生，人数相对较少。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融入汉族

唐朝末年也如汉朝末年，天下分裂，天下大乱，政权更迭，倏忽之间。至北宋建立，也仅仅是统一了半个中国，与它并立的政权有辽、西夏。金国崛起，灭亡北宋，宋皇族唯一漏网的皇子赵构南逃，在杭州建立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与它对峙的政权有金和西夏。在两宋期间，多个政权并存，互相冲突，战乱频仍，民族迁徙经常发生。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内部，首先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过程，辽国是契丹人建立，契丹人前身是鲜卑，他们曾东征西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向东一直打到渤海和新罗（今朝鲜半岛），西至西北，还向南发展，遂使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汉人剧增，甚至超过契丹人，两个民族交融，形成了具有契丹特点的汉文化主体。西夏国为党项族所建，党项人则主要是党项羌，他们吸纳氐、羌、吐蕃和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全盛时其统治区域包括今天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一部分，在其内部进行了民族融合，使西北一代民族间距离进一步缩小，为西北的区域统一作出贡献。女真人崛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发展迅速，灭辽国，亡北宋，建立大金国，将北宋皇族和宫女大臣几乎全部掳去北国，其中有徽、钦二帝，还有部分汉民，同时也将许多女真人迁往占领的契丹和汉人的地盘上，这客观上促进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在南宋南部，西南各民族间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吐蕃区域内，大理国等都与南宋交往频繁。在元朝统一前，各个政权之间在激烈冲突与斗争的同时，还有频繁的外交、朝贡、互市、联姻等交流，其结果也是双向的，有些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也有汉人融入少数民族。元朝建立，蒙古族统治全国，但官员多是汉族，不仅各族血统在混合，而且文化也在融合，蒙古统治者仍然继承宋朝甚至更早朝代的制度，思想上尊奉孔子，建孔庙，保存孔府的文档。当然，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从消极的方面促进了民族融合，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界限，使他们彻底融入汉民族。

（四）清朝时期：汉、满、蒙大融合

满人入关，举族南迁，入主中原，经过近300年的统治，满汉之间虽仍有矛盾，但融合则是主流，满族人基本上汉化了，全族改用汉语，基本放弃了满语，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满人定鼎北京，举族入关，客观上消除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限，与汉人杂居，起初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居，傲慢无礼，民族情绪极端对立，加上推行“圈地”、“投充”、“剃发”等不得人心的政策，激发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后逐渐调整，并采取了一系列和缓政策，如大清统治者主动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等，康熙甚至亲自祭拜孔庙，行三叩九拜之大礼，解开民族间的死结。清朝空前地加强了边疆管理，这不仅巩固了国防，而且促进了边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册封西藏宗教领袖，派遣住藏大臣，密切了边疆省份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内迁东北腹地，促进民族交流。对于内地许多因战乱迁居边疆的汉人，也鼓励与边疆少数民族杂居，增加交往。在清朝近300年的统治时期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汉、满、蒙三个主要民族不断融合，基本消除了边患。这些地方是历朝历代边患频仍之地，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甚至建造长城都不曾彻底解决这些地方的历史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江河日下，西方列强将侵略的魔爪伸进了中国，在百年的抗争与抵御外辱中，中国各民族接受了一次战争的洗礼，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兄弟情义经受了考验，达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融合。

经过这四次大的民族融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形成和巩固了，这个民族大家庭是以汉族为主体，兼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语言色彩斑斓。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既有血与火的激烈冲突，更有温情脉脉的友好交流、交往，乃至通婚，融为一体。从秦汉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到清朝“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完全巩固。中国的民族融合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磨合和调整的探索历程，最后形成“一体多元”的稳定的民族格局，堪称世界历史奇迹。

二、中国人“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强化

正如中国的民族融合一样，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古代的先贤们，包括哲学家、贤明的君王以及被历史所忽视的那些普通人，都曾作出了他们卓越的贡献，只是历史不能把他们一一记录下来而已。中国的民族融合与“大一统”思想观念形成几乎是并行不悖的，没有“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很难实现民族大融合，而民族大融合的现实又为“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它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大一统”思想意识的萌发与肇始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在今天中国版图上，所谓大江南北，就居住着华夏、夷、蛮等民族，有学者认为他们就是秦汉时期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随着国家的统一不断融合，最后融入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来了。夏、商、周时期“大一统”观念还比较模糊，正在形成之中，已经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王朝世袭，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周朝用分封制把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以天下大宗同时兼天下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该国的共主，以此类推，“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¹⁾其次，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王在德方面有失，人们有权利推翻他，另立新君，可见，“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²⁾当然，这也给了僭越者以借口，成为他们篡权的挡箭牌。其三，正统观念与某一特定地域联系，这主要是从夏朝开始，以后任何一个王朝要想取得全国承认，它必须取得这一特定地域，即中原地区，以此为中心，便可向四周发号施令，夏、商、周三代的更迭，都是在取得中原之后才获得正统地位的。当然，三代时期“大一统”观念仍是相当朦胧的，远远没有形成系统。

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前，这些先民们就已经通过我国最早的一本地理著作《山海经》，表达了他们对于一个统一国家的自然地理的展望，这是一个相当开阔的视角，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对于自然地理的认识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其中《山经》部分，以今天山西西南隅和河南西部为中心，称中山经，其西、北、东和南分别称作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南山经，描述了这些地域的自然环境等。在先秦另一篇地理文献《尚书・禹贡》里，记载了中国各个区域物产、农作物、贡赋，山川、河流、土壤、田野，以及各区域大致轮廓和地理情况，这是先民们从经济的角度渴望天下一统的愿望的表述。文中还把中国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等九个地区。当时虽然很难实施有效管理，但这个国家统一的政治蓝图已经绘就。《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候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这与《尚书・禹贡》表达的五服概念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任土作贡”的构想为以后管理庞大国家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方案，这两者可以说是先民们在畅想政治统一后的区域划分与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心理倾向基础上，代表各个民族和各个诸侯国人民的意愿，将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渴望变为现实。

（二）“大一统”政治现实的缔造与反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无与伦比的雷霆手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再造工程。相比以前的制度，秦制度可谓是崭新的，甚至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是秦朝却是短命的。代之而起的是强盛、长久的大汉朝，一个令国人振奋的朝代。尤其是汉武帝居功至伟，堪与始皇帝比肩。他开疆拓土，南抵岭南，北达贝加尔湖，东临大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此奠定统一国家的地理基础。他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把儒家学说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秦汉历经400年，确立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和地理的重要基础。到东汉末年，开始天下大乱，直至隋朝统一，这统一又遇到了反复和倒退。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荡平分裂势力，再一次实现国家统一，可惜又是一个如秦朝般的短命王朝，接踵而来的是大唐王朝，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全盛，创造了最为灿烂的古代文化，巩固了大一统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方面。从唐朝末年到宋建立，可以说是一个混乱、多个政权并立的时期，1279年，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元帝国崛起于草原，入主中原，继承大统，接着是明和清两个王朝的兴废更迭。可以说，国家大一统是历史的潮流，民族的融合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期间的各种分裂活动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小。即使在国家分裂期间，在各个并立的政权中，他们都是以统一国家为奋斗目标，这就说明中国的大一统不仅在观念和思想层面深入人心，而且每个中国人在行动上也都愿意为实现国家统一而努力。

（三）“大一统”国家理念的内化与认同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完全固定下来，虽有多次的分裂、冲突和多个政权并立，但是对于国家一统人们是没有异议，所争的是由谁来统一的问题。所以，经过两千年的“一统江山”实践，“大一统”国家理念内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得到普遍认同。

对于“大一统”国家理念的认同，首先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帝和黄帝的认同。炎黄都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英雄，当时，他们所率领的部落就生活在黄河流域，经过彼此间战争、结盟，战胜其他部落，形成华夏族主体，中国人一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其实，在华夏族之外仍有大量其他少数民族，有称夷和蛮的。秦统一前，这些华夏、夷、蛮之间频繁战争，也经常结亲，最后完全融合在一起。即使仍称作某个少数民族的，一般也都认同炎黄为始祖，如鲜卑族、契丹族，甚至连匈奴人都采用刘姓，认同华夏文明。由此可以说，这些华夏、夷、蛮等之争从根本上讲就是兄弟之争，甚至是“兄弟阋于墙”，完全是中国文明范围内的“家事”。

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华夏民族首先形成，它是由夏商周三个族人，以及在周朝末年民族大迁徙中融合而成的，后来不断演变和融合，秦汉后称汉人，汉文化以此成为主导文化，它本身就是汇聚了许多族群和部落的文化熔铸而成的。面对未来，它仍要敞开胸怀，接纳更多不同的族群文化。

（四）“大一统”民族观念的传播与光大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中华民族绝不是从这一地区由单一民族向外扩张，或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民族占领并定居中原而成的。实际上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各个民族的先民们互相融合慢慢形成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是集合了许许多多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的图腾，选择许多动物的部分特征，才创造了它的“集体形象”，中华民族想象中的动物———龙，它集“驼头”、“鹿角”、“牛耳”、“龟眼”、“鳄棘”、“鹰爪”、“鱼鳞”、“蛇身”、“蜃腹”于一体，象征着我们的先祖们的来源是多元的，共同结合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子孙们都是龙的传人，无论他们走得有多远，离家有多久，这一图腾令他们梦回萦绕，中华大地是他们叶落归根的故国。在清乾隆时期，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在离开祖国一个多世纪后，早已游牧到了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畔，但他们后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举族回归祖国，毅然决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历史壮举表明“大一统”民族观念的远播与深入人心。

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成为中国的龙脉所在，也是华夏正统观念所附着的京畿圣地，所以自古有“逐鹿中原”、“问鼎中原”之说。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权，如汉、唐等，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等，一旦取得天下，必然入主中原，定鼎中原，自奉也必然被其他人奉为正朔，自然具有了华夏正统的地位。“从历史记载来看，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中国是华夏各国的总称；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所以，中国这一名词的涵义就是祖国，朝代则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称号。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朝代有兴有亡，一个代替一个，中国本身总是存在着并且发展着”⁽³⁾。这一共同的生活地域和共同创造的相互交融的历史和文化把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流浪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靠着自己的宗教紧紧联系在一起，而远涉重洋的中国人则是靠对共同的祖先炎黄二帝的认同和对熔铸了多少代人记忆的龙图腾的追认联系到一起。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传播思想观念的最有力和最有效工具。从世界历史来看，其他各大文明都曾发生过语言文字的断裂现象，唯有中国是个例外。中国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完全统一了自己的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机过程，不管汉字字形发生什么变化，新字的构成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根本原则保持相对不变，这原则就是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中国自古至今，绵延不断的语言文字为其“大一统”民族观念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表意文字（ideography）所包含的重要文化信息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形象地传至后代，这也是中国语言文字为国家统一所发挥的神奇作用。

三、中国“大一统”思想评价

中国“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更因为中国政治史的连续性保障了文化史的连续性，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和意识，中国有世界上最为详尽和系统的历史记载，所谓“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写作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始，中国史书从未间断，直至今日。

首先，“大一统”思想是国家兴盛、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资源库：对于“大一统”理念的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向心力，旅居和侨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们心向祖国，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他们操着那一种语言，全球“龙的传人”是一家，世界“炎黄子孙”心系祖国，这是中华民族历经两千多年锻造出的民族魂，国籍和语言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中国心。

其次，“大一统”思想是造就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有力武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基本上都是政治家，他们有济世安邦之志，有胸怀天下之情，他们把投身政治作为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从孔子周游列国，寻求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国度，历代学者大多怀有这样的情怀，这“大一统”观念造就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应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自豪。

但是，在“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下，士人的人生理想和道路选择呈现狭窄化和极端化倾向。他们这种对政治的热情和情有独钟发展到后代几乎走到了极端，眼里只有政治一途，心无旁骛，不知还有更加广阔的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逐渐失去了对于科学、艺术、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兴趣，隋唐之后的科举考试更是将他们的人生选择限定在非常狭小的天地，终生不能走出，“读书科考入仕”成了整个群体的共同的人生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更有甚者，把从事政治作为一种好的营生，认为可以从中发财致富，遂使“仕途”变成了通往富裕人生的坦途，这就更加从本质上远离了先贤们的教育理想。可以说这几乎是单一的人生选择和对于投身官场的超常热情也令孔子始料未及。在孔子的时代，教育尚不普及，能受教育的人是极少数的。他创办私学，以培养济世安邦的君子为己任，他的目标不是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技术人才，而是管理国家的通才，因此才有“君子不器”和“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他希望不要漏掉治世的贤人，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而且是培养君子，不传授“具体技能”，即所谓“器”之类。

【注释】

(1)王均林，“先秦山东地区宗法研究”，载《历史研究》，1992，第6期。

(2)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