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我们很想邀请梁漱溟老先生亲自参加和大家见面。他曾表示同意，但究竟年事过高，行动不便，不易承受车航之劳。为了表示支持这次会议，他特地作了一次发言，要我们把录像在会上放映。我想就梁老先生的思想说一段话，作为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这里所说的梁老先生的思想并不限于他这次发言。这次发言只表达了伦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也可以说，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梁老先生的思想体系在座的学者都是熟悉的，我们在放映他的发言前也作了简单介绍，毋庸我在此重复。

我今天想讲的是他的文化体系论，这使我联想到社会或文化人类学里的文化格式论。梁老先生认为西方、印度和中国存在着三种文化体系，各自从不同的对人生的态度出发的。由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断追求人生欲望的西方文化，否定欲望、回头向后看的佛教文化和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我并不想去讨论他所作出的文化体系的分类和分类的内容，只着眼于文化分类本身而把这种企图联系到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格式论，并加以比较。

文化格式，cultural patter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者Ruth Benedict在1934年提出来的。她认为生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历史过程里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自成体系并具有其特殊的格式，所以称之为cultural pattern，中文里可译作文化格式。比如，她在美国西南部Pueblo印第安人中分辨出apollonian（宁静型）和dionysian（放纵型）不同格式的文化。文化格式论以及和它同时的文化功能论等西方人类学者都是批判了前期的文化传播论的理论而产生的。它们都把文化看成一个各部分有机结合的整体，即所谓整体观点holisticview。而文化传播论则认为一个文化中的构成部分是并无内在联系的一堆文化零件cultural trait。文化格式论和一般文化功能论的区别是它进一步认为不同的整体各具特性。有如每个人都有其个性，一个地方的人群有他们地方的特性，一个民族有它的民族性，一个国家有它的国民性等等。

我从整体加特点的文化观上把梁老先生和Ruth Benedict联系了起来。这是我主观上的联系，并不包含他们两人的思想有过接触或有过相互影响。他们可说是独立起源的。论年龄梁先生幼于Benedict 6年（Benedict生于1887年卒于1948年，梁先生生于1893年至今健在）。但是梁先生的思想成熟得较早，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19～1920年讲的，而Benedict的Cultural Pattern一书是1934年出版的，相差10多年。他们两人的学说盛衰的时期也不同。梁先生的东西文化论是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热门，30年代已转入低潮，40年代隐退，50年代受到批判，80年代重又受人注意，当然还不能说是热门。Benedict的Cultural Pattern在30年代中期推出，40年代因出版了提出日本文化格式的《菊花和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年）而风行一时，受到了美国海军部的重视，资助她开展所谓“文人资源”的研究（human resources studies），参预的学者有120人，可称为高潮。但自从她去世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他们两人的学说固然有上述相同之点，但还是各成一家的。由于他们学术的兴趣和训练不同，接近及进入这个文化分类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梁先生是从对人生应取什么态度的伦理问题上起步的，他有过一段皈依佛教的经历，从自身的体验中进入文化的研究，发现三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不同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爱国感情和责任感，使他追究中国文化的出路而提出了这三种文化体系有其发展上的客观顺序，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没有按这客观顺序进行，出了问题，所以要回头接受西方文化。但是人类最后要落实到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

Benedict早年原是研究文学的，然后通过民间传说及民俗的研究进入社会人类学。她所熟悉的是在文化中活动的个人，具有不同性格的角色。个人如此，文化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性格？她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人时就被不同部落间人们气质的差别所吸引住了。有些部落比较豁达，有些比较拘谨。这些气质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她文学的底子使她想起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和酒神的性格，因而就借用这两个神的名字来表示不同印第安人部落的特点。这些不同气质是怎么产生的呢？她并不像梁老先生一样从人生态度上去寻找根源，而从人的心理基础上找原因。依她看来，人的心理基础原本是相同的，但各个民族集团依自己历史条件从这基础里各取所需地发展它的格式。而且一旦形成了独特的格式，也就会按这格式去挑取和吸收外来的东西，排除其不相适应的东西，因之她不认为各格式间存在发展的顺序。这是Benedict和梁先生所见不同之处。

我主观上就这两人理论上的相同处而把他们联系了起来，我又怎样去理解这两人理论上的同和异呢？我喜欢把这些曾在社会思潮中出现的理论联系到大社会的变动过程中去看它们发生的原因。我想在这里附带说一说。

这两人的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经过这次世界大战，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有的那种可以关起门来独自生活，至多只和外界交换一些商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活上实际已经休戚相关的各地居民由于过去自生自长所形成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却还很不一致。这些差别阻碍了他们和平共处，产生了威胁到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反应较为敏捷的思想界的种种思考。就是这种世界新形势使太平洋相隔两地的学者前后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对文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对照过去的时代来看显现了易见的区别。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文化整体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早已和西方接触，当时对西方文化的权威性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种文化可以零售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四运动批判了这种体用分离论，看到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是体用一致的整体，各有其“体系”。梁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体系之区别。他进一步探索区别的关键而发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因而推出了《究元决疑论》，发展成有系统的论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五四”反传统精神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在文化理论上并没有出现新的突破。梁先生这种从哲学入手归结到儒家的复兴论，尽管在其本质是属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态度的迂回战略，但是由于表面上被视为为儒家辩护，难于为反传统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宫。解放后“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文化观上是“全盘西化”的性质，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两性或两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论不求甚解地摆进应加批判之行列。这是梁先生学说未能进一步通过学术上的辩论而得到完善的历史背景。

世界进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学说被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学者从书堆里发掘了出来，针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引起了注意，又为许多在国外的华人学者的申引发挥，引出了“新儒学”的诞生。出口转内销，梁先生的旧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旧作《人心与人生》也出版问世。

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思想界的重视，也不是偶然的。经过30年的“一面倒”，在实践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固然不行，全盘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行不通。从而觉悟到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原有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能接受的办法，逐步改革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才能存在于现代世界，发展成先进国家，并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人类文化的本质，各国各地文化之所以有异同，在发展过程中怎样互相对待，又怎样推陈出新，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末，文化观的研讨势必兴起新的高潮。梁先生的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尽管其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作为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的先锋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的，正如他自己在《人心与人生》的结语中所说：“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我从梁先生的发言联想到Ruth Benedict。我对美国的社会人类学隔膜已久，我不知道她的学说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联想本身表明了我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期望。在当今的世界上，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分不开的经济体系里，怎样能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应当是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当前的热点问题。我盼望由重温梁先生和Benedict的学说而促使我们面对现实，多做贡献。

谢谢各位。

198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