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文化安全关注的主要问题
(1)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问题研究。目前我国学术界绝大部分都认同全球化是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生成的背景,鲜有把全球化作为文化安全问题生成的变量来研究,也缺少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同构关系研究[53]。如沈洪波[54]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全球文化为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化实践所主导成为现实,市场力量深化导致的不平等成为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源。文化霸权的言论和市场价值观的普世原则使作为全球文化主导的西方文化客观地对其他文化造成现实威胁,而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又对本土文化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东西方国家间强弱势文化差别给各国带来不同层次的安全需求。郝良华[55]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为维护自身文化安全必须大力推进文化的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多论述着眼点在于全球化对文化安全的挑战,以及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但对于全球化对文化安全带来机遇理论分析不够。
(2)关于“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文化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使用,用来指称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陈乔之等[56]认为,“文化安全”是对应“文化威胁”或“文化霸权”而提出的;冷战结束之后,传统安全观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领域。简涛洁[57]则指出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形态有三个,即文化交流、制度输出、价值观传播。文化交流属于表层的、最常见的文化外交形态;嫁接美式政治经济制度属于美国文化外交的中层形态;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属于核心层的文化外交形态。美国把文化外交当作谋求“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乐黛云[58]则认为,人类所需要的,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所谓“尽善尽美”的霸权帝国,而是一个多极均衡的、文明开化的、多元发展的及和平共处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协调过分强调固定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缓冲和制止当今世界的盲目狂奔,修正西方文化霸权之弊,从而使全球多元文化得到和谐共处、合理共存。然而,中国大部分学者在谈及“文化霸权”时都会对应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论及“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的理念与之相对立,陷入另一个东方文化拯救西方文化的怪圈。但从实质上讲,难道不是另外一种“一元至上”吗?
(3)关于文化软实力。杨新洪[59]从文化软实力数量评价硬指标体系的构建入手,在文化软实力的硬指标体系及其统计评价模型上作从理念至实证的探索,以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指标、实物指标和相对指标等入手,模拟了文化软实力评价模型,力求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观念的演进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互动,以此总结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变化,为调动文化执政方略的禀赋与提高施策水平提供帮助。郭继文[60]则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根源出发,指出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是主体通过相关载体非强制性地运用文化资源作用于客体而产生的力量。物质生产是文化软实力产生的物质基础;精神生产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为文化软实力主客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精神指导。对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了历史观层面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历史合力论”和“社会有机体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凸显了社会有机体各个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当今时代,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都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程度和辐射范围大小,这一意义上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联系密不可分。
(4)关于文化产业与国家文化安全。大部分学者认为,伴随文化产业全球范围内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文化安全问题上升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胡惠林认为[61],全球化不仅带来经济安全问题,也带来文化安全问题。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强势文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必须构筑起涵盖文化产业战略—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国家文化创新能力的系统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获得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面保障。黄旭东[62]提出,文化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文化安全战略的重点是向全球输出以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主要手段是文化产品的输出,其中所体现的文化霸权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但美国文化安全战略中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重视文化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影响、大力发展科技并为之营造所需的环境、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而不仅仅将其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等等,这些经验为我们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提供了参考。
(5)关于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当今我们必须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各种文化问题,如何在文化冲突和交融中保持我国文化的生命力和绵延不绝,这也是考验我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文化对国家稳定与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在它不仅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解释及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塑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人力资源。因此,文化安全不仅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观念中新的内容,而且成为国家安全的深层内涵。吴满意等[63]将中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挑战主要归纳为:第一,西方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产生了行为方式上的崇外主义;第二,西方文化的霸权行径,产生了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第三,社会转型期思想上的盲目性,产生了信仰上的多元化和离散化。此外,学者们还从我国加入WTO、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文化认同的角度谈及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对问题的成因、现象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问题和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层次性,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
(6)关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对策方面。在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领域内,对策性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多,学者们从自身学科领域出发给出了不同的对策和建议。这些对策和建议可被概括为“以攻为守”和“以守为守”两类。持前一观点的学者[64]认为,文化安全重在建设,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尤其进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安全方面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制定我国文化安全战略对策的最高纲领。在建设先进文化视阈下,通过夯实国家文化安全基础、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积极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来强化优势,抓住机遇,打牢先进文化根基;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各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益经验并践行文化发展上的综合创新来强化优势,直面威胁,引领先进文化创新;通过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努力促进文化的先进性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弥补劣势,抓住机遇,促进先进文化建设;通过强化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全方位保护国家文化资源并建立科学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来弥补劣势,直面威胁,保证先进文化发展,最终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后一种观点[65]则认为,面对国际和国内文化安全的双重压力和挑战,我国文化生态、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文化资源、文化内容、文化信息等都面临着安全威胁。因此,我国应对文化安全的对策只能以文化创新来发展文化产业;通过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得以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文化立法和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使文化安全维护走上合法性道路,依托高科技技术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维护中华文化遗产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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