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国际文化矛盾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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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11”事件的发生，使反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文化的。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是在冷战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就是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原则和中国

冷战后的国际文化矛盾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重建_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

四、冷战后的国际文化矛盾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重建

国际文化矛盾是国际政治、经济矛盾的表现。虽然这种矛盾一般地来说是由整个世界里运动的矛盾性决定的，但是由于大国在整个全球事务中具有体系的核心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大国的存在往往是国家整体性实力较量的结果，大国的地位一旦形成也就往往具有影响国际形势与格局变动的力量。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矛盾运动是如此，国际文化矛盾运动也是如此。因此，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文化力量对比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国际文化安全体系新的转型形成的标志。

冷战时代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后冷战时代是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争夺，是软力量的较量。20世纪90年代的后冷战时代是一个“多极化”与“单极化”相互竞争的时代，国际体系从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向具有相对稳定的所谓“一超多强”全球力量对比的新结构特征过渡。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超稳定性结构。美国寻求全球单极格局同其他大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形成了关于未来世界格局设计主张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虽然意识形态冲突不再是左右国际文化安全形势的主要矛盾，但是，冷战的经验却使得文化成为实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力量。1992年9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70]美国《新共和》周刊副主编雅各布·海尔布则更加确切地指出美国文化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他说：“美国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它的对外政策。即使美国并不总是按照它所唱的高调行事，它也总是根据个人权利和对世界有吸引力的民主来阐释其文化。”^[71]所以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每一次调整都可以看作是它的全球文化战略利益调整的文化体现。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有三大支柱：一是维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以求霸权永续；二是在全球拓展美国式的民主，强行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三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制定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文化就是它的三大支柱之一。

“9·11”事件的发生，使反恐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文化的。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了被称为“布什主义”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布什提出“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的美国人……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生命的准备”这一著名的“先发制人”理论。^[72]这一理论的出台，成为美国正式确定单边主义战略核心地位的标志。这一单边主义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致力于维护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主导下的单极世界，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准则所规定的价值取向权和国际关系准则所规定的价值取向意义，则成为一种被美国看来是陈旧的战略思维。这种对于世界的文化态度由于美国的国家实力在全球范围的唯一性地位，而使得国际文化矛盾在冷战后出现了由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战略”向以“单边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上的“新遏制战略”转变的态势，即政治上的“多极化”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向政治上的“单边主义”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转变的态势，新的两种文化矛盾和多种国家文化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冷战后国际文化矛盾运动的新的特点，而美国的国家战略成为主导冷战后国际文化矛盾转移的最主要的因素。2003年美国和英国联合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新的国际文化矛盾发展的历史走向。虽然这是一场局部战争，但是围绕战与和的外交战是全球性的，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参加了这场外交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冷战后世界体系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这场较量虽然是以外交战的形式爆发的，但实质上是一次冷战后的关于世界权力再分配的大较量。这场较量不仅使得“9·11”事件初期建立起来的美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引发了所谓“老欧洲”与“新欧洲”，实质是美国与法、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前者是继续了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的话，那么后者则加强了法国和德国与美国之间在重新确立对于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伊拉克战争最终无法避免，是实力差距的结果，是力量对比直接作用于国家政策行为的结果。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人们都会看到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最后语言”。所以，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美国所具有的凌驾于其他大国之上的霸权实力为基础的，美国关于全球观念的倾向性正是这种基于霸权态度的反映。这种反应是文化性的，它在改变了大国力量对比关系中的基本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大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这就使得伊拉克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一种仅仅表现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且是冷战后国际文化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东西矛盾、南北矛盾依然存在，而所谓“西西矛盾”开始浮出水面，欧盟同美国之间的矛盾渐进成为一种引发全球文化力量重组的发动机。

冷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文化版图的巨大变动，使得国际文化矛盾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在这种变化中不再是构成世界文化的主要矛盾，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成为影响全球文化格局和矛盾运动的主要力量，原来的国际文化矛盾在冷战后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对称的结构比例。“冷战后，在中欧和东欧，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都能看到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73]因此，如何判断冷战后国际文化矛盾发展变化所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及其对未来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的影响，原先建筑在冷战格局基础上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包括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在这样的一个大变局中该如何应对，是继续奉行冷战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还是建构新的整体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自然地成为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所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是在冷战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就是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原则和中国处理国际文化关系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判断中国文化安全、制定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尺度。这一体系的形成既是全球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与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利益相一致。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一安全体系也给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国家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是，从历史来看，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来看，又是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国际文化矛盾的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进一步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重建，这就使得中国原有的建立在两极对抗和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明显地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及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不相适应。原有的构成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动力因素尚未完全消失，新的文化安全动力又增加了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这就形成了冷战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特殊动力结构：一方面，来自外部文化安全的动力因素出现了新的变量，全球化和冷战思维共同影响着中国文化安全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又诱发了中国内部新的文化安全危机。正如当正负电子对撞产生的核聚变所构成的巨大能量将远远超过它本身原有的能量结构的时候，必须对之进行有效控制一样，面对冷战后国际文化矛盾和文化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当中国不改变它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便不能有效地实现在新的国际文化安全形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的时候，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重建，也就必然地成为冷战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战略需求。其实冷战没有结束，只是改变了形式和改变了结构。美苏之间的对抗转变为中美之间以及美国和其他所谓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对抗。所谓“颜色革命”是它最典型的特征。“民主”成为新冷战最主要的特征。既是价值观对抗，也是意识形态对抗。中间夹杂着“文明的冲突”，或者说“文明的冲突”掩盖了新冷战的本质。

【注释】

[1]［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3]新加坡学者许通美认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两次建立世界秩序的尝试，第一次是一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的努力，结果却未能阻止二战的爆发，第二次是二战后建立联合国，但是冷战却使得联合国未能发挥作用。冷战的结束为第三次创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的机遇。参见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5]转引自［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页。

[6]［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7]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4页。

[8]［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9]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10]［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美］孔华润（沃伦·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2]［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14]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15]Dulles，“The Free Far East and the Free West”，draft of Speech for Cleveland，Dec.2，1952，JFDP.

[16]Dulles，“Secret Memorandum”，March，1947，fromM.G.Toulouse，Transformation，p.189，Note24.

[17]转引自［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9]［美］威廉森·默里等：《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0]转引自［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1]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史长编：1955》第10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22]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70，“FOA Suggested Draft of 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for the U.S.Ideological Program（D‐33）”，Dec.21，1954，Eisenhower Library.

[23]Dulles address，“Dynamic Peace”（April22，1957），DSB，XXXVI（May6，1957）：715—719.

[24]Dull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August9，1957；Arthur Larson Memorandum，July22，1957，Dulles‐Herter Series，Box9，Ann Whitman File，Eisenhower Library.

[25]［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8页。

[26]《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2年5月1日，转引自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27]［美］罗伯特·赫尔曼：《认同、规范和国家安全：苏联的外交政策革命与冷战的结束》，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8]［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1页。

[29]Barton Gellman，Contending with Kennan：Toward A Philosophy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1984，p.97.

[30]Crabb，Policy‐Makers and Critics，p.158.

[31]［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2]［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33]［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34]格雷戈里·贝特森呈多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研究与分析，1945年8月18日（CIA.HSC/RG263/NARA），转引自［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35]［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页。

[36]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220页。

[37]［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38]［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页。

[39]［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40]参见［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9页。

[41]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42]转引自［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43]美国国会第88届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现代通讯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7年出版，第2页。转引自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

[44]［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1980年5月，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45]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以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胜利为例，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46]转引自《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第24页。

[47]Deborah Larson，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48]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20页。

[49]同上书，第120—121页。

[50]转引自齐世荣：《国家兴盛于创新改革关系的历史考察》，《人民日报》2004年2月3日。

[51]弗兰克·宁科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编译参考》1991年第8期，第56页。

[52]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53]RobertH.Thayer：“America’s Cultural Relations Abroad”（November5，1959），in The Annals America Vol.17，（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76），p.546.

[54]Frank Ninkovich，The Diplomacy of Idea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New York，1981.

[55]［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56]同上书，第10页。

[57]同上书，第34页。

[58]同上书，第4页。

[59]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60]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61]［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62]［美］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5—86页。

[63]Earl H.Fry，Stan A.Taylor，Robert S.Wood，America the Vincible：U.S.Foreign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Jersey，1994，p.113.

[64]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3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页。

[65]［美］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20—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