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为新型

6．3　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为新型 工业化道路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1998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知识促进发展》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战略的成型。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不仅仅是发展高技术或者信息与通信技术，而是要求政策、制度、技术、人员和政府之间有效互动，促进知识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有效应用（胡鞍钢，2002年^[3]）。知识发展战略继承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关注落后国家和弱势群体的传统，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日益扩大的知识差距问题，即不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内部知识分布的不平衡性，指出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资本差距，还表现为在创造、获取、交流和利用知识能力上的差距，而且这一能力的不平等甚至远大于收入上的不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知识发展战略正是着眼于缩小差距，以达到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目的。

6．3．1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人力资本需求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以人的素质提高为前提和最终目的，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人的作用越来越占有显著位置，于是，人的因素不仅是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生产关系的客观载体与内化制度的承担者，对于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发现一种理论上设计完美的政策往往由于缺乏配套的人力资本支持而趋于失败，从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种实现经济发展潜力的生产关系需要由具备新观念能够与新制度亲和的人来创立并执行，由此引导经济发展的均衡过程向一个具有效率的方向演进。诺斯所谓的制度变迁的首要行动集团与次要行动集团的分析可为这种理论做一个脚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既有的旧制度下人的激励机制与行为框架被大致地界定了，能够把握历史发展未来方向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往往是在旧的制度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产生出来，这种分析描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以及由计划向市场制度变迁的转化过程。

我国长期以来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旧的激励框架无法使得尖端技术迅速向经济发展的各部门扩散，因此，除了在少数尖端科学技术上取得进步外，关系民生的生活物质资料生产率长期以来得不到迅速提高，并使得传统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在农村，然后在城市逐步展开的产权与激励机制的变迁使得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迅速朝着有利于生活资料生产率提高的生产函数转变，这种动员资源的能力是在旧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下进行的，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资源被配置到边际生产率较低部门来实现的，随着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短缺部门边际生产率经过从高到低的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究其原因在于，如果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源存量既定，经济进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各种要素的边际报酬向相等方面调整，在经过一个由既定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潜在最优生产可能性曲线后，经济的发展就会趋于停滞不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朝既定的由计划向市场生产关系转变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粗放型发展战略向集约型发展战略转变，这就是“九五”计划提出的“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背景所在。

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被看做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这种发展战略的一种延续，而延续的原因正在于：新的通信技术革命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前景使得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有了更为明晰的技术支持方式，信息化发展战略成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一般代表，如果旧制度所限定的资源重新配置难以取得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承担生产率提高方面就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但问题随着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所产生的效率提高可以因为激励机制转变而发生，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关键所在，而要实现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技术进步以及承担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成为必然，或者说，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人力资本方式转换的要求。

6．3．2　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新型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发展战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核心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由于人力资本类型是与技术经济的特征互补的，当一项新技术引进后，在操作要求、指标分析和传导方式上与以往技术发生一些变化，导致原有的劳动力无法适应达到控制这种技术要求的标准，使得原有的劳动力无法适应当前的工作，因此，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必然替代原有的技术，新的技术劳动力也相应地必须替代原有技术品质量、服务创新以及它们互补品的要求。在企业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管理信息系统过程中，不仅是技能类型要求发生变化，企业的组织惯例也要发生转变，这就要求人力资本做出互补性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人力资本由程序化转变为灵敏性。大规模生产所要求的是定制化与程序化，通过产品以及营销渠道的定型，大幅度地减少成本，降低价格，由此也形成对人力资本技能类型的程序化需求，反过来程序化的生产与大规模制造也培育了人力资本对程序化技能的投资，这是由于与生产技术特征互补的人力资本类型总是能在竞争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而在市场环境更快波动的当今，一专多能成为新的要求，以适应于企业内部流程重组与不断增多的战略联盟与网络式经营组织方式的需要。人力资本的灵敏性所带来的转变是教育与培训更注重基本思维与分析方法的培训，更注重机敏性训练，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本能，促进企业经营方式转型更快速地适应不断波动的市场需求。

②人力资本从定制化教育与固定时间学习走向终身教育与随时学习。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与工业化大规模定制适应的教育是一种定制教育，企业程序化的生产方法确定了教育内容与技能类型需要，批量化生产导致批量化教育，人力资本技能类型狭窄，学习时间固定，学校教育与工作培训成为获取技能类型的主要方式。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涌现大量的具备创新型思维方式的人力资本，这反过来要求人力资本学习与教育方式发生转变；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成为人力资本提高自身技能的内在要求，终身学习是一种基于环境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学习，也是一种基于对未来变化方向而自主设计学习内容的技能培训，终身学习的理念互补于企业从生产型组织转变为创新型与学习型组织；由于联盟与战略整合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渠道，学习型组织的边界越来越趋于模糊，与此相适应，人力资本的学习时间也越来越趋于随时调整，在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变动中进行资源整合。

③人力资本从企业专用型向个人技能与背景导向型相结合。我国企业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终身就业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织惯例，员工社会保障与职业晋升与他在企业内工作的时间成正比，员工在这种激励框架下具有投资企业专用型技能类型的内在动力，与企业内部背景相关的技能得到长期投资。随着新型工业化道路所导致的产业结构重组与企业流程重组，这种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将失去原有的效能，员工面临着失业危险，由于与新产业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多具有通用性，能够在不同产业与行业内部进行相对容易的转换，以适应不同企业间进行战略性联盟与资源整合的需要，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人力资本就提出了从企业专用型技能向通用型技能转换的要求。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的信息化及其在产业结构中的运用，使得企业的核心能力得以产生的基础背景发生改变，传统企业发现自身能力积累很难与新技术相匹配，而运用新的技术可能会损害原有核心能力的根基，此时管理者发现，顺利引入信息技术与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最有效的办法是能够雇用一批精心挑选的不受以往旧习惯影响的人力资本。新产品的发明和对新组织形式的适应要求更高的能力、柔性化和自动化，使得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企业劳动力需求发生持续转移。随着产业结构从固定化、物质化向轻型化与柔性化、知识化转换，随着传统的人力资源从农业与传统工业转向信息与知识产业，人力资本转换的这种需求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6．3．3　中国的现实国情

在实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并实现在新的就业部门中工作是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农业产业结构本身也面临朝着现代农业并且创新经营方式转型。在传统的工业部门中，旧的技术水平同样面临着技术层次提升的要求，这一切都要由代表新生产力的人力资本进行，这样，传统的农民要向现代农民转型，传统的工人要向现代工人转型；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分析的，由于人力资本流动知识壁垒的存在，这个过程并非容易发生的，国情研究者提供的数据对此有更清楚的阐述。

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参照世界银行对世界各收入组的划分数据，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水平，他们将中国人口划分为四类收入组，即属于“四个世界"。按照胡鞍钢的观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收入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划分，根据家庭的人均收入将其分别归为“四个世界”。但是，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政策意义，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划分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可替代的方法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划分。他假定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之内的人口在收入上是均质的，实际上这个假定离现实有较大的差距：一个省（市、自治区）往往也会有“四个世界”同时并存。但是，考虑到我们是从全国的层面上研究这个问题，省（市、自治区）是国家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并且省（市、自治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发展战略的主要决策者，这个划分还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第二种方法由孟健军博士提出，按照沿海和内地、农村和城市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即沿海城市为“第一世界”，内地城市为“第二世界”，沿海农村为“第三世界”，内地农村为“第四世界”。从人均收入上看，中国是“四个世界”并存，但是，不发达世界（“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是主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3／4，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相应地，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中国的现实国情是“一个中国，四种社会"。从总体上看，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大量的劳动力还分布在农业领域。与此同时，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虽然还不发达，但是都有一定的发展，并且在局部地区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四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同时并存：一是农业经济，其就业比重将近50%，这相当于美国、法国和德国1870年的水平；二是工业经济（包括建筑业），劳动力占23%；三是服务经济，就业比重占22%；四是知识经济（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金融、保险等），其就业比重占5%。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正三角形社会，即中低收入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和传统工业、服务业就业占大多数。我们正是在这一国情条件下，在多个世界并存、多种社会并存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知识化的。这就决定了：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不断的量变进而质变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条件下，我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逐步完成发达国家经历几百年时间所完成的业绩。具体来讲，在21世纪我们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从不发达到中等发达进而到比较发达，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进而到较高收入。二是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形态走向现代社会形态，实现经济转型；从传统农业经济到工业和服务经济进而到知识经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两大问题决定了中国长远未来发展的前景。

6．3．4　知识发展战略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智力支持

知识发展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在人力资本培育与提升层次上的具体化，以消除知识隔离与人力资本流动的知识壁垒为目标，以教育产业化与基础教育义务化为实施手段，以工业水平与产业结构层次不断提升为外部支撑环境，最终为信息化发展战略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保证。

人的知识与技能价值实现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壁垒为前提的，尽管人的大部分知识并不具备专利，或者说，我所学习的，并不能阻止你进入同样的学习，但人的才能获得需要付出成本，因而所有的才能在市场中并非可以立即得到无差别的替代，因此人力资本具有市场价值。人力资本差异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相当部分，高收入阶层不仅通过物质资产的继承使得后代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也因为具备有相当实力对后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得后代能够在后来市场中获得较大的人力资本投资贴现。随着西方国家高额继承税的推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其实要为大部分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平均负责。知识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实行，一方面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在代际间的差异以减少收入不平衡的状况，为更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人与农民后代提供发展可能与机遇；另一方面通过实施知识发展战略与在职培训计划，普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实现人力资本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提供消除知识壁垒的一种途径。

知识发展战略通过系列教育与培训以及相关融资制度安排使得经济发展具有更长期的增长潜力，从而为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实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因此，知识发展战略比知识经济有更广泛的含义，在这里，知识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而且还成为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因素——知识驱动财富创造。

6．3．5　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实施教育适当超前发展政策

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知识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与东部省区相比，交通相对不便，通讯及信息产业发展落后，与外界交流（包括国内和国际）相对较少，人口文化素质低，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更强化了这些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中部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足0．6%，西部地区不足0．2%，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仅为0．41%，但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重已分别提高到1．43%、1．18%和1．34%，1995年又提高到1．97%、1．78%和1．89%，13年间，中西部地区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了1．47个百分点，提高幅度较为明显。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者的比重均呈提高之势，尤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比重提高最快，13年来提高了10．21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提高了11．19个百分点和8．6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的比重则在迅速下降。目前，中西部地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比重已提高到82%以上。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与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这显著地表现在具有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所占比重方面。1995年，东部地区具有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2．71%，全国平均为11．37%，而中部、西部和中西部分别为11．14%、9．27%和 10．41%，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很接近，西部地区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3．44个百分点。就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比重而言，1995年，东部地区该比重为14．22%，而西部地区仍高达21．38%，二者相差7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发展要消除“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现象，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不断增强人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民的发展能力，使人民长寿、健康和有创造性地生活，避免出现边缘化现象。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这一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必须克服制约中国发展的资源“瓶颈”，开发和利用中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形成最大的发展资本。这就决定了中国要把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统一到以人为中心上来，实行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知识发展战略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条件之下，最重要的发展能力是人民的知识能力，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民的知识资产，最大的发展中危险是“知识隔离"，与现代化无缘。知识发展战略就是要发展人民的知识能力，增加其知识资产，保证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内的人类安全；知识发展战略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知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知识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知识发展战略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是推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培育中国长远发展能力的战略，它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消除“瓶颈”或者提供起飞的动力，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针对“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的基本国情，中国在知识发展战略的实施上应当分三个层次进行：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均等化的基本知识服务；二是加快促进知识的普遍应用；三是逐步增强知识创新能力。其中，前两个方面的能力为基本知识能力，而第一方面则是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的基础，应当作为优先的战略措施。知识服务包括：促进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以及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激励机制和制度；能够造就具备知识创造和应用能力、掌握现代技能人口的良好教育和培训体系；能够推动信息高效传播和处理的、充满活力的信息基础设施。其中，使公民在知识社会获得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服务，成为基本知识服务。基本知识服务均等化，就是保障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口在获得基本知识服务上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获得参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机会，避免被边缘化。因此，建立覆盖全部人口的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使所有公民能够利用基本的知识基础设施、享受基本的知识服务，使中国社会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成为实施知识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①在信息基础设施及服务方面，应当把实现普遍接入作为基本的信息服务。普遍接入是指在合理的距离范围内有获得普遍服务的公共途径，普遍服务则是指电信线路接入到每个家庭，为中西部地区教育软件与远程教育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与网络基础。

②落实教育超前发展战略，加大教育投入，为教育发展积累充足的资金。要使教育得以超前而迅速地发展，首先，就需要中西部各级领导切实把教育放在超前发展的位置，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教育经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教育经费的人均占有水平。这一工作需要各级各任领导做长期的、绩效很不明显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从形式上来看也许不像投资于经济活动那样立竿见影，短期内经济收益甚至很小、很不明显，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领导的工作成绩，但它却是一项有益的、重要的工作，是建立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可建立地方性教育发展基金制度，为教育发展奠定雄厚的基金基础，以满足地方教育不断扩张的需要。教育发展基金的筹集可采取政府财政拨款、企业出资、个人捐资相结合的办法，并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进行。再次，为解决教育资金不足问题，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也可走中外合作办学道路，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于教育，这也是解决目前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教育资金不足的可行途径之一。另外，应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努力挖掘现有教育资源潜力，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了做到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有必要建立教育资金管理使用规则，加大教育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地各级教育资金的使用情况、效果进行检查和评价，以防教育经费被挪作他用。而要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应尽快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使教育充分体现其真正目的——为社会需要服务；另一方面，应对教育经费的用向、分配比例及教育机构人员配置情况进行改革，改变目前教育事业费中人员经费比重偏高、公用经费比重偏低的现状，裁减学校冗员，适当提高教师平均负担学生的人数，充分开发利用现有教育资源。

③大力推广职业教育工作。在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推行普遍职业教育制度，加强在职培训工作，实行职业培训后上岗及定期或不定期的在职培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

职业教育是增加劳动者知识和技能，使潜在劳动力较快、较好地转变成现实合格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仅仅重视普通教育是不够的，主要是因为普通教育以增进人的理论知识为目标，过于重视理论知识教育的最终结果只能导致“文凭热"和高分低能，造成所培养人才与实际生产脱节，导致教育资源浪费。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口多、素质差，社会生产力水平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针对我国的现实，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只能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一般地讲，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劳动者有太多的知识和太高的技能，当然考虑到生产效率和劳动质量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以运用中等水平的技术为主，否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定会引致大批劳动力人口失业，这与我国社会发展目标难以相融。

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以中等水平技术运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是一大批具有中等技术能力的劳动者，而这些劳动者的培养既不能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获得（因为这会导致教育资源浪费），更不能依靠初等教育来培养，而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教育又以教授理论知识为主，所培养的劳动者在从事实际劳动时往往需要较长适应期，这显然是劳动用工单位所不愿接受的。比较而言，只有中等职业教育更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从中西部地区及全国教育投资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重视不够等问题。当然，中等职业教育并非只有通过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才能实施，它完全可以在普通中学中进行，但这需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寓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中；要突出城乡特点，农村普通中学应适当增加与现代农业有关的课程，城镇普通中学则应适当开设与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相关的课程，同时加强学生实践技能训练，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同时得到提高，这对学生毕业后较好、较快地适应社会和社会生产，是非常有益的。

④建设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定优惠的人才政策，在保证已有人才队伍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努力做好宣传工作，吸引外地人才流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滞缓，工资收入水平提高较慢，加之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较差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西部人才外流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已有人才留不住，外地人才又吸引不来，成了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提高的障碍。针对上述问题，首先应该想方设法来保证已有人才队伍的稳定，多从改变人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经济待遇上下功夫。同时，应抓住目前大学生分配难的有利时机，多做宣传工作，以吸引本地和外地大学生前来安家立业。当然，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各地政府、企业不仅应该实事求是，保证各种承诺的落实，以诚相待，而且更应该为他们尽量多提供方便，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日后安心工作，多出成绩。

⑤结合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长期一贯的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帮扶制度，走科教支贫与资源共享的道路。要使帮扶政策得以顺利、高质量落实，首先，应解除帮扶者的后顾之忧，增强帮扶者的稳定感、安全感，而不是截断他们的归路；其次，建立帮扶责任制，实行对扶（即结成帮扶对子）、轮扶（轮流帮扶），应尽力选派高素质、有责任心的科教人员，进行定期（以2～3年为宜）和不定期（多则1年，少则几个月、几天）的教育和科技帮扶，并将帮扶者在贫困地区工作的业绩与物质奖励、精神鼓励和职务晋升结合起来，对其中成绩卓著、效益明显者，应给予重奖。目前，全国性的教育扶贫工程已经出台并开始启动，这对于改善中西部地区目前的人口素质，帮助贫困地区走出贫困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我们应看到的是，文化贫困不同于物质贫困，尽管说它源于物质贫困，但却比物质贫困有着更大的消解难度，也就是说，充分估价贫困地区文化贫困的性质、特点和消解难度，对我们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将是有好处的。

⑥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转变传统观念，逐渐消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教育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逐步缩小各级教育中的男女差别，真正做到受教育机会的男女平等、人人平等。

在中西部乃至全国超前发展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配合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法律法规应充分体现国家超前发展教育的大政方针，强调政府、企业投资于教育和公民接受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少年儿童尤其是女性少年儿童所具有的接受各等级教育的权利，对社会上存在的妨碍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推广普及的行为、教育中存在的性别歧视行为，应坚决予以查处和惩罚，重者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总之，实施知识发展战略，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这一工程实施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各级领导应端正认识，转变观念，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同时国家也应给中西部地区以必要的政策、资金和人才支持，引导人才向中西部地区合理流动，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联合，争取使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更高层次。

【注释】

[1]周寄中、胡志坚、周勇：《在国家创新系统内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管理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哈耶克：《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转引自：《析自哈耶克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胡鞍钢：《中国知识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