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的交流对话与“五四”新文学

“五四”文学的交流对话与“五四”新文学_文化意识的更新与再构

第三节　“五四”文学的交流对话与“五四”新文学

从某个角度说，文学是文化意识典型而集中的体现，也是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文化交流对话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文学的交流对话。研究文学的交流对话，可以从更具体的层面上看到文化的交流对话是如何使固有的文化意识发生嬗变的。而文学交流对话的主要形式则是文学翻译。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也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近代翻译文学上表现最为明显：一方面，近代翻译文学不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浓厚的西方性或“域外性”，与中国本土文学有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改变了语言方式，改变了语境，翻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明显地本土化、民族化，深刻地受制于固有的文化意识。所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内化了的西洋文学，它和原语本西洋文学有着根本性不同；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在总体上具有传统文学特性，又是传统文学。

对于这一特性，前人和时人多有认识。郑振铎认为清末的翻译具有“妥协”的特点：“即在内容上不敢违背中国读者的口味及伦理观，甚至修改原作和中国旧势力妥协；在形式上也把它译成文言及章回体等。”^[58]陈蝶仙概括近代小说翻译的特性：“人但知翻译之小说，为欧美名家所著，而不知其全书之中，除事实外，尽为中国小说家之文字也。”^[59]鲁迅和周作人对此类书的评语是：“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60]当代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郭延礼认为，周桂笙所译《毒蛇圈》等翻译小说“除所谓‘新意境’（新内容）外，从形式上实在看不出与中国古典小说有什么不同”^[61]。捷克斯洛伐克著名学者普实克认为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借用了欧洲文学的一些写作技巧”^[62]而已。

这一特性还可以从近代译学理论和近代翻译家有关翻译的论述中得到明证。梁启超在《世界革命》中明确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称他自己译拜伦的《哀希腊》是“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63]。这种“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在近代翻译中是普遍的现象，严复和林纾就都是用古文翻译西书。梁启超认为严复“刻意模仿先秦文体”，吴汝纶批评严复的《天演论》“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64]，这都说明了严译的“古代性”。翻检中国近代翻译史，我们看到，这种“中事中人”替换“西事西人”的“比附”可以说比比皆是。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一种很独特的“豪杰译”现象。所谓“豪杰译”就是根据译者的目的和需要，对原作进行增删和改写。钱中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通过把原作和译作进行比较，发现林译不仅对原作有大量的删节，而且有大量的增补，“比附”更是普遍。其实，岂止林译是这样，近代小说翻译情况大多如此。

为什么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在本质上具有传统文学特性？为什么近代翻译文学必须纳入中国古代文学范畴？根本原因在于翻译者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及翻译的语境。表面上，如何翻译似乎是翻译者的自由，但在深层次上，翻译者被自己的文化意识所支配，内在不自觉地给自己规定了如何翻译、翻译的类型及样式。文化意识以一种无形但巨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所谓“自由”其实只是在文化意识范围内的自由，一旦超出文化意识的范围，便毫无自由可言。一般而言，既然外国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翻译似乎也应该是一定的，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文化意识的差异以及作为文化意识的深层隔阂正是文化之间的深层隔阂，所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之所以具有传统文学特性，从根本上是由翻译者所拥有的文化意识的传统性所决定的。正是传统文化意识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规定了翻译文学的传统性质。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正是近代翻译的传统性质才使人们乐于接近与中华文化有着深深隔阂的西方文化，并在接受中潜移默化地淡化传统文化意识，使之发生嬗变。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西方文学，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文学，是中国文学，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它具有很复杂的性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即通过交流和对话来实现的。从文化意识这一层面来说，不论是近代翻译还是现代翻译，都不可能绝对地“标准”。但相比较而言，现代翻译因为其内在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亲和性”而在“失衡”的程度上总体上明显低于近代翻译，但恰恰是近代翻译对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的现代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维林吉诺娃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一书的《导言》中对晚清文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于晚清时的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维林吉诺娃认为：“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诗歌方面，西方影响根本不存在，起作用的是以往被忽视的民间诗歌和中国古诗的形式。在戏剧方面，西方的影响最强，但是并不成功，因为引进的话剧和中国传统戏剧并不相适应。在小说方面，本身就是从19世纪英国得来的日本政治小说的概念成为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组成部分，但也只是一种催化剂。”^[65]这短短的一段话包含了很多判断，其中的一些判断值得商榷。比如她认为诗歌“起作用的是以往被忽视的民间诗歌和中国古诗的形式”，这似乎是借鉴了胡适错误地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新文学根据的思想，并把它引申到极致。否定西方自由诗和西方文学精神作为“新动力”对新诗发生的作用和意义，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她认为，在晚清从西方引进的戏剧并不成功，这是正确的。但她认为不成功的原因是“引进的话剧和中国传统戏剧不相适应”，这就令人不敢苟同了。但她认为近代西方文学通过翻译介绍进中国，并没有对晚清发生根本性影响，并没有导致晚清文学的现代转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晚清，中国文学从总体上还是古代的类型，输入的西方文学都在总体上通过翻译而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范畴。只能说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意义是有限度的而非绝对的。这说明，近代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但也正是近代文学翻译确立了中国学习西方文学的基本方向。

文学翻译在“五四”时期蔚为大观。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曙光》等综合性刊物上，翻译文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文艺性杂志与报纸副刊中翻译文学更是占有大量篇幅。“译文”“译丛”“译述”“名著”等五花八门的翻译栏目与各种重点推介的“专号”“专辑”，成为报刊吸引读者的亮丽的风景线。出版机构也成为翻译文学的重要园地，单部译著的出版已嫌不够，丛书推出俨然成风。《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儿童世界丛刊》《小说丛集》等丛书中，翻译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译文学丛书竞相问世，如《未名丛刊》《近代世界名家小说》《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世界名著选》《小说世界丛刊》《世界文学名著》《新俄丛书》《欧罗巴文艺丛书》《世界少年文学丛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共学社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世界文艺丛刊》等。翻译文学及其阅读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发表与出版翻译文学成为新闻出版业的生财之道和与时俱进的表征。

“五四”时期社团蜂拥而起，百家争鸣，不仅有新文学激进派与保守派、中间派之争，而且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但无论在文化意识、文学观念及审美取向方面有着怎样的歧义，他们对待文学翻译却都充满热情，文学翻译是“五四”时期众多流派的共同行动。

“五四”时的众多社团、流派、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总体上对从古至今的东西方文学都有涉猎，视野十分广阔。从时段来看，以18世纪以来的文学为主，最近延伸到与“五四”时期同步的俄苏赤色文学；远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更远还有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从国家、民族来看，既有被损害的弱小者，也有强势者。“五四”之前，东西方文学的翻译失衡，除了有限的日本文学翻译之外，译坛几乎是西方文学的天下。后来，东方文学的分量逐渐加重，日本文学的翻译剧增。从创作方法来看，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交织融会。在创作主体上涉及色彩斑驳的众多作家。文体形式丰富多样，雅俗兼备；艺术风格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在文学翻译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艺术形式得到极大的拓展。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走上文学舞台，女性世界得到本色的表现，个性与人性得以解放，心理世界得到深邃而细致的发掘，景物描写成为小说富于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审美打破中和之美至上的传统理想，呈现出气象万千的多样风格。自由体诗、散文诗、絮语散文、报告文学、心理小说、话剧、电影剧本等新颖的文体形式，在中国文坛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文学翻译还为中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奇绚丽的儿童文学天地。儿童乃至成人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品味审美怡悦自不必说，作家也从中获得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范型和艺术灵感产生的媒质。可以说，没有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著作的翻译为现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文学翻译推动白话作为新文学的语言载体迅速走向成熟，实现了胡适设定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全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为台湾、香港、澳门同胞的民族认同，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文学翻译与在其影响下茁壮成长的新文学一道向世界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正在追赶世界文学潮流，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五四”的文学翻译不仅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这说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具有明显的关系，但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西方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学的翻译来实现的。即使那些西文修养很好的人，借鉴译文仍然不失为一种很方便的学习途径。所以郑振铎认为，清末的文学翻译“是尽了它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他高度评价林纾的文学翻译的“影响与功绩”^[66]。茅盾也认为“翻译的重要实不亚于创作”，“翻译就像‘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67]。当代学者陈平原说：“‘小说界革命’是从翻译，介绍西洋小说起步的。”“西洋小说的翻译和介绍，为理论家的思考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使他们得以在中西小说的比较中更深入地了解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所可能具备的潜在能量以及艺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这对于小说理论建设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68]事实上，新文学的开创者们正是出于学习借鉴的目的而提倡文学翻译的，鲁迅认为翻译“有用”“有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正确的师范”。他主张“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因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胡适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又说：“在文学的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输入‘范本’。”^[69]这些都说明了文学翻译在“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意识上，主要是文学的功利观意识和文学的审美意识。中国古代文学在理论上非常强调文学社会功用。“兴观群怨”“诗言志”“文以载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等理论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近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看到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小说）更具有这一特点。它与中国古代文学所强调的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具有内外的一致性。它有与政治哲学一样的功能，能对社会的进程起推动作用，常常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强大动力。中国近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小说的重大作用，这些成了他们在异域找到的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和证明。夏曾佑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70]梁启超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於小说。於是彼中缀学之子，熟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71]正是鉴于国外的经验，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号召小说为政治服务。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的作用和地位提高到无复以加的高度：“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术，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72]与其理论相一致，梁启超亲自翻译了《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政治小说，还亲自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及与此相一致的文学翻译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不仅确立了“五四”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模式，而且开创了“五四”文学创作的一种基本模式。因此，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开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大众文学到全民性的抗战文学，国统区的讽刺暴露文学，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从鲁迅到茅盾、巴金、艾青到赵树理，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特别是小说的社会作用。虽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也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但“五四”新文学所开启和传承的这一基本主题显然更多是从中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对话而来的。

同样，中国古代文学也比较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如“诗缘情而绮靡”“直寻说”“滋味说”“意境说”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思想既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转化，也是对西方美学思想的吸收。王国维最早把西方的美学观引入中国的文学批评，他尖锐地批评梁启超的文学社会功利观，“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身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73]。他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然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餔餟的文学，决非文学也。”^[74]他强调文学的“超然于厉害之外”，即文学的非功利性。不管王国维的观点是否偏颇，他的审美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及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模式的基本雏形，也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强调审美性的基本主题。“五四”时期的“抒情小说”，周作人等人的“美文”，“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到后来的“新月派”诗歌，“京派”小说，现代主义诗歌，张爱玲、钱钟书的小说……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始终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主线。

文学翻译对“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最为明显的是文体，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这四大文体都深受西方文体的影响。小说这种文体，中国可以说“古已有之”，从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传奇再到明清通俗小说、文人小说，小说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基本文体类型。中国古代小说种类虽然很多，比如笔记小说、话本小说、文人小说、历史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言情小说、讽刺小说等，但小说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很低下的，所谓“街谈巷语”“稗官野史”“道听途说”等都反映了正统观念对小说的轻视。小说与诗歌相比，可以说是“不上庙堂”，一直处于一种“民间文学”的地位。近代梁启超首先发动“小说界革命”，把小说的作用和地位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积极倡导引进并翻译西方小说。伴随大量的西方小说被翻译，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文体。小说翻译不只是简单地增加小说的类型，虽然增加小说的种类对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体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其对中国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等的影响。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应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也是中西文学交流对话的结果，而且主要是通过小说翻译这种途径。

现在的话剧文体则是直接从西方输入的一种戏剧文体。戏剧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后起的一种文体。在元杂剧时达到高峰，明清时继续繁荣，清末开始呈现颓势，逐渐衰落。中国戏剧内容的陈旧、形式的僵化、程式的固定、语言的文言方式、讲究音律等都限制了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的转换。近代“改良戏曲”的呼声很高，但如何改，改什么，却始终没有答案。正是西方的话剧为“戏剧改良”提供了范本，提供了新的戏剧观念、新的戏剧审美标准。近代的话剧翻译以及由话剧所确立的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西方戏剧观念奠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基本类型。中国现代戏剧事实上是在近代翻译戏剧的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的。

中国新诗真正的开始是在“五四”时期，胡适首先从理论上倡导并亲自“尝试”用白话翻译西洋诗歌，用白话创作诗歌，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文体。胡适自己承认，他的新诗、理论及“尝试”正是在外国诗歌的启示和影响下而产生的。因此，正如朱自清所说，新诗不是“出于”旧体诗的渊源，而是直接“接受了外国影响”，“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75]。从新诗发展史来看，正是先有外国诗歌白话形式的翻译，然后才有白话新诗的创作。中国诗歌从旧体诗转变到新诗，关键是诗体的解放，即胡适所说的“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其实是对西洋自由诗在理论上的一种概括，所以，可以说，没有外国诗歌形式和诗歌观念的输入，就没有现代新诗文体。

相对来说，散文是一个不容易界定的概念，不论是古代散文还是现代散文，其含义都比较笼统，没有严格的限定。但与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相比，其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现代散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审美风格、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种类等方面都不同于传统散文。中国现代散文是在“五四”时才形成的，它的形成与西方散文理论、散文观念、散文文体的输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鲁迅认为散文在“五四”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的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76]。现代散文“取法”西方散文是很多的，现代散文中一些重要的种类如散文诗、报告文学、杂文、美文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文学翻译对中国“五四”新文学最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对文学意识的影响，并进而最深层地影响“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质。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文学意识上不仅仅只是表现在语言表达的丰富与新颖、语言的风格变化上，更表现在从深层的角度对文学思想和文学思维最根本的影响上。因而，文学翻译对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和问题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文学意识的影响，或者说可以从思想意识的层面进行阐释。

翻译对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增加汉语的词汇，这些词汇不仅仅只是作为工具性语言的物质名词，更重要的是渗透着西方文化意识的新的术语、概念、范畴甚至思维方式。它们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从而使传统的文化意识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五四”时的现代文化意识就是以此为契机而形成的，蒋百里认为翻译“其态度之表面似为模仿，而其内在之真精神乃为创造”，所以“翻译事业与国语运动互为表里”，“翻译事业即为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则藉翻译事业而成功”，“今日之翻译推动作用，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今日之国语运动，与翻译事业成连鸡之势”^[77]。认识到翻译活动和语言改革具有内在的联系即文化意识的联系，这是近代对翻译最为深刻的认识。

翻译，对于汉语词汇、句法结构来说具有创造性，它表面上输入了西方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实质上输入了新的文化意识，输入了新思想。“欧化”这个词不仅是中国文学在行文上欧化的表现，而且在深层显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显示了文学文化的深刻西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最为根本的地方。通过翻译输入的新术语、新概念、新范畴，也就是输入的新思想、新意识、新思维方式。从建设新的现代文化意识体系的意义上来说，翻译对现代文化的形成及其作用和意义是深远的，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影响是深远的。

在翻译的技术层面上，具体的物质名词和日常生活名词，不存在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而抽象的文化词汇，由于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与深刻的隔阂，因此明显有可译与不可译，译得准确与译得不准确的问题。翻译在根本上就是文化的交流对话，是思想文化的输入。不可译之硬译，译不准确之硬译，从语言上来看，它们不是寻找相对应的词语，而根本上是输入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思维方式，因而从根本上是输入新的文化意识和新的精神。就出发语来说，它具有创造性，即语言是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能否被理解与翻译的技术没有根本关系，而在于翻译对象本身。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鲁迅说：“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78]中国一般读者要想看懂它，谈何容易？鲁迅是反对解释式的“曲译”“意译”的，反对对外国的东西进行中国式的比附，而主张“直译”“硬译”。所谓“直译”“硬译”，本质上是硬性输入。这种硬性输入对中国现代文化意识的作用是很大的，也在根本上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熊月之先生说：“语言的变化，连带着观念形态的变化，思维习惯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化。汉语复音词增多，表达方式的演进，白话文的兴起，无一不与日译新词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79]这里所说的“日译新词”本质上也是西方词汇，“日本人创造了一些新名词来表达从西方传来的新概念，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谭汝谦认为，中译日书“在迁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又使一大批日本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促使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现代话运动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80]。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输入新的西方文化，这种新的文化会对旧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很大冲击从而导致旧文化的“西化”；但另一方面，新文化在输入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受制于翻译者的知识结构、文化意识和翻译目的，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旧文化体系，具有旧文化特征。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双向运动关系：翻译文学冲击传统文学，使传统文学向现代方向转化；同时，传统文学又具有强大的韧性，它承受住了冲击并化解冲击，并从根本上同化了翻译文学。一方面是“以西化中”，即主动地用西洋文学来改造中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学的变革；另一方面是“以中化西”，即西洋文学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等多重原因而自觉地被同化、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双向互动运动中前行的。正如陈平原在评论中国近代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时所说：一方面，“西洋小说的翻译介绍，为理论家的思考提供了另一个参照系，使他们得以在中西小说的比较中更深入地了解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所可能具备的潜在能量以及艺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人们又“用西方小说眼光反观传统诗文小说笔法来解读西方小说技巧，两者互为因果循环往复，不断推进了文学运动的深入以及小说理论的成熟”^[81]。所以，翻译在旧的文化意识体系内不断增加新质，潜伏着后来文化变革的契机，后来的文化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在翻译的促进和诱导下发生的。翻译通过把西方文化意识内化为民族化、中国化的文化意识，在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同时也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

最能够显示出文学翻译的双重性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双向运动关系的是新诗。没有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就没有现代新诗文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还需要限定和补充说明的是，如果没有“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以及与此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内在的新文学运动，仅有外国诗歌的输入，也不可能产生新诗。其实，中国人对西方诗歌的翻译很早就开始了。据钱钟书考证，最早被译成汉文的英文诗歌是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时间是1864年。而这首诗“也很可能是任何近代西洋语诗歌译成汉语的第一首”^[82]。之后，王韬、严复、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等以及其后成为新文学开创者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自由的西洋诗一经他们翻译，全成了中国古典诗词。西洋诗歌在中国诗歌的语境下显然“归化”了。近代诗歌翻译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传统形式与西方“新意境”“新思想”之间的矛盾。但由于翻译者们固守某种翻译观，总是在西洋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求对应转换，所以始终摆脱不了旧体诗歌形式上的束缚。译诗虽然对旧体诗具有破坏性，并推动旧体诗向新诗转化，但译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体诗。相反，倒是旧体诗改变了外国诗，使西洋的自由诗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性质。最后让译诗恢复自由性质的恰恰是新诗，正是新诗本身导致了译诗从旧文体向新文体的转化。

新诗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古典诗词在形式上的过于僵化，在内容上的过于陈腐，不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西方自由诗的影响，西方自由诗在翻译成中国古典诗词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中国古典民间诗歌，中国语言的白话文传统，以及胡适等人的天才性创造等都是促进中国新诗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新诗产生过程中，新诗观念的最后确立显然最重要。传统诗歌文体观念不改变，旧的文学意识不改变，新诗观念不确立，西方诗歌的汉译就不过是旧有中国传统诗歌文体和传统思想的转手而已。所以，现代文化意识及其所导引的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观念是新诗产生的最深层的原因。当然，文化的变革和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生又都与翻译文学包括诗歌翻译的冲击有关。因此，翻译诗歌的作用和意义是双重的，其运动是双向的：既向传统靠拢，又向现代嬗变。胡适新诗纪元之作是《关不住了》。这首诗究竟是创作还是翻译，还难以确定。现在看来，它明显属于翻译，但在当时，由于它的巨大创造性，由于它对传统诗歌和传统诗歌模式的巨大突破，很难把它简单地定性为翻译。不论是对于诗歌翻译还是对于诗歌创作，它都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新诗翻译的先锋，也开创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先锋。因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诗歌翻译与新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现代戏剧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学样式。比起小说、诗歌翻译来说，戏剧翻译比较迟，20世纪初才开始。1907年曾孝谷翻译的《茶花女》第三幕可以说是中国对西方戏剧的最早翻译。之后，李石曾、陈景韩、包笑天、徐卓呆、陆镜若、许啸天、周瘦鹘等陆陆续续翻译了许多西方戏剧。这些翻译对中国传统戏剧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引发了戏剧观念变革，但中国现代戏剧的真正产生则是在中国现代戏剧观念确立之后。“中国现代戏剧观念，就是中国现代文化观念在戏剧领域的反映和表现。它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纷至沓来的西方文化、戏剧思潮与观念的启蒙下，形成的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如象征、表现、唯美主义等）话剧为主要体裁，能够反映现代生活与审美意识的一种全新的戏剧文化观念。”^[83]因此，中国现代戏剧真正产生的时间是在“五四”新文化之后。戏剧翻译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戏剧就没有中国现代戏剧。但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现代戏剧观念对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新文化运动导致了现代戏剧的发生。

小说和其他文体也一样。现代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其中，现代文化意识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小说虽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潜伏了许多新质，并且这些新质成为后来颠覆传统小说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特别是西方现代意识的小说，“五四”之前的近代小说在本质上属于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正是这种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但这个过程并不绝对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决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后来的文化革命以及由文化革命的深层原因所决定的文化意识的革命。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文学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只是一方面的动力，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来说，它的作用和贡献是有限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来说，翻译在根本上是外部力量，外力毕竟是外在的，它的作用主要限于动摇中国传统文学，它给中国古代文学输入了很多新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渗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埋下了伏笔，但并不预设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对发生。文学翻译为中国现代文学暗示了发展方向，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终发生还取决于中国文学内在运动、内在的契机、内在的条件，即从根本上还取决于内力。文学翻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文化意识，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体方式、新的感知模式、新的表达经验，但这些是否被借鉴、能否被借鉴则取决于中国文学从外部到内部的种种环境和条件。

【注释】

[1]巴赫金：《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343页。

[2]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

[3]同上，第391页。

[4]同上，第443页。

[5]巴赫金：《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张杰、樊锦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6]同上，第339页。

[7]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8]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9]同上，第96页。

[10]同上，第76－78页。

[11]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12]同上，第117－118页。

[13]同上，第37页。

[14]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15]巴赫金：《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张杰等译，1987年，第26页。

[16]同上，第77页。

[17]同上，第279页。

[18]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9]金元浦：《“间性”的凸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20]同上，第11页。

[21]转注：《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1页。文中未注明的引文皆出于此。

[22]王充：《论衡·自纪》。

[2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2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

[25]黄楠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26]李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页。

[27]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转引自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28]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

[29]许均：《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0]廖七一等：《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31]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32]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33]严复：《天演论·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

[34]许钧：《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辞海新知》，2003年。

[35]同上。

[36]汪堂家：《可译性、不可译性与思维模式的转换》，《辞海新知》，2003年，第11页。

[37]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见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第64页。

[38]同上。

[39]张泽乾：《翻译百思》，转引自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0页。

[40]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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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王韬：《漫游随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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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3卷，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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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马建忠：《拟投翻译书院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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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52]蔡毅：《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海外等值》，《中国翻译》，1995年6期。

[5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文集》第5册，第1332页。

[54]严复：《与张元济书（二）》，《严复文集》第3册，第527页。

[55]傅斯年：《译书感言》，1997年版，第151页。

[56]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三卷，第41页。

[57]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家学说及西洋哲学之变》，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书店影印版1987年，第1页。

[58]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59]天虚我生：《〈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序》，乐麓书社，1987年版，第5页。

[60]周作人：《周作人文集》（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版，第249页。

[6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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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64]转引自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65]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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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陈平：《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4－237页。

[69]《鲁迅全集》第4卷，第382－386页。

[70]转引自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页。

[7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

[72]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73]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集》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74]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集》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4－25页。

[75]朱自清：《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84年，第87页。

[7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76页。

[77]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改造》三卷11期，1921年7月。

[78]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59页。

[79]王力：《王力文集》第1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96页。

[80]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导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8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页。

[82]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83]陈平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