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意识角度来看新文学之后的文学

时间：2023-02-26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五四”新文学的转变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政治使命感，但它的确有文化意识革命的目的，其文学的艺术性本身则是它更重视的。

从文化意识角度来看新文学之后的文学_文化意识的更新与再构

第三节　从文化意识角度来看新文学之后的文学

从宏观上说，社会文化转变是非常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指社会结构、经济、伦理道德、社会风尚、文化体制、哲学、文学艺术等某些个别因素的转变，而是指社会文化在总体性质上的根本转变。而微观上的转变则指社会的经济、风尚、体制、文学艺术等个别因素的转变。本章是从微观上简论文学艺术在当代的转变。在宏观上，第一次文学艺术的重大转变发生在中国古代文化轴心形成期，第二次发生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如何发生，由于春秋之前的史料比较匮乏，我们现代很难弄清楚。第二次转变是可以弄明白的，但认真研究的相关著作还没有看到。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到，从动因上，新文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来，在内政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全面失败；在外务上，中国在战场上一败再败导致外交上的丧权辱国，内外交困，中国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弱西强的鲜明对比，使“五四”时期比较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归来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不承认中国的落后是不行的，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器物、政治、体制上的学习是外表的，不彻底的，而文化才是根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文化意识和思维习惯，所以发动了新文化运动。这应当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路。中国文化向哪里转变，中国人要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一言以蔽之：“西化”，全面地学习西方。中国文化向西方转变是新文化运动非常明确的方向，理想的文化就是西方式的因科学和民主而富强的社会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当时的两面大旗。“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激进的文化革命运动，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和“西化”特征，中西文化融合论是后来的理论和事实。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理论主张和理想目标却远比后来的事实要激进得多。

“五四”新文学的转变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强烈政治使命感，但它的确有文化意识革命的目的，其文学的艺术性本身则是它更重视的。新文学是新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急先锋，负有开启民智、宣传新的思想意识的使命，但它的变革既是出于文学变革的天性，也是文化意识转变后文学自我意识要求的结果。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文学变革的途径，或文学内在的变革，但没有成功。“五四”时的这一次变革与以往不同，是因为它深受西方文学影响，本来是内在的动机却完全变成了外在的力量，内力转化为外力，所以具有彻底性。与新文化运动相比，新文学运动在政治目标上似乎更可以概括为“现代化”而不是“西化”。中国并不是因为文学比西方落后才进行文学革命的，政治上可以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文学上却没有先进、落后的区分，而只有艺术精神的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一点，“五四”文学的先驱们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五四”文学的革命动力是更为内在的，它不是为了向西方学习而革命，而是因为传统的停滞和保守而革命。新文学的根本是反传统，不满传统文学在内容上的腐朽和形式上的僵化，如果一定要说目标的话，那就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所以理想的新文学不是西式的，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在当时“现代化”即“西化”的意识导引下，新文学事实上是以西方作为楷模的，走“西化”的路子，从内容到形式深受西方影响。后来的学者们只看到新文化和新文学在现象上相似而认为它们在原因上也是一样的。在如何转向上，新文化和新文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解决大众的文化意识的角度着手，虽然当时看来较为平凡，但正是平凡才在不经意中潜移默化，是最深刻最切中要害的，因而也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中国文学现代转向的根本在于文化意识的现代性。

再看“五四”后新文学近九十年走过的历程，它与中国的政治变化发展过程一致，明显地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是在1949年，随着新旧政权交替，文化从过去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变为统一的一元文化。文学也是这样，过去各种文学独立并存，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在过去只是各种文学中的一种，现在则一枝独秀。过去的自由主义文学，代表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国的旧式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没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消遣文学则几乎销声匿迹。文学随政权的统一而统一了。虽然文学的一元化不利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文学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活力和创新精神，但从整个国家范围来说，还是单调了一些，与理想相距甚远，与1949年之前30年也无法相比。但仅就解放区文学这一流派而言，成就是巨大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间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等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为之一变。文化大革命在反传统和反现代西方两个方面都可称为极端。文化大革命在本质上是“西方精神”，在理论主张和精神上与“五四”是一脉相承的。刘小枫说：“‘文化革命’是现代化现象。”“60年代末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演化结果。”^[18]与“五四”相比，文化大革命是一样的激进、专断、盲目自信，与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有惊人相似。“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为了引进西方现代文化，而文化大革命不仅反传统，而且反现代西方，其目的是为了给西方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统天下扫清障碍，是为了建立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西方的激进一旦与中国劣性的东西结合起来，就表现出不仅超越于西方现代而且超越于传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尽管出于同样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与“五四”南辕北辙，走向完全相反的结局。“五四”的成功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样都是出乎预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次大倒退，既没有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也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文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艺术实际上变成了名存实亡的政治效用工具。

第三次是在1976年，文化和文学又为之一变，文学史上我们通常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最大特点是“拨乱反正”。显然，“拨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但批判的尺度是什么呢？所谓的“正”是什么呢？当时没有人提出这一问题，没有人对此进行论述，且从当时的实际做法来看，当时的“正”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正如杜书赢说：“当时所说的‘正’，是以文革以前为参照，为标准的，是要恢复到林彪、‘四人帮’搞‘乱’以前的样子，即‘反’回到以前的那个‘正’。”^[19]恢复批判现实主义，提倡真实性，主张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干预生活，为现实服务等。这些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四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再为之一变，这一次没有什么明显标志，但总体特征仍然明显。这一变化仍然是“恢复”而不是“转变”，在时间上是“17年”的前溯，实际上是回到了“五四”传统，即多元格局。和“五四”一样，这时的文学表现出强烈的以西方为参照物的特点，这一时期，西方大量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再次被介绍到中国并生根壮大。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再一次鲜明地面向世界并在世界格局中定位。和“五四”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化倾向其实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折中主义三大派，但无论哪一种倾向，其思想范畴和问题方式都没有脱离新文化范畴。在具体观点、具体方法、价值取向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显不同于“五四”，甚至还与“五四”有尖锐的对立，但却属同一范畴，都是新文化的。在文学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绝不同于“五四”时期文学，这种不同不仅是具体内容、风格、艺术方式、创作方法等具体艺术性上的不同，而且是文学类型的不同。尽管此时文学在向西方学习、文学观念的多样性、文学流派的多样化等方面都与“五四”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在文学上却不是同一类型的。

第五次是在新世纪（21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再次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思潮优劣并存，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加之全球化浪潮席卷着地球上每一个国度，再加上传媒业的发达，中国文学也全面开放，文学创作开始商业化。

通过以上管窥，我们可以看到，“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发生过多次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话语方式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思想意识和科学上、技术上深受西方影响，引进大量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这种引进还在继续，并且在思想上愈演愈烈，比如“后现代”“后殖民”“东方主义”“公共性”“全球化”“话语本身”等。在现象上，这与“五四”相似，但本质迥异。第一，从文化意识上来看，它与近代中西交流完全是两种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意识的交流，西方语言和文化意识不断被引进，必然冲击传统文化意识，并事实上最终瓦解传统文化意识而导致语言的变革。其文化意识则是在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形成，它与西方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并不矛盾，而具有兼容性。文化意识的西化特征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它要不断地吸收西方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与西方变化同步，封闭、保守、停滞自然违背它的本性。第二，新名词大爆炸，与过去几十年在对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上的不畅有关，它甚至不是形成这种不畅的淤塞的开通，而是长期积累的一个总爆发。只要保持国门的开放，应该说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所以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虽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冲击中国现代文化意识。

近年来文学理论上有所谓“失语症”的讨论，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化意识上的一次真正的自省，它的意义不应该仅仅限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界。所谓“失语症”，指的是目前人们“中断了传统”，解决“失语症”的办法是“话语重建”，即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但对于什么是自己的“话语系统”的问题，在理论界却各有自己的标准。有人主张回到“传统”，有人主张中西杂糅，有人主张对传统话语进行现代化转化。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一个无法解决的“怪圈”。所谓“失语”指的是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语”，提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现代文论的不满，目的是纠治“失语症”。但这些文章本身却深深地患有这种“失语症”。它们都是很标准的现代文论，还是以现代文论话语方式谈论问题，用的是它们坚决反对并准备取缔的西方话语。令人尴尬的是“话语”本身正是西方的术语或范畴。批评“失语症”的目的是反对中国现代文论。彻底反抗中国现代文论不应该如此谈论问题，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文论或者其他非西方文论，而这又是不可能的。真正的中国古代文论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失语症”不属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话语方式或问题范畴。而且，假如真的用传统话语方式来硬性讨论这个问题，现代人也不可能接受。正如许纪霖所说：“中国特殊性的思想内容只有通过渊源于西方的逻辑化，形式化加工，才不仅得以为世界所解读，而且也得以为现代中国人自己所理解。”^[20]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还用“诗品”式或者“金圣叹点评”式来评论鲁迅、巴金及当代新潮文学，那该是何等情形？

与文学理论的情况一样，20世纪“90年代”文学也试图超越新文学传统从而变革中国新文学，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努力成功了。的确，“90年代”文学明显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但这种变化已经到了转型的地步，比如莫言、王朔、余华、格非、孙甘露、吕新、马原、洪峰等人的小说及新生代诗。在精神上，“90年代”文学在文学意识上谋求审美变革，与“五四”文学确实一脉相承，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如陈晓明所描述的孙甘露在语言上的实验：“不厌其烦打破常规语义，把那些最不协调的字词和语句拼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一种怪诞的快感。”^[21]这种试验既属于艺术修辞学，也属于文学意识的内在局部嬗变。

用理性的方式反抗理性其本质还是理性，理性是不能在其内部超越的，真正的超越是用非理性反抗表现非理性。孙甘露等人的小说无论怎样打破现行文学意识常规，无论怎样陌生化，无论怎样去谋求文学的审美变革，它都还是在现行的文学意识之内，并没有超越，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冲击。现行文学意识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文学意识和现代文学意识的综合产物，它具有灵活性、柔韧性。“90年代”文学不过恢复了现代文学意识，是“五四”文学在思维方式上展开的继续和延伸，是现代文学意识在当代文学上的必然结果。文化意识作为一个系统，一方面在总体上具有规范性，具有对思维方式、世界观的规定、约束导引性。但另一方面在具体运用上，它又非常灵活，千变万化，奥妙无穷。当代文学在审美维度上的变化正是这种灵活性、奥妙性的变化。

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可以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划分为各种类型，但从文化意识的角度，“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文学只有一个类型，那就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国民政府曾经在军事和政治上统一中国，但在文化和文学上却从未统一过。相反，在这个时期，左翼文化和文学一直是主流。1949年以后的文学归于一元化，但不论是“17年文学”（1949—1966）还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文学，中国文学都没有脱离新文学的范畴。“17年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真实性、典型性、典型化等理论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借来的，因而“17年文学”在本质上还是“五四”传统，还是西方式的，只不过是不全面的“五四”传统和片面的西方式。“17年文学”属于“五四”新文学但不能涵盖“五四”新文学，是西方式的，但只是西方古典式，同时受苏联对西方古典文学理论阐释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西方化的，它是西方式宗教狂热在中国的一次表演，它是西方宗教精神在中国的一次消极爆发。太平天国已经有了这种初步尝试，他们以西方上帝精神为武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只是由于其政治实力有限而被扼杀了。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太平天国的文化精神的继续而已。

“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对于那些完全生活在古代文化意识中的守旧的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新文化，也无法接受新文化，所以新旧文化无法沟通，势不两立。意识的隔膜是最深层的隔膜，这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与“五四”传统则没有根本的冲突，真正理解了“五四”新文化的人是能理解，也能接受90年代的文化的。所以同样是新旧文化的冲突，同样是文化意识的变化，90年代与“五四”时期就根本不同。重读“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学术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思想文化学术话题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时代：学术界仍然在讨论“现代化”问题，在争论中西文化问题，或说“全球化”问题，还兴起了新的“国学”热，出现了新的激进主义和新的保守主义，其具体观点的雷同或重复简直让人惊奇。对这些话题可冠之以“后中西文化之争”“后儒学”“后西化派”“后新文化派”“后白话”之类的名称。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沿着“五四”的方向讲思想文化，文学其实也是这样。文学精神的多样化、创作方法上的多样化、风格的多样化与“五四”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化文学实际上仍然是“五四”文化文学的延续，这种定位实际上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中国历史上两次文化大繁荣——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时期都充分说明了多元、自由、竞争是文学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今天中国文学就再一次面临这样一个契机。

在前文的分析中，笔者已谈到现当代的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时极为相似。对“现代”不满，就只能向后回到“古典”或向前转变到“后现代”。虽然有人主张向后转，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说其他，仅就文化意识来说，回到“古典”就不可能。倒是“后现代”有许多鼓吹者，也有一定迷惑性。但中国文化是否需要转变到“后现代”或者说能否真正全面地转变到“后现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实践上的难题。

对“多元”的不满，就只能回到“一元”，就像秦朝“焚书坑儒”或者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或者把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路换一种形态再走一遍，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理论上，都看不出其好处在哪里。从理论上说，多元竞争似乎是一种乱而不稳定的现象，消除了多元竞争，保持“一元”就消除了那种所谓的乱而不稳定的现象，但这不是事实。文化的“安定”与“太平”常常意味着它的贫乏和保守，过分追求“稳定”往往反会失衡。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没有保持战国文化的繁荣局面，反而摧毁了中国文化繁荣机制。汉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官方文化政策的一种选择，而在实际文化的运作中，“百家”从来就没有被“罢黜”过，只是时隐时显罢了。而且中国几千年保持稳定，正是“百家”与儒家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保持一种平衡的结果。假如文化实际上只是一家在运作，那一定是文化大灾难时期。文化真正的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也是这样，无论在作者的创作上还是在读者的需求上，都是如此，只有保持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互相竞争，文学创作才能保持活力，才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现在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处在“五四”未完成的“现代化”过程中，正处于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正处于中西融合并呈现出再度辉煌直至巅峰的态势……这是我们今天文化文学具有先进性的体现。仔细想想，文学艺术的转变实际上只能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到传统，回到古典，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真正地愿意回到古典，也不可能回到古典。二是“全盘西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倒不是没有人不愿意，而是事实上做不到。从文化意识上看，回到古典就是采用古人话语及思维方式，“全盘西化”就是割断历史，彻底废除传统。两者都没有现实的依据。所以单从文化意识的角度看，并不是想转变就转变。即使现代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文化转变，但能否找到合适的途径转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充满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寻求社会转变，但直到“五四”时期，才水到渠成地让人们的文化意识得以转换。现代社会，计算机、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等的确对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文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传统的小说越来越让位于影视文学、大众文学、消闲文学、网络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后者的地位越来越高，并有高过纯文学的趋势，等等。但这都是文学“技术”上的变化，它只是从文学载体或手段上加强了文学的“现代性”，而不是冲击“现代性”，它反而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文学的“多元”格局，所以当代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文化文学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注释】

[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2]何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

[3]陈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42页。

[4]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6]朱自清：《雅诗湖畔》，延边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7]朱自清：《春晖如画》，延边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8]周作人：《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16，717页。

[9]周作人：《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11页。

[10]同上，第773页。

[11]周作人：《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79—7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