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计划政治

王鸿生^[4]：知识分子的计划政治

我首先得问自己，比如我对这个活动感兴趣，这个兴趣点到底在哪里？比如说是出自对印度的认知兴趣，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地方，我不可能都了解。为什么对印度要有一种认知——我觉得好像不是在认知上面。那么，是不是因为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真是嫌贫爱富，老是往欧美跑，周边的穷国家根本看也看不见，所以是一种伦理矫正？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关心印度，关心越南，是自我一种伦理上的矫正，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自己一向不嫌贫爱富。我觉得我很难把自己现在就想像成一个世界公民，不仅是因为我外语不好，出国机会不是很多。我不知道外语好的，比如说出国机会多的人，是不是真的已经把自己想像成是一个世界公民了，我们自我的身份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我觉得各种条件不允许我去这样自我设定，这个挺虚幻的。

对印度的兴趣，跟我自己焦虑的一些中国问题有切身的相关性。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焦虑，跟对印度的关切，肯定有一些切身的相关性，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在这个世界上，跟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所谓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好像有这么一个空间，这里面有值得去探讨的东西。但是自我和他者搞不好以后会变成一个相互定义的东西，就是用自我去理解他者，用他者来定义自我，这样一个平面的关系是我不太喜欢的，至少我觉得在理论上，它不彻底，在心理上，我觉得也不舒服，把别人看成他者。至少说，比如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理论中，他者是包含上帝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会倾向于接受一种我、你关系式的理解方式，而不是我、他关系式的理解方式，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他关系，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义的状态了，如果我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义的状态里面去理解对方的话，这个里面已经有我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对印度的这样一个兴趣本身非常值得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对印度，或者说对这样一些作者的著述，或者他们的演讲发生兴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我觉得要反问自己这个东西。这里边牵扯到对所谓共同体的理解。假如说共同体，包括敌人、对手、朋友，我自己的主体性等，这一系列理解都由这样一个兴趣出发。我们现在计划经济没有了，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可能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计划政治”，因为现在有特别好的技术手段，可以消化你，可以忽悠你，使你自觉不自觉地就被卷进去了。比如你可能是一个反抗者，你是持一个抗争性政治的立场，但是最后，你可能不知不觉地、自己都意识不到地被消化掉了，或者说你成为了同盟。比如说具体的制度，具体的一群人对我构成威胁，好像它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命名讲不清楚，就是说这个敌人太怪了，所以我用“计划政治”这个词。它可能并不严格，只是说在接触这类问题的时候，应该特别警惕这种“知识权力”的无意识，我们自身的知识权力的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