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理论

三、软实力理论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是目前国内文化安全研究中“文化软实力”研究方向的主要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国内许多相关研究都是基于这一理论的理论延伸，以及应用研究扩展。关于中国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在本章第一节已有概述，在此所梳理的是“软实力”的原理论研究和研究范式分析。

（一）关于软实力构成内容的研究

软实力一词的英文为“soft power”，其具体指向的复杂性，可从国内对这一概念译法的多样性中窥见一斑。目前，关于这一概念的对译词有“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软国力”等。这些译法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一理论所强调的某一方面出发所做出的不同价值排序。杨浡伟曾对国内学者就“soft power”一词的译法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一词涵盖“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事实上主要包括行动力和资源力两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主要是从国际政治关系结构出发，强调其对他国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因此应以“权力”视之；然而在国内，更多学者偏重于从中国意识出发，将其视为“文化力”，即是作为衡量国家综合指标和决定国家命运的软力量被提出的^[62]。因此，这里采用“软实力”的译法。

关于软实力构成，主要有从行动力和资源力两方面的分类法。行动力方面“软实力”是一种传播力、影响力、吸引力、同化力等，指“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吸引力往往导致被吸引人在许多事情上采取默许的态度”。作为一种资源力，软实力是所具有的能够产生软力量的资源，包括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国际机制和规则和制度、信息权力及信任等。约瑟夫·奈对于其中部分资源都有深入的分析。例如，他所指的信息主要指三个维度：一是新闻、统计等数据的流动；二是竞争态势下优势的获取；三是战略信息，即获知竞争对手的策略计划。他也对大众文化因素展开分析，认为流行娱乐虽然往往包含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同时也描绘了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反对墨守成规、多元化、自愿、以民为本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63]另一类关于软实力构成的研究偏重于较为系统地看待软实力构成，将其视为“一国构建一种形势的能力”，以至于其他国家发展偏爱或者以根据它们自己一致的方式界定它们的国家利益。^[64]

（二）软实力作用模式分析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着眼点主要基于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体系建构，因此，在国际政治领域，一国实力的强弱对于他者或结构形成即可能是一种“权力”。他认为，在全球相互依赖和信息革命时代，分析软权力比研究权力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载体越来越多，权力出现分散化趋势。权力正变得转换力减弱、缺少强制性、有形性减少^[65]。

软力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而不是强制力，但其目的却仍是使别人或别国信服地同意或接受“软力量”强国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秩序，以达到他们希望的行为效果，是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66]

（三）对美国软实力分析

在奈的软实力体系中，他最为强调的力量有两种，一是价值观，二是国际体制。他认为，美国拥有多于其他国家的同化权力。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往往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主流标准是一致的。多国公司是同化权力的另一来源。美国文化是另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显然，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对其他人民并无吸引力，而在评估文化权力资源时往往存在偏见的危险。但是，体现在产品和交流之中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当然，大众文化不乏浅薄和追求时髦的因素，但一个支配着更多大众传播渠道的国家有更多机会传递自己的信息、影响其他国家的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世界体系中“除美国之外其他大国都缺乏一种或多种关键性的权力资源”。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硬权力”（hard power）；而机制霸权则是其霸权体系赖以维持的侧翼，是“软权力”（soft power）。具体地讲，美国在全球扩张自己的民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以此塑造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根据自己的战略安排继承或修改现有的国际机制，制定新的国际机制，使之成为全球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诱迫他国接受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确立自己的机制霸权；对不服从或意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则以“硬权力”进行无情打击，保证美国对整个国际事务的控制权。随着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机制的独立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它对美国霸权的制约也将愈来愈明显和具有根本性。^[67]而中国学界目前对美国霸权的认识仅集中于对权力、文化等因素的分析，对其与国际机制间关系的深入研究较少。

（四）软实力范式对冲突的理解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约瑟夫·奈在多个层面讨论了“冲突”问题。在国际政治的文化层面，他认为，大国兴衰、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衰微、技术与通信革命并没导致“历史的终结”，而是某种形式的历史回归，即个人、群体和民族之间的认同冲突。这种冲突出现于三个层面之上：超国家认同，如伊斯兰教；国家认同，如俄罗斯；基于宗教、种族或语言差异的次国家认同，如非洲和前南斯拉夫^[68]。所有冲突对各个层面——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的冲突管理制度构成了挑战。同时，他也提到了伦理冲突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难题，但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他引用规范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事实提醒道：“要认识到各种道德观点发生冲突的危险，密切关注试图将我们的价值观盲目强加于其他文化引起的潜在非道德后果。”

约瑟夫·奈对各国政府基于安全考虑以文化造就软实力的历史和趋势展开了分析，对各国可能影响软实力建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例如他认为，日本文化的内向及不能坦率面对20世纪30年代历史削弱了其软权力；中东对美国文化的爱恨交加、西方世俗文化内部的紧张关系等限制了美国的软权力；在提到阿根廷的时候，他提出，“不要夸大大众文化的作用，而软权力不仅仅是文化实力。软权力有赖于议程制度和吸引力，而大众文化只是吸引力的一个方面（而且常常不是其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约瑟夫·奈认为全球信息化背景是软实力重要性突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曾和威廉·欧文斯提出“信息权利”概念，在他的《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中，他曾着重分析了信息革命对传统意义主权的挑战，以及国际政治新的政治行为体及结构的重构问题，事实上关注的是信息安全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间的关系。此外，他还讨论了软权力建构方式中可能的冲突。他认为，如果没有让他者感到可以参与磋商的国际制度，这种将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帝国主义方式既不能吸引其他国家，也无法产生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