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化登仙般的逍遥

第一节　羽化登仙般的逍遥

士人游仙的序幕虽然在秦汉间就已拉开，但角色真正进入状态，高潮的第一次出现，却要到汉末魏晋时期。有汉一代，社会上游仙的仍主要是方士，士人在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中，大多怀有经世致用的理想，埋首穷经，还很少作逍遥的遐想。而且，其时黄老养生之学与神仙长生之术，在士人的观念里也未趋于合流。好黄老之学的士人如西汉杨王孙，《汉书》本传仅谓其“厚自养奉生”，没有只字片语提及求仙之事。东汉的王充，《后汉书》本传也只说他“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其《论衡》一书还曾批评求仙的虚妄。此外，像梅福那样的士人，既通经致用，“明《尚书》、《 梁春秋》，为郡文学”，屡次上书切谏政事；又颇能独善其身，“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见王莽专政，“一朝弃妻子，去九江”，后人也仅从“至今传以为仙”这句话中，知道他游仙去了^[1]，但因史无明文，这所谓游仙成仙，也只能是传说而已。

士人的游仙，要在一定的环境氛围下才被激发起来。东汉末年，日趋腐败的政治导致礼崩乐坏，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开始摇摇欲坠，皓首穷经已是迂腐不堪，忠孝节义也变得一钱不值。面对这一切，士人们开始怀疑甚至否定旧有的信仰和经世致用的理想，重新思索生命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在此过程中，个体本位的意识开始觉醒，新的人生追求也由此正式崛起。恰好在这个时候，社会的动乱和个体的朝不保夕，给重生、贵生的道教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大好机遇，神仙信仰与黄老养生之学趁此融而为一，迅速传播开来，从而为士人新意识和新追求的确立，提供了现成的参照模式。作为把握自我的一种方式，士人的游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开始的。

我们读《古诗十九首》，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作那些诗的，都是游宦京洛失意沉沦的士子，兼济天下的志向他们是再也不要了，留下的只是在追求独善其身过程中，对生命短暂与人生无常的深深感慨。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面对长眠地下的故人，他们体验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想到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命运，生只是朝露一现，而死则是千载永恒，不免产生一种只有宗教才能麻醉的痛苦。他们不要死的解脱，而要生的快乐，于是想到学道游仙，想从道教神仙信仰中求得滋养与安慰。

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虽然想服长生药，求神仙术，有的还真这样做过，但并没有像帝王那样执迷不悟，在“为药所误”的事实面前，他们理性地放弃了这种追求，转而寻求另一种增加生命享受密度的方式，来相对延长自己的年命，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汉末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由于没有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的支撑，还是不很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被压抑的人性对传统信仰的自然反叛，对欲望享受的现实追求，所以愤激而带有颓废的色彩，热烈又不脱世俗的味道。

魏晋时，本于道家的玄学兴盛起来，使新的人生理想获得某种哲学基础，崇尚自然，进而向往顺应自然的和谐社会，提倡任真自然的自由人生，成为士人普遍的追求。而现实中的名教恰恰违反了天地之本，万物之性，所以要达到自然的理想，就必须超越名教的现实。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口号提出的思想背景。它体现在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其表现形式一言以蔽之，就是逍遥。超越社会现实的束缚，任情率性而为，让自己无悔地走完一生；解放个性，展现自我，让自己充分地回归本位。在这种追求逍遥的人生态度面前，服药长生也好，饮酒享乐也好，现实中任何一种刻意的追求都显得幼稚了。应该说，它提高了游仙的品位，使其不再单纯地表现为追求长生，而成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方式。质言之，士人不再为药所误而感到遗憾，进而放弃游仙，因为随着对个体生命的留恋，它已上升为对理想人生的一种憧憬。正是在这种憧憬中，士人的游仙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的同时，也把传统游仙文化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当时涌现了大量描写游仙的诗歌，有些还直接以“游仙”命名。从这些诗中，可以分明看到士人游仙观念的变化。曹植是一个在现实中备受压抑的诗人，在《仙人篇》中说“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远游篇》也写到“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五游咏》又称“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　外，游目历遐荒”，反复倾诉对人世种种的不满。何谓“五游”，四方不足游而上游于天，故称“五游”，故他的这些诗篇是企以通过游仙，超越局促压抑的四海九州，凌云翱翔天空，自由逍遥于尘外。他还写了中国士人第一篇以“游仙”为题的诗：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愉。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

与汉末士人一样，他对生命的短促也感到痛苦，尽管未作“服药求神仙”的现实追求，因此没有“多为药所误”的遗憾，但也不拒斥或放弃游仙，他内心真实地知道，游仙尽管不可能让他与松、乔同仙，却是骋辔游远，在精神上拉开与现实距离的最好方式，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最好寄托。

郭璞的一组《游仙诗》更有代表性。郭璞曾受业于精于卜筮的郭公，“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迹近方士。又“好经术，博学有高才”^[2]，怀有经世之志，可在门阀社会中无法施展才干，踏入仕途后，一直“材高位卑”，做来做去，只是著作佐郎、记室参军之类的闲官幕僚。因此，其《游仙诗》在“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的求仙咏唱中，时时回响有超越现实、逍遥人生的旋律。面对“　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的社会，他愤激地喊出“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羡仙与游仙成了其“啸傲遗世罗”、“高蹈风尘外”的超越途径。他“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要远离世间，去寻找理想的人生。“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在神仙逍遥中充分展现自己，实现自己，故在诗中一再地高唱“放浪林泽外”，“纵情在独往”，“飘摇戏九垓”，“放情凌霄外”。神仙在他看来，简直象征着对社会压抑的冲决，用那种放浪形骸与纵情适意。

观念上的变化必然反映到行为中来。我们先来考察一个同样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士人的服食石药，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气。这种石药叫“五石散”，据说主要由五种矿物，即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和石硫磺制成。因为性热，服后需饮冷食散热，故又名“寒食散”。此药源自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两个医方“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本治伤寒杂病。传统医药学认为这些矿物具有“益气益精”的功效，“久服轻身延年”^[3]。于是有人将两个药方合并加减，制成五石散，医家说这类药“久服则气力强壮，延年益寿”，方士进而说常服可“令人不死”^[4]，因此吸引了一大批渴望长生的士人，而首倡者是大名士何晏，他正是玄学的倡导者，史书关于其生平记载得很简略，没有说他求仙。但他纵情酒色，追求貌美，因伤于酒色而服食，还宣扬过服食的好处，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5]精神旺盛，可以续欢，面色红润，又增姿容。这样的放浪以自适，刻意表暴自炫，用其《言志诗》中的诗句来说，“逍遥放志意”，正是当时士人游仙所普遍追求的。何晏的行为，使我们想起又好声色又好仙的曹操，他羡慕皇甫隆“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向其讨教“服食施行导引”之术^[6]。服食以求体力不衰，颜色和悦，两者何其相似。以此推断，何晏完全有可能求仙，至少迹近求仙，故后人直接说：“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7]

服散风气后来盛极一时，与何晏大致同时的皇甫谧说，因何晏服食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之效，“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服者弥众，于时不辍”，可见其盛况^[8]。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论寒食散说，初期服用少量，能使人“进食多”，“气下颜色和悦”，即消化机能得到加强，营养状况得以改善，但同时也会出现“策策恶风”、“厌厌欲寐”的轻度中毒现象。长期服用则会严重中毒，直至死亡，即皇甫谧所谓“暴发不常，夭害年命”。他就亲眼目睹过许多中毒者的惨状，或“痈疽陷背”，或“脊肉烂溃”，自己服散后也是内躁发热，严重时甚至“隆冬裸袒食冰”，浑身疼痛得不堪忍耐，几次欲引刃自杀，最后久病不愈而死。但尽管如此，士人并没有害怕“为药所误”而弃服，相反，追求之风愈煽愈炽，甚至群起仿效成为一种时髦，没钱服食的贫士因附会风尚，也常常自称“服散发热”或“石发”。有一则笑话，说的是北朝时有人来到市门前，就地躺下，口称身体发热，招来很多人围观。其同伴好生奇怪，一打听是“石发”，便问：“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他答以“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此后就鲜有人口称“石发”了^[9]。讽刺是辛辣的，但真实反映了服散之风盛行不衰的事实。

那么，面对中毒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危险，士人为何仍热衷于服食呢？难道他们也像笑话中的那个市人一样，仅为附会风尚，不惜冲冒风险？以下的事实表明，倘一例作如此看，不免太也简单。即以这个皇甫谧而言，他一生清静自适，不喜官场奔竞，当晋武帝下诏敦迫他出仕时，上书以服食中毒为托辞，不奉诏命。还有贺循，看到乱贼陈敏诈称诏书，委任自己为丹阳内史，就以“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并最终得以避祸^[10]，服散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脱俗累逃避世害的法门。有的士人将此义进一步推衍发扬，时常鼓励自己做到唯情所适，逍遥自得，持有主体精神的绝对自由，正如皇甫谧所说，“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11]。就使服散行为更脱略了粗昧的原态，有了一种提升人生的意义。当然，因时代的不同，个人志趣的差异，这种唯情所适的逍遥也有各各不同的表现。

它是一种不与享利集团合作、自甘放废的啸傲放浪，这可以嵇康的游仙为代表。嵇康生活在政治黑暗的曹魏后期，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并为此大开杀戒，有时一次政变竟可使天下名士减半。身陷污浊危险的尘世，游仙成了他超越现实的手段，如《晋书》本传就称其“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他留下的许多诗篇，主题之一就是远离现实，逍遥自然，如《五言诗三首》之三的“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之类。他想“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实现这种超越的方式就是服食求仙。且看他的《游仙诗》：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摇找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梧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秽累、俗人，都指向现实的无聊和迫隘，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采药服食，才能轻举远游，别弃世间。《代秋胡歌诗》更道出他游仙的现实目的，在“归之自然”中“齐物养生，与道逍遥”，也就是追求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逍遥境界。这个主题在其《养生论》中，就被明确地归结为“越名教而任自然”。

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取政权，积极网罗士人，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荐举嵇康做官，他写了一篇充满强烈个性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纵逸来久，情意傲散”，又因爱读《老》、《庄》而更加放浪，“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并举出不堪为官的七条理由：

一不堪，好睡懒觉。当了官，睡在衙门，守门差役会不停地来打扰。

二不堪，喜欢抱着琴漫步行吟，到野外打鸟钓鱼。当了官，出入有吏卒守候着，不能随意行动。

三不堪，身上多虱子，搔起痒来没个完。当了官，须端坐着办公，动弹不得，还要衣冠端正地去拜迎上司。

四不堪，不喜欢写书信。当了官，文书满堆，不酬答有伤礼教；勉强酬答又不能持久。

五不堪，不喜欢吊丧。但人情世俗对此道看得很重，当了官，就要随顺世俗，这是违背自己本性的。

六不堪，不喜欢与俗人交往。当了官，就得与他们共事，处在喧闹嘈杂勾心斗角的环境中。

七不堪，生性不耐烦恼。当了官，就必须费精神去操心公事，考虑世务，不得清静。

总之，不能忍受当官的羁绊，让它束缚了自己的个性。嵇康名著当时，又与曹魏联姻，迫隘的现实不容他自在地徜徉于长林丰草间，故他只能通过游仙来舒展自己纵逸的个性了。他曾说：“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既无意奔走功名，又不堪官场烦恼，仕途对他来说只是一条危途。所以他不愿出仕，而要“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在与当权者保持一段距离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人生之乐，在自然中一无羁绊地率性任情。史传说他常常“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确是“游心太玄”，将现实的“秽累”统统抛在了脑后，完全沉浸在“俯仰自得”的快乐中了。唯此，在他当时就被目为“神人”^[12]，死后被传为“尸解”^[13]，“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14]。

南朝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壁画（局部）

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遥，最后还是触怒了标榜礼教的司马氏集团，嵇康被扣上“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等罪名而惨遭杀害^[15]。不过，他虽未能逍遥终生，毕竟在服食游仙中领略到了人生超越的乐趣。他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内心深埋着巨大的痛苦，极其渴望超越这样的现实。这种渴望的象征，就是他诗中频繁出现的“飞鸟”形象，如《述志诗》中所描写的：“焦朋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餐琼枝。”翱翔云天的飞鸟，寄寓着他冲决世网、追求自由的理想。游仙使这种渴望得到了一定的满足，虽然他没有能够“自生羽翼，呼吸太和”^[16]，“舒翼太清”^[17]，化为飞鸟，却也成了天地中任真自然的“羽客”，在采药中走进唯情所适的世界，获得放浪逍遥的人生。

它又是一种为葆天真、超越时俗的潇洒自在，这成为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游仙的主要追求。在那些名门望族中，有许多信奉道教的世家，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陈郡殷氏、吴兴沈氏等^[18]。他们的游仙有着悠久的家庭传统。如琅邪王氏之游仙即可上溯到西汉的王吉，相传他能“作黄金”，后又“积行获仙”^[19]。随着道教日益渗透到士族阶层，那些世家进一步张扬其神仙信仰，从而掀起一波波游仙的热潮。门阀士族是当时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生活优裕，同时又醉心玄学，希慕老庄，他们推尚自然无为，也渴望超越现实，作一番人生的逍遥游。由于这种渴望挥斥不去，但也不像要化为飞鸟冲决世网的嵇康那样强烈，所以他们的游仙，更多地表现为对生命烦恼的摆脱，对世俗约束的超越。

王羲之像

王羲之的游仙，就很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特色。他出身于东晋最高的门第琅邪王氏，笃信神仙道教，《晋书》本传说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至今人们还能读到他写的许多关于服散的书帖。

做官是最不自由的，追求逍遥之游的庄子就拒绝了楚威王的高官厚禄，不愿当郊祭的牺牛，虽养尊处优，却任人宰割；宁可像小猪一样，“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20]。王羲之心仪庄子，虽不像嵇康那样带有政治色彩，但却是干干脆脆摆脱官累，游仙去了。他离开京城，来到山明水秀的浙东会稽，“尽山水之游，弋钓之娱”，同时，与出身丹阳道教世家的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还因此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21]

服食游仙，本是为了长生不死，王羲之却不在乎死，可见他所追求的游仙非关权势名利，也不关长生久视，而是游仙本身的乐趣。远离官场喧嚣，纵情山水，正如他在《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可以令人游目骋怀，享受到“极视听之娱”的快乐。当然，这只是“暂得于己”而已。想到时光流逝，会使“向之所欣，俯仰之间，成为陈迹”，他又不免感到“死生亦大矣”的悲痛。由此他感到，作为对这种悲痛的安慰，在仙境般的山水中游仙，采药服食，使生命得到安顿，精神得到寄托，岂不是一种快乐。他认为有了这种乐，人生才是真正的逍遥，潇洒一回，死也无憾。

王羲之的儿辈也像他一样笃信道教，可惜有的过之太甚。如次子王凝之奉道弥笃，任会稽内史时，逢孙恩作乱来攻，部下请求设兵备敌，他不听，竟“入靖室请祷”，出来对诸将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结果可想而知，城池被攻破，自己也遇害身亡。少子王献之则不然，得病后依道教规仪上章首过，忏悔时却说：“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22]其渴望通过求道摆脱烦恼和困境，与乃父一何相似，堪称能守家风。会稽境内，山是“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水是“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献之纵情于此山此水，发出过“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为难怀”的赞叹^[23]。如此遨游山水，钟情自然，也令人联想到王羲之在那里一边采药、一边游赏的情景。大概是游仙的逍遥，才使王献之充分领略到了自然的美，人生的乐，从而表现出一种方外之士的风调。有一次，他路经吴郡，听说当地望族顾辟疆家花园非常出名，便不管与主人素不相识，径入其中，四处游历，旁若无人。当时主人正宴集宾客，高朋满座，见此大怒，骂他傲慢骄贵，非礼非道，把他赶出大门。他却顾望左右，一副“怡然不屑”的神情^[24]。这“不屑”或可视作无赖，其底里却潜藏着对现世俗情的超越。

逍遥还是一种志不获骋、退而求乐的优游闲适，这是唐宋时庶族占主流的士人游仙的一大特点。门阀士族到唐代走向衰落，代之崛起的是寒门庶族。他们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欲在大唐的舞台上驰骋才干，实现理想。由于思想修养上奉行内道外儒古人训教，当理想受到挫折，欲独善其身，从苦闷中获得自我解脱时，士人们很容易到盛行一时的道教中去寻找安慰，选择游仙作为超越现实的方式。

白居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25]刚踏进仕途时，颇以拯世济民为己任，积极介入朝廷政治，以后得罪贬谪，便埋首道家经籍，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以为“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26]，同时对禅宗和道教养性之说发生了兴趣。在江州，他寻访道士，试图炼丹。如《寻王道师药堂因有题赠》一诗所云：“常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丸。但恐长生须有籍，仙台试为检名看。”由起初对服丹长生将信将疑，变成为积极的信奉者。在《酬赠李炼师见招》中他还说：“几年司谏直承明，今日求真礼上清。曾犯龙鳞容不死，欲骑鹤背觅长生。”在完全服膺神仙信仰的同时，甚至产生了要到上清仙境去游一游的想法。一直到晚年，“白发逢秋旺，丹砂见火空”^[27]，还在炼丹不止。

当然，对服丹的危害性他是有所察觉的，所谓“白发万茎何所怪，丹砂一粒未曾尝”^[28]，但他也确实曾从炼丹中得到生命的安顿，从而换来内心的平静。试读他刺史杭州时写的那些诗篇，如《赠苏炼师》之“两鬓苍然心浩然，松窗深处药炉前。携将道士通宵语，忘却花时尽日眠”，《独行》之“暗诵黄庭经在口，闲携青竹杖随身。晚花新笋堪为伴，独入林行不要人”，还有《宿竹阁》之“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清虚当服药，幽独抵归山”，一边游心仙道，一边林下逍遥，实在是悠闲到了极点。后来，他看到炼丹服食不足以长生，便在饮酒中求寄托，以酒代丹，在酒中游起仙来。《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一诗便云：“赖有杯中绿，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他分司洛阳时，宅第内有个大花园，修竹清池，颇具胜境，水中还有三岛，上筑亭台，犹如幽胜的仙境。他就在这“仙境”中优游。

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曲，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29]

陶醉于这样悠闲的生活，他满足地称自己为“地仙”^[30]。又仿效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概括洛阳十年的生活。文中还说自己放弃“炼铅烧汞”，“自适于盅觞讽咏之间”，为的就是“得全于酒”，在酒中安顿自己的生命。总之，无论是炼丹，还是饮酒，都是为了追求独善其身的悠闲，这就是他游仙的归趣。

明清时，道教本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明朝皇室发迹于民间，对道教中民间迷信的成分很感兴趣。而满清统治者素无神仙信仰，遂将其逐出朝廷，这使得道教日益与民间巫术合流，而为风雅士人所不齿。因此，当其逍遥人生，超越现实时，往往选择其他的方式，而不再钟情游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