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妹形象嬗变的合理性

十三妹形象嬗变的合理性

十三妹由前半部侠女形象转变为后半部的贤妇，其中的嬗变引起很多争议。鲁迅认为：“十三妹未详，当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45]孙楷第先生也认为：“小说中之十三妹，前半则剑气侠骨，简直是红线隐娘一流。及结婚后，则菊宴箴夫，想作夫人，又平平极了，与流俗女子无以异。一人人格前后不调和如此，真是怪事。”[46]萧军还作有一首《题“十三妹”》诗：“儿女英雄气短长，短衣匹马奉萱堂。无端嫁得豪门婿，输却十三妹字香。”[47]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太田辰夫从环境改变的角度出发，反对孙楷第的看法：“孙的这个论断，是不能同意的。就以儿女与英雄一身兼备来说，也是理所当然地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两者哪一个是明显化，哪一个不明显化，何玉凤前半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后半是作为儿女情形象出现，这是由于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由此而看成如同张冠李戴一样的不自然，那是不恰当的。”[48]刘叶秋认为：“像《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前为奔走江湖、性格豪放的侠女；后为不出深闺、安娴静雅的贤妻；性格迥异，似乎前后判若两人，或遂以此为作者病。实际十三妹虽然幼习武艺，而出身士族，也受过封建大家庭的礼教熏陶，诗书教养，未尝没有室家之念。只缘父死之后，避祸远行，一心惟想报仇，形成嫉恶的刚肠，除奸的侠胆，到处济因扶危，为人排难解纷，替邓九公制服海马周三，为安公子诛杀能仁寺的凶僧，有如见首神龙，难测踪迹。后来知道仇敌明正典刑，心事已了，又被安学海安排‘圈套’，纳入安乐窝中。生活环境的改换和善于辞令的义妹张金凤的‘说词’，使她胸中原来‘退避三舍’的儿女之情，重被唤起，终于同意与张金凤共嫁一夫。她的性格和言行的变化，完全合乎她本身的逻辑。作者对她的前后描写，各极其妙，只能说是成功，不应算作失败。”[49]陈平原认为：“十三妹之所以性情豪爽，武艺高强，只是因父亲膝下无男，从小被当男孩教养（第八回）；作家提醒读者注意，弯弓击剑、落拓不羁的十三妹，乃‘不得已而为之’。一旦机会成熟，自然便该还其‘本来面目’（第十八回）。如此说来，所谓十三妹性格前后不一致的批评，很可能落空。”[50]

笔者也对十三妹的嬗变持肯定的看法，在此补充一条理由。十三妹的转变，人们看到的是侠女被说教感化的一面，比如安学海对十三妹的劝解，尤其是第二十六回张金凤说了何止万言的规劝，却往往忽略孤女被亲情感化的另一面。

毫无疑义，十三妹是侠女，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孤女：(www.guayunfan.com)更可怜那姑娘幼年丧父，正是用着母亲抚养照料的时候，母亲又没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个老实不过的人，及至逃难至此，一病不起，连他自己的衣食还得女儿照顾，姑娘何曾经过人这等珍惜怜爱过来？（第二十回）

孤女最缺乏的就是关爱，而十三妹初遇安太太，安太太便对她关怀备至：

说着，便拉了他的手，问长问短。恰好一个婆儿送上茶来，安太太接来，便搁下那个茶盘儿，自己端着碗，送到他口边，让他喝两口热茶。一会儿又用手指头给他理理头发，一会儿又用小手巾儿给他沾沾脸上的眼泪，一会儿又说：“这一个褥子薄，再垫个坐褥罢，小心地下的凉气冰着。”一会儿又说：“没外人在这里，只管盘上腿儿坐着，看压麻了脚。”——也不知要怎样的疼疼那位姑娘才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脚儿天生的不会盘腿。（第二十回）

十三妹“看了这番说话、行事、待人，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儿原来还有这等一个境界，他心里顿觉甜苦寒暖大不相同，便益发合安太太亲热起来”。当她以为安太太晚上要走时，“便有些意意思思的舍不得，眼圈儿一红，不差甚么就像安公子在悦来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撇酥儿！”此等描写，写出了孤女对亲情的渴望，令人信服。

而到了京城，十三妹认舅太太为干娘，舅太太对她的呵护更是无微不至：

舅太太见他这个样儿，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时手里正给他作着认干女儿的那双鞋，便叫他跟在一旁，不是给烧烧烙铁，便是替刮刮浆子，混着他都算一桩事。实在没法儿了，便放下活计，同了张太太，带上两个婆子丫鬟，同他从阳宅的角门出去，走走望望；回来又掉着样儿弄两样可吃的家常菜他吃，也叫他跟着抓挠。到晚来便讲些老话儿，说些古记儿，引得他困了好睡；睡不着，一会给他抓抓，又给他拍拍，那么大个儿了，有时候还揽在怀里罢不着睡，那舅太太也没些儿不耐烦。那消几日，把姑娘的脸面儿保养得有红似白，光滑泡满，心窝儿体贴得无忧无虑，舒畅安和。（第二十四回）

这是一段充满温情的描写，舅太太用母爱熨帖了十三妹那颗冷透的心。怕十三妹闲着，就想法给她找点事干，或者出去走走，回来再做几个好菜，晚上又给她讲故事，怕睡不着，甚至搂在怀里“罢不着睡”（弥松颐注：即像催促婴儿入眠那样哼哼着，使之入睡），在舅太太眼中，十三妹哪里还是什么侠女，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需要关爱的孩子。在这种关爱下，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等到邓九公父女来到安家时，十三妹已经彻底变了样子：

褚大娘子见过众人，连忙过来见姑娘。见他头上略带着几枝内款时妆的珠翠，衬着件浅桃红碎花绫子棉袄儿，套着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绉绸银鼠披风，系一条松花绿洒线灰鼠裙儿，西湖光绫挽袖，大红小泥儿竖领儿。出落得面如秋月，体似春风，配着他那柳叶眉儿、杏子眼儿、玉柱般鼻子儿、樱桃般口儿，再加上鬓角边那两点朱砂痣，合腮颊上那两点酒窝儿，益发显得红白鲜明，香甜美满。褚大娘子一看，心里先说：“这那里还是一年头里跑青云山的十三妹了呢！”（第二十四回）

这实际说明嫁给安骥之前，何玉凤已经气质大变，非复昔时那个闯荡江湖的十三妹，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告别江湖、回归家庭的女性。即使不嫁给安骥，也不会再成为侠女。嫁给安骥，成为贤妻，则是这种生活的延续，而并非突变。

婚后的何玉凤做了三件事：

1．激夫进取

安骥婚后变得风雅，何玉凤借行酒令来劝解，何玉凤的酒令云：

赏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琼林酒？

对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

安公子听完给予的是“俗、腐、丑”的评价。后世的研究者亦持类似观点，如胡适说：“这位‘超人’这一跌未免跌的太低了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超人’的堕落；这不过是那位迂陋的作者的‘马脚毕露’。”[51]张恨水在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还不忘批评：“菊花一宴，把两个如花似玉的一对双凤，却发出那一番腐论，真个是六月心里的馒头，馅子都酸透了。”[52]胡士明亦评价说：“一个见解高超的侠女，一下子又变得如此庸俗不堪，要她丈夫置身通显，插金花，赴琼林宴，而她自己也要作夫人。所有这些性格描写都违背生活的逻辑，都不过是作者封建庸俗思想的演绎和图解，因而显得极不真实。”[53]笔者倒认为不必对此苛以深文，何玉凤能仁寺救下安骥、张金凤后，即慷慨赠安骥二百金，赠张百金，何尝是个以富贵为念的庸俗女子？她的酒令见解说不上高明，却反映出社会普遍心理。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心理都是追求世俗的幸福，如曹雪芹、吴敬梓那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实在是凤毛麟角。与曹雪芹、吴敬梓相比，文康的思想不够深刻，却更贴近现实人生。郑板桥《仪征县江村茶社寄舍弟》中曾言：“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乎！”[54]道出了时代文人的心声。周作人也曾指出：“《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55]是以笔者以为何玉凤的酒令未可厚非。退一步讲，如果任由安公子整日诗酒寻欢，留连闺房之乐，难道就不庸俗？

2．夜半擒贼

防火防盗历来是家庭的重要注意事项，因为这两者危害性都很大。《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一回至一百一十二回，写贾家遭盗，贼用熏香将妙玉劫走，可谓猖狂至极。何玉凤回归家庭，在家庭的安全问题上，依然有用武之地。安家因操办安骥与何玉凤的亲事，“只因这日邓九公帮的那分妆奁过于丰厚，外来的如吹鼓手、厨茶房，以至抬夫、轿夫这些闲杂人等过多，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黄的，银子是白的，绫罗绸缎是红的绿的，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时看在眼里，议论纷纷”（第三十二回）。引来四个贼的夜半光顾。四个贼打得如意算盘，先用熏香迷倒众人，然后用双股绳褪下门闩，便可以下手偷窃。谁想撞到何玉凤手中，仿佛是读过《人事通·防贼用弩箭极妙》条[56]，何玉凤手持袖箭，暗地里先将解门闩的贼手拴住，又一袖箭将房上的贼打了下来，于是惊动大家，将四贼拿住。四贼还没见着何玉凤，便被何玉凤干净利落地解决，可见十三妹的身手。安家位于北京西山，有这样的侠女护家，安家的安全可无忧矣！

3．料理家政

贼不常有，家务事却是天天要料理的，安学海不善治家，安骥婚后，家务事一概交予双凤管理，而主要以何玉凤为主。何玉凤也“早把从前作女儿时节的行径全副丢开，却事事克己，步步虚心的作起人家，讲起世路来。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羞脚的小家气象。……因此，该说的就说，该问的就问”（第二十九回）。何玉凤抓住主要问题——地租的亏收，进而揪出家中老圈地的迷失问题，责成专人丈量土地，“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的佃户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甚么人手里”（第三十三回），堪称行之有效的办法。书中第三十六回还写到戴勤由于误事，尽管身为何玉凤的嬷嬷爹，也遭到了何玉凤的严厉斥责，这是作者特别安排的一个情节，目的是突出何玉凤的赏罚分明，不偏不倚。

以上何玉凤的表现，绝非流俗女子可以相比，孙楷第先生“与流俗女子无以异”的说法，看来是要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