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与“五四”白话

第三节　文化意识与“五四”白话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白话，也不同于“五四”时民间口语的新的语言体系。它在文化意识层面上深受西方影响，它与中国古代白话和现代民间口语的区别不在文字上而主要在渗透于语言中的文化意识上，它与西方语言的联系也在文化意识上。从工具层面而言，“五四”白话文与古代文言文、古代白话、当时民间口语的外在形态是没什么差别的，属于同一语言体系。但从文化意识层面来看，“五四”白话文与古代文言文、古代白话、当时民间口语则不属于同一类语言体系。“五四”白话文既继承了文言文的思想，也从民间口语中吸收了养分，但更多的则是大量吸收、接受、改用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正是站在文化意识层面上看，“五四”白话文与文言文相疏离而与西方语言具有相容性；也正是“五四”白话内在的文化意识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来看，他倡导白话的本意是要进行文学改良，但由于“五四”白话吸收了文言和西语中的文化意识和新的思维，使白话具有新的文化意识进而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超越了胡适的倡导。傅斯年说：“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异常的贫——就是字太少了”，“补救这条缺陷，须得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在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为我们造这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人的习惯，表示西洋的意味”^[11]。周作人说：“古文不宜于说理（其它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的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语之精密和艺术之美。”^[12]刘半农说：“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所具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13]朱经农说：“不过‘文学的国语’，对于‘文言’、‘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其重要之点，即‘文学的国语’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文言之精华，弃白话的糟粕，另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4]钱玄同说：“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在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自由加入。”又说：“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15]就连主张废弃文言的胡适也承认：“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变用文言来补助。”^[16]这都说明，“五四”“国语”既从方言口语中吸收成分，也从文言外国语中吸收成分，特别是西方语言以其新的文化意识浸入白话从而使作为“国语”的白话在文化意识的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作为“国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白话有根本的不同。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话。”^[17]茅盾则把“五四”白话称为“欧化的白话”。概括来说，中国古代白话主要是工具层的语言，它的内里是传统文化意识而没有自己的新文化意识，它依附于文言文，是文言文的附庸和补充。“五四”白话文不仅采用了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的形式，而且还吸纳了文言文和西语的思想，特别是西方语言在文化意识层面上被广泛深入地融进“五四”白话，它深刻地影响了“五四”白话文的性质。“五四”白话是一种不同于文言文，不同于古代白话，也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新的语言系统。

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根源和标志，而思想正是文化意识存在的形式，文化意识体系在深层意义上决定了人类的思想体系。在文化意识性质上，“五四”文化意识从根本上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相应地中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就白话文学而言，古代白话文学与“五四”白话文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白话的形式即不在于白话作为工具的层面上，而在于其文化意识的不同，也就是思想思维根本的不同。所以朱希祖说：“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体系，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体系。”“文学的新旧，不能从文字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若从文字上讲，以为做了白话文，就是新文学，则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很多，在今日看来，难道就是新文学吗？”^[18]钱玄同也说：“我上面所说从前有白话文学，不过叙述过去的历史，表明以前本有白话文学罢了；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19]这本是极中肯的意见，也是极重要的意见，但当时却不被重视，或者说不被理解。胡适把《尝试集序》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就把这段文字删去了。

总体上说，“五四”时期的文学界并没有把新文学到底是白话文学还是古代白话文学从理论上去区别开来，其原因源于传统的语言工具观，没有看到语言本体就是文化意识本身。

从文化意识入手来发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真正切中要害。但为什么文化意识是要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和缔造者们却没有在文化理论上把问题厘清。中国文学要进行现代转型，必须废除旧的文学意识，这是正确的。事实上，先驱者已经认识到旧的文化意识与文言的关系。钱玄同说：中国文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的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20]。但文言与旧思想之间是如何联系的，究竟是文字与文化意识的联系，还是语言作为体系与文化意识之间的联系，他没有厘清。

文言文在工具层面上与其他语言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在文化意识及思想层面上，它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并因此而与其他语言包括现代白话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的文化意识作为一个体系与文言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深层上规定了文言文是作为一个体系而存在的。具体来说，就是渗透着文化意识的概念、术语、范畴和思维方式从深层上使文言文在思想方面成为整体。表面上，中国古代人思考什么和如何思考是自由的，但要表达不同的观念，却无法超越古代文化意识范围，古代文化意识内在地规定了言说什么和怎么言说，这是文化意识作为体系在思想上的本性所决定的。传统文化意识作为体系形成之后，中国古代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性质就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大致定型了。之后，中国思想虽然不断地发展，但总体上都在古代文化意识所指涉的范围里变化。中国文化要彻底转变，必须从文化意识入手，必须要改变文化意识体系和话语方式，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得以迅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观察到了古代文化意识和古代思想之间的关系，观察到文言文与古代文化意识之间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要进行文化和文学革命，必须废除古老的文化意识，但对于为什么，却缺乏理论依据。因而他们对所提倡的白话文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白话文可导致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生的问题，无法从文化理论上阐释清楚。正是因为如此，“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的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白话文运动并非按照胡适的设计而发展而是远远地超越了胡适的理论。现在看来，胡适提倡废文言的理由很多是值得商榷的。胡适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21]这个结论没有充分根据，似乎也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白话文学固然很多，但优秀的文言作品更是不可胜数。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自古就存在，但真正表现艺术精神的，代表民族文学水准的主要还是文言文学。胡适提倡白话的理由没有说到要害处，他没有理解语言的本质。“五四”白话文运动本来是在语言的文化意识层的革命，进而在思想层面上的革命，其价值和意义主要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