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所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和产业化为标志，人类社会迎来了一次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信息技术的创新性、渗透性、倍增性、带动性使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扩散，而且加速影响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未来学家等不同领域内思想敏锐的学者们开始用“知识生产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概念来描述人类正在或将要步入的社会阶段。尽管命名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我们正在进入的社会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对这个正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的定义与特征，至今各界也未形成共识。
我国2006年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而要实现信息社会，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以及与实现信息社会的差距，这就必然涉及信息社会的评价和测度问题。而测度什么、如何测度，这又取决于如何认识和界定信息社会。因此，认识和定义信息社会，是对信息社会进行评价和测度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具有哪些特征？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本书研究的首要任务。
本报告在总结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信息社会的定义与特征做一个初步探索，以作为本书信息社会评价研究的立论基础。
（一）信息社会理论的发展
从时间上说，对信息社会的理论探索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未来社会的研究，特别是西方学者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社会的研究拉开了信息社会研究的序幕。至今为止，人们对信息社会的研究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信息社会理论的早期探索阶段
信息社会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关于信息经济理论的研究。[1]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劳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知识生产、知识产业、信息经济的概念和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马克卢普的“知识生产社会”论、德鲁克的“知识社会”学说以及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等。
1962年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2]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这一概念，并称之为“第四产业”，书中分析了知识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特征和经济规律，阐明了知识产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的确立，其“知识生产社会”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研究成果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信息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导致了西方经济学领域宏观学派的形成。正是以他的研究为起点，西方经济学家们开始了对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深入而持久的研究。
1959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并预言知识将主导多元化和知识化的新社会。德鲁克把1968年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看作是断绝和不连续的。他认为知识是中心的生产要素，比技能和科学更为重要。20世纪60年代德鲁克的“知识社会”论指出了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关于社会断绝和不连续的观点在学术界也遭到一些质疑。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德鲁克关于信息社会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3]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学者对未来社会的研究。1963年，梅棹忠夫发表《情报产业论》，提出未来社会将是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社会的观点。1964年，梅棹忠夫发表了《情报文明学》，第一次使用“情报社会”一词。通常说的信息在日语中一般为情报，而日语中的“情报社会”对应的英文是“Information Society”，译为汉语就是“信息社会”。梅棹忠夫用动物进化的理论揭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日本学者对信息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对信息社会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日本经济的信息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日本信息产业曾一度领先于信息技术最早萌芽的美国。
1977年，波拉特在继承和发展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信息经济：定义和测算》九卷大型研究报告，对信息经济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提出了一整套测量信息经济规模和结构的方法，这种信息经济测度模式也被称为“波拉特范式”。[4]当然，他的理论也遭到一些质疑，一般认为波拉特对第一信息部门的评价过高，此外，波拉特范式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体系一般都难以满足这种要求。
总的来看，在这个阶段，学者们洞察信息社会，提出了关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生产的理论，虽然还不够成熟，也不能称为系统的信息经济理论或信息社会理论，但却为后来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也直接影响到日本“情报社会论”的提出。因此，这个时期的研究无疑为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2．信息社会理论的提出阶段
经济学家们对知识生产、信息经济的探索逐步走向深入，也引起了社会学家们对当时社会状态的极大研究兴趣。他们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的宏观角度描绘信息社会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信息社会理论正式提出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形成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
虽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概念的确立是日本学者的一大贡献，而真正对第一次信息社会进行详细论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59年贝尔首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贝尔发表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5]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1979年，贝尔又进一步探讨了微电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以前所讲的“后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信息社会。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不仅成为当时西方社会发展和未来主义的代表性理论，而且也对其后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信息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议，特别是他对阶级的结构变化、权力中心的转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也遭到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批评。
在贝尔的基础上，比较全面论述信息社会的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1980年出版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6]中，把人类社会历史概括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农业革命，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业社会。第二次是工业革命，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是当今社会正在进入的新时代，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结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人类将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本书和另外两部著作《未来的冲击》（1970）、《权利的转移》（1990）并称为“未来三部曲”，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并预测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其中有些观点已经在现实中得到证实。因此“第三次浪潮”学说更广为流传，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学说之一。
在上述学者对未来社会探讨的基础上，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1982）中首先用信息社会来描述未来社会，并且用大量的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的事实来对其进行解释和证明。在奈斯比特看来，信息社会始于1956年和1957年的美国，那正是美国工业的鼎盛年代。进入信息社会的第一个标志是1956年美国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白领”人员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第二个标志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辟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时代。在他列举的十个新方向中，最重要，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此后，奈斯比特还写了一系列关于信息社会影响的著作。他的信息社会理论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但他关于信息社会的划分标志也引起了一些质疑，许多学者认为：仅以美国1956年“白领”数量超过“蓝领”数量并不足以说明美国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这个判断标准尚值得推敲。
这一时期，信息社会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尽管学者们对信息社会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实质上研究的是共同的社会问题，而且几乎都是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研究的，尽管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为推动信息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3．信息社会理论的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学者们对信息社会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标志着信息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7]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掀起了全球关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热烈讨论。
德鲁克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知识社会概念之后，30多年来，他关于知识社会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1993年，他又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8]一书，对知识社会的概念做了进一步明确，并对知识社会的政治、企业组织、社会结构、管理革新和劳动就业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个知识社会是德鲁克构筑的一个自由而多元的理想社会模型。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围绕现代知识社会的管理问题展开的，其管理思想和理论已成为西方世界的热门话题，并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实践。
1997年，美国著名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9]一书中论述了网络技术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教育方式和娱乐方式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书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但是作者所描述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就是信息社会的表现形式。
同一时期，美国未来学家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10]、《认同的力量》[11]、《千年终结》[12]）中系统阐述了网络社会的理论，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信息社会的特征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在其最新力作《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13]中探讨了网络社会在不同文化和制度中的模式与动态，分析了世界范围内新社会机构的配置方面的共同性和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此前时期的一系列观点相比，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看法更为深刻，理论体系也相对完整一些。
1998年，加拿大学者斯特尔的《知识社会》[14]一书，围绕知识作为社会行为能力的核心观点，提出了知识社会学说。此外，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1995）[15]、《未来时速》（1999）[16]以通俗的语言，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充满激情和乐观的预言，也引起了人们对信息社会发展前景的强烈兴趣。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们对正在到来的新社会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们就开始关注西方学者的信息革命、信息社会观点，并陆续翻译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从9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开始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对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理论进行初步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也有部分专著面世，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信息社会的概念、基本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上，研究多数是初步的，非系统性的。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组织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也开始接受并宣传信息社会的理念。2001年G8《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17]中，正式确认了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这个历史潮流，而且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
联合国在2001年的千年首脑会议《经社理事会部长会议宣言》[18]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但指出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
2003年12月，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通过的《原则宣言》[19]中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共同迈入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时代，一个信息社会的新时代”，正式向全球确认了信息社会的来临。并在《行动计划》[20]中进一步指出“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正在不断演进，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反映出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技术和其他变革正在改变着信息社会发展所处的环境”。
2005年11月在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次会议[21]上，世界各国就信息社会的到来达成了多项共识，重申了各国元首“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发展的信息社会”的愿望和承诺。在此峰会的预备会议上，还鲜明地提出了庆祝“世界信息社会日”的提议，并在2006年3月举行的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批准，确定每年的5月17日为“世界信息社会日”。这也是信息社会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都提出了各自有关信息社会的发展战略。
我国政府也认识到信息社会即将来临这一历史趋势。2006年我国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目标更加清晰，正在出现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趋向”，要求我们“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22]2009年11月12日，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今非昔比。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②2010年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首次在中国上海成功举办，以“信息通信技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与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
上述情况说明，信息社会作为信息革命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这已成为目前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基本共识。这一时期的信息社会理论在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言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索，这些学说和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信息社会理论。
4．信息社会理论的深化阶段
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场抵御金融风暴的战斗中，科技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推动科技革命的强大动力来自于各国的信息技术，信息化越来越被全世界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也是推动城乡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更是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出路。
后危机时期，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个“大危机、大变革”的时代，③世界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正经历一场转型，信息化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时期，许多新的理念逐渐涌现，并正酝酿着一系列新的思想变革。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研究和讨论信息社会的视角也会发生很大的转变，这将使信息社会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尽管还没有出现系统化的信息社会理论，但是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无疑为本书研究的许多关注点埋下了伏笔。本书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将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前行。
通过上述四个发展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信息社会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信息社会理论从探索、提出、发
1471208．htm．
②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
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http：／／www．sina．com．cn．
③张德广．大危机大变革——中国学者看金融风暴下的世界经济．世界知识音像出版社，2010．展到深化，历时40多年，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分别从技术、经济、社会、网络以及文化等维度对信息社会展开探索，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并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总体上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信息社会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信息社会理论也已成为当代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且其中的很多思想和理念开始逐渐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并对国家战略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伴随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不断扩散，人们对于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认识还将不断深化。
（二）信息社会的定义
当前，无论在哪个国家，“信息社会”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信息社会的提法也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但到底什么是信息社会？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本节在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信息社会各种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书关于信息社会的认识。
1．国外学者对信息社会的定义
多年来，各国学者从技术、经济、网络、社会、文化等角度对这一新型社会形态进行了界定和描述，但真正给出确切定义的并不多。
马克卢普认为，知识生产社会的核心就是知识的生产，不仅包括发现、发明、计划等，也包括普及、传达等内容。[23]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意思是指工业化以后的过渡性的社会，是不同于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是从产品生产的社会转变成服务性的社会。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24]
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是依靠全新技术和开发新材料冲击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传统的信息革命浪潮，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即“超工业社会”，其实质就是信息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由于微电子工业、宇宙工业、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等这些低能耗工业的发展，将消除征服自然的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5]
奈斯比特认为，社会的类型取决于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人从事信息工作（创作、处理、分配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转变为知识，具有这样特征的社会就是信息社会。[26]
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27]
马丁认为，信息社会是一个生活质量、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技术开发利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生活的标准、工作和休闲方式、教育系统和市场都明显地被信息和知识的进步所影响。[28]
苏联学者H．莫伊谢耶夫认为，信息社会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同自然界、社会和人高度契合的社会。[29]
尼葛洛庞帝认为，所谓数字化空间，就是由电子计算机、电脑网络等基于二进制数码原理的机器所构成的一个虚拟符号空间。人类各种信息在这个空间中以更快的速度流通，而现代人类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可以进行现实社会几乎所有的活动。[30]
卡斯特认为，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联结的节点（Nodes），信息时代的主要概念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畴。[31]
部分国际组织不仅肯定了信息社会的来临，还对这个新型社会进行了界定。
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认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
G8在2001年的《冲绳会议宣言》中认为，信息技术驱动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本质是帮助个人乃至整个社会较好地使用知识和理念，而信息社会则是一个能够使人们更好发挥其潜力和实现其抱负的社会。
2003年，第一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通过的《原则宣言》指出，要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信息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行动计划》进一步指出，信息社会这一概念正在不断演进，并已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反映出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技术和其他变革正在改变着信息社会发展所处的环境。
此外，欧盟、国际电信联盟（ITU）等也从不同角度对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进行了描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2．国内学者对信息社会的定义
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信息社会的研究，并在总结引进国外信息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对信息社会进行了初步界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德保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一个把信息看作比物质或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信息的生产为中心，使社会和经济发展起来的社会。[32]
20世纪90年代初，乌家培认为：信息化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区别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它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技术特征，以信息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的基础。[33]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刘邵东等在《信息与信息化社会》一书中指出：信息化社会是以信息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实现信息化社会基本特征的手段，以信息经济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导经济，以信息文化改变着人类教育、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时空观念的新型社会形态。[34]
21世纪初，符福桓在其主编的《信息社会学》一书中认为：信息社会是指以信息产品为标志，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社会。[35]
曲维枝主编的《信息社会：概念、经验与选择》一书中提出：信息社会是脑力劳动者主要以数字化信息为劳动对象，使用智能工具从事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和再生产的新社会。[36]
钟义信在《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一文中提出：信息社会是普遍使用智能工具的社会。智能工具是一类“聪明工具”，如智能机器人，智能计算机，等等。把这个社会称为信息社会的更本质原因在于它所使用的资源、工具和产品的性质：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表征性资源，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工具日益成为表征性的社会工具，信息产品越来越成为表征性的社会产品。[37]
我国2006年发布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对信息化进行了界定：“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总之，到目前为止，关于信息社会的定义还是众说纷纭。这一方面说明，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信息化带来的变革还在不断进行，已有的实践还不足以揭示其本质。人们对信息社会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对信息社会的认识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必须看到，这种对信息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的差异化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周宏仁指出的[38]：“从学术研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研究是一个不断持续和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要给出信息社会的定义和特征还有相当的困难。因为，迄今为止，信息革命还只是揭开了一个序幕……”另一方面，尽管学者们从各自维度定义信息社会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同时遭到其他领域学者的质疑，这说明信息社会是一个社会形态许多方面都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仅从某一两个方面描述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探索研究。
但同时，通过学者们给出的形形色色的定义，也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尽管概念称谓上不同，但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第二，都肯定了知识和信息在这个新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都承认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这个新型社会的产生和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第四，都认识或预见到信息社会将会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变化。学者们对信息社会的这些共性认识，对我们认识和界定信息社会具有极大的启发。
3．本书采纳的信息社会定义
本书采纳2003年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中提出的信息社会定义，即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信息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
这个定义从个人和社会的视角对信息社会进行界定，揭示了信息社会所特有的内涵：
（1）以人为本、包容性、全面发展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原则。发展信息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离开了人的发展，信息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无法实现。
同时，发展信息社会必须强调包容性，要使信息化惠及每一普通民众，确保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从信息社会所带来的机遇中获益，特别是要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包容性还表现为承认多样性以及对个性化的包容。
此外，信息社会还强调全面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信息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即个人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潜力均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三是均衡的发展。在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数字鸿沟依然非常明显。因此，必须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实现信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2）信息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信息社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生存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信息社会里，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以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加速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转变。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要求不仅能满足当代人充分共享信息和知识、发挥各自潜力的需要，而且也不会对后代人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从而实现人的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持续发展相协调、相适应。低碳化、环境友好将是信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3）信息和知识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从历史的观点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主要的生产力要素发生变化和转移。如果说农业社会，在物质、能源、信息这三个生产力要素中，作为物质的土地起着决定作用，而在工业社会主要生产力要素已向能源转移，那么，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在信息社会的生产力结构中，信息将起主要作用。信息资源不仅极其丰富，而且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共享，信息的作用和价值可以随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信息可以多次使用，信息在使用中不仅不会损耗，而且可以增值，使用的人越多，价值越高，并且可以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新的信息，即信息具有共享性、再生性和倍增性。知识是经过加工的信息，是信息的高级形态。知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在信息社会，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知识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信息社会的特征
关于信息社会的特征，也是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尽管没有给出确切的信息社会定义，但对于信息社会的特征，却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本报告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一套三层次的信息社会特征分析模型。
1．国外学者对信息社会特征的研究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信息社会的特征。
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①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②从国家经济到世界经济的变化；③新的“组织社会或多元社会的出现”；④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出现。[39]
贝尔认为，[40]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明：①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②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在服务性经济形态和白领职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取代了工业社会中人与机器的关系。③“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④未来取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对于技术的规划与控制能力成为衡量是否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标准。⑤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新兴的智能技术将成为制定决策的主要工具。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工业社会和超工业社会的区别在于：前者大型化、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同步化；而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则具有与之相对的特征：[41]①多样化：规格化的大批量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而在信息社会，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可以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从而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的价值观的要求。②综合化：工业社会里所有工作都有细微的分工，实行高度的专业化。而信息社会借助计算机实现系统化、综合化。③非同步化：工业社会要求人们的工作时间同时化。而信息社会可以通过计算机把全部工作调整综合起来，实现弹性工作制度。④分散化：工业社会实行集中化原则。而信息社会可采用综合现场需求，进行分散处理，然后根据需要再集中的原则。⑤分权化：工业社会导致中央集权，在企业内部是向大企业的集权化发展，信息社会则有利于权力的分散。并对第三次浪潮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描述：①传播工具非群体化；②社会环境智能化；③长期批量性生产转变为短期、少量与预订性生产；④家庭成为社会的核心，家庭形式多样化；⑤人们从机器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形成新的消费方式。
奈斯比特认为，[42]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是：①在信息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②时间观念的变化：人们注意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③人们生活目标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尼葛洛庞帝认为，[43]数字化空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比特与原子是数字化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本质区别；②数字化的生存方式。他认为，在新的时代，信息将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迅速改变了现行社会的种种模式，形成了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格局。而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这里的个人化，不仅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而且还包括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配合。
俄罗斯未来学家伊诺泽姆采夫从社会的层面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①“后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信息经济；②非物质因素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的活动的主要动机：“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愿望取代了物质财富生产的物质动因”；③企业的性质以及生产管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创造性成为“后工业社会”公司的主要特征，其管理原则不再以等级制为基础；④与管理性质的变化相一致，“后工业社会”超越了传统的剥削制度。[44]
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知识经济的角度对信息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描述：①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②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③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④人力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45]
2．国内学者对信息社会特征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们开始关注和研究信息社会理论，并分别揭示了信息社会的若干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查汝强是我国较早研究信息社会特征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信息社会必须具有以下基本标志：①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②全面、高度的自动化；③建立了全社会的高度信息网络系统；④信息的重要性大于材料和能源；⑤在社会产品的总价值量中，信息价值超过有形物价值；⑥在产业结构中，信息产业即第四产业占有主要地位；⑦社会的产业组织形式，主要的已不是制造有形物的工厂，而是信息站、信息中心。[46]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在《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一书中，将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①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②支撑信息社会的是信息科技的高度发达和高度普及；③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和大规模发展，改变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④信息产业的增长改变了人们劳动就业的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并导致社会体系和社会文化发生深刻的变化；⑤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社会财富。[47]
符福桓在《信息社会学》一书中描述了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①信息、知识和智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②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成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③信息劳动者、知识阶层将发挥更大的作用；④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48]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在《信息社会4．0》中指出，信息社会的发展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技术应用阶段，其表现形式是采购设备，构建网络；第二阶段是信息产业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发展有我国自主版权的软、硬件产业；第三阶段是信息经济的推进阶段，其主要特点是电子商务及信息化在相关经济领域的推进；第四阶段是信息社会建构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以电子政务为起点，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拓展。第四阶段被作者称为信息社会4．0时期，它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个时期，人类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质的飞跃，社会结构将重组，人类生活也将发生巨大改变。目前信息社会正在崛起，其主要特征是：①信息传播无国界；②社会控制的紊乱与重组；③社会分层将重新界定；④社会互动的内涵扩大。并指出，信息作为生产资料和商品在经济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技术不再占主导，而退一步成为获取、加工和传播信息应用的工具，信息社会本身的灵魂——信息，将成为一种最高效率的生产力。[49]
乌家培在《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一书中指出信息社会的来临将是持续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必然结果。并明确指出：①在信息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已不是一般劳动者的生产率，而是知识生产者的生产率。脑力劳动的成果也有了产权，即知识产权。②现有经济关系造成的迄今为止最高的生产力是信息社会生产力，不仅正在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已在改变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③信息社会的文化或信息文明正在逐渐取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或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比工业文明更进步，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人的创造物奴役人本身的异化现象不复存在。信息文明预示着世界新文化的未来，它反映着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50]
李国亭在《信息社会——数字化生存的地球村》一书中归纳了信息社会的六大特征：①信息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②信息社会应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科学技术基础之上；③知识和信息出现爆炸式增长，并逐渐成为信息社会生产的支柱和主要产品；④知识型劳动者成为信息社会的产业主体；⑤信息产业成为信息社会的主导产业；⑥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51]
靖继鹏在《信息社会学》一书中，将信息社会的一般特征归纳为：智能性、虚拟性、超时空性、非物质性、可扩散性、综合性、渗透性、非群体性。并对信息社会的变化和主要表现进行了总结，包括：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变化，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人际交流、传播媒介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改变，信息生态问题突出等。[52]
钟义信在《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一文中认为，信息社会的许多重要特性直接源自它的社会生产工具的特性——由大量本地专用信息网络（本地专用智能工具）集成的大规模信息网络。包括六个方面：①智能工具可以以类似于人的方式行事——对于给定环境下的问题和相应的目标，它能够获取与解决这个问题相关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炼成知识，进而产生解决问题的智能策略，最终解决所面对的问题；②随着智能工具的普遍使用，工业和农业这些传统的经济部门，将逐步升级成为智能型的工业和智能型的农业；③由于普遍应用大规模信息网络，各种类别和级别的教育将成为社会最大的产业；④随着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加入，随着智能工具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信息、知识、智能产业部门的能力将大幅度地扩展，信息、知识、智能产品将超过传统的物质资料产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产品，而同时保证物质产品将极大丰富；⑤与工业和农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将发生质的变化；⑥大规模信息网络（智能工具体系）普遍应用。[53]
周宏仁在《信息化论》中对信息社会的特征总结为六个方面：①互联网成为信息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流载体；②业务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③宏观与微观的一体化；④知识经济——利用信息和知识的经济；⑤网络经济——以网络为平台的经济；⑥新的经济活动和新兴的产业部门。[55]
3．本报告关于信息社会特征的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信息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使我们对信息社会的轮廓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本报告在学者们对信息社会特征总结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一些关键要素分析，将这些特征进行分层和归类，以便对信息社会特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1）关于信息社会特征分析的总体思路。尽管信息社会是一个历史进程，但不管发展到何种阶段，其必然具备某些本质特征，否则就不再属于信息社会所定义的范畴。本质特征是信息社会特征的核心层面。同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在全球各方面都具有一些共性的和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属于第二层面，即一般特征；然后，信息社会这两个层面的特征又会对一个具体社会的基本结构（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属于信息社会的第三层面，即表现特征。
由此，本质特征、一般特征和表现特征这三个层面的特征从内到外逐层包裹，可以立体化地反映信息社会的基本轮廓。如图1－1所示：
图1－1 信息社会的特征分析模型
（2）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所谓本质特征，就是能将事物的属性关系区分清楚的特征。对于信息社会而言，其本质特征就是要能将其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的特征。那么，如何把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我们知道，划分人类社会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生产力标准，如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就是以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为划分标准的；二是生产关系标准，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就是按照生产关系特征进行划分的。
作为一个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相区别的新型社会形态，之所以称为信息社会，就是基于生产力标准进行划分的。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既是决定性因素，又是最革命的因素，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总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是社会形态演进中最根本的因素，正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飞跃，才引起了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现代信息技术所引起的信息革命是一种崭新的生产力的变革。作为现代信息革命的标志和核心，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因此，信息社会不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其特征上有着本质区别，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跨越，正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一样。这是我们承认信息社会这一概念的潜在前提。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生产力特征成为信息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力三要素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就构成了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也必然是通过生产力三要素在不同社会形态相比较中体现出来。如表1－1所示：
表1－1 三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比较[56]
表1－1从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分析三种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农业社会的劳动者以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者为主体，用手工工具在土地上进行耕作，创造农业社会财富；工业社会的劳动者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主要是用能量驱动的工具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劳动对象有能源和矿产资源等物质资源。信息社会的劳动者以知识型劳动者为主，主要是使用智能工具从事生产，数字信息资源成为劳动对象。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信息社会的本质特征如下：
1）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劳动者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既要支出体力，也要支出智力。在不同时代，因为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人们体力和智力支出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乃至以前的时间段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主要是体力型的，人们的劳动支出以体力为主；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人们先后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动力机械，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所要求的劳动者素质是脑体并用型的；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信息社会，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大加强，信息产业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需要有大量的劳动者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这就使工业社会延续下来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的劳动支出逐渐转向以脑力支出为主。信息社会的劳动仍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以脑力劳动为主、从事信息生产活动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信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2）智能工具成为信息社会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劳动工具。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使用新的工具来弥补人类自身局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通过使用不同功能的工具，来扩展和增强人类自身的功能，而这些工具本身也成为区分人类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生产关系的指示器。”[57]
在农业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是用以开发土地资源的各种简单的手工工具，是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有限缓解；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这标志着人类工业社会的开始。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劳动工具是能量转换的工具，使人类体力劳动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解放，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使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能量转换工具是工业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工具也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信息技术使劳动工具实现智能化。工业社会以能量转换为特征的工具被智能化的工具所驱动，智能工具成为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生产工具。智能工具是具有人的部分智能的工具系统，它的使用不仅扩展了人们的体力，而且也扩展了人们的部分脑力，使劳动者更轻松、更准确地完成工作。“与工业社会相比，生产工具不仅表现在能量转换工具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上，而且表现在生产工具、产品以及人类自身都被连接到了一个智能化的网络体系中，即信息社会的智能信息网，这一智能化的网络将是信息社会生产工具的集成系统。”[58]
3）知识和信息成为这个社会的基础性资源和重要财富。在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有其影响整个社会发展最核心的资源，这一核心资源也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对象。人们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范围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阶段、特征和趋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核心资源的获取、占有、控制、分配和使用的能力。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源，也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居民最重要的财富。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人们依赖能量转换的工具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劳动对象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增加了能源、矿产等新资源。同时，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劳动对象被抽象为资本，资本成为工业社会最主要的资源。
在信息社会，多数劳动者通过使用智能工具，进行物质和精神产品生产。因此，在工业社会的土地、材料、矿产等有形资源的基础上，信息社会最核心的劳动对象是由比特来衡量的数字化信息，即信息资源。信息资源日益成为整个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
（3）信息社会的一般特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驱动的信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技术本身的特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超越了地域疆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文化的界限，成为信息社会的普遍性特征，或称为一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化。“信息化的基本问题是信息的数字化”。[59]在信息社会，数字化的生产工具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广泛普及和应用。数字科技带给人类的并不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信息空间，更不是科幻世界，而是新的日常世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社会生活。
第一，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更加快速、方便和准确的信息生产、传递和储存，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各种业务活动的效率。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利用计算机构造数据处理系统，将各种业务数据经过数字化处理之后完成各种操作和运算，而后，人们又开发各种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将各种业务活动中的文件、档案数字化后，完成管理所必需的各种操作和处理。这些系统的开发过程就包含了数据和文字信息数字化的过程。
第二，信息化在经历了主机、微机加局域网的体系结构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体系结构，各种网内网、网外网大行其道。无论企业、政府、学校还是其他社会团体，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业务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2）网络化。互联网是信息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信息流载体，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活动提供广阔的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形态之一。
第一，信息网络越来越类似于电网、水网等通用型公共基础设施，向更方便、更便宜和更实用的方向发展，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各种社会活动的载体。在信息社会，基于信息网络的各种应用迅速增加，个人、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将更加频繁地基于信息网络展开活动。由于数据通信在信息的生产、处理、传输和利用方面与模拟通信相比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互联网将成为人与人之间通信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
第二，信息网络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计算机网络、电信网络和广播电视网将会在网络层上实现互联互通，在业务层上交叉渗透，在应用层上实现IP协议的逐渐统一。基于网络、RFID和传感器等基础设施，形成一个现实物质世界与虚拟网络空间无缝连接的物联网，信息化将与经济社会活动融为一体。互联网、宽带的发展使得电信业价值链得到扩展，包括各种应用、内容提供商和增值业务提供商等更多运营商主体加入合作体系。
第三，互联网以开放、共享、多向、交互为特点，向全球各个角落以几何级数扩张，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冲破传统地域界限的新型活动空间，在网络化社会里世界变小了，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们在网络空间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超时空的网络社会，并创造出新的网络文化。
3）智能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都越来越智能化。
第一，在信息社会，知识与智力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基本要素，人们能更聪明地认识和解决信息社会中的问题。信息社会的智能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基本要素，知识的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在信息社会，财富的核心转化为知识，经济行为离不开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成为最基本的要素。知识产品可以使人类普遍应用，新的发明创造一经产生，就可以使全人类从中受益。
第二，人们解决问题时更多地使用智能化工具。在信息社会，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生产设备将会被信息技术所改造，成为智能化的设备，信息社会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同样，信息社会的私人服务和公众服务将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智能化设备之上，电信、银行、物流、电视、医疗、商业、保险等服务将依赖于信息设备。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化设备的广泛普及，政府、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重组，行为模式发生新的变化。
4）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第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应用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使全球社会分工有了新的基础，使跨国公司的管理更集中，从国际市场、全球股市的发展到“地球村”的说法，均反映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第二，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面临着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和平利用太空的问题、文明冲突的潜在危机，等等，这些问题既威胁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又必须要依靠人类整体的力量来解决。
因此，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将会相伴而发展，信息社会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并有助于一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得靠信息化。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同时，全球化的推进，也会加速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
5）包容性。信息社会的包容性具有广泛的内涵。以人为本、人人共享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具有包容性的信息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现。同时，包容性还表现为承认多样性，以及对个性化的包容。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声明》中对包容性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确保人人从信息通信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中获益是我们的坚定追求。我们一致认为，为应对这些挑战，所有利益相关方应紧密合作，以便：改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接入和技术的获取，加大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开展能力建设；增强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方面的信心与安全性；在所有层面创建有利环境；开发和拓宽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促进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媒体的作用；解决信息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并鼓励国际和区域性合作。我们一致认为，这些是建设包容性信息社会的重要原则。”
6）可持续性。信息社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按照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特兰报告书的解释，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信息社会之所以具有可持续性，是与其生产方式分不开的。与工业社会相对应，工业社会的生产是以能源消耗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因此工业生产的特征就决定了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性。在信息社会，讲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人的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持续发展相协调、相适应。低碳化将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
（4）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前面论述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和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特征。其实，信息技术在社会层面，还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由于信息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因此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也是异常丰富的，在各个社会层面、各个行业系统和领域都会呈现出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特殊变化。特别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与表现最为突出，这也是我们测评信息社会最直接的切入点。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如表1－2所示：
表1－2 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
1）知识型经济。知识型经济是指在信息社会中以知识和人才为基础，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知识型经济重知识、重人才、重科技、重环保，信息技术全面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知识型经济具有四大基本特征：①人力资源知识化。知识型经济首先重视人才，因为人是知识的创造者，人力资源将成为支撑知识型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在知识型经济中，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要求逐渐提高，高学历、高技能的知识型劳动者占比也将逐步增大，人力资源呈现知识化特征。②发展方式可持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知识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既要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需求，又要限制对未来环境构成危害的行为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信息社会中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注重节能环保、注重研发创新。③产业结构软化。伴随着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变，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软化趋势日渐明显。产业结构软化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兴行业，软产业（主要指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所谓服务化趋势；二是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整个产业过程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加深。④经济水平发达。知识型经济是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上，是比工业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其主要资源依托是知识和人力资源，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资金和物质资源，生产力较为发达是实现知识型经济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知识型经济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形态，科技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指标，而科研与技术投入需要强劲的经济实力作为坚强的后盾；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
2）网络化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网络化成为社会的典型特征，网络化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备性、社会服务的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三个方面。
①基础设施的完备性。信息社会必然是信息基础设施高度完善的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备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信息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普及，二是信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性能出现大幅度的提升。
②社会服务的包容性。在信息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社会包容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所谓社会包容，就是让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好处。在信息社会，数字包容是实现社会包容的重要途径。实现数字包容，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新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有利于缩小社会中原有的不平等，变数字鸿沟为数字机遇。
③社会发展的协调性。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在信息社会，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社会发展的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更加注重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发展质量，注重整体水平的提高。
3）数字化生活。信息社会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将发生深刻变化。
①生活工具数字化。网络和数字产品将成为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传统生活用品的技术与信息含量越来越高，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终端。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扩散，其应用成本将显著下降，数字化生活工具将高度普及，数字化生活工具带来的舒适和便捷将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②生活方式数字化。信息社会中，借助于数字化生活工具，人们的工作将更加弹性化和自主化，终身学习与随时随地学习成为可能，网络购物跻身主流消费方式，人际交往范围与空间无限扩大，娱乐方式数字化，数字家庭成为未来家庭发展趋势。
③生活内容数字化。数字化生活时代，人们的工作内容以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为主，学习内容更加自主化与个性化，信息成为最主要的消费内容，数字化内容成为多数人娱乐活动的首选。
4）服务型政府。信息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信息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服务型政府具有科学决策、公开透明、高效治理、互动参与四个方面的特征。
①科学决策。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大力推进，政府信息沟通朝着网络化、交互化方向发展，政府获取信息更为及时、便捷和充分，基于信息技术的各种决策分析工具、模型的使用，有助于决策过程和方法的科学化，同时网络化方便了更多人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形成过程中，使决策民主化成为可能，不仅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也将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②公开透明。网络、数字广播电视等多种信息公开渠道形成多元化的信息公开网络，公众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各类政府信息。同时，通过网络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有效保证政府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从而打造信息社会下的阳光政府。
③高效治理。各种信息系统的建立对政府业务进行信息化改造，改变了传统手工办理的方式，将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电子政务改变了集权和等级制的金字塔型政府结构，使得政府组织结构更为扁平化，促使政府治理模式从管制型向着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型转变，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找到自己所需的服务种类和服务方式，使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
④互动参与。互联网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公众（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向政府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不断完善服务。网络使政民沟通渠道更加通畅和多元化，有助于政民之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社会和谐发展。
（四）结语
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要对变革所带来的全新的信息社会形态进行全面揭示和描述，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课题。正如周宏仁先生所指出的，“从学术角度出发，要对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和精确的测度……显然，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但这确实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必要开展认真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备的研究”。[60]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通过对学者们关于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探讨与整理，使我们对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脉络和进展有了一个基本把握。本书正是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我们关于信息社会研究的几点认识。
第一，信息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人们对信息社会的认识也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学术界关于信息社会理论的研究在经历了早期探索、理论提出及发展等阶段之后，随着全球进入“后危机”时期，信息社会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信息社会的提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成熟且普遍认可的信息社会理论体系。本书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信息社会展开探索与研究。
第二，本书采纳2003年日内瓦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原则宣言》中提出的信息社会定义，即一个“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面向全面发展的信息社会。在此信息社会中，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和分享信息和知识，使个人、社会和各国人民均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这也是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信息社会定义。以人为本、包容性、全面发展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原则，信息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信息和知识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第三，信息社会的特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从内到外依次是：本质特征、一般特征和表现特征。其中：
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对于信息社会而言，其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知识型劳动者为劳动者主体、以智能工具为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以信息资源作为重要的劳动对象。
信息技术本身的特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超越了地域疆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文化的界限，成为信息社会的一般特征，主要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球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等方面。
在社会层面，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主要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人类社会呈现新的特点。这就构成了信息社会的表现特征。表现特征也是最便于直接观测的特征，因此可以作为信息社会测评的基础。
当前，信息技术还在快速发展，信息化应用方兴未艾，信息社会的蓝图还需要逐步绘制。尽管我们给出了信息社会的定义和特征，但这也还只是对信息社会的初步探索，带有很大的预见性。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信息社会的基本轮廓会更加清晰。我们也将继续跟踪理论研究前沿和最新实践进展，并持续地对我们的理论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
此外，我们还必须深刻认识到：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信息社会也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我国的信息化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迎来的，我们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同时，尽管我国信息化发展迅猛，但信息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与信息化先进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因此，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差距既表现在工业化方面，也表现在信息化方面。因此，对于我国而言，迈向信息社会仍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目标。当然我们不是消极地等待与期盼这一战略目标的自然实现，而是要主动地实施与推进。目前，全球的信息化浪潮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跨越发展的良好契机，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搞信息化，而且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一些发展阶段，迎头赶上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全面实现信息化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信息社会的端倪和发展势头已经在不少地区、不少领域开始显现。面对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深入发展工业化，加快推进信息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执笔人：杨道玲）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联合国下属的一家信息化研究权威机构，长期密切关注并跟踪研究信息通信技术、数字鸿沟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率先进入或宣称进入信息社会。此后，世界各国政府对建设信息社会的热情不断高涨，而包括ITU在内的许多国际研究机构也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信息社会。
在此背景下，第一、第二届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分别于2003年12月和2005年11月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并分别形成了著名的《日内瓦原则宣言》、《日内瓦行动计划》和《突尼斯承诺》、《突尼斯议程》等多项决议。在上述决议中，与会各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如通过可比较的统计数据对各国信息社会的发展进行评估、创建一个综合性的ICT发展指标、发布全球ICT发展报告（每年或每两年一次）等。作为回应，ITU于2005年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韩国数字机会促进局（KADO）等机构研究提出了“数字机遇指数（DOI）”，并与加拿大非政府组织ORBICOM合作提出了“ICT机遇指数（ICT－OI）”[61]。
2006年ITU首次发布《信息社会报告》，主要通过数字机会指数（DOI）考察全球ICT发展状况，反映各国在建设信息社会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指出其领先的和需要改进的方面，从而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建设信息社会提供指导。2007年，应各方要求，ITU又将上述两个指数合并，形成一个单一指数——“ICT发展指数（IDI）”。2009年的《信息社会报告》中开始用“ICT发展指数（IDI）”取代“数字机遇指数（DOI）”，以跟踪反映全球数字鸿沟状况，并测评各国在信息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
（1）各国ICT的发展水平和演变过程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ICT发展成就：该指数是全球性的，而且能反映不同ICT发展水平国家的变化。
（3）数字鸿沟，即不同国家ICT发展水平的差距。
（4）ICT发展潜力或者在现有技能的基础上，各国可以通过应用ICT来促进其经济增长、发展的范围。
据可查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ITU分别在2006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4个年度发布了《信息社会报告》。总体上看，ITU在信息社会的测评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先进经验，它通过《信息社会报告》为我们展示了一套测评信息社会的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主要体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指标的选择、数据的处理及指数的计算等多个方面。
（一）所采用的方法
在测评的过程中，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ITU曾参考了大量的已有相关指数的方法，如数字机会指数、ICT机会指数、数字接入指数、E－准备度指数、网络准备度指数等，设计了ICT发展指数（IDI）。IDI中，ICT的发展进程可以用以下三阶段模型来描述：
第一阶段：ICT准备度（反映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可获得性）。
第二阶段：ICT应用度（反映ICT在社会中的应用水平）。
第三阶段：ICT影响度（反映ICT应用的效率和效益结果）。
上述三个阶段有赖于以下三种要素的结合：ICT基础设施／获取（第一阶段），ICT强度／应用（第二阶段）和ICT技能。因此IDI包含了有效应用ICT的能力测度。
在测度各国ICT能力（或全球数字鸿沟）的时候，IDI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因为它将11个指标合并成一个单一指数，可以全面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ICT发展与应用的多方面情况。此外IDI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测度ICT发展水平的方法——时空方法，即用一系列指标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落后于基准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年数。在这里，时空距离指的是比较不同组（比如两个国家）在某项指标达到同一水平的时间差距（如年数）。
（二）指标的确定
选取合理的指标在测评中同样至关重要。ITU在构建信息社会测评指标体系的时候，考虑了以下因素：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各种统计分析的结果、构成IDI的主要目标和概念性框架的特定指标的关联度以及第6届世界电信／ICT指标大会（2007）专家、代表及随后建立的“单一指数”在线论坛中的建议。IDI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由3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构成：
（1）获取二级指标：反映ICT准备度，包括5个基础设施和接入指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带宽、拥有计算机的家庭数以及接入互联网的家庭数）。
（2）应用二级指标：反映ICT强度，包括3个ICT强度和应用指标（网民数、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
技能二级指标：反映ICT技能不可或缺的尺度指标，包括3个替代指标（成人识字率、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当然，指标确定之后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应该是随着技术的扩散和新技术的涌现而动态调整的。例如，今天的基本基础设施——如固定电话线路——在将来移动替代固定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显得不是那么有用。类似地，宽带目前来说可以算作新技术，因此包含在第二阶段（应用二级指数）中。然而，将来它有可能变成基础技术并移到第一阶段（获取二级指数）中，与此同时，另一个新技术将出现在第二阶段。
对于已经确定的指标，名称必须精确，否则可能会对测评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关于人们使用手机情况的指标，订购者（Subscriber）和订购（Subscription）就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指的是人，后者指的是服务，后者的数据要远远大于前者，因为有的人可以同时享受数项服务。2008年，全球共有40亿项手机订购，该数字还将上升并可能超过全球人口数。
此外，一个好的指标体系应该是模块化的。比如，DOI、IDI等指数都可以很轻易地与其他指数合并，用于其他目的的分析；当然，它们也可以分拆，如就某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性别、地区分析。
（三）数据的处理
在收集数据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或者其他比较权威的渠道。《信息社会报告》中的数据是由ITU通过其成员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署（UIS）、联合国人口司、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收集来的。
对于测评来说，一套完整的数据是必需的。然而，在现实中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缺失数据在所难免。在《信息社会报告》中，ITU为我们提供了若干缺失数据的处理技巧：①热卡填充法（Hot Deck Imputation）[62]。比如，A国的网民数据可以由来自同一地区、具有类似人均GDP及类似互联网用户的B国数据来代替。②老数据沿用法。对于一些基本稳定或各年变化很小的数据，那么老数据在预测中就相对可用。比如，A国2009年的拥有电视的家庭数据缺失，则可以用该国2008年（或可获得的最新数据）的数据来代替。③部分代替整体法。比如，对于手机覆盖率，如果A国的数据缺失，则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来解决，一是用该国最大的运营商的数据代替，二是用该国的城镇数据来代替。④发展趋势法。对于技能方面数据的缺失，比如成人识字率，可采取此法。如果缺失最新数据，则可利用头两年数据及其发展趋势来推算；如果缺失中间数据，则可用该时间段的头尾两年数据的简单平均值来代替。⑤调查问卷法。还有一些数据的缺失，可使用调查问卷法取得。比如家庭固定电话普及率、家庭个人电脑普及率以及家庭互联网普及率等。
（四）指数的计算
指数的计算共有三个步骤，分别是：
（1）数据的标准化。在IDI所选的指标中，有些指标用人口或家庭的百分比来描述，其最大值是100，而另外的指标（尽管也是一个百分比）的值可能会超过100，比如手机用户或者国际互联网带宽。因此，把它们的值统一到同一测度单位是必要的。
对于IDI，ITU使用和参考尺度的差距作为标准化方法。参考值是一个理想值，在所选的所有指标中，参考值一般来说都是100，除了以下四个指标：
·国际互联网带宽／网民，2008年，该指标的范围从10（比特／秒／用户）到超过100万。为了减少那些大的离谱的数值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首先将其求对数（log）。最后得到理想值为5。
·手机用户，2008年，其范围为0．74～209用户／百居民，参考值是170用户／百居民。
·固定电话线／百居民，2008年，其范围为0．06～64／百居民，参考值大约为60／百居民。
·固定宽带用户／百居民，2008年，其范围为0～41／百居民，参考值大约为60／百居民。
经过数据的标准化，各指标系列都重新调节成统一范围，1～10。这对于比较各指标以及二级指标值是必要的。
（2）指标的赋权。在《信息社会报告》中，ITU通过基本内容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分析各指标的性质及其重要程度。根据分析结果，对各指标进行赋权（见表2－1）。
表2－1 IDI各指标权重
（3）指数的计算。二级指标的计算，是通过各自包含的指标权值加总得到的。具体公式为：IDI＝［（L×40）＋（M×40）＋（N×20）］×10[63]。
（五）结果的检验
在指数计算之后，还应对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强度分析就是为了考查指标结果的准确性，在研究在总体排名中的相对位置时，应用不同方法和技巧的综合来计算指标。
不同的指标计算过程是不确定性的潜在来源，包括各自指标的选取、缺失数据的替代以及数据的标准化、取权和集合。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IDI值。ITU采取了一系列试验来考查IDI的准确性（而不是实际值）。对于上述步骤的不同组合，试验计算可能的指标值。结果显示，当计算的指标值变化时，结果保持不变。这样，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IDI值是非常固定的——除了某些少数国家。这也确认了IDI结果的可靠性。
附件
盒状图1．1
（执笔人：武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较早开展信息社会研究的国际机构，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工作小组，在信息社会测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OECD研究信息社会的相关机构
OECD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信息社会发展统计工作。信息计算机通信政策委员会ICCP（Information Computers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最早提出来的统计指标体系是监测信息技术发展、传播和应用所必需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探索关于信息社会的统计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信息指标和相关分类的定义，所以20世纪80年代末停止了有关工作。
1997年OECD重启信息社会统计指标研究工作，并召开了统计专门小组会议（The ICCP Statistical Panel on GII－GIS）。1998年工作组发展为长期工作协会WPIIS（Working Party on Indicators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PIIS为各国专家提供了互动论坛，使其聚集在一起，交流经验，推进信息社会统计研究。该小组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套定义和方法，以方便衡量信息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并使各国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主要涉及信息经济和电子商务”。经过研究，工作组首次提出ICT产业的测度方法。WPIIS每年举办工作组会议，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数据收集工作方面，在若干领域都以不同的速度和注重实效的方式取得了进步。
（二）OECD在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
OECD组织对信息化引起的社会变革高度重视，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已成为把世界各经济体转变为知识型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同时ICT也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OECD在1996年出版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信息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息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热点。
从1998年起OECD经研究提出一系列信息社会统计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基于各种存在的OECD数据源，如就业、研发投入，ICT部分的支出和电子商务交易量。有了这些基础统计指标，OECD的部分成员国还制定了一些关于ICT重要性的衡量准则。OECD也将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区分研究，OECD探索了测度电子商务领域的可行性，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电子商务的指标，在信息技术对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度量方面做出了先导性工作。
OECD关于信息社会测度相关的研究报告主要有：2002年信息经济测度（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2002），2005年信息社会测度指南（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5），2009年信息社会测度指南（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9）。
（三）《2009年信息社会测度指南》内容简要
《2009年信息社会测度指南》（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9）是OECD最新发布的关于信息社会测度指南，是关于信息社会测度和分析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方法的重要参考，主要记录了WPIIS的统计工作和OECD以及其他组织近期在信息社会测度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指南主要使用了官方统计数据。
2009年版指南完善了2005年第一版以来的信息社会测度研究。最重要的修改是关于信息经济的分类，主要成果是：关于通信技术部门的定义，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狭义和广义的内涵，企业、家庭及个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抽样调查；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的分类，内容和媒体部门的定义，内容和媒体产品的分类。
下面是关于信息社会测度的主要内容：
1．关于信息社会的统计模式
从统计角度而言，尚没有公认的信息社会统计范式。图3－1是OECD提出的概念模型，围绕广泛的信息技术供应、信息技术需求、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
一个补充的框架就是著名的S曲线（见图3－2），用来描述电子商务的指标。S曲线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电子准备度：准备必要的技术、商业和社会基础设施来支持电子商务。
（2）电子使用度（密集度）：电子商务交易的使用、容量、价值以及种类情况。
（3）电子影响度：电子商务创造的潜在价值增加。
图3－1 信息社会统计概念模式
资料来源：OECD．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9．
图3－2 电子商务发展之市场及衡量的优先顺序：S曲线
资料来源：OECD．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9．
OECD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大量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显著特征是个人电脑，移动电话和因特网的广泛普及，信息技术几乎触及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现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大部分企业都使用了计算机和因特网，没有电子邮件和万维网的生活已经显得不太正常。
2．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信息社会测度
指南中提供了非经合组织国家的信息社会的测量方法，其目的是促进指南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作用，从而提高信息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的国际通用性。
信息技术可用性、接入和使用的信息一般由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来收集。比如，所有信息基础设施和接入的核心指标由ITU提供。ITU数据通过对各个国家的年度调查问卷来收集原始数据，一般通过电信或者信息技术主管部门。
指南中还确定了一些关于ICT发展测量的核心指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类：企业角色（行业和就业规模）、家庭角色（家庭规模和构成）、个人角色（年龄、性别、最高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职业）、ICT部门（行业分类）贸易、ICT产品分类。具体的表格包括：ICT基础设施和接入的核心指标、家庭和个人的ICT接入和使用的核心指标、企业使用ICT的核心指标、ICT部门和ICT贸易的核心指标、教育ICT应用的核心指标。
表3－1 ICT发展测量核心指标（2008年）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OECD．Guide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9．
总体来看，OECD构建的信息社会测量指标体系主要特点在于：
首先，指标体系结构清晰。考察ICT的准备、扩散、影响，横向可测度其在各部门的应用，纵向可测度准备状况、使用状况和影响状况。纵横结构清晰，OECD提出的三阶段理论成为测度体系建立的基础。
其次，指标具有可操作性。数据有积累并且可获得，有官方渠道。指标具有可扩展性，指标体系本身既相对完整又相对开放，如果加入新指标也不会影响和破坏原有的指标体系。
从测度信息社会视角看，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测度不够全面。仅仅测度了ICT在企业、家庭、教育、商业方面的应用发展情况，而没有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和测度。第二，提出了指标体系，但没有测度方法。OECD提出了测度信息社会的指标体系，但是没有赋予指标相应的权重，也没有说明测度的方法。但是OECD在信息社会测度方面积累的经验仍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执笔人：唐斯斯）
“两化融合”开始布局、物联网引发关注、3G牌照发放使得2009年的信息化建设非常热闹而且意义非凡。同时，从信息化惠农到信息化支撑教育和医疗领域改革，信息化建设已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和保障。
（一）“两化融合”：迈出新步伐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思想，也是中国信息化的核心任务和战略重点。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两化融合”步入全面实施规划布局的新阶段。2009年，“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效益开始显现，大力推进“两化融合”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完善。
“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全面推进。以试验区形式推进“两化融合”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2009年全国8个试验区已启动142个重点企业试点示范项目，涉及钢铁、石化、汽车、物流等11个行业，重点支持建设信息化服务平台40个。各地新支持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服务平台157个，投入支持资金7740万元，研发设计、企业管理等低成本大规模的信息化应用得以普及，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各地还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培训力度，培训企业12001家，培训中小企业人员23000余人。区县级“两化融合”示范体系开始形成，各地围绕区县和工业园区产业特点，共启动建设了30个“两化融合”试点区县（园区），探索区域“两化融合”经验。
“两化融合”成效开始显现。2009年的“两化融合”工作，一是促进了企业创新。个性化大规模定制、精益制造、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生产等在传统条件下很难实现的新型业务模式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如河北唐山轨道交通公司2009年建立了远程诊断系统，通过GSM网络向总部发送运行和故障信息，实现远程服务。二是提升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各地将推进当地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发展作为重点，把“两化融合”作为实现产业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紧抓产业链示范工程，提升了行业竞争力。如重庆市支持摩托车行业第三方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不但提高了整机厂的物流管理水平，还带动了上千家配套厂的发展，隆鑫集团及其配套企业的产业链物流成本整体降低1%以上。三是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各地积极引导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广东塑料交易所2009年月均签约客户和交收规模与2008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倍，广塑指数成为国际塑料价格的重要风向标。南京医药药品质量追溯系统平台建设一年来，已覆盖占南京市销售额90%以上的医药商业企业，使物流费用降低了20%～30%。四是促进了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各地根据当地产业集群特点，发展面向产业集群的信息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增强了产业集群整体实力。上海在临港产业园区支持开展公共信息服务，推动电信运营商实施重点园区信息通信保障精品工程，提高了产业集群信息化配套水平。
大力推进“两化融合”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完善。各地加紧推进相关政策制定工作，上海等5个地方出台了地方性“两化融合”相关指导性意见，上海市启动了“两化融合”“十二五”规划预研。此外，2009年各地依托已有机构，支持建立了1个“两化融合”促进中心、4个“两化融合”研究中心、10个“两化融合”重点实验室和一批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启动实施国家级“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工程，主要包括5类：推进企业关键环节信息化提升、产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电子商务、信息化促进节能减排与安全生产、物流信息化。工信部将结合国家区域生产力布局，适时扩大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范围，并支持各地建设省级“两化融合”试验区。
（二）物联网：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备受关注
在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物联网、新一代宽带网络、智慧地球、云计算、系统级芯片等新技术和新概念的创新与应用，正在引领世界经济的又一次跨越。在我国，2009年物联网应用与产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系列的重要讲话、研讨、报告和相关政策措施表明：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将成为我国今后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
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物联网发展。2009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无锡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至少有三件事情可以尽快去做：一是把传感系统和3G中的TD结合起来；二是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加快推进传感网发展；三是尽快建立中国的传感信息中心。由此物联网引起各方高度关注。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再次强调“全球互联网正在向下一代升级，传感网和物联网方兴未艾。……我们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及早部署后IP时代相关技术研发，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2010年3月，物联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将成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各部门、各地区积极响应，纷纷出台各项措施推动物联网发展。《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重大专项中均将传感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工信部组织开展物联网发展调研，将从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推进市场应用、加强产业协作等四个方面推动物联网发展。2009年年底，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重点之一就是：规划和引导加快培育物联网产业，制定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和应用推进计划，发展关键传感器件、装备、系统及服务。推进国家传感信息中心建设，促进物联网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合发展。无锡市大力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在人才引进、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采取优惠措施吸引企业加盟。北京已着手启动物联网规划工作，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中关村管委会成立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其他地区也从制定规划、设立相应机构等方面着手推动物联网发展。
传感网国家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2009年9月11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举行，中国传感网国家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将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的传感网技术标准，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力争主导制定传感网国际标准。中国传感网国家标准工作组聚集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移动等国内传感网主要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单位。
首个“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成立。2009年，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等20多家科研院所在无锡设立机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移动运营商与无锡市政府签约开展传感器应用技术研究合作，传感网各类资源要素已聚集无锡。11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支持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国家传感网信息中心）。12月1日，无锡市政府出台《加快建设创新型经济领军城市的决定》，到2012年，无锡市将完成传感网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年产业规模将达1000亿元，在新型传感器、系统集成、应用软件开发、网络运营及信息服务等领域，集聚具有较大规模的各类传感网企业500家以上；同时新引进和设立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研发中心20家以上，使无锡国家传感信息中心在国内相关标准制定中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取得重要话语权。2010年1月，工信部公布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其中江苏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为国家电子信息（传感网）示范基地。无锡正在系统打造传感网技术研发、项目孵化、产业化及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加快建设国内首个“感知城市”。
国内形成了以RFID、传感网等为主的物联网应用。虽然物联网的概念近年才得到广泛关注，但相关应用早已出现，目前主要以RFID和传感网等形态为主。在RFID方面，2009年我国RFID产业市场规模达110亿，比2008年增长36．8%，已经用于物流、城市交通、工业生产、食品追溯、移动支付等方面。国内在传感器网络方面则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基本上还是依托于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示范，使用的协议还是专用协议。[64]
（三）3G应用：通信业发展的里程碑
随着2009年年初3G牌照的发放，我国通信业发展进入了3G和全业务运营新阶段。全年3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推进，用户规模加速扩大，一系列新业务萌生发展，为应用深化和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此同时，“三网融合”迈出重要步伐，向下一代网络的转型稳步推进。
3G基础网络建设迅速推进，TD芯片功能快速提高。2009年3家基础电信企业共完成3G网络建设直接投资1609亿元，3G基站规模达到32．5万个，建设总量接近2G网络十几年来累计规模的一半，开创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建设纪录。截至2010年2月底，中国移动TD商用网络覆盖城市达到238个，中国联通WCDMA商用的城市达到335个，中国电信CDMA2001网络已经覆盖全国342个地级城市，2055个县，6000多个乡镇。与此同时，TD技术创新成就显著。TD芯片工艺从2008年的130nm提高到2009年的90nm，650nm的解决方案即将推向市场，45nm方案开始研发。2009年TD芯片出货量达1200万片。终端稳定性和成熟性进一步提升，已有130多个终端厂家266款不同档次的TD终端推向市场。
用户规模加速扩大，业务应用不断创新。截至2010年2月，我国3G用户累计达到1606万户。中国移动TD－SCDMA用户达到686万户，中国电信CDMA2001用户达到514万户，中国联通WCDMA用户达到406万户。3G可视电话、手机视频等面向个人应用，宽带上网、家庭网关等面向家庭应用，无线城市、视频监测、移动办公等行业信息化应用不断涌现，移动支付、手机阅读等新型业务得到开发。中国移动推出TD移动应用商场，吸引众多开发者利用TD手机平台开发软件、游戏，制作视频等。中国电信推出了手机影视、全球眼等天翼品牌3G特色业务。中国联通手机搜索、手机音乐等特色业务也陆续投入运营。
“三网融合”迈出重要步伐。通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的融合开始起步，在业务层面，以IPTV和手机电视为代表，融合性业务已在国内发展。到2009年年底，我国各省市基本上都开展了IPTV业务，用户总数达400万户。已有22个省市开展了手机电视业务，用户总数达到了165．5万户；其中，广电部门在157个城市发展CMMB用户近150万。基于有线电视网的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180万，基于电信网的IP电视用户数约为350万。网络层面，通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的网络架构已趋于一致，IP化成为方向。终端层面，计算机、手机等通信终端已能方便使用广播电视业务，电视机也可以作为宽带上网终端，尤其在农村获得了规模应用。[65]
向下一代网络的转型稳步推进。2009年我国在接入宽带化和光纤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宽带接入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进行了光纤接入网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截至2009年10月，我国电信运营商的FTTh建设规模达到450万用户端口，即光纤到户用户容量已达450万。移动通信步入3G时代，2009年年底覆盖全国500多个城市，实现最高14．4兆的传输速率。核心网演进成效显著，建成全球最大IP软交换商用网络，网络能力和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下一代互联网研究部署稳步推进，建成了全球最大IPv6示范网络，催生了较完善的IPv6研发及产业化体系。基础传输网向超高速、超大带宽、智能化方向发展，国产80×10G的超大容量光传输系统已在骨干网上初步应用，智能光网络（ASON）进入规模部署阶段，提高了网络的生存能力和管理能力。[66]
（四）农村信息化：惠农成效逐步体现
2009年我国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面向“三农”的信息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力拓展和提升，文化惠农工程的实施大大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惠农成效开始在多个领域体现。
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新突破和新进展。一是偏远农村基础设施取得了新的突破。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以来，我国已累计完成工程投资约460亿元[67]，共计为13万个行政村及自然村新开通电话，大大改善了农村通信面貌。但由于各地经济和自然条件差异大，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繁重。2009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克服困难，筹集资金103亿元，组织力量在大山深处、雪域高原艰苦施工，年内为2．7万多个偏远自然村和行政村开通电话，实现了全国99．86%的行政村和93．4%的20户以上的自然村通电话。二是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补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全面完成“十一五”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任务的基础上，为完善覆盖效果，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补点工程建设。在各级广电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年底前，工程建设已完成逾80%，新开播448部电视、调频和中波发射机。三是互联网建设继续稳步推进。2009年全国新增4228个乡镇和行政村通互联网，乡镇通互联网比例从年初的98%提高到99．3%，行政村通互联网比例从89%提高到91．5%。四是“三网融合”在部分农村地区取得突破。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推进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积极发挥信息化为农村服务作用。”在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三网融合”可以节约社会资源，减少重复建设。宁夏在这方面首先取得突破，2008年全区2362个行政村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外界联系，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村村通互联网的省区，不仅让当地农民享受到了信息化带来的实惠，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2009年，山西在吕梁市中阳县推广“三网融合”业务，IPTV覆盖率达100%；重庆市已形成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整体工作思路，将重点在县以下农村地区开展试点，探索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集约化和信息终端一体化路径。从近期各地的实践看，地方政府、广电、电信等部门开始有所行动，“三网融合”在农村的发展活力正在迸发，这些探索和实践将为国家全面推进“三网融合”积累重要经验。
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和“信息下乡”活动全面推进。2006年9月，原信息产业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在全国开展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示范工程。2009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2009年度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推进“信息下乡”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平台，推进“信息下乡”活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到2009年年底，已经在15个省份的1．3万余个乡镇开展了“信息下乡”工作，并基本实现“一乡一个信息服务站，一村一个信息服务点，一乡一个互联网站，一村一个网上农副产品信息栏目”的“四个一”目标，全国1／3的乡镇建立乡村信息服务体系，信息内容、信息业务和信息终端的进乡入村初显成效。工信部还制定了《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和服务基本规范（试行）》，提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要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原则，应具备以下“五个一”基本条件：一处固定场所、一套信息设备、一名信息员、一套管理制度、一个长效机制。2010年，我国将在2009年六省市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信息下乡”活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农村通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显著提高农村信息通信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为“十二五”期间实施“数字新农村”战略奠定基础。
惠农成效逐步显现。在一系列工程和项目的带动下，农业农村信息化对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的作用逐步显现。由农业部主导建设的“一站通”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重点围绕农产品“产销对接”开展网络信息服务，2009年给农民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1亿元；“网上展厅”展示促销服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20多亿元，为国内优质农产品开拓市场销路和打开国际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农业部门建设的“三电合一”平台覆盖面已超过1000个县，在促进产销衔接、引导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涌现出河南三门峡、广西田东等一批典型。2009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农信通”、“信息田园”、“金农通”等基础性综合信息平台已覆盖全国，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功能强大、种类丰富、经济便捷的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和农产品交易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电子政务：助力政府改革创新
2009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在外网建设、跨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等方面都在积极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在有序展开。但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电子政务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电子政务外网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2009年12月24日，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一期工程建设项目正式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国家提出的“通过建设统一的政务外网平台，整合资源，节约建设和运维经费，促进网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标志着我国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大型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已连接中央政务部门53个，连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我国覆盖面最广，连接部门最多，规模最大的政务公用网络。
跨部门跨地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积极推进。公安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人口信息联网核查，为全国160多家银行的15万多个网店机构提供联网核查服务，利用假名开设账户进行诈骗得到有效遏制。国土资源部与银监会建立跨部门信息查询机制，税务总局会同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进一步总结税银横向联网电子缴税系统应用试点经验，扩大应用推行范围。海关总署推动跨部门联网应用，与多部门协调推进“通关单联网核查”。国家统计局通过建设国家统计数据库，建立起较为规范和稳定、便于共享交换的统计指标目录。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信息共享试点，天津、上海、北京、内蒙古、福建等地开展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建设试点，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关标准；福建、广东、北京、广州、杭州、深圳等地出台了政府信息共享的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68]
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有序展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发展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在持续开展，许多中央部委和省市也在积极开展“十二五”电子政务规划的相关研究工作。《信息安全技术基于互联网电子政务信息安全实施指南》国家标准已经颁布，并于2010年2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对我国基于互联网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断深化的行政体制改革使电子政务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如果说2008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大部制”，2009年焦点则在于“省直管县”。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整合现有部门职能、减少职能交叉，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实现信息资源在多个部门间的整合和共享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重点之一。2009年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尤其是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中心将会出现下移：由过去20多年以中央部委、省、市政府三级为重点，转向以县、乡（镇）为重点，甚至延伸到村、社区。[69]在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电子政务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六）社会信息化：服务民生的重要支撑
民生问题，事关全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领域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信息化在服务民生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1．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化成为新一轮医改的支柱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09年工作安排”的通知，新医改正式启动。新医改方案首次将信息化作为支撑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支柱，明确提出要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以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整合资源，加强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加快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建设。完善以疾病控制网络为主体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提高预测预警和分析报告能力；以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重点，构建乡村和社区卫生信息网络平台；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合作。积极发展面向农村及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加快基金管理、费用结算与控制、医疗行为管理与监督、参保单位和个人管理服务等具有复合功能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对接，积极推广‘一卡通’等办法，方便参保（合）人员就医，增加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药品监管、药品检验检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信息网络。建立基本药物供求信息系统。”根据医改方案确定的原则，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拟定医改方案中关于建立医药卫生信息的配套文件，二是拟定适应医改要求的《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纲要2010～2020》，三是加强相关规范和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70]
医疗卫生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工作全面展开。2009年5月19日，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卫生部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颁布《健康档案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6月4日颁布《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南（试行）》，8月4日颁布《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
2．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应用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保障
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使越来越多的公众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成为我国构建多层次的终身教育体系和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保障。
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一方面，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在教育科研信息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成立十五周年。截至2009年年底，CERNET主干网连接38个主节点，传输速率达到2．5Gbps～20Gbps，覆盖全国31个省市的200多座城市，接入2001所大学、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用户超过2001万人，支撑着网上高招、远程教育、网上就业服务、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教育科研网格等多项教育信息化应用，与国内外其他互联网互联总带宽超过50G。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CEBSat）覆盖全国，拥有终端站点65万多个，其中约23%的站点同时接入因特网，是全球最大的公益性卫星远程教育专业服务网、广大西部地区及农村偏远地区主要的教育信息化基础传输体系，承载着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军队远程教育等四大国家级卫星远程教育工程。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绝大多数高校、逾60%的中职学校、70%的普通高中、39%的初中和12%的小学建成不同程度的校园网；大多数高校校园网主干带宽达1000M。70%以上的中职学校建有信息化教学和实习场所。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超过11台，初中超过6台，小学超过6台。[71]
数字化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的联合目录数据库达180万条，馆藏总量近700万条；“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集中收录了近2800种外文期刊和37万种外文图书。初步建成了覆盖1～9年级多种版本教材的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高等教育精品课程资源库（1100门），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等。绝大多数高校已经建立了教学资源库。50．44%的高校建立了全校统一的教育资源管理平台，85．71%的高校建立了电子图书资源，校均电子图书达29．3万册。绝大多数中职学校拥有数字教学资源，83%的学校拥有自主开发的数字资源，22%的学校建立了统一的教学资源管理平台。基础教育领域87．9%的学校拥有数字教学资源，37%的学校建立了统一的教学资源管理平台，拥有自制资源的学校比例达51%。[72]
信息化教育教学取得显著进展。当前高校普遍采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教学的课程比例达51．5%，52．2%的学校建有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基础教育学校中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有66．8%，课堂教学中采用信息技术的比例达到了27%，网络远程教育已经成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笔人：于凤霞）
所谓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数字鸿沟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将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日益成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
准确测量、客观描述数字鸿沟的发展现状与变化趋势，是客观评价政策效果、提出正确应对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数字鸿沟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客观反映，其形成原因、作用机理相当复杂。本报告本着数据完整、理论通用、内涵直观的原则，建立了“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及其分析模型，对数字鸿沟指数（Digital Divide Index，DDI）进行了测算和研究。重点考察城乡数字鸿沟、地区数字鸿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数字鸿沟总水平测评。在考察变量方面，主要以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机的普及应用为依据。
（一）总体概况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乡、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由于各种信息技术扩散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其在城乡、地区间所体现出的差距情况也有很大区别。
1．互联网应用加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网民大国
继2008年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网民大国之后，200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又取得了两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一是网民总数突破3亿，到年底达到3．84亿人；二是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第一次真正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见图5－1）。
中国互联网发展在2006年普及率达到10．5%后开始进入加速扩张期。2007～2009年3年的扩张幅度分别达到5．5、6．6和6．3个百分点，每年新增网民总数分别达到7300万人、8800万人和8600万人。预计这一扩张趋势将延续至整个“十二五”期间，2015年后扩张速度会明显放缓。
除农村网民规模、宽带网民规模继续扩大外，手机上网人数的快速成长也是2009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亮点。2009年农村网民人数达到10681万，占整体网民的27．8%，同比增长26．3%。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46亿人，较2008年增长了7600万。由于3G牌照的颁发，手机上网获得飞速发展，2009年年底手机网民规模一年内增加了1．2亿，达到2．33亿人，占整体网民的60．8%。不过，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只有3070万。同时，商务交易类应用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网络应用更加丰富，互联网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图5－1 2003～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及普及率变化
2．城乡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继续快速提高
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达到34．6台，比2008年增加4．6台，增长14．5%。全国居民家庭计算机保有量1．46亿台左右，比2008年增加2001万台，增长16%（见图5－2）。
图5－2 2002～2009年中国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变化
2009年我国城市居民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达到65．7台，比2008年增加6．4台，增长10．9%，继续处于快速扩张期，预计今后几年仍将保持较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为7．5台，尚没有达到快速扩张的临界点，虽然增长速度较快（比2008年增加2．1台，增长速度达到40%），但与城市间的绝对差距仍然呈现继续扩大态势。
城乡计算机差距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地区间的计算机差距出现快速缩小。
3．固定电话出现全面衰退
继2007年固定电话用户总数和普及率双双首次出现下降之后，2008年、2009年固定电话继续出现全面衰退。
2009年年底，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为31369万户，比2008年减少2712万户。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3．6%，比2008年下降2．2个百分点（见图5－3）。
图5－3 2003～2009年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及普及率变化
4．移动电话普及率继续快速发展
与固定电话出现全面衰退的情况相反，2009年移动电话继续保持全面快速增长势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7．47亿户，一年中增加了1．06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6．3%，比2008年增加了7．8个百分点，增长16%（见图5－4）。
图5－4 2003～2009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及普及率变化
5．家庭彩电基本接近饱和，城乡、地区间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121．4台，比2008年增加6．8台。全国家庭彩电保有量约5．1亿台，约比2008年增加3300万台（见图5－5）。
图5－5 2003～2009年中国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变化
2009年家庭彩电拥有量的大幅增加主要靠农村，得益于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家电下乡政策。当年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增加近6．8台，创历史新高，而城市仅增加了2．8台。这表明在城市彩电逐步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农村彩电市场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同时，这一结果也大大促进了城乡彩电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6．中国依然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性别数字鸿沟基本消除
2009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49，表明仍然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看，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继续呈下降趋势。2004～2009年，中国数字鸿沟缩小了22%（见图5－6）。
图5－6 2004～2009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变化
中国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2009年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为0．56（表明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比城市落后56%），地区数字鸿沟指数为0．42（表明最落后地区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44%）。
（二）城乡数字鸿沟现状与趋势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
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是反映城乡数字鸿沟水平的主要指标，代表城乡数字鸿沟的大小，由城乡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彩色电视普及率5个相对差距指数构成。其中互联网、计算机、彩电各占1／4权重，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各占1／8权重。
为适应对比分析需要，在进行城乡数字鸿沟分析时，同时测算了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但在合成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时一律使用相对差距指数。
1．城乡互联网差距
城乡互联网差距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差距。城乡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互联网）以城乡居民互联网普及率为主要指标，考察城乡互联网数字鸿沟。
2009年城市网民总数达到27719万人，比2008年增加6379万人。城市网民普及率达到48．3%，比2008年提高了11．1个百分点，增长近30%，表明互联网在城市居民中的应用正处于加速扩散期。
农村网民数量继续大幅增长。2009年年底，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0681万人，比2008年增加2221万人，增长26%。农村网民普及率达到14．7%，比2008年增加3．1个百分点。与前两年相比，2009年农村网民数量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使得城乡互联网差距有所扩大（见图5－7）。
图5－7 2005～2009年中国城乡网民普及率[73]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网民普及率高出农村33．6个百分点，比2008年增加8个百分点，差距比2008年拉大了31%。
从相对差距看，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3．3倍，城乡之间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为0．70（农村落后于城市70%），表明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与2008年相比，城乡数字鸿沟指数略有扩大。
2．城乡计算机差距
城乡计算机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计算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PC）是用来考察城乡计算机数字鸿沟的主要指标。
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65．7台，比2008年增加6．4台，增长10．9%。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计算机7．5台，比2008年增加2．1台，增长近40%（见图5－8）。
图5－8 2004～2009年中国城乡百户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变化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比农村多58．2台，差距比2008年继续扩大4．3台。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计算机普及正处在快速扩张期，而农村计算机扩散尚没有到达加速扩散临界点。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8．8倍，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为0．89（即农村比城市落后91%），表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计算机应用上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上看，2002年以来城乡计算机相对差距有缩小迹象，但幅度不大。
3．城乡固定电话差距
城乡固定电话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固定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城乡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固话）以城乡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考察指标，考察城乡固定电话数字鸿沟。
由于越来越多的居民使用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用户开始进一步减少，这一现象被称为“移动替代”。2009年全国城乡固定电话用户都进一步减少：城市固定电话用户数为21178万户，比2008年减少2022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为10191万户，比2008年减少690万户（见图5－9）。
图5－9 2004～2009年中国城乡固定电话普及率变化[74]
2009年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为34．1%，比2008年下降4．1个百分点，也是中国城市电话扩散历史上连续第3年出现普及率下降。
2009年农村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4．3%，比2008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乡固定电话普及率绝对差距为19．8个百分点，比2008年减少3．4个百分点，缩小幅度达到14．6%。从图5－9可以看出，城乡固定电话绝对差距从2002年的13．1个百分点一路攀升到2004年的21．8个百分点，2006年出现徘徊，之后连续3年出现下降。城乡固定电话绝对差距缩小，主要原因是城市固定电话接近饱和并出现了“移动替代”现象而出现普及率下降。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城乡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58（农村落后于城市58%），表明城乡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从变化趋势看，城乡固定电话相对差距在2004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缩小趋势。
4．城乡移动电话差距
城乡移动电话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移动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主要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移动）是用来考察城乡移动电话数字鸿沟的主要指标。
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81部，比2008年增加9部，增长5．2%。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15部，比2008年增加19部，增长20%（见图5－10）。农村移动电话正处在快速扩散期，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使得城乡移动电话差距进一步缩小。
图5－10 2004～2009年城乡居民家庭移动电话拥有量变化［8］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量高出农村65．9部，差距比2008年缩小10部，一年之内差距缩小了13%，表明城乡绝对差距呈加速缩小趋势。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家庭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1．6倍，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36（农村落后于城市36%），比2008年下降18%（见图5－11）。
5．城乡电视差距
城乡电视差距是指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城乡DDI－彩电）来表示。主要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图5－11 2004～2009年中国城乡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为135．7台，比2008年增加2．8台，增长2．1%。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08．9台，比2008年增加9．7台，增长9．8%（见图5－12）。整体上看，我国城市彩电普及已基本饱和，而农村彩电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受家电下乡政策的激励，近年来农民购买彩电的积极性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图5－12 2003～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彩电拥有量变化［9］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高出农村26．8台，比2008年减少6．9台，差距缩幅达20%。与2001年相比，城乡彩电绝对差距整整缩小了60%。城乡彩电差距连年缩小主要是因为城市彩电扩散已基本饱和，扩张幅度明显减缓，而农村彩电扩散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从相对差距看，城市居民每百户家庭彩电拥有量是农村的1．25倍，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为0．20（即农村落后于城市20%），比2008年缩小20%（见图5－13）。从2001年起，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逐年缩小，表明农村彩电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图5－13 2003～2009年中国城乡彩电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6．城乡数字鸿沟综合指数
城乡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城乡DDI）是由5项城乡信息技术应用相对差距指数加权计算得出的一个合成指标，它反映的是城乡数字鸿沟的总体水平。其中互联网、计算机、彩电相对差距指数的权重均为1／4，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的权重均为1／8。
测算表明，2009年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56，即农村信息技术应用总体水平落后于城市56%左右，表明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见图5－14）。
从分类指标看，城乡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方面，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方面的差距居中，彩电方面的差距最小。总体上看，一项技术产品的普及率越高，城乡差距就会越小。
从变化趋势看，城乡数字鸿沟呈缩小趋势，2002～2009年城乡数字鸿沟指数下降了24%。由于农村信息技术扩散起动相对较慢，城乡数字鸿沟缩小的速度还不够快。这一情况在2007年有了较大改观，除移动电话因素外，主要得益于这一年农村互联网用户数量出现了大幅度增加。城乡计算机普及率方面的差距变化最小。
图5－14 2002～2009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总指数及其变化［10］
（三）地区数字鸿沟现状与趋势
地区数字鸿沟是指各地区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对象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涉及港澳台地区）。
地区数字鸿沟总指数（地区DDI）是反映地区数字鸿沟水平的主要指标，代表地区数字鸿沟的大小，由地区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彩电5个相对差距指数构成。在计算地区间考察指标的相对差距指数时，本报告统一使用以各年最低地区普及率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计算。
为更好地反映地区间差异及其变化趋势，本报告还对地区间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
1．地区互联网差距
地区互联网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主要差距。考察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
2009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比2008年增加6．3个百分点。在31个省区市中，北京互联网普及率保持全国最高水平，达到65．1%，比2008年提高5．1个百分点；贵州最低，为15．1%，比2008年提高3．6个百分点。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是贵州的4．3倍（2001年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78倍）（见图5－15）。
图5－15 2009年中国各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分布
从绝对差距看，最低地区普及率与最高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都呈继续扩大趋势。2009年，最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13．8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水平是2001年（相差1．52个百分点）的9．1倍。绝对差距的扩大是互联网扩散在不同地区所处阶段差异的表现和结果。尽管所有地区的互联网扩散都已进入快速扩张期，但由于落后地区刚刚进入，其扩张幅度小于发达地区，致使地区间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用最落后地区与最先进地区进行比较，那么，这一现象更加明显。2001年最落后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最先进地区落后19．91个百分点，到2009年这一差距扩大到50个百分点（见图5－16）。
图5－16 2001～2009年中国地区互联网绝对差距变化
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出现大幅度下降。2009年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互联网）为0．48（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48%），比2008年下降2%，比2001年下降了44%（差距缩小了44%）（见图5－17）。
图5－17 2001～2009年中国地区互联网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2．地区计算机差距
地区计算机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计算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
2009年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达到65．7台，比2008年增加6．4台，增长10．8%。
受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地区间计算机普及率存在很大的差距。2009年上海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率最高，每百户居民拥有计算机123．2台（比2008年增加14．2台）；西藏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率全国最低，每百户居民拥有计算机35．1台（增加近5．1台）；最高地区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最低地区的3．5倍（2001年为32倍）。与互联网普及率相比，计算机普及率的地区间差距要小一些（见图5－18）。
从绝对差距看，地区计算机绝对差距比2008年有所扩大。2009年每百户拥有计算机量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0．6台，差距比2008年扩大1．3台。2009年最高地区比最低地区高出88．1台，差距比2008年扩大9．1台。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发达地区计算机扩张幅度大于落后地区，也表明发达地区计算机扩散仍处于高峰期（见图5－19）。
图5－18 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地区分布
图5－19 2004～2009年中国地区计算机绝对差距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地区计算机拥有量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PC）为0．47（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47%），表明地区间计算机应用仍存在明显数字鸿沟。从变化趋势看，2009年地区间数字鸿沟指数进一步缩小，比2007年最大峰值缩小约29%（见图5－20）。
3．地区固定电话差距
地区固定电话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固定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固定电话普及率。
2009年，全国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3．6%，比2008年下降2．2个百分点。北京固定电话普及率最高为54．7%。普及率最低的地区仍是贵州，为11．9%，比2008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最高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是最低地区的4．43倍，比2008年有所扩大（见图5－21）。
图5－20 2004～2009年中国地区计算机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图5－21 2009年中国各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分布
从绝对差距看，地区间固定电话差距进一步缩小。2009年固定电话普及率最高地区比最低地区高出40．8个百分点，差距比2008年缩小0．7个百分点；全国平均固定电话普及率比最低地区高出11．7个百分点，差距比2008年缩小0．9个百分点（见图5－22）。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最低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地区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为0．50（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50%），比2008年略有提高，比最高峰2004年的0．59下降了约15%（差距缩小了15%）。2009年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间的相对差距指数为0．77（见图5－23）。
图5－22 2003～2009年中国地区固定电话绝对差距变化
图5－23 2003～2009年中国地区固定电话相对差距变化
4．地区移动电话差距
地区移动电话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移动电话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2009年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56．3%，比2008年增加7．8个百分点，增长16%。上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11．9%，比2008年增加10．7个百分点，仍居全国第一位。移动电话普及率最低的地区是安徽，达35．1%，比2008年提高7．1个百分点。最高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是最低地区的3．2倍（2002年最高时达到10．1倍）（见图5－24）。
图5－24 2009年中国各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布
从绝对差距看，最低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9年二者相差21．2个百分点，比2008年增加0．7个百分点，但增幅出现缩小（2008年为1．1个百分点）（见图5－25）。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较发达地区进入了移动电话快速扩张期，导致全国平均的扩张速度比落后地区要快一些。
图5－25 2003～2009年中国地区移动电话绝对差距变化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地区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移动）为0．38 （最低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8%），比差距最大的2001年下降了39%（差距缩小了31%）（见图5－26）。从变化趋势看，相对差距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是在2005年以后（当年最落后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3%，开始进入快速扩张期）。
图5－26 2003～2009年中国地区移动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5．地区电视差距
地区电视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用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来表示。考察指标是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由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和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两个指标构成，二者各占1／2权重。
（1）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城市彩电）。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城市彩电）是反映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2009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37．6台，比2008年增加2．8台。全国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在1997年首次突破100台（为100．5台），之后除个别年份外每年仍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彩电。
2009年最高地区（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85台，比2008年增加4．5台；最低地区（宁夏）为104．3台，比2008年最低地区（青海）增加1．1台（见图5－27）。
图5－27 2009年中国不同地区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分布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最低地区城市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31．4台，比2008年差距扩大2．5台；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比落后80．7台，比2008年差距扩大3．6台（见图5－28）。
图5－28 2004～2009年中国城市彩电地区间绝对差距变化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城市彩电）为0．23（最落后地区的城市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比2008年略有增加（见图5－29）。
图5－29 2004～2009年中国城市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2）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农村彩电）。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农村彩电）反映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彩色电视机方面存在的差距，考察指标是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
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08．9台，比2008年增加9．7台。一方面，这表明在城市居民彩电需求趋于饱和的同时，农村居民彩电需求还存在非常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也起到了刺激农村彩电需求快速增长的作用。
2009年最高地区（上海）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90．2台，比2008年增加4．7台；最低地区为68．1台，比2008年增加7．9台（见图5－30）。
图5－30 2009年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分布
从绝对差距看，2009年最低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40．8台，比2008年差距扩大1．4台；最低地区与最高地区比落后122台，比2008年差距减少3．3台（见图5－31）。
图5－31 2004～2009年中国农村彩电地区间绝对差距变化
从相对差距看，2009年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农村彩电）为0．37（最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9%），比2008年进一步缩小（见图5－32）。
图5－32 2004～2009年中国农村彩电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3）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地区DDI－彩电）是反映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在拥有和使用电视方面存在的差距的主要指标，由地区DDI－城市彩电和地区DDI－农村彩电两个指标合成（权重分别为1／2）。
2009年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为0．30（表明最低地区城乡居民在彩电拥有量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30%），比2008年下降约2%（差距缩小约2%）（见图5－33）。
图5－33 2004～2009年中国地区电视相对差距指数变化
6．地区数字鸿沟综合指数
地区数字鸿沟综合指数（地区DDI）是反映不同地区间在拥有和使用主要信息技术产品方面存在的差距的缩合性指标，其基本含义是最落后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综合差距。地区DDI由互联网（权重1／4）、计算机（权重1／4）、彩电（权重1／4）、固定电话（1／8）、移动电话（1／8）5个地区间相对差距指数构成。
2009年地区数字鸿沟总指数为0．42，即最低地区的信息技术综合利用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42%左右，表明地区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见图5－34）。
图5－34 2004～2009年中国地区数字鸿沟指数变化
从分类指标看，地区数字鸿沟在各主要技术应用方面的表现有趋同形势，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相对差距指数均集中在0．49左右，移动电话差距略小一些（0．42），彩电差距最小（0．31）。
从总体变化趋势看，地区间数字鸿沟有明显缩小趋势，2001～2009年缩幅达31%。
（执笔人：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
（一）实施“国家宽带计划”的战略意义和紧迫性
1．多国布局“国家宽带计划”谋求经济新发展
2008年年底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各国纷纷调整经济战略。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革命，酝酿着新的经济格局。各国在大力振兴本国经济的同时，无不在积极抢夺未来经济的制高点。信息技术无疑是一切新兴技术发展的基础，而宽带又是信息技术普及的重要基石。
宽带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9年年初，为应对金融危机，美、英、德、法、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各国纷纷公布了自己的国家级宽带建设计划，许多国家已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当前全球经济有复苏迹象，但基础仍不稳固，经济发展仍需要适当的刺激，在这种形势下，宽带产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表6－1 部分国家实施的宽带计划一览表
续表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宽带业务发展，不仅将其作为社会福利计划还将其视为能得到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并把超速发展宽带业务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美国国家宽带计划可以看作21世纪美国刺激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就业、提高教育水平、保护公众权利以及民主政治的路线图，政府力图利用宽带改造美国社会和产业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能源等，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高速互联网的领先者，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
日本宽带计划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的，由政府主导，把宽带当作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制订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计划；在宽带发展中重点发展光纤等超高带宽接入，兼顾无线等多样化的接入方式，日本目前已将光纤宽带的普及列为21世纪经济振兴计划的首位。
2．实施“国家宽带计划”有利于经济发展与转型
宽带已经成为通信技术中的重要革新力量，宽带上的各种创新，使得信息化技术渗透更快，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刺激经济可持续发展。宽带网络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如同工业社会中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只有把宽带这条“道路”修好了，整个产业才能够跑得起来。
世界银行对120个国家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宽带普及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来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则认为，宽带每投入1美元，将带来10倍的回报。[75]
国新办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指出包括宽带网络在内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
3．中国宽带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急需国家宽带计划推动
我国宽带发展具有“资费高，速率低，普及率低”的“一高二低”特点，严重滞后经济发展。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的2008年全球宽带网络建设状况排名（见表6－2）显示，2008年韩国家庭宽带普及率高达93%，而中国只有21%；韩国平均宽带速率高达49．5Mbps，而中国仅有1．8 Mbps；韩国每兆每月平均价格低至2．5元，2009年中国宽带用户平均资费是963．6元，每兆每月44．61元，是韩国资费的17．8倍。考虑到收入差距，2008年韩国是中国人均收入的6．94倍，因此中国资费是韩国的123．53倍。我国宽带资费高已严重阻碍宽带普及。
表6－2 2008年全球宽带网络建设状况排名
4．实施“国家宽带计划”是当前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当前新兴技术潮流需要以宽带为基础。从当前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动向来看，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创新方式，而这些技术的应用前提都是宽带网络的普及和速率的提高。
加速转型期需要宽带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时期，信息技术的大力普及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作为一切信息技术的重要基石——宽带就成为抢夺未来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产业。
宽带发展有利于促进就业。根据美国通信行业协会的预计，在宽带网基础设施上每投入50亿美元（人民币341亿元），短期内将创造近10万个就业机会；长期来看，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0%，将会创造20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宽带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宽带普及率不高，信息基础设施仍然不完备，发展空间巨大，宽带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比发达国家更大。
“国家宽带计划”能促使经济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的宽带发展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固网到无线宽带、移动宽带再到光纤入户的过程，而我国现在的宽带普及率并不高，可以直接提高速率，加快推进光纤入户，直接将宽带的普及率和速率提高，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随之而来的将是国民经济各部门效率的提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各方面的快速普及。
通过发展宽带，可以用网络将国内各种资源有效整合。无论从提高国家长远核心竞争力出发，还是从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出发，都应从国家计划高度给予宽带发展足够的重视。
（二）实施“国家宽带计划”面临的问题与瓶颈
1．政府对宽带不够重视，制定目标相对保守
宽带的发展和普及需要政府的推动，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目标往往决定了宽带的发展速度。我国“十一五”规划已经提出了宽带是未来发展重点，但是没有具体的计划目标。而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计划目标更为明确，政府补贴力度也相当大。
我国的宽带发展目标如宽带普及率、宽带平均速率等比较少出现具体数字，即使有，也往往是相对滞后的目标。目前各地都在抓紧制定“十二五”规划，部分较发达地区关于宽带发展目标的设定都比较保守，需要重新认识。
2．资费改革牵涉相关利益部门，难度较大
要想实施“国家宽带计划”，除需要加大国家投资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外，如何将高昂的宽带资费降下来也是保证计划效果的重要一环。但是资费改革牵涉的相关利益部门、企业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
（三）实施“国家宽带计划”的政策建议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需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用“国家宽带计划”作为促进中国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尽快制订国家级的专项宽带计划，加快推进光纤入户工程，让更多的企业、居民真正享受廉价、便捷、高效的宽带网络。
1．成立“国家宽带计划领导小组”
战略决定未来，韩国多年前将宽带发展视为国家战略，从零用户到普及率世界第一仅仅用了7年时间。我们有必要尽快使宽带发展脱离产业发展的视角，提升至国家计划的高度；有必要尽快建立“国家宽带计划领导小组”，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抢夺制高点。高度决定出路，只有将宽带发展提高到国家计划的高度，才有可能短时期内克服可能存在的困难，走更快的发展之路。
2．制定前瞻可行的战略目标
鉴于现在宽带速率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的平均速率为20Mbqs，而韩国、日本在未来几年的目标都瞄准了1Gbqs，我们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力求“十二五”末期能实现平均速率50Mbqs；我国宽带普及率尚不到30%，而世界宽带普及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平均普及率在70%以上，我们可以加速提高农村地区的宽带普及率，争取“十二五”期间能实现60%以上的普及率。另外，参考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如果要实现平均速率50Mbps，则要将宽带资费尽量降低到200元以下。
3．建立“农村宽带基金”缩小地区宽带差异
欧盟用“结构基金”资助宽带落后地区建设宽带网络，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可以成立“农村宽带基金”，帮助农村地区建设宽带网络，加速农村信息化进程，这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优化产业结构等都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加快推进宽带下乡。
4．注重提高速率、扩大应用和丰富内容
提高速率、扩大应用和丰富内容是宽带发展的三个目标，着力点应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目前要加快推进光纤入户；二是降低资费水平，提高广大居民支付能力，高资费水平成为普及宽带的“拦路虎”，要坚决铲除；三是加强宽带内容服务产业发展，要重视宽带网络的多元化发展和应用；四是切实提高全民信息素质和能力，人的素质上不去，就会影响使用的实际效果。上述几个方面是薄弱环节，是努力方向，也是潜力和希望所在。
（执笔人：唐斯斯、于凤霞）
电信资费或称通信业务资费，实际上就是通信服务产品的价格。鉴于通信行业的特殊性，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资费进行干预和管制，电信资费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我国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语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本报告关于电信资费问题的讨论主要关注公众使用最广泛的三类业务：固定电话语音业务、移动电话语音业务和互联网增值电信业务。通过对我国电信资费管理改革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不断推进的电信资费改革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公众享受到通信业发展的成果，但总体上看我国电信资费价格仍然偏高，随着技术创新应用的不断出现，电信资费管理也面临新的问题。
（一）稳步推进的电信资费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图7－1 2005～2009年电信综合价格水平下降情况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09年全国通信业统计公报．
图7－2 2001～2008年我国移动通信平均价格及其年降幅
图7－3 2002年以来我国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平均价格年降幅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历年年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走过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历程，通信业也从邮电合营、政企合一、完全垄断经营逐步改革，实现了邮电分营、政企分开，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在通信业务资费的制定与调整上，伴随着上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国民经济发展改革的要求，也经历了从政府行政管理到逐渐市场化的改革过程。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以前，我国电信资费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由于当时我国通信业供需矛盾紧张，这一时期政策的重点是快速筹措资金并加速折旧，加速发展通信业。因而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电信资费总体水平较高，实行了包括初装费、附加费和较高的通话费在内的资费政策。事实证明，这些政策为当时电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如1980～1991年，初装费共筹集建设资金110．7亿元，在当时的市话建设资金中占40%左右的份额。这一时期，政府资费管理的重点是制定标准。
1994～2004年，我国电信资费改革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深化电信资费管制政策调整与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电信资费形成机制，推进电信资费定价方式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合理配置电信资源，促进电信业务健康发展”。1994年开始，我国政府启动了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可概括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政企分开、邮电分营”，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的成立可以看作是我国电信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随着电信业改革的深入，市场调节价开始引入，政府于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进行了三次电信资费调整，资费总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12月，原信息产业部、原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这次调整涵盖了除移动电话以外的全部基本电信业务，从调整幅度上看除本地电话外其余各项业务资费均大幅度下调，部分业务如国际电话、出租电路、拨号上网通信费等降低幅度都超过了50%。2002年7月，原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对部分已经形成较充分竞争的电信业务的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这标志着我国电信资费管理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此后两年间，相关部门又下发了一系列有关资费管理方面的文件，如：关于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规定（2002年）、关于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2002年）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04年），意味着政府对电信资费管理由价格“报批”转向“报备”，从直接定价转向对于企业明码标价及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监督。
2005年8月，原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将国内长途电话通话费、国际长途电话及港澳台地区电话通话费、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和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改为上限管理。政府电信资费管理的角色进一步转化，企业定价权进一步扩大。2009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调整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对固定本地电话等业务资费实行上限管理，涉及的电信资费包括固定本地电话的基本月租费和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小灵通的基本月租费和本地网通话费、出租电路长期租用资费等，这是对传统固话、小灵通资费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使得我国电信资费管理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可以说，随着我国电信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发展，政府在电信资费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将由直接调控资费水平向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电信市场竞争环境转变。这意味着，电信运营商有了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户需求灵活制定资费方案的权力，可以自主确定资费结构、计费单位和资费标准。对运营商而言，有助于他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制定灵活的市场竞争策略。对于广大用户而言，随着运营商之间价格竞争空间的加大，势必会推动资费水平下降，同时也有利于用户根据自身通信需求特点，自主选择最合适的资费方案，消费者无疑成为资费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十五”期间我国电信资费总体水平下降了45%，2009年电信综合价格水平同比下降了9．0%（见图7－1）。越来越多的用户分享着我国通信业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此外，从历年移动电话资费水平的下降幅度上看，降幅最大的出现在2002～2004年，我国移动电话资费水平从0．56元／分钟下降到0．31元／分钟，降幅为44．6%，为近年来降速最快的两年；同时固定电话资费水平2003年下降了32．74%（见图7－2、图7－3）。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电信资费的管理开始更多地引入市场调节价，政府的作用开始转向规范市场主体的价格行为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2002年7～8月，原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陆续下发了三项电信资费管理通知，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关于部分电信业务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知》（信部联清［2002］286号）、《关于电信服务明码标价的规定》和《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此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电信业务收费项目增加到九大类34项，涉及当时国内所有电信运营商的大部分电信业务项目。
（二）当前我国电信资费水平仍然偏高
当前在我国，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信息产品都已经进入快速扩张期，人们对其性能的认知程度、接受意愿、使用水平等都较前些年有了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使用成本可能就成为影响其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因素。尽管过去10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通信业的快速发展和电信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电信资费水平有所下降，公众支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相比，与信息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普遍服务的目标相比，我国电信资费水平依然偏高，影响了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效果。
1．固定电话资费
我国关于固定电话业务资费的管理，从2009年11月开始实行上限管理。在此之前执行的是原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于2001年发布的《关于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中的标准，即“营业区内通话费计费单元按首次3分钟，以后每1分钟计费1次，首次3分钟资费标准为0．18元、0．2元和0．22 元；以后每分钟资费标准为0．09元、0．1元和0．11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会同物价主管部门提出方案后，报省（区、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国内长途电话资费标准为每6秒钟0．07元”。“国际及港澳台电话资费标准为每6秒钟0．8元。”“基本月租费按省会城市、地市县、农村和办公电话划分为四个级次，各级次内又分不同资费档次，标准为每月10～35元不等。”
从固定电话资费水平上看，过去6年来也出现了明显下降。2004～2009年中国电信本地语音通话总次数从2001年的250．05亿次增长到2005年的449．4亿次（历史最高值），而后出现负增长态势（见图7－4）[76]；但居民固定电话用户的年均资费支出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1061．8元下降到2008年的462．4元，下降了56．5%（见图7－5）。
图7－4 2001～2007年中国电信固定电话用户总数与本地语音通话总次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历年年报。
图7－5 2001～2007年全国本地语音通话总次数及年均资费水平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相对于收入水平或支付能力而言，2008年我国固定电话年均资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14%，较2001年有了大幅下降（见图7－6），但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2009年年底我国对固定电话资费也实行上限管理，可以预期固话资费有望进一步下调。
图7－6 2001～2008年我国固定电话年均资费支出占城乡居民收入的比重
2．移动电话资费
移动电话资费构成主要包括入网费、基本月租费、通话费和漫游费及其他增值服务费等。目前我国已取消了移动电话入网费，月租费和通话费的收取原理与固定电话类似。漫游费是针对移动用户在非归属地通话时收取的费用，通常要大大高于本地通话资费水平。我国从1987年开始制定模拟移动电话的资费政策，到1994年开始制定移动数字电话的资费政策，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市场的发展变化，移动电话的资费标准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资费管理方式，按用户类别分，包括非漫游用户和漫游用户两大类，收费项目如表7－1所示（不同的移动运营商也存在特例情况）；按付费方式分，包括立即计费业务和预付费业务两大类：①立即付费业务资费标准为，基本月租费50元，本业务区基本通话费0．4元／分钟，漫游通话费0．6元／分钟，拨打长途（国内、国际和港澳台）按现行标准加收长途通话费。计费方式为双向收费（目前仅是国家的政策，实际移动运营商已通过不同方式实施单向收费），通话费计费单位为分钟，不足1分钟的部分按1分钟计算。②预付费业务资费标准为：免月租费。移动电话主叫时，本服务区基本通话费0．6元／分钟，漫游通话费0．8元／分钟，拨打省内长途加收0．6元／分钟长途通话费，拨打省际长途加收0．8元／分钟长途通话费，拨打国际及港澳台按照现行标准加收长途通话费，拨打IP电话按照IP电话资费标准加收IP电话费。移动电话做被叫时，本地通话费0．6元／分钟，漫游通话费1．4元／分钟。
表7－1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主要收费项目
从绝对价格水平来看，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资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77]2002～2008年，中国移动用户平均每月每户通话时长（MOU）增加了137．7%，而支出降低了27．8%，移动通信平均价格从2002年的0．56元／分钟下降到2008年的0．17元／分钟，降幅达69．6%（见图7－7）。
图7－7 2002～2008年我国移动用户MOU和ARPU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年报。
图7－8 2004～2008年我国移动电话资费占居民收入比重情况
图7－9 2004～2009年我国网民规模和宽带网民规模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但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当前移动电话资费价格明显偏高。2008年每个中国移动用户平均支出为996元，据此推算，当年我国移动通信资费支出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34%，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高达20．92%（见图7－8）。
3．互联网业务资费
随着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过去10多年里，尤其是在2006年普及率超过10%以来，互联网应用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这期间，我国基础电信网络的通信能力也不断提高，为宽带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网络应用呈现出明显的宽带化趋势，尤其是在2005年宽带用户占比首次超过50%以后，宽带网民总数及其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见图7－9）。在资费管理方面，根据我国电信条例的有关规定，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都属于增值电信业务，因而与电话资费管理相比，政府对互联网接入和信息服务资费的直接干预较少，基本上是市场调节价。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宽带接入方式主要是xDSL接入。[78]固网电信运营商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市场，有效竞争明显不足。
不同的网络接入方式，其业务的网络使用费定价模式和费率也不尽相同。由于ADSL接入已成为当前我国主流的宽带接入方式，这里主要讨论这种接入方式的资费状况。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固网宽带网络的计费方式大致包括按速率包月、按流量计费、按时长计费几类，此外还收取一定的一次性费用（见表7－2）。
表7－2 中国电信ADSL上网费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网站。
从价格水平来看，近年来我国固网宽带资费有所下降，但降幅不是很大，2004～2009年中国电信宽带业务的ARPU从102元降到了80．3元，降幅为21．3%（见图7－10）。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宽带价格明显偏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9～2010》提供的数据，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5%的前13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占比85%）的固定宽带费用占人均GDP的比重在1%以下，其余两个国家该比重也仅为1．15%（见表7－3）。而在我国，2008年宽带资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4%。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互联网还存在速率低的问题，远远达不到宽带的速度标准，如果考虑到网速问题，则我国的互联网应用成本更高。2008年我国上网接入速率约为1．8Mbps，远远低于日本的63Mbps，韩国的40Mbps，以及中国香港的20Mbps。2008年我国宽带平均月资费83．8元，相当于每Mbps每月46．6元（约合6．7美元），是韩国宽带价格（0．37美元）的18倍，日本（0．13美元）的51．5倍。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我国电信相对资费水平则更高。
图7－10 2004～2009年中国电信固网宽带用户ARPU变化情况
注：2006年数据缺失，沿用上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表7－3 2008年部分国家互联网普及与资费情况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9～2010，2010．
表7－4 2008年宽带速度前10名国家的网速及其价格
资料来源：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2008年全球宽带网络建设状况，2008．
就移动宽带发展来看，3G牌照发放一年多来，用户数量迅速增加，资费出现了上涨。2009年中国电信3G数据卡业务按时长计费，即不同的套餐资费标准可以享受时长不等的本地上网和国内漫游上网。但这种计费方式仅实施了一年，2010年4月，中国电信北京公司率先开始对3G无线宽带套餐资费进行调整，调整后，时长和流量都有一定的上限值，用户累计时长或流量两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达到相应套餐包含的上限后，便需按照套餐超出部分资费计费，3G上网价格短期看出现了上涨。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户需求增长迅速，而当前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一年多来，中国电信3G移动宽带用户迅速发展，在按照时长计费模式下，大量的下载和在线视频应用使得对移动资源的耗用显著增加，甚至超过了网络承载量，持续增加的用户数量及快速增长的流量让运营商网络带宽相对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毫无疑问，公众新的消费行为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迫切的需求。
与电话和互联网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年我国有线电视入户率为42%，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均超过65%，上海市最高达104．76%。而当年有线电视用户的资费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0．31%，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01%。在入户率最高的上海市，这两个比重分别为0．23%和0．52%。充分说明了资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程度。
（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电信资费水平偏高
当前我国电信资费价格偏高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影响电信资费的因素很多，比如政府政策、宏观经济环境、市场供求、企业成本与利润、用户支付能力等等。由于电信业自身的特点，政府政策导向与监管对资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回顾过去，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电信资费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看，我国电信资费监管仍存在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
1．有效竞争不足
新一轮电信重组之后，电信运营商“一大两小”的局面就已经形成；如今，这种格局还在继续。按照2009年年底的累积用户计算，中国移动在整个移动通信市场的份额高达71．9%；如果以营业收入计算，中国移动相当于2个中国电信或者3个中国联通；而按照净利润计算的话，中国移动则分别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8．7倍和12倍。
2．缺乏透明的电信成本核算
各项电信业务成本的界定与核算是确定电信资费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而科学严格的成本核算需要相关的制度保障。国际上看，美国为了应对AT＆T解体后电信业发展的需要及合理计算各项电信业务成本，于1988年修订了使用了近50年的电信会计统一制，并建立新的统一会计科目制度，作为规范美国电信运营商成本会计的依据，将以部门区分的会计制度改为以业务区分的会计制度，以利于合理分摊共同成本和计算各项电信业务的其他费用。英国原电信管理局（Oftel）于1993年6月提出《电信成本分摊》草案，英国电信（BT）根据该草案提出成本分离原则，将其会计成本制度进行了重新规划调整；英国电信还于1996年6月提出了财务报表编制准则，并经电信管理部门核准使用。
在我国，根据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和电信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明确的电信成本计算准则和要求等。按成本定价的原则要求资费水平反映电信服务成本，并且这里的成本中不应包括不合理的成本因素。实践中，一方面，电信成本核算的相关制度缺失，导致电信业运行的真实成本信息不可得；另一方面，电信业成本中包含着大量不合理成本一直以来也是公众质疑的焦点所在，如电信行业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等。2008年我国电信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7倍（2004年为2倍），与其他具有垄断性特点的行业相比，其工资水平也处于前列（见图7－11）。
图7－11 2004～2008年我国主要垄断性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3．缺乏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电信监管的基本要求是：“电信业监管机构应该独立于任何基本电信业务的运营商，并对其不承担任何责任。”鉴于电信行业的特点，目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将作为执法机关的电信监管机构与作为政策制定机关的政府机构相分离，以避免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根据自己的意图干扰法律法规的实施，如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英国的Ofcom、德国的邮政电信监管局（RegTP）、法国的电信管理局（ART），等等。并且近年来，世界各国顺应“三网融合”进程加快的发展潮流，纷纷从监管体制上加以调整，组建融合性的监管机构。如英国的Ofcom就是由原来的电信管理局（Oftel）、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播放标准委员会五个机构合为一体而成立的综合性监管机构。韩国也解散了原有的信息通信部和广播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广播通信委员会，对电信、电视和媒体进行统一监管。可以说独立监管、融合监管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潮流。
但在我国，长期以来电信监管就存在机构设置不完善、职责不明晰等问题。原来信息产业部体制下的电信监管部门是直属于信产部的通信管理局，每个省设一个，而信产部集行业规划、政策指导、行政管理和运营商监管于一身，与各大电信运营商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而备受争议。“大部制”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独立、专业的电信监管问题，甚至引发了“信产部取消可能导致电信监管力度弱化”的担忧。
有效监管不到位，导致电信资费领域乱象频生。如中国移动近日被曝出存在一系列扣费乱象：通过分割计费的方法增加计费市场而多收费用，暗中让手机用户为并不存在的号码支付彩信费，未上网却被扣了不少上网流量费，随意删改、收集用户的计费收据而掩盖多扣费行为，等等。工信部网站上一份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工信部及各地相关机构收到的关于电信服务的申诉超过了19000人次，40%以上是收费方面的申诉，中国移动以4566人次申诉量，成为被投诉收费问题最多的电信运营商。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计费的相关数据完全掌握在运营商手中，面对用户的质疑和申诉，负责展开“深入调查”的仍然是运营商本身，同时扮演运动员与裁判员双重角色的运营商，很难保证不损害用户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4．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以立法规范和推动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是国际经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立法。如英国有数据保护法、电子通信法、英国通信法等，美国颁布的与电子政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就有40多部，韩国在2001年前就制定与修订了与信息化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150多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关的立法，如印度制定了信息技术法，巴西有电信基本法、墨西哥有联邦电信法；等等。
在我国，《电信法》已经酝酿了近10年，至今仍未出台。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随后原信息产业部又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实施办法等，对于规范我国电信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电信方面的综合性法律，随着电信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无法完全依靠《电信条例》及现有的部门规章解决，电信立法远远滞后于电信业发展与改革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电信立法滞后直接导致了电信市场有效监管缺失，直接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如现有的电信法规并没有明确提出电信成本的计算准则和电信资费计算标准，对电信监管架构的规定和权责的界定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正在下大力气推进“三网融合”，要破除融合道路上的障碍和壁垒，必须依靠立法保障，通过立法调整各方权益关系，加强市场监管，维护消费者权益。从国际经验来看，英美等国在法律方面作出了修改和调整，对监管机构的融合、监管内容的修改、不同部门间利益冲突的破解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为“三网融合”的实质性推进扫清障碍。如英国于2003年颁布的通信法，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成立统一的通信管制机构，统一对电信、广播、电视、无线电业务进行监管，大大减少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利益协调工作，为“三网融合”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三网融合”之所以多年来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法规建设滞后有关。
（执笔人：于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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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热卡填充法运用各国相似特点的数据。人均GDP和地理位置是确认具有相似特点国家的主要标准。例如，估计A国某一特定指标的数据缺失时，可以通过先前确认的具有类似人均GDP和来自同一地区的B国数据来代替。
[63]见附件盒状图1．1以瑞典（2008年IDI排名第一）为例，来计算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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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由于在基础电信业务市场上，本地业务市场高度集中，固定电话业务由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铁通经营。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是固定电话业务的两大主要运营商，占据本地市场将近90%的市场份额：中国网通向北方10个省份提供固定电话服务，中国电信则向南方21个省份提供固定电话服务，其他运营商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因此本报告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数据为重点计算我国固定电话资费的平均水平。
[77]在我国，移动电话业务市场主要有两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但目前来看，中国联通尚未形成与中国移动对称的双寡头格局，中国移动的垄断效应十分突出。2002年以来，中国移动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在60%以上。截至2010年1月底，中国移动用户数达5．27亿户，中国联通用户数为1．50亿户，前者是后者的3．5倍多。因此本报告有关移动电话资费的计算主要参考中国移动集团的相关数据。
[78]如最常见的ADSL接入方式。ADSL（Asymmetrical Digital Subscriber Loop）宽带接入产品是指通过非对称用户数字环路技术，以普通市话通信电缆为传输媒介，在不影响原有语音业务的情况下，为有上网需求的客户提供理论下行速度最高为8Mbps的互联网接入数据产品。ADSL具有较高的传输速率，理论上上行最高可以达到640Kbps，下行最高可达8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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