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

四、 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

作为江南富庶之地，江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

考古时期。江苏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石器文化，如南边浙江有河姆渡文化（约前4360年—前3360年）、良渚文化（约前2750年—前1890年，部分在江苏南部）等，北边山东有大汶口文化（约前4040年—前2240年，部分在江苏北部）等。从考古时期的历史发展看，江苏当时的文明程度不及周边地区。

三代和战国时期。江苏文化的组成是吴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这些文化的内容都与中原文化有别，但总体上都在积极地与中原文化互融，有的时期还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如楚国、吴国列位春秋五霸和楚国对南方的统一等等。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已成为本地文化的一个特色。也许由于南方文化的相对弱小，所以本地文化的影响和重大作用的发挥往往都体现出以智取胜的色彩，比如孙武的《孙子兵法》和范蠡的经商故事，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智慧的作用成为本地文化立足于世的基本点。

秦汉时期。秦末的农民起义和刘汉王朝的建立，这两个历史转折点使江苏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政治方面，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与本地有关，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反秦起义到刘邦建立汉王朝，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大都出于江苏。经济上，江苏继续着繁荣的形态，广陵等地的富庶已是“富可敌国”。但是，与中原地区相比，江南仍属“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司马迁语）地区。

六朝时期。这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造成了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出现，其中最大事件是永嘉之乱后的晋室南迁。南迁后，我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开始南移，北方居民大规模地迁徙江南。据学者研究，此期有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永嘉元年，千余户人家随司马睿渡江；第二次是成帝初年，为避石勒，淮南的居民和中原侨居淮南的居民渡江移居江南；第三次是康帝和穆帝时，桓温北伐关中，南归时秦雍居民随之南迁；第四次是淝水之战时，前秦苻坚北逃，中原居民乘机南渡；第五次是刘裕北伐时，河南等地收而复失，中原居民再次大规模南迁。五次南迁后，长江流域的侨民总数约有七十万人，中原居民平均八人中就有一人南迁，南方居民中平均六人中就有一人是中原侨民，东晋时仅江苏境内就专门设置了二十三个侨郡、七十五个侨县，安置侨民约二十六万人，建康周围的扬州、南兖州、南豫州等州郡的人口达二百四十万，占当时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强。大量南迁的移民是南朝恢复经济、发展经济的重要保证。同时，移民的增加使江南得到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的文化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江南的地位日益提高。唐至五代时期，江南社会相对于中原地区更加安定，继续吸引着中原的各类人才。安史之乱的破坏再一次造成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南迁。自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再也没有离开南方。

两宋时期经济上江苏继续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时期，淮南、江东是全国提供财赋最多的地区。靖康之难后，半壁江山的南宋相对于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北方显得安定得多，南方的农业经济已经全面超过北方。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口的南北分布，两宋之交是个转折点，以前北多于南，之后则南多于北了。

元代时期。元初，江南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是，一方面元代统治时间不长，另一方面元代中期以后治国政策有所变化和统治力的削弱使南方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明清两代。此时期政治中心基本在北方，南方主要是以繁荣的经济来发挥自己的地域影响力，并且由于经济的支持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江南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也领先于其他地区。这一时期江苏人口进一步增加，以明为例，明万历六年（1578）的官方统计显示，南直隶的苏州府有600755户，松江府有218359户，常州府有254460户，三府合计一百零七万三千五百七十四户，户数超过了中原大省河南、陕西的总和。

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巨变中，江南是首先进入近代工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受帝国主义列强威胁最大、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