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学现实

第二节　现代文化意识与“五四”新文学现实

新文学运动的过程特别是结果并不是按照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的理论或逻辑运作的。如果说，发动白话文运动是正确的，那么胡适等人的理由并不是关键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文化意识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至关重要。但“五四”文化意识革命并不是独立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五四”新文学现实即是“五四”白话文运动。

胡适主张废文言用白话的理由很多，但似乎都不成立。所以单就胡适的理由来看，林纾和“学衡派”反对白话文是有道理的。但是，“学衡派”反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有道理并不说明他们反对白话文本身有道理；胡适所讲的提倡白话文的理由不一定正确，这也不能说明胡适提倡白话文本身是错误的。“学衡派”只是在反对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五四”白话不完全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由也不完全是胡适所讲的理由。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重要”并不是胡适所说的“重要”，它的作用和意义远比胡适所理解的要深远得多。白话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当然也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导致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根本性原因。胡适主观上所提倡的白话文即国语实际上和“五四”白话是有本质区别的。胡适所倡导的白话实际上主要是古代白话和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主要是作为工具层面的白话。作为语言，它不具有独立性，构不成语言系统，实际上附属于古代文化意识体系。而后来社会上通行的白话则是以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作为形式主体，广泛地吸纳古今中外的语言养分而形成新的语言体系。在词汇上，它承续了一部分渗透古代文化意识的术语、概念、范畴，同时又大量吸收了渗透西方文化意识的术语、概念、范畴。因而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它已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古代语言，也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新的文化意识，而且是一种开始独立的体系。

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交流对话的原因，“五四”白话运动远远超出胡适等人的语言工具运动范围，而从“意图”的文学改良运动走向了“事实”文学革命运动，这与白话所渗透的新的文化意识有最为紧密的联系。虽然陈独秀理论上是把思想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独立分开运作的，而且没有看到其中渗透的文化意识，但事实上，它们都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五四”白话文运动既是语言工具运动，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化意识的革命。反过来说，“五四”思想革命、文化意识革命不是抽象的，而是以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表面上，白话文运动在先，思想革命、文化意识的革命在后，即周作人所说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但实际上，“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思想革命、文化意识革命具有一体性，也就是说，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历史来说，白话文运动在表面的语言工具运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思想、文化意识革命的性质。其根本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如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意识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如胡适、鲁迅等有长期的海外留学经历，由于受西方文化意识的影响，他们的言说和表达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5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作《先秦文学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虽然他谈论的仍然是孔子、庄子、墨翟等人以及《易经》等先秦典籍，其问题也没有超出古人的范围，但言说和表述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在思想上也与古人有根本性的差异。言说和表述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式，它并不简单地只是语言形式，话语本身蕴含着文化意识及思想意义，不同的言说即有不同的思想意识，表述的不同即思想意识的不同。古代文化意识体系中的“先秦文学史”与西方文化意识中“先秦文学史”在思想上具有根本的差异，并非只是表面的语言不同，而是根源于两种文化意识的不同。所以，“五四”之初的经典性文本，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国哲学史》、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什么是新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作为现代白话文本，其内涵已远非古代白话所能涵盖。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白话即现代白话，具有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一种新的思想思维方式，渗透着新文化意识。胡适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时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6]这虽然也是白话，但就文化意识的层面来说，已非昔日白话。这里，“哲学”“定义”“问题”“根本”“学问”等表现为白话的外表形式，其本质上是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些词能够从文言文、古代白话、民间口语中找到词源。也就是说，单从词语上来说，它不是新的，但从思想、文化意识上来说，它却是全新的。它是西方语言的汉语方式，它反映了言说者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变化，这已经不只是白话作为语言形式所能解释的。可以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把这种变化看成是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也可以从语言的文化意识本体的层面把这看成是传统文化意识向现代现代文化意识的转变。

同样，当鲁迅提出“真的人”，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时，这里的“人”作为词语和文言文、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中的“人”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在文化意识、思想思维方式上却有天壤之别。民间口语中的“人”的概念可以说是“人”的自然概念，或者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里，“人”纯粹是一个符号，是工具性的符号，不具思想性，并且它们含义相反。古代文化意识语境中的“人”在内涵上是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正统的儒家“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在做人的标准和尺度上，中庸，克己，压抑个性、压抑本能，大义为重、生命为轻，重义轻利，这些于古人的“人”来说，都是“美德”。相反，鲁迅和周作人所说的“人”则可以称之为现代的“人”。“现代”人的概念更多地吸收西方的“人”的内涵，强调人的解放、平等、友爱、自由、权力，强调尊重个性、尊重生命这些西方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所以，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论文《人的文学》与其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白话文，还不如说是在语言的文化意识层面上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对“人”的新的“言说”，它更体现为一种新的思想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

反过来，从文化意识革命的角度来说，“五四”文化意识的变革与白话文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意识变革不能抽象地进行，它是通过白话的变革来实现的。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思想意识具有抽象性、客观性，先于语言形式而存在，人们只是用语言把它表达或表现出来，所以语言是思想意识的工具，思想意识是语言言说的方式。但现在人们已注意到：思想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思想意识就是语言本身，语言具有思想意识本体性，思想意识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因此，对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来说，文化意识革命就体现为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化意识革命在内容上非常复杂，但总体上具有两大趋势，那就是反传统和学习西方，表现为对西方先进文化意识的借鉴和对中国传统落后思想意识的批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态，二者在逻辑上具有整体性。这里所说的在文化意识上学习西方就体现为大量借用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来言说和表现问题。“民主”“自由”“人权”“理性”“哲学”这些“词”的变化是概念和范畴的变化，但更是深层的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当我们不再用“君”“臣”“忠”“孝”这些概念，而用“个性”“权力”“自由”“尊严”“平等”这些概念来言说人的意义和价值时，言说本身已经表明我们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意识的根本性改变。在思想上的反传统、反封建就体现为摒弃传统的术语、概念、范畴。当我们不再使用“礼”“仁”“纲”“常”“天”等这些封建性核心概念时，深层上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这种核心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因而中国现代文化意识的整体性变化就体现为语言体系的整体性变化。

文化意识的变革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深层动力，推动、导引白话文运动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文化意识。所以，“五四”白话文运动表面上是语言形式运动，但深层上则是文化意识的变革运动，语言形式运动表面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文化意识革命。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同时进行的，是辩证的过程，只是人们没有从语言学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罢了。事实上，正是白话文运动导致了“五四”新文学在理论上向思想层面的延伸。《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对于新文学运动来说，只是表述的不同和理论的侧重点的不同，在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上，它们并没有实际上的差别。胡适后来谈到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时说：“他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17]作为现象的描述，这是非常准确的，本质上，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文学革命”的命题是由“白话文运动”的命题演变而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理论上具有对应性，它们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即语言的工具层面和思想意识层面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表述。

不管是把“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文化意识的革命分成“第一步”和“第二步”，还是从理论上把它们二分为两个独立的运动，这两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实际过程中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既改变了白话文运动的性质，也改变了文化意识革命的性质。这种结合实际上把白话文运动变成了文化意识革命，把抽象的思想意识革命变成了具体的白话文运动。正是在这种白话文运动与文化意识革命的一体化过程中，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也就发生了现代转变。可以说，没有实际的文化意识革命，胡适理论上的白话文运动将不过如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样，只能是语言工具运动。同样，如果没有实际的“五四”白话文运动，陈独秀理论上的思想意识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和一种无法付诸实践的抽象的理论。晚清没有产生新文学，其中的原因很多，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晚清只有白话运动，没有文化意识的变革运动；二是晚清文化意识变革和语言运动之间是脱节的。

所以绝不能简单地在工具的层面上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因为这样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语言的本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本质。周作人正确地把“五四”白话和晚清白话区别开来，但是他根据使用的范围来区分，这又是非常浅表的。语言是工具，这是周作人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正是这种传统的语言工具观深深地限制了周作人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文化意识革命之间深层逻辑关系的认识。周作人一方面看到了“五四”白话与“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意识之间的联系，另一面却又不能从理论上突破语言工具观所设的限制，从而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矛盾。所以，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化意识革命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五四”时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当时就没有从理论上认识清楚，后来依然也没有认识清楚，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没有认识清楚。过去人们总是从内容和形式这样一种“一分为二”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和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总是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总是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总是习惯于把语言做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并且在形式和内容之间排一个主次和先后。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文字符号和文化意识之间可能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即文化意识在先，文字符号在后，至少对于中文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但文字符号的起源和语言的发生不等于语言的本质。语言和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难以分出先后，二者交互作用与影响，是互进关系。根据文字符号的起源过程来推断语言的本质特征的传统方式，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文字符号起源对于物质的指称是语言起源的一个方面，当然也是语言的重要特征，语言的确具有工具性，但这主要是就物质实在的指称意义上而言。而在文化意识的层面上，语言与文化意识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不是先有文化意识后才有渗透着这种文化意识的语言，而是文化意识就是语言本身，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化意识。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质观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笔者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只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而是深层的文化意识运动；“五四”文化意识革命是通过白话文来实现的，“五四”文化意识革命本质上也是语言革命，即从古代文化意识转向现代文化意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就是在文化革命的内在统一性意义上完成的。

“五四”文化意识革命不是在古代文化意识体系内部完成的，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说，“五四”文化意识革命主要是输入西方文化意识，特别是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理性、社会进化论等文化意识观念，也即引进新的文化意识观念从而达到对旧的文化意识观念的更新与再构。从语言上说，新的文化意识是以新的语言方式显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术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西方思想直接被转化为相对比较中性的白话，其思想性以白话术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表现出来。它不再被转化为古代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思考方式，不再被纳入中国古代的文化意识体系，这样就避免了西方文化意识被中国古代文化意识所淹没而产生变异。这里，白话不再是不带思想性的纯粹的工具性语言，不再是附属性的语言，而是新的独立的语言体系和相应的文化意识体系。作为新的文化意识体系和语言体系，白话不再是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它还包括文言词汇和直接从西方翻译进来的词汇。但不论是古代白话、民间口语、文言词汇还是外来词汇，它们脱离了原来的语言体系而置于新的语境中，其意义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思想的层面来说，许多古代白话、民间口语、文言文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五四”白话中都被赋予了新思想和新意义，因而具有创造性特质。

不论是对于民族来说，还是对于个人来说，语言都具有先在性。语言变革和文化转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重大的事件，它涉及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一系列深层的问题。并且，语言的变革不可能从内部发生，语言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语言变革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对话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人的血与肉，也构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是难以割舍的。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变是各种历史条件的偶然聚合，是一次艰难的转折。

我们承认“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具有历史的必然趋势，也具有民族心理根据。同时必须承认“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偶然性，正是这种偶然性导致了历史性的现实结局。而选择白话文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胡适最初只是在工具的层面上提倡白话文运动，但它却意外地起到了推动文化意识革命的作用。陈独秀的意识革命主观上是独立于白话文运动之外的运动，但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步骤”，它事实上是和白话文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体化的。这种一体化不仅改变了文化意识革命的性质，而且使文化意识革命成为可能。所以，“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把他们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和思想意识革命及其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确成功了，但并不是按照他们所设想的理论的逻辑而进行的，而有它自己内在的逻辑过程。搞清楚“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层的原因对于正确认识新文学现实和新文化的性质以及发展趋势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