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着的印度知识分子

蒋亦凡^[6]：战斗着的印度知识分子

我大致介绍一下我对几位演讲者的采访内容和体会。采访霍米·巴巴的时候，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开始讲相对主义，在国内我们就讲普世主义。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你怎么在自己的国家内对待自己的移民，怎么对待少数民族，怎么对待外国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对待农民。这个问题南迪也讲到过，而且他的观点更加强烈，直接就是讲中国，你至少可以看得出胜利的一方在哪一边，就是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方，胜利的一方，至少可以给失败的这一方，就是农村这一方至少一点点的话语权，而农村和农业是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渡的这样一种纠正，我觉得这两位学者都非常强调这样一点。然后我也问了查卡拉巴提，刚才陆老师也讲到，中印两个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强权对可能成为你们victim（牺牲品）的民族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武器，霍米·巴巴的回答是，你至少应该展现出一点ethical distance（伦理距离）。他举出的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待农村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你不能够把城市化建立在农村的废墟上面，这就是说，你在国内做什么，是你未来可以给其他的民族提供什么样的解放武器的前提。我还用一些涉及到社会现实的问题来试图了解霍米·巴巴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我会用时下一些流行的事情去问霍米·巴巴。我说现在中国非常流行网络上的公益参与，对这种行为你是怎么看的？还包括问到他，对一些新兴的，比如说社会企业的模式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参与社会的方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你觉得他们会展示效果吗？我本来想像他可能会是一种激进的态度，觉得他们不够，他们会掩盖问题，然后把这些方式批判一下。但他其实觉得这些方式是可以的，比如说网络参与，他说的确可以带来些改变。但关键是，在那么多的信息充斥着的情况下，你怎么来生产出更多的知识，关于参与的知识，以及你怎么来通过网络参与这种信息、知识到最终产生新型的代表。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他，但是觉得霍米·巴巴，还是从一种比较现实当中，已经开始抓住的一些藤蔓伸展开去做更多的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把他加强，我们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加强我们的社会（enhance our society）。

还有一些非常个人的感想，我在采访尼南贾纳和南迪的时候，真的是被他们的个人气质打动了，这是我在任何中国学者身上没有感到过的，这两个人的确是战斗着的知识分子，这个也跟我从霍米·巴巴身上得到的感觉不一样。比如南迪，他因为在印度时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邦政府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种族暴力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该邦政府的刑事起诉。文章名叫“责备中产阶级”，他认为古吉拉特的那些中产阶级，有时候是外居的中产阶级，对那场骚乱也负有责任，他们歧视穆斯林，其文化非常世俗化，同时极度追求发展主义。于是极端民族主义与麻木的发展主义相互媾和，浅薄的世俗主义又破坏了甘地主义和其他带有宗教热忱的抚慰民众、与民众沟通的思想和实践。而这分别正是南迪两场上海演讲的主题：一个是我们缺乏对发展的反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分地追求世俗主义，完全抛弃宗教和宗教伦理的价值。我想南迪在写上海演讲的讲稿时，脑海中可能就浮现出2002年的古吉拉特。我看到一个网友说，南迪的演讲是让中国听众最难以与之对话的，因为南迪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学者。我觉得没错，南迪更具思想性而不是学术性，你能看出他的思想和他的现实参与的关系在哪里。

尼南贾纳也是，我觉得她是一个一直对整个的印度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倾注了非常大的热情的人，而现在，在女权主义的浪潮整体上开始消退了以后，她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别的方面，比方说教育方面。我问她关于印度的穆斯林女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对一些好像是我们已经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会非常批判性地对待。比如说他们有一个personal law（属人法），不同的宗教的人，在婚姻继承方面有不同的对待。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主流的印度右翼势力就开始说，我们应该有全国统一的民法典，而不应该再有personal law，因为那会损害少数民族妇女，但尼南贾纳又从这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因为这种主张里面贯彻的是多数主义的偏见，我们应该对此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还有包括现在我们谈论很多的小额信贷，通常是聚焦于妇女放贷，因为大家都认为妇女更加复杂，更加勤劳，但这其实当中也会有类似这些问题。印度有一个机构叫“全国妇女自助组织”，我觉得这可能是妇女解放的动力，但她也指出了里面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这就是从我个人的采访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是非常认真、非常具有战斗性的一些知识分子。

同时我感到，现在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还有一种是参与公共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做理论化，不把他们参与的讨论加以理论化。这让我想起新浪微博上的那个“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行动，围绕它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反映出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关于它的心态和立场的复杂性。活动发起者于建嵘等一些知名人士希望，通过这场人人可以参与、并具有表演性质的行动，不仅解救能被解救的儿童个体，更促使公众和政府关注这个被忽视的问题，进而鼓励公民介入公共事务，建设公民社会。而还有一些人就对这个活动保持警惕，他们用来质疑或否定它的语言是说它“人人皆警察”、“搞运动”。另一些则担心这种随意拍摄未获被拍者知情同意，侵犯了其权益。而一些比较激进的人看不起这个活动，觉得这只是为了扩大名人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素来怀疑于建嵘所代表的那种试图让官方开窍，说服它主动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承诺，以此增进社会稳定的行动取向，把它称之为“保皇党”。这些都代表了不同背景的人的立场、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这些理解。如果就此事看一下整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并将其加以理论化的话，会非常有意思，就像尼南贾纳详细解读“粉红内裤反击战”那样。

有时候知识界会过度地品味一些信息的知识意义，对事情本身的分析没有那么深入，也没有充分用日常化的语言去讨论和交流。刚才贺老师说的那两个社会学家的故事，当然，或许未必是非常严肃的论述，但我还是会觉得比较隔膜，得不出什么结论，因为我觉得说得还不够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看看我对尼南贾纳和南迪的访谈，他们把什么事都说得非常细，在这个基础上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也就是南迪说的，他非常推崇平民的创造力，那是一种反对政治的冷漠、反对权力的侵害的一种民众的文化。我问他知识分子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角色，他说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人民大众在说些什么，在这个基础上面进行理论化，变出更加有知识意涵的东西来，而不是轻易地替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