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对中国的文化自觉的自觉

戴锦华：呼吁对中国的文化自觉的自觉

谢谢主办方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坐在这个讲坛上和查特吉教授对话。我想从一些经验性的角度入手来试图对查特吉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作一个回应。从1999年开始，十年了，我开始参加很多亚洲学者的对话，我们亚洲学者之间的对话的展开，本身是对所谓亚洲的历史、亚洲的命运、全球化格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西方国家的出路这样一些问题的共同体认，或者是共同的紧张，这是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很了解我们的远方，而不了解我们的近邻。所以，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其实是大家可以共同体认的，也是同样的动力让大家坐在今天这个会场上。但是我必须坦率地说，从1999年开始和亚洲学者之间的对话，给我留下很多创伤性的经历，真的是非常创伤性的，为什么说带有创伤性？

就是因为对话的双方都认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历史经验，我们之间应该很容易达成某种理解进而达成共识。我非常坦率地说，我发现我和亚洲学者之间对话比我和欧美学者之间对话困难很多。原因是：第一，我对欧美的知识、历史、社会状态的了解远多于我对于亚洲邻国的了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使用的语言，其实绝大多数亚洲学者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西方的语言，所以你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很容易。但是你面对你的近邻，共同的历史命运的承担者的时候，你们使用的是非常相像的语言，但是谈的是非常不同的历史与现实，而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包括知识的准备，包括情感的宽容和体谅之间是非常非常不足的，所以查特吉教授今天讲的这个例子，泰戈尔的这个例子，是100年前的一个例子了，却强烈地唤起我对亚洲学者之间交流时那种必然伴随的、有时候是创伤性的误读的记忆。但是我们和查特吉教授对话就没有这么大的困难，他在美国大学任教，他非常了解从西方的角度看亚洲，从亚洲角度看西方，和亚洲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所以，我就说，今天对我来说有两个体验，一个是查特吉教授提出的个案，就是泰戈尔访华遭到了中国的左翼进步学者的全面围剿的创伤性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空间，我们请很多印度学者到这儿来，然后和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学者、中国的青年学生对话，这次我想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有一种强烈地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基础。

进入这个讨论之前我讲第二个体验。我自己是读泰戈尔长大的，他对我来说是极端亲爱、内在和自我的一部分。但有趣的一点是，好像在我小时候，背大量汉译的泰戈尔的诗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印度学者来指认。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伟大的艺术家，今天坐在课堂上听查特吉教授讲泰戈尔的时候，我就再次回忆起少年时代阅读泰戈尔的经验，我想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我很深地体认到，其实从1950到1970年代，就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中国拥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世界视野，从今天来看，一方面，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视野，是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大量地介绍进来的这样一个时代。而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甚至给所谓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艺术家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一点不惭愧地说，可能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我们曾经获得的世界视野，比今天开放的中国的视野更具世界性。所以，像泰戈尔，我记得当时读得很熟的是泰戈尔的《飞鸟集》《星月集》，真的是可以大段大段背。那些诗句，英文翻译时我可以用中文同步说出美丽的诗句。我们经历了那样的100年，自泰戈尔访华以后，我们又经历了一个100年的历程，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以后，今天我们再来讨论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自觉、本土文化自觉和西方文明的重镇的时候，参数已经非常不同了。但同时，泰戈尔当时的议题，当时和中国知识界发生冲突的议题，对我们来说变得更为真切、更为紧迫了。回到查特吉教授所讲的这一次冲突，那个冲突本身唤起我在对话中的记忆、创伤性的记忆，我们会看到里面的误读是在很多层次上发生的，一个层次就是文化、历史的差异，就是说亚洲的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的亚洲国家，但是它们有自己的历史脉络的差异。我先做一点声明，请大家相信我绝不是中国特殊论者，因为印度也是特殊的，尼泊尔也是特殊的，每一个国家都是特殊的，泰戈尔的叙述本身有着很大的幻觉，比如他认为欧洲的同质性，其实德国是特殊的，法国是特殊的，西班牙是特殊的，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差异的。我想，泰戈尔的叙述本身，他首先面对的是印度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且是率先发展出现代经济——如果我看到的材料对的话，印度是最早有铁路和纺织业的国家。它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而且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它被最野蛮的殖民主义所摧毁，这恐怕是泰戈尔对话的一个最直接的对象，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历史。同时，印度特定的历史决定了印度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用英文写作，泰戈尔也是同时可以用英文写作的，他的英文写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以及世界性的声誉，泰戈尔的很多思考和发言，我猜想，也是对着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发言。他在面对着西方，准确地说对着西欧、北美世界在谈我们东方，我们印度，我们的文明。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的东西是：第一，中国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历史，中国经历的是所谓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国民的创伤性的屈辱经验。而另外一个东西，尤其是对泰戈尔发起围剿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艺术家们，他们主要的对话对象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而这种东西和国家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结盟关系。很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寻求膜拜西方式的解决出路，而是寻求一个关于革命或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式的世界构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误读的必然前提已经在那里了。同时，查特吉教授刚才讲到的那个描述，他认为印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有很多种族的差异，陈光兴也在他的序言当中写到，印度传统历史遗留下来的种姓制度。中国也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说法，中国、日本、韩国，东亚的情形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是少有的民族统治性非常高的国家，或者说统治的大民族真的是人口占压倒多数的民族，这个就天然地吻合民族主义的神话。对绝大多数国家这都是神话，而对东北亚三国来说，它确实具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而且它的现代国家版图大致重叠于封建帝国的版图。同时，在我们中国人开始谈“国家”的时候，根本不是那个nation、state的国家。

我们的是传统帝国遗留下来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繁衍出来的国家想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一定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结构的不同，又一定会发生误读。同时，我们对于不同的国家，在印度、在中国，我们怎么想像？我们如何去战胜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走出一条区域自新之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我们会看到泰戈尔这样以东方式的文化尊严、以东方文明自身的审美，同时是人类的情怀去区隔于西方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所谓的现代文明，这是他设想的一种社会的出路，或者说一种解决方案。而这个时候，与他对话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面对“一战”终结之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然后进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大讨论，达成这样一个向左转的某种程度的直接共识。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至少是批判泰戈尔的这批学者、艺术家，他们选择的出路是革命。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误读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极具启示性的因素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