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科时代的理论同一性

三、后学科时代的理论同一性

文化研究引起争议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缺乏理论的同一性。它是一种“混合”的理论，其研究对象、评价准则、理解方式等，都呈现出一种“杂烩”的色彩。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文化产业、日常生活、器物、图像、性别、身体、媒介、时尚、家居，等等，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而传统的文学理论则坚持以诗性语言文本为理论对象，因而能够体现出理论的同一性。在理论立场方面，持民粹主义观念的文化研究虽然摆脱了李维斯和阿多尔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贵族主义态度，但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之间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导致他们缺乏传统理论的那种在文学经典中梳理出来的、以审美判断为主轴的评价坐标。任何一个进入文化研究的人都很快会发现，这是一座理论的迷宫，很难弄清它的核心命题、概念体系以及理论边界。

国内引进文化研究时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那就是编译“文化研究关键词”。翻译的有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版，刘建基译)和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卫东译)；国内学者编写的有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王晓路等著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当一种理论缺乏基础概念、中心命题和统一的评价准则时，对之进行阐述就只能从单个的术语或概念入手，以求在对术语的逐一铺叙中完成对整个理论风貌的描述。在宏大叙事解体的历史语境中，那种构筑独立的同一性理论系统的做法已经无法理解和评价“无深度”、“平面化”、“时尚化”、“零散”、“幻象”的生活世界。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之死”，正是指这种以同一性和建构性为特征的理论的终结^[14]。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站在传统理论的立场上对文化研究的非同一性理论话语进行指责了。

但是，倘若我们认真考察一下文化研究的知识依据和阐释策略，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散乱”的表象下，隐藏着一条能够穿过它那理论迷宫的小径。

曾经在20世纪文学理论舞台上扮演过主角的那些理论流派，都有着一种来自外学科的知识依据或思想资源作为自己的理论话语的视点，这一视点为各种“主义”的文学理论提供了支撑其理论同一性的基石。形式主义文论以结构语言学为知识依据，新批评以语义学为知识依据，神话—原型批评以文化人类学为知识依据，精神分析学文论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为知识依据，接受美学以阐释学为思想资源；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理论——其基础性观念是“审美意识形态论”——以美学为思想资源，等等。相比之下，文化研究似乎见不出单一而明显的基础性理论观念。这种“后学科”的理论很难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找到固定的位置。

其实文化研究还是有知识依据的，这个知识依据就是社会学。但文化研究依据的不是以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学，也不是功能主义者帕森斯、默顿、卢曼或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社会学，而是所谓“后现代的社会学”，是那些敏锐地发现了当代社会运作的特征——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学家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称作“文化社会学”。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编写的教材《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福柯、布尔迪厄、德里达、拉康、鲍德里亚、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杰姆逊等人关于权力、消费、图像、书写、身体、性别、现代性、意识形态、符号、叙事、象征、隐喻、力必多，等等的论述，构成了当代社会学的理论场域^[15]。事实上，在葛兰西和卢卡奇之后，马克思主义也超出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范式，而演变为一种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比如在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眼中，阶级差异不等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它更鲜明地体现为文化的差异。

大概在20世纪中期，社会学发生了类似于哲学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语言论转向一样的变化，即经典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知识活动，它对社会现象的考察涉及几乎巨细无遗的对象，大至制度、族群，小至身体、符号。从韦伯对官僚体系的分析到涂尔干对分工和自杀的调查，从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描述到福柯关于监狱和医院的诠释，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其视界远远大于着眼在诗性语言文本之中的文学理论的学术图景。20世纪的文学理论早已意识到文学性意义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并不受专业化的学科知识边界的限制，所以它也力图从外学科借取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来增强阐释的有效性。然而从单一学科中借取来的知识和思想并不能适应文学性意义的超学科属性，因此20世纪的文学理论要不断地迁移其栖居地，时而语言学、时而心理学、时而文化人类学……当社会学将眼光移向文化现象时，它就为渴求对文学性进行包容性解释的文学理论开发新的栖居之所平整好了土地，而文学理论也自然而然地走近这块土地寻找“筑居”的基石。

以社会学为基础观念的文学理论借助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包容性跳出了关于文学性的单一视角的解释模式。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学引起文学理论思考语言形式和美学经验之外的历史实践，这就使文学理论走出了形式主义造成的虚无主义泥坑，恢复了文学理论的历史性。而在文化社会学这一方面，文学理论所提供的阐释技术又使得思想家们获得了有用的武器。比如关于文化符号的隐喻意义的修辞策略分析，再比如关于文化消费者的想象性阅读与意义生产之间关系的分析，作这种分析时必须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提供的方法。德里达、杰姆逊、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名字时而出现在社会学中，时而出现在文论中，其原因正在于此。由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文化社会学和文学理论“学科互涉”的结果。假如我们把文化社会学视为文化研究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的话，那么文化研究还是有其相对的理论同一性的。

在学科方法论方面，文化研究也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其基本的方法是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开端于福柯的《词与物》(1966)。实际上批判性话语分析是现代思想史上几种重要的阐释技术综合的产物。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艾伦·卢克(Allan Luke)在《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16]一文中已作了较细致的阐述。在艾伦·卢克看来，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乃是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汇集的结果，所以它超越了批判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对立。

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化现象的考察之所以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广义的文化研究，就是因为文化研究不仅仅对文化现象进行田野调查式的搜集整理，进而更是要揭示控制着文化符号实践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的真正命意，在于揭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兰·巴尔特关于黑人士兵向法兰西国旗致敬的图片(《巴黎竞赛报》的封面)的分析。在巴尔特的视界里，黑人士兵向法兰西国旗致敬是一个具有神话意义的符号性图像，它背后潜藏着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即法兰西旗帜下全体人民自由平等、忠于祖国，其实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了事实上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17]被文化研究描述的文化现象固然繁杂，但其批判性所指却大都集中在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

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因为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理论。文化研究汲取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将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看做一系列生产、传播、消费意义的话语行为。按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的说法，文化就是“意指实践”；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都可以按“编码/解码”的原则和程序处理为一组话语。^[18]因此，文化研究在考察当代文化现象时，将器物、身体、行为、图像，等等都视为文本，由话语构成；而这些话语则是编码的产物，它们生产或表述着意义。文化研究就是要对这些话语进行解码(或者对文化生活中的解码进行再解码)，即把它们还原成语言表达式，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找到这些语言表达式的言语修辞策略特征，由此特征揭示被隐喻的意义，最后对话语内涵与权力系谱、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阐释。

话语分析是一种独特的阐释技术，它来自于结构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最早运用分析方法来处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的，当属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不过对文化研究直接发生方法论影响的应该是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或卢卡奇的那种“总体化”批判的理论。相比之下，文化研究更像是一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诗学。弗洛伊德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总体性”意义上关于人类属性的理解，而文化研究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的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症候式分析”。像精神分析学关注细小的反常言行一样，文化研究也把话语现象中的那些特异之处视为隐喻着“大义”的“微言”，要在其中分析出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的生产或表述机制。建立在“症候式分析”基础之上的批判理论不可能掀起对资本主义的“造反”运动，它更多的是启迪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控制和规训的状态进行反思。

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引发的不适感，集中出现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研究破坏了以审美意识形态为基础概念的文学理论的同一性知识范式。当前在文学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这一知识范式不仅为文学理论确立了知识活动的法则，而且制订了该学科内的从业人员获取文化资本和投资回报的行业规范。文化研究对学科边界的突破意味着学科知识同一性的解体，意味着学科自主性基础的动摇，进而危及从业人员的权力地位。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文化研究传入中国之后不久便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在学科属性、知识范式、理论边界等问题上的自我反思。在西方学术界，文化研究遭遇争议的原因不是它对学科体制的破坏，而是它可能带来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在伯明翰学派那里，日常生活实践的全部现象都是包含着某种意义的符码，我们可以对之进行解码以揭示其意识形态内涵。这种民粹主义态度固然超越了李维斯的贵族主义，但也放弃了李维斯对文化现象的同一性评价准则。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类解放论的宏大主题出发对大众文化展开批判，其理论体现出空想的审美救世主义色彩，但法兰克福学派却保有着价值准则的确定性。文化研究放弃了从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准则出发展开大众文化诠释的做法，同时也就放弃了评判文化现象之价值差异的确定性杠杆，它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评价就有可能走向相对主义。

【注释】

[1]冯黎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2]《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

[3]《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4]陶东风：《广告的文化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5]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天涯》，1999年第2期。

[6]金元浦等：《解码〈大话西游〉——课堂讨论》，《粤海风》，2000年第2期。

[7]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8]林塞·沃特斯著，蔡新乐译：《不可通约性的时代》，载王逢振选编：《疆界2：国际文学与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参见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10]F.杰姆逊著，王逢振等译：《论文化研究》，《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11]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48页。

[12]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3]参见斯图尔特·霍尔著，孟登迎译：《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4]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NewYork：BasicBook，2003.

[15]该书中文版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6]艾伦·卢克著，吴冠军译：《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载《文化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参见J.卡勒著，方谦译：《罗兰·巴尔特》，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8页。

[18]斯图尔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