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

2．4　信息化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视角

2．4．1　技术进步、冲突与制度变迁

在考察技术变化与制度变化相互关系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决定理论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模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经常发生变化，而生产关系则相对静止，由于生产力水平影响国计民生，而现有技术水平下的生产力潜能与现实生产能力间又存在差距，当这个差距过于巨大而为社会所不能接受时，代表新兴生产力水平的利益集团就要发动起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社会前进。作为一种革命性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经济学对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做了很好的解释。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与革命时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也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完全可以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提出新问题、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们对信息化与制度变迁分析的理论基础。

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其目的在于获取生产率提高与福利水平的提升，但生产率水平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却要受人们间的产权关系所制约，因为人们同自然界发生的各种投入产出关系并不是孤立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组织关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生产力包括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28]。受产权关系制约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影响总体产出的重要因素，是生产力因素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如何把握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这一主客体关系以及人的因素中生产组织形式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共同体在信息革命时代的相互关系，成为我们的分析是否有成效的关键。在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的解说中，生产工具成为生产力的一般代表，人们正是用生产工具的层次性来分析不同的时代的，在历史考古中，我们不能观察到原始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只能观察到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以生产工具来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隐藏在生产工具背后的是人们组织生产的方式。一个原始的木犁由一个农夫就可操作，但一台现代化的机床与生产线的操作运行却依赖于一个生产小组，如果考虑到生产制造与营销组织，它源于千千万万人的互动，而这千千万万的人可能互不相识，也没有一个组织将他们统一联结起来。事实上脱离自给自足社会的市场经济中任何生产工具的制造、运行与操作都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分工合作，以至于生产一个很小商品比如铅笔的全过程都没有任何人能像农夫一样对他制造、生产全过程那样有把握。因此，生产力是一个由人与物关系有机组合起来的有层次性的概念，它的表现形式是可观察到的生产工具水平，而它的实质与内核却是人类分工与合作的水平与形式。

经济学家认为，在人类分工水平与合作形式中产权的界定极为重要，因为产权的界定影响到收益分配与各个生产者的激励程度以及互动操作者的机会主义可能，或者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了产品如何分配以及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如何。现代契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生产工具与生产要素的物理性质对产权界定成本大小的影响极为重要，而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可以使得产权界定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以前并不可能的生产组织方式因为技术进步而成为可能，给定处于生产组织方式之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对此反应迟缓，技术进步会导致的生产组织方式变化，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将会与体现旧有产权关系中最稀缺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冲突协调机制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使得生产关系具有调整的必要。给定生产力水平不断变化，如果产权的界定实施成本变化幅度发生在可容忍范围内，生产关系就会具有自我调整实施的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如果这种变化过于剧烈而与传统生产关系冲突甚剧，处于上层建筑高层的政府领袖与机构难以做出调整，社会秩序的失衡乃至失序将会毁灭掉新生产潜力发挥作用的可能。

总结上述分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具有创新的本能，这些创新成果成为生产技术与新的生产工具的来源，而新的生产工具可以缓慢地改变与影响人们间组织交易关系中产权界定的成本，从而使得人们的交易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发生却发生在与旧有的交易组织方式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中，并受旧有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当发生革命性的生产力进步时，由此产生的技术累积性结果提出了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如果此前旧有的生产关系母体不能做出恰当的改革，以与时俱进，那么新生产潜力所赖以建立的生产关系变革就会以革命或动乱的形式出现。因此，社会发展呈现出创新与技术进步、要素产权界定成本变化、交易组织方式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调整、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互为因果式循环，制定恰当的政策，使得这一循环连续进行与螺旋式上升，则是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

上述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长期经济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而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落后。按照林毅夫的假说^[29]，人类的创新本能是以一种钟形曲线分布于各种人口中，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而言就会具有更多的创新可能与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会由于人口数量大而形成的规模因素得以推广，使得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但是技术进步所赖以进一步发生的交易组织与生产关系调整在中国长期滞后，使得科学发明持续更新所需要的产权与收益预期得不到保证，因而发展不出类似西方社会那样促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科学研究生产组织方式，不能从经验发明向科学发明转变，也发展不出预期获得创新收益而重新组织生产要素的企业家，结果是尽管中国有四大革命性的发明，却缺少持续性的技术动力，在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落伍。例如，火药的发明只是使得中国的烟花与爆竹业兴盛，但它被引入欧洲却用于开路取矿，炸开欧洲的封建堡垒。为什么技术进步没有在中国产生经济革命，使得中国长期的生产关系调整仅限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并不具有解放生产力潜能的影响呢？作为一种考察生产力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应当预言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力变化所导致的界定产权成本变化、经济组织方式变化，是在原有生产关系可容纳范围与可调整范围内，在什么情况下两者的冲突酿发出危机与革命，以至于使新的生产力推进过程受到阻碍；作为一种理论，它还应能对什么时候发生的变革将会是经济革命所必然引起的，什么时候它只是封建王朝的兴衰与纯粹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争权夺利，并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图2－1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冲突决定理论模式

上述模式就是一个理解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革命与生产关系内部调整所引起的政治革命之间区分的一个尝试。事实上，我们是用上层制度创新与下层制度创新的一致性程度来说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程度的。如下概念性陈述有必要得以重视：

①创新。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所有的技术创新中可分为两类：革命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一种革命性创新可能在开始时只是粗糙地展示了它的思想，它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与扩散还有待于一系列持续累积性的改善，在经济生活中后者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种革命性创新的持续改善会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制度创新包括下层制度创新与上层建筑制度创新，下层制度创新往往由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生产者根据要素相对价格与产权界定成本变化而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做出；上层制度创新往往由统治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缓合统治者内部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冲突而做出。

②要素相对稀缺性。通常将要素分为三类，劳动与人力资本、物资原料与实物资本、土地、管理和知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作用越来越大，但并不能独立存在，可被纳入于劳动与人力资本范围内。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最终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相对价格决定，技术的变化往往使得要素的稀缺性发生变化。

③产权界定成本。要素所有者在行使产权时较大的交易费用可能使得其主人自动放弃其权利要求，使其被置于公共产权域，技术的变化可使一些要素产权的界定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重新组织经济生产方式的必要。

④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为与要素相对稀缺性以及产权界定成本所形成的格局相适应，形成国家、政治格局与主流意识形态，它反映了旧有要素相对稀缺性格局中最稀缺要素所有者集团的利益要求，与减少统治成本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下层人民的制度创新往往会使得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发生演化。

有了这些概念性陈述，我们对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冲突与制度变迁的机理就会有如下认识：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并适应于旧有的技术经济模式，当革命性变革发生并通过持续性改善而在社会中以一种竞争性的方式为受其影响的要素所有者采用时（他们采用新技术的原因在于新技术增强了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就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与产权界定成本变化，如果新技术受益的要素所有者远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旧的生产关系中的最上层领袖就会发现这种不适应性，就会产生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需要，这种制度改革是有风险的，因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就会受到传统生产关系的打压，宪政改革于是就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率增大或减少的关键；或者受益新技术的要素所有者努力使得自身为上层生产关系所接纳，产生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与需求诱导的制度变迁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两者的方向相同，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畴就会出现，而两者的不一致则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政治革命的苦果，而制度变迁正存在于上层制度创新与下层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中。

2．4．2　信息化的技术—经济—社会范式

生产力的累积性、间断性与生产关系动态调整过程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产生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相互关联的各种技术所组成一个或者几个主导技术群，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方式、轨道和规模就是由这些主导技术群所决定的；二是与这些主导技术群相适应，社会为组织生产而形成各种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关系与体现这种产权关系的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新的技术创新或新的主导技术群的演进与渗透要受到与这些老的技术群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也会对旧的生产关系形成变迁的压力；三是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存在于人类组织生产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下层创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上层创新（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之间的对接与良性互动。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新的技术本身与更广泛的生产和组织体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相关，新技术也促进了生产和制度变迁，它既不是新技术的产物，也不是新技术对组织体系需要的自然回应，它是通过改变生产中技术关系的两个过程——生产力过程与生产关系过程的统一来促进自身发展的，每一次经济革命都是一次技术—经济—社会范式的转变过程，人类历次经济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了这一点。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电气与重化工时代、福特大规模生产和航空时代以及信息时代5个主要的产业技术革命时代，这些时代的技术经济特征已得到很好的描述，概而言之，作为第二次经济革命特征的技术突破是，在生产中替代人手和人脑的机器的发展、新的能源的产生和物质的根本性转换^[30]，早期机械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以铁器、纺织机械、早期的化工技术、铸铁、水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以及作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棉花、生铁的价格不断下降为特征，造成了纺织业、纺织机械业、炼铁技术产业等产业领域的发达。这一阶段，由于蒸汽机动力装置和其他机械设备出现并不断地改进，新的产业领域开始出现，以早期机械为主流的产业技术特征的“工业革命"时代渐渐向以蒸汽机和铁路为特征的“维多利亚繁荣"过渡^[31]。在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期间发明的蒸汽机技术，经过数十年的改进发展，在1830年后逐渐成熟并开始广泛应用，蒸汽动力克服了早期使用水能在灵活性和可移动性方面的局限，可以为更大规模的生产设施提供动力，从而导致机械装置的稳定性增强，因而得以向所有其他可能的领域渗透，导致铁路的出现、蒸汽船的开发和使用，使货物的长距离运输成为可能，人类的活动空间开始扩大；在此期间电报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通讯能力发生质的飞跃，钢的出现导致新的钢铁产业萌芽，同时电力、天然气、合成染料和重型工程机械开始被陆续发明和改进，并形成新的产业群体，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电气和重工业时代；电力和重型机械作为这一阶段的主流技术导致了电气工程、电力机械和设备、电报和电缆、重工业和造船业、重化工、合成染料等新兴产业的繁荣。作为这一发展阶段关键要素的钢，其供应不断丰富、成本持续下降，电力的逐渐推广应用为人类的生活质量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从20世纪30年代起，人类进入了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时代，这是一个将规模经济推向最高形式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泰罗制为主的科学管理在大规模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它带来新的分工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主要的产品和产业领域包括汽车、卡车、坦克、机械化武器设备、飞机、耐用消费品、流程性加工工艺、合成材料、石油化工、高速公路等。寡头垄断可以充分描述这一时代的产业技术对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的内在要求，在这种产业组织下，大规模的、系统的科技研究和开发机构成为大型企业集团的重要部门，系统的、高强度的开发为这一阶段新技术和技术群体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导致了计算机、电视、雷达、数控机床、化学制药、核能等产业技术的兴起。

到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所谓信息技术经济新范式，而相关的发明可以追溯到40年代。人类在40年代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50年代发明了集成电路，使现代电子技术逐渐推广运用。随着美国苹果公司在70年代末发明个人计算机、80年代ICT领域全球性的进步和放松管制，促进了ICT产业本身的迅速发展和向其他产业的广泛渗透，导致人类社会从生产组织到商品消费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人类进入以信息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

表2－1　产业技术革命的300年历程与5个阶段划分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创新与长波》，1999年。

与产业革命的技术特征相比，人们对各种技术经济范式所赖以形成的组织背景及其组织创新后果并没有很好的研究。从最一般意义来说，物质转换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早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就是因为人们获得了把铜、锡和铁矿石转换为有用物质的技术突破而被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命名的，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不能既把技术变化视做产业革命时期的主要动态因素，又把技术进步看做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正如诺斯所指出的，引起产业革命时代早期技术变化率提高的各种因素与这一时期产业组织与生产关系的背景分不开，诺斯的研究以交易费用为中介，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了，他强调技术进步率既是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来自于发明者有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32]。在诺斯看来，解决人们对自然科学知识探索的宗教禁锢、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组织基础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的发明产业的出现、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的诞生，使得知识和生产长期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得更陡，使得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而没有出现马尔萨斯悲观经济模型中的那种结果。

产业革命与技术进步又会对经济组织产生重要影响，诺斯认为由产业革命所引发的管理革命是实现新技术生产潜力的努力，但他强调企业组织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由新技术引致市场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交易费用增多，交易费用增多与传统组织方式不适应有关，管理革命的实质正在于设计一套规则和服从程序，以降低伴随新技术而带来的交易费用。由于投入品和产出品的考核问题以及具有长使用期的专用性庞大固定资产投资面临可能的要挟问题，使得与经济组织有关的交易费用增多了，一是考核产出质量的资源费用的增多；二是团队生产所产生的消极怠工；三是企业内和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四是大型组织所产生的官僚主义问题等。产业革命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多使得各地区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内在动力，导致地区、国家和国际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这种竞争导致交换条件剧烈波动，致使利益集团为减轻竞争压力而耗费资源试图去影响或控制国家的政策^[33]。

曼纽尔^[34]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在他的研究中，技术的变化为信息化发展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处理活动的中心地位所构成的技术组织体系成为信息化发展模式的特征。他在论述西方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发展所需要的组织性变革背景时，在《信息化城市》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论述：“信息处理是决定所有生产、分配、消费、管理效用和效率的根本而重要的活动。信息处理新的中心地位起源于工业化发展模式中各个基础领域的演进，受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方式。"他认为，生产领域中大型公司的出现、生产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消费领域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国家福利社会的进步以及政府干预力量的增强导致了西方社会信息化发展模式的崛起。这个信息化创新结构的产生，在一个主要由工业化发展模式支配的社会中出现和汇聚，为转向以信息处理和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发展模式铺平了道路，从而降低了物质生产中能源的重要性和在总社会结构中商品生产的重要性。由于传统的组织形式产生于工业发展模式之内，并反映旧的技术水平，新的发展模式与新技术的传播出现后，就对原有的程序和组织形式产生了冲击，因此，信息化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基于技术和组织相互影响之上的连续变化的过程。

技术的变化既导致交易费用的变化，交易费用的变化又会约束技术的进一步变化与使用，将技术变化、市场规模扩大、交易费用增加、经济组织创新、技术再次变化这种思路与马克思生产力经济学的冲突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信息—经济—社会范式：信息一直就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生产要素，但是，它本身变动不定，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并没有独立的形态，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信息与知识越来越取得独立的形态，经由现代移动通讯与互联网技术，数码信息可超越地理的限制进行即时传递与互动式交流。另一方面，信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并逐渐与劳动、资本成为并列而独立的生产要素，而现代社会大量的工作可列入信息处理与传递工作，这些工作与纯粹的生产不同之处在于其中介性，而这种中介性是从早期的生产职能中分化出来的，是现代组织对交易费用增加做出的自然反应。事实上，所有的交易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一种信息费用，如果人们知道得越多，人们就越有能力有效地从事交易活动；但人类的信息获取、加工能力有限，尤其是数码信息虽随处可得，但要将信息转化为有用的知识并不容易，因而信息的职能最终受制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由于信息概念的独立形态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所形成的组织形态之间的互相矛盾，信息化并非只是现代通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人类通讯沟通能力的增强，而体现为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本认知模式、社会组织、产权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与信息技术逐渐渗透于这些相互影响的要素中，社会就表现为信息化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大部分劳动人口比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