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语言

吉比什·巴什（Jeebesh Bagchi）：共同的语言

佛教在印度的消亡是一个巨大的谜题。我没有读到或遇到过好的解释。我只想分享一个故事，不，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关系很不和睦，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后不得不以法律途径解决。在离婚的过程中，我曾与他们交谈，发现他们彼此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有时会彼此交换礼物和物品，在自己或对方生日时，他们会收到朋友的很多礼物，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语言。他们没有使用一种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曾有过一种语言和新的词汇，但是他们却从不使用。我想缺乏这种使用概念和语言的能力是争论产生的核心所在，正因为他们无法使用这种语言，便不得不诉诸司法的、法律的手段，借助不同形式的权力来填补这个缺口，和彼此谈论这些法律的话题以及曾经赠予对方的物品的分割问题。

我认为今天这样的讨论让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我们能够激活印度艺术创作领域所从事的想像性图景，以及那些我们从事的项目，并让我们能够全面思考“如何看待这塑造我们的过去20年的历史”这个问题。在萨拉的演讲中，我认为有一点触及了这个话题。从欧洲中心论的视野中脱离出来，继而获得对欧洲优越性本身的理解，我认为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可能性，让人们在谈论欧洲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讲一个撒克逊的故事而已。人们可以讨论西方或欧洲，因为优越性本身让人们回看那些没有走的路，那些半途而废、或消亡、或被放弃的路径。继而有很多力量被带进我们的视野。我认为这可以是极富成果、极富建设性的事情，因为一旦你看到这些众多力量的存在，你便不会害怕失败，不惧怕犯错，不只是基于缺点作出评判，这好像是为刚刚就任的首相写传记一样，当其传记出版时，即使是年龄最轻的就任者，看起来也如同圣人一般。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民主？”如果我们不予以评价，跳出这个圈子，如果我们不受制于这些量化的形式和品质的量度，我们可能会找到一条不同的路。所以欧洲优越性作为一种论断能够让我们回到一种完全不同的面对现代性的方式，而不是将其看作一种竞争性的现代性，不是像球场中的竞赛一样，或是像效率一样可以拿来彼此攀比的东西。

我认为后殖民路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对于欧洲谴责批判式的方法会让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东西产生一种奇怪的恐惧，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欧洲。这种欧洲优越性开启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所在。但是另一个问题便是付诸实施的效率或能力。我想身处在这个房间之中的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语言、科学、冲动，等等，而我这里要说的是付诸实行的能力。我刚才提出了一个有关付诸实行能力的论点，有亵渎之嫌，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各地的旅游观光者在参观博物馆时是不能触碰任何东西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触碰的”（touchless）的旅游，当你旅游时你便只能远远地看着。所以付诸使用、将一种艺术语言付诸使用是建立不同的事物秩序的最佳表达方式。这就是我对于对话开始提到的后殖民问题理念框架重要性的回应。

第二个有关后殖民的问题便是对竞争性、现代性的恐惧。我认为过去十年间，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殖民研究还尚待产出优秀的艺术作品，问题在于在这种竞争性、现代性的模式之下是行不通的。现代性创造了艺术，并对欧洲作出回应，而欧洲现代性也从相同的状态中发展而来，马蒂斯和达利完成了秩序的构建，这样便有了竞争性、现代性的格局。那么我们如何全面地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