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奥义

失落的奥义

约翰尼斯·开普勒

难道说布鲁诺也如同哥白尼一样，通过某些秘密宗教组织而接触到传承自古埃及的天文学知识？难道说因为他直接理解了基督教背后的科学真相，才会对于被君士坦丁、圣奥古斯丁、圣阿奎纳等人反复篡改的宗教原理感到异常失望？难道说他不是哥白尼的勇敢追随者，而反倒是比哥白尼掌握更多古代知识的玄学术士？要知道布鲁诺曾经在其多部作品当中猛烈抨击过哥白尼体系，称其“过分拘泥于数学因而无法把握哲学真理”：

将人们从普遍接受的一些错误以及偏见中解放出来确实要归功于哥白尼，尽管他并未超越这些错误偏见。与其说哥白尼是自然的学生，倒不如说他是数学的学生，他没有通过分辨这种思想方法的所有困难，深入到消除错误的根源或是误入歧途的原因，因而他不能引导自己和其他人从空洞问题中解脱出来，以至将注意力转向事物的永恒以及确定性。

非常有意思的是，布鲁诺曾撰写过一本类似于基督教原理的神秘专著《原因、本质和太一：魔法论文集》（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 And Essays on Magic）。在这部玄妙作品里，布鲁诺详尽地描述了自己所虔诚信仰的宗教哲学体系。而令人大跌眼镜的地方在于这一套哲学恰恰是传统基督教义的理论基石：源自埃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www.guayunfan.com)然而布鲁诺认为：基督教无耻地剽窃了古埃及人那套近乎于自然科学的宗教信仰，甚至还通过一系列自以为是的宗教纯化运动错误地保留了糟粕，却“遗忘”了其中精华。布鲁诺在其一首散文诗当中还毫不掩饰地抨击了教会对其古埃及宗教本源的“背叛”：

古埃及人一度拥有过各种各样的寓言，以使人们的头脑更好地认识某些自然奥秘，使得那些凭借直观感觉没办法理解的事物能够借助于符号或是形象更好地被人类所认识。但是后来基督教给人民杜撰了荒唐的神话，于是出现了野蛮时期，肇始了罪恶的世纪。

埃及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

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施以火刑，完全是因其反对基督教义，尤其是经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纳“修改”过的教义。布鲁诺的英勇献身更像是致力于恢复某种古代知识——已然被基督教视为仇寇的知识。而在科学史的研究领域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乔尔达诺·布鲁诺信仰着古老神秘的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cism）。而所谓的赫尔墨斯其实就是古埃及宗教体系中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即牛顿所宣称的日心说的始创者。一位牛顿极其推崇的高阶炼金术士、德国著名外科医生米歇尔·梅耶（Michael Maier）甚至在其《圣坛光晕之象征》（Symbola Aureae Mensae）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诳语”：

古往今来所有真正精通科学的人，其知识莫不来自古埃及的这位月神！

一幅充满着悬疑的历史藏宝图铺展在科学史研究者的面前。似乎在中世纪能够做出科学突破的思想家多多少少都带有着赫尔墨斯主义的崇拜情绪。研究布鲁诺的权威学者弗朗切斯·艾米莉娅·耶兹（Frances Amelia Yates）在其作品《乔尔达诺·布鲁诺及其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当中亦十分肯定地写道：

布鲁诺是一位拥有着强烈宗教改革意识的赫尔墨斯主义者。此人追随赫尔墨斯传统的行为非常激进。他本身就是一位古埃及宗教玄学法术的信仰者，一位彻头彻尾的魔法师。他试图通过炼金术等方式探索和发现自然的奥秘，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自然。其所有哲学，以及科学层面的学术探讨其实都从属于宗教使命。不论流行着怎样的思想，只要与其尝试复兴古埃及宗教玄学法术之使命能做到相互契合，他都愿意将其为己所用。为此，他不惜触犯基督教会的种种禁忌：高调坚持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强烈反对当时已经与基督教融合为一体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讽刺其为“只懂文法却不会深刻思考自然本质的学究”。他甚至还更进一步地宣称：基督教是种伪造历史的作恶的宗教。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导致了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的反感。而赫尔墨斯传统及与之相连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希伯来神秘主义在布鲁诺光辉的一生中，在其思想超越于同时代人及其传奇式的人格命运之塑造上，占据着令人惊奇的重要地位。

哥白尼革命或许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诞生记”，而恰恰是某种以宗教为伪装的古典自然哲学激发的一场气势恢弘的卷土重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都领略过这套思想的深刻和伟岸，而其中理解最透彻、成绩最杰出的是艾萨克·牛顿。

4．最后的炼金术士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海量的新知识淹没了西方世界。这些新知识皆表达出了一定的真理。面对这种情况，有两位我们通常会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的人物值得仔细瞧瞧。对于古典炼金术来说，他们两人不是没有代表性：天文学大师第谷·布拉赫与牛顿先生。有关牛顿钻研炼金术已有许多猜测，特别是在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将其称为‘最后一位古埃及魔法师’以后。而另一方面，牛顿还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作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正如18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歌颂的那样：‘自然和自然之法则，在夜色中隐藏。神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都被点亮。’”（这首诗其实是蒲柏为牛顿所创作的墓志铭。诗歌原文是：Nature and nature’s laws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 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从这种两难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假定尊敬的牛顿虽然对炼金术极富兴趣，但是其始终持有批判的态度；要么干脆认为他令人遗憾地精神错乱了——如果不是仅仅在一段时间内发疯的话。当然，假如我们拒绝给‘发疯’设置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义，我们确实可以按照以上的话来表达。但若是按照习惯的解释，即认为‘合乎理性的’就是精神健康的，而‘不合乎理性的’就是精神失常，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把历史上所有伟人都宣判为疯子。不过认为他们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精神确实存在某些显著的问题，却只能反映出当今世界的精神状态。”

以上这段文字源于柏林理工大学化学教授汉斯·魏尔纳·舒特（Hans Werner Schütt）发表的科学史名著《寻求哲人石：炼金术科学文化史》（Auf der Suche nach dem Stein der Weisen: Die Geschichte der Alchemie）。

汉斯·魏尔纳·舒特教授曾经担任过德国科学史研究学会主席、德国国家科研基金会自然科学及技术史专业委员会主席等职，现为德国化学家协会化学史专业研究分部主席。作为一名职业化学家兼化学史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汉斯·魏尔纳·舒特认为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甚至是炼金术本身所产生的重大误解。人们恰恰是因为不了解炼金术是什么玩意儿，才会被现代教育误导而对炼金术的盲目否定。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化学正是源于炼金术。而炼金术所包含的内容，却远远不止是化学那样简单。近现代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炼金术士牛顿曾这样写道：

炼金术士艾萨克·牛顿

据说炼金术不仅与早期的时代相契合，而且与神学相契合。前一点似乎完全是人类的事情，后者是神的业务。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令人惊奇的新悖论。这个通过神灵影响的神圣炼金术是时间的开端，以及地上所生之一切的开端。通过这门炼金术，所有的生物皆开始运动并且获得其存在。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全能的上帝在万物开始时就按照重量、数量和大小以完美的比例及和谐创造了天上和地上存在的事物，以便他们能在分给他们的时间之内完成他们的任务。

炼金术并不仅仅从事金属的研究。只有无知而头脑简单者才会这样看待事物。所以，他们才会怀疑这门最高尚的科学。炼金术还能研究物质的性能。上帝根据物质特性创造了女人并使她们接受上帝的创造物，生出神的创造物。这种哲学并不会被导向空洞和错误。通过引导人们认识上帝，通过帮助寻找药物，这种哲学既能够使用也有利于教育。柏拉图说过，这种哲学是对于神的模仿，当然也是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性的哲学。不仅可以在自然这本书里见到其踪影，且还隐含在《圣经》里，比如《创世纪》、《诗篇》以及《以赛亚书》等篇章。

牛顿所说的炼金术似乎并不是一门能够演变成化学的学科，却像一种用于理解宇宙及人类文明起源的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或许能够方便地理解这一套哲学，因为这些有关于“开端”、“和谐”以及“物质终极属性”的深邃观念简直就像是中国文化里的“道”抑或是古印度宗教中所反复强调的“梵”（Brahma）。无论是中国的“道”还是古印度的“梵”，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不屑一顾，却又从未能理解的传承了至少五千年之久的“科学奥秘”。

而牛顿亦正是被这种传承了数千载有余的隐秘学问所吸引。他研究炼金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深藏在已知文明历史背后的足迹”。而汉斯·魏尔纳·舒特在其《寻求哲人石：炼金术科学文化史》当中指出了牛顿“误堕炼金术泥淖”的原因：

牛顿真正研究炼金术，研究的也是真正的炼金术。他和波意耳（Robert Boyle）不同。作为化学家的波意耳试图搞清楚他那个时代炼金术士的研究和秘密；而牛顿却和许多职业炼金术士一样：他相信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炼金术当中隐藏着太古时代以前的大智慧，甚至包括神学的智慧；而这些大智慧以密码的形式被一代代人保存和流传了下来。

牛顿坚信只有通过物质的“死亡”还原到哲学意义的“混乱”，即到最原始的物质，这些组成宇宙的基本成分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而炼金术操作中则包含了自然生命过程中的所有步骤。谁能够解开炼金术士们为了达成其意愿而试图利用物质基本内部结构的秘密，谁能够发现积极而又神圣的精神力量之所在，谁就成为真正的先知：一位有能力将古老的散布各处的因而也是隐藏的智慧收集并破解，进而从中凭空创造出最高级智慧的先知！

这些隐匿了千年的“大智慧”激发了牛顿。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严谨与热忱被炼金术所蕴含和展现的“渴望理解世界之本源构成”的思想彻底调动。毕竟，全部物理学知识都只为了一项任务而存在：解读构建宇宙的物质。

作为一名哲学家，牛顿渴望能获得真知。而如果破解宇宙奥秘与收获超凡智慧有机会同时达成，那么无论其充满了多少艰难险阻也值得大胆尝试。传承自古埃及的玄学炼金术正好提供了实践机会，牛顿亦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项极易引人误解的伟大事业当中。然而事实证明：钻研炼金术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就。按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来说：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似乎都是牛顿“倒腾炼金术时所发现的副产品”。而牛顿曾经公开发表的两本科学巨著，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以及《光学》（Opticks）亦为后人们留下了“赫尔墨斯主义气息十足的玄学论断”：

太阳、行星、彗星所组成的这个最美丽的系统只可能是在一位最富智慧、最具权能的上帝计划支配之下才得以发生。若其他恒星也处于类似于太阳系系统的中心，也只可能是出于上帝之心意。而一切亦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总附注）

若一切物质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我们竟然还要在其他地方去尝试寻找世界的起源，或是假装自然定律会让世界从一片混沌当中产生。这样做并不符合科学精神。（《光学》）

赫尔墨斯神秘主义

《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之作者迈克尔·怀特在其书中明确地指出：神秘主义是牛顿思想中的重要成分，有关炼金术等“非科学”的学术探讨对现代科学理论的诞生起到了非常之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这些“非科学”的研究，牛顿才获取了超凡的哲学灵感，完成了一系列思想转变，联想到了物体之间存在着超越时空距离的内在维系，从而完成了其“构造”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后一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后世科学家们借助于牛顿建立的“理性体系”最终“销毁”了赫尔墨斯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科学神话”遂成为了所谓文明。

5．精心编造的科学神话

历史的旋律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种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历史往往会被彻底删除。胜利者会编写一套颂扬自己而极力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所言那般：“历史是什么？不过是编造的谎言罢了！所谓一家之言才是历史的本质。”

小说《达·芬奇密码》当中的超级大反派提彬不仅仅串联了精彩的悬念故事，还为世人留下了上述这一段至理名言。而从古典宗教中脱颖而出的近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与传统宗教对立的“新时代文明”，亦逃不出私自篡改“文明交锋史”的客观规律。以推广近现代科学观念为己任的当代教育工作者们越来越像是编撰《圣经》的保守僧侣：为了证明肇始于日心学说的“新科学革命”比宗教更优越更精确，他们不惜故意收录充满了夸张甚至是神话的科学历史。

既然是亚里士多德扮演了主张地心说，因而在基督教立场上阻碍了哥白尼学说发展的历史角色，那么为何不干脆将伽利略思想的伟大也描绘形容成“不畏亚里士多德之淫威”而勇敢挑战旧时代基督教思想的“革命行为”？于是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铅球的实验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仿佛是在传递一种明确的信号：你瞧！哪怕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巨匠也不能阻挡科学家前进的豪迈脚步。

不过，伽利略真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次著名的扔球实验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次名垂青史的实验有且仅有一个人提供了“决定性”的历史学证据；而这个唯一的人证就是伽利略晚年时招收的学生文森佐·维维安尼（Vincenzo V. Viviani）。维维安尼在其为伽利略所创作的个人传记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场“轰动一时”的实验。据其记载，约在25岁那年，担任比萨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的伽利略“特意召集”了比萨大学的所有教授及在读生，请他们前来“见证观摩”一场“足以推翻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落体实验。他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了两只不同重量的铅球，而这两只铅球“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时着地。于是基督教所坚持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哲学，即“物体越重则下落速度越快”的错误观念被“客观的科学实验”所彻底击败。

然而，除了维维安尼所著的传记以外，再无任何历史资料能够佐证这次实验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哪怕是野史作家，曾经在作品中提到过这次“引起轰动”的事件。比萨大学也没有留下过一丁点儿相关记载。而维维安尼在这部作品中“绘声绘色”的描述，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如果这场实验真的存在，那么其发生的时间应该是16世纪末，维维安尼却出生于17世纪初（1622年4月5日）——因此他不可能亲身经历这场实验！

而另一则关于伽利略的“传奇逸闻”，即他在比萨大教堂观察到穹顶吊灯来回摆动便突发奇想地提出了著名的“简谐运动定律”，则更是无稽之谈。很巧，这桩故事同样仅见于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这位极其不靠谱的作者在书中宣称：伽利略在其19岁那年通过观察教堂内摆动的吊灯而发现了科学真理。但是比萨大教堂所保留的许多相关历史文献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该吊灯是在伽利略23岁那年才首次安装！天知道伽利略究竟是观察了什么现象才发现单摆的！总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比萨大教堂的灯摆！那一盏传奇的吊灯是且仅是维维安尼的幻想。

科学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因为研究伽利略而享誉学术界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干脆在其作品《伽利略研究》（Etudes Galileennes）当中指出：伽利略在近现代科学实验史中的地位都值得怀疑！柯瓦雷认为：古典学者根据维维安尼的伽利略传记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已经被许多更加可靠的客观历史证据所推翻；维维安尼的作品中充斥着吹嘘甚至是神化；此人所记载的各项有关伽利略的所谓“史实”，从头到尾都像是《圣徒传》（Hagiography）。

而被人圣徒化的近代科学学者，尤其是参与了“新科学革命”的启蒙物理学家，绝不仅仅是伽利略。应该说，现代教育当中所提及的每一位对近代物理学产生了推动作用的思想者都被后世科学家们添油加醋了一番。然而，那些最重要的“发现”究竟是从哪里而来始终是科学界不愿意面对的棘手话题；若哥白尼和布鲁诺等人从古埃及宗教玄学体系当中了解到“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史实真相被民众知晓，他们又该怎样去营造属于自己的“科学宗教”？实用主义哲学泰斗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经于1898年5月4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些文字很好地说明了究竟哪些人才会被称为“科学家”：

“科学家”这个词对我而言，暗示了某种极端自负的、宗教般的科学世界观；就仿佛他们是与传统宗教信仰，甚至是人类情感相对立的什么宗教派别。

为了建立新的派别，科学家们需要首先摧毁人们对旧式宗教的印象以及情感。而如果这种旧式宗教本身出现在科学迅速发展的轨道上，那么就该编造一段科学神话将其取代。无论宗教背后可能隐藏着怎样的真理，也不在乎为什么那些推进了科学的伟人们总愿意在古代玄学当中寻找答案，只要能合理利用诸如“苹果”这样的常识性概念彻底遮蔽掉炼金术对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核心启发”，科学家就能继续睡个好觉。情况正如威廉·詹姆士批判那群“只讲科学却不讲科学精神”的学者时所写下的这段文字：

宁可损失真理，也不留犯错之机。这就是你们这些否决信仰论者的真正心态。你们的手法简直和信仰论者一模一样！你们坚决捍卫自己所拥护的立场，与宗教臆想互相对峙，恰如信仰论者竭尽全力去保护宗教假说与你们所信奉的科学为敌。

而有关于这则“苹果落地”的故事，堪称最权威的牛顿研究者、美国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协会前主席、重新将牛顿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拉丁文原稿翻译成全新英文版的哈佛大学科学史学教授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 I. B. Cohen）则直言不讳地称其为牛顿为防止他人批判自己从事炼金术而“凭空创作出的虚假历史”。而引发争议的地方在于科恩教授本人并不认同迈克尔·怀特等学者积极倡导的学术观点，即万有引力的奇妙思想源自炼金术。可是如果牛顿不是凭借炼金术等“见不得人的勾当”而获取了真知，他为什么不愿意公布？或许，就连科恩也已经成为被现代科学教育的“炼金术”锻造为不敢睁开双眼正视历史的懦夫。威廉·詹姆士对于这种以科学的角度审视科学历史的习惯性做法十分反感，他曾经严肃地指出：

科学家已然成为神学家的镜中人：都坚持通过单一方式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科学意味着，最为要紧的一点，某种不掺杂情感的客观研究方法。假如你以为这就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信念完全地执著于某种体系等结论，永远抱在一起，那就非常不幸。因为你正好是误解了科学的本意，并将科学降格与堕落为实质性的迷信。

而科学家总是打着反迷信的旗号，将自己所狂热信奉的理性抬得比基督耶稣还要高；有关历史伟人如何“冲破封建玄学之牢笼为全人类带来一缕阳光”的“科学圣徒传”亦并不比《圣经》中那些连篇累牍的谎言要少。科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按照自己“希望看到”的历史进程修改了近现代科学的履历表；而被删除的内容恰是科学得以诞生的玄学与宗教。这场“新科学革命”的特点就是科学家以科学的名义推翻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并将反对该母体视为科学的崇高，其中唯一没从赫尔墨斯主义获得灵感的主角吹响了总攻的号角。

6．进化论破产了？

查尔斯·达尔文

1859年11月24日，英国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正式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这部作品里，达尔文通过大量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化石证据“尖锐地指出”：所谓的造物主其实是残酷的自然选择及物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变异。该理论直指基督教所矢志宣扬的“创世纪”神话，将维多利亚时期所开展的“自然哲学与宗教之战”推向了高潮。

事实上，这本在当时售价高达约十五先令的超级畅销书并没有讨论人类的起源，虽然大多数所谓的“专业生物学工作者”都近乎习惯性地这样认为。《物种起源》其实是达尔文的一次“试水”。这位谨慎甚至是有些怯懦的博物学家期待自己的作品能激发更多年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使他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生命的真相”。

《物种起源》在商业销售上所取得的成功鼓舞了达尔文。12年之后，即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人类之起源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而在当时，欧洲主流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可了进化论思想。日内瓦研究院院长卡尔·沃格特（Karl C. Vogt）甚至还在一次著名学术演讲中公开表示：

当下欧洲，恐怕已无一人仍主张物种是独立创造的了。

而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这本书的“绪论篇”（Exordium）中便开门见山地谈到他写作这本书的三大考察：一、人类是否像每一个其他物种那样是由某一既定存在的原始物种类型一步步遗传下来；二、人类发展的进化模式；三、所谓不同人类种族彼此间差异的生物学价值。他还不失严肃而又饱含谦虚地解释说：

我曾着眼于两个明确目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阐明物种不是被创造的；第二个目的在于阐明自然选择是生物变化的主要动因——虽然这大部分借助于习性的遗传效果并且小部分取决于环境条件的直接作用。然而在过去我未能消除我以往信念的影响。当然这几乎是种普遍的观念，即各个物种都是有目的地被创造出来。这就会导致我不假思索地假定，构造生物体的每一渺小细微之处，退化器官之残迹除外，都具有某种特别的却仍然未被认识的用途。一个人如果在头脑中有此一类设想，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自然选择——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所起的作用夸大。有些承认进化论但是又否定自然选择的学术人士在批评我的作品时似乎忘记了我曾着眼的这两项目的。基于此，如果本人在给予自然选择以巨大力量方面犯下了错误——这点我完全不能认同，或是本人夸大了自然界的力量——这一点就其本身来说确实是存在着可能，那么我希望，至少我在帮助推翻物种被分别创造的封建教条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没想到，达尔文这种极其谦虚而严谨的生物学治学风格被其拥护者所败坏。其中公认表现最激进的自然哲学代表就是“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这位坚定信仰机械唯物主义的生物学家一开口便如此之“狂放”：

人类只是机械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是浮现在万物汪洋上的一堆泡沫；无论从其质量等级还是延续时间来看都是如此之渺小；只是宇宙机械运动的副产品而已。人类或多或少融入了这座机械性的有机整体，否则就将被其压垮。但是，这台大机器对于人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如同对待其他存在个体一样。

不过，无论是谦虚而严谨的查尔斯·达尔文还是“狂放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都认可一项理论：人类是从猿猴逐渐演变而来。达尔文甚至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当中以其非常罕见的自信口吻（甚至是有些傲慢的口吻）宣扬道：

至于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具体差异，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再行加以说明了。因为即使最有能力的批评家们也认为赫胥黎教授已经对此进行了无可争辩的系统性阐释：在每一个可见的生物学性状上，人类与高等猿类之间的差异都远小于高等猿类与同一灵长目内低等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

这套“由猿变人”的经典生物进化论，直到今日仍然是科学教育的重中之重。然而专业古生物学界在《物种起源》“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却发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可能。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阿利斯特·哈代（Sir Alister Hardy）于1960年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这名古生物学家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项足以和达尔文当年提出生物进化相媲美的观点：人类拥有的生物性躯体来自海洋！

该新兴理论认为：在四百万到八百万年前，非洲东、北部由于海平面上涨淹没了大片土地，而居住在那里的古猿为继续生存，逐步适应了水中生活，变身为属性奇特的海猿；大约四百万年后，海水退去，曾被淹没的陆地又重新显露出来，已经获得了不少海洋生物特征的海猿回到了陆地之上，逐渐演化为人类。

解剖生理学等领域提供的许多证据亦表明：相对于类人猿或是其他高级灵长目动物，人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似乎更加接近。若按照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那套逻辑，“生物性状差异小就意味着人类源于高等猿猴”，那么人类应该来自性状差异更小的海豚！生物学界目前已经总结出了许多海洋哺乳动物所特有而陆生哺乳动物却完全没有的生理学或是解剖学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涉及三大差异：

猿猴厌恶水，而人类本性亲水。人类婴儿一出生就具备天然的游泳能力，游泳甚至是孕妇妊娠期间唯一能做的安全运动。而且人类的脊柱可以弯曲，非常适宜进行水中活动。猿猴等其他灵长目动物却并不具备这种生理学结构。

人类的躯体和水生类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毛发，体内还含有厚厚的皮下脂肪。光洁无毛的身体和丰富的皮下脂肪更加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陆生灵长目动物却再没有任何一种亦具备如此特征。

人类无法调节其对盐分的需求；而且需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但是“排汗”本身是浪费盐分的行为。陆生灵长目动物则完全无需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反倒拥有一套对盐摄入量进行控制与调节的生理机制。只有能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才会像人类一样因为周围环境中拥有足够的盐分而不在乎“排汗”对盐分的浪费。就连人类在流眼泪时也会浪费体内盐分，而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都没有流泪的生理本能。

其实，这些新学说、新证据究竟能说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勇敢尝试敞开心扉，去接受潜在的诸多可能。达尔文本人治学即使再严谨公正，也防不住后人借其理论去创建新科学宗教的阴险图谋。人类究竟是从何而来，永远都像解不开的文明魔咒。马克思眼中“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培根（Francis Bacon）曾这样写道：

否认有高级意志存在的人们其实是在诋毁人类的高贵，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确实是与禽兽相近。如果在精神层面再不与神明相类似的话，那么人类就真的是一种卑贱的动物。

7．失落的奥义

我所理解的哲学是种介于思考不确定事物的神学和依靠理性而排斥传统的科学之间，同时又会受到二者攻击的东西。其所考察的对象就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即是科学不能做出解答而神学又不能满意解答的内容。其包括对以下事物的思考：世界的分类及其属性；宇宙的统一性、计划性和意义；人类的地位及其变化等等。对这些事物的思考应该划归到哲学的范围内。

对于这些不可解决之问题的思想探索之必要性的质疑，可以从历史和个人等两个角度回答。单就历史而言，社会环境塑造着哲学，而哲学又反过来影响环境。因而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哲学必须先理解其所处时代以及民族。个人角度看，如果我们满足于科学所提供的有限的确定性的知识抑或神学的武断的定论，就会无视其他更加重要之事物或者滋生傲慢情绪。我们承受在这两种倾向之间徘徊不定而产生的疑惑是不可避免的。哲学的职责就是教导人处理这种疑惑并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

以上这段文字来源于伯特兰·罗素爵士的《西方哲学史》初版序言。作为一名顶尖的数学科学家与哲学家，罗素对于哲学构建科学与宗教之桥梁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其他人。在伯特兰·罗素看来，如果不能够真正理解一项内容，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进行盲目批判。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却总是习惯于批判自己并不了解的事物。某些文科出身的历史学家们酷爱抨击“科学宗教”的文化独裁；许多根本没读过《圣经》的自然科学学者嘲笑信仰论者执著坚守的宗教法则。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所爆发的那一场“科学大战”中很多学者都不禁感叹：如今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越来越差，而那帮从未踏进过物理学或生物学实验室的宗教及人文学者却继续不懂装懂地指点江山！

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哪一方似乎都愈发轻视哲学能在其中起到的调和作用。对于哲学概念的高度无知竟成为了科学家和信仰论者的时代标志。某大学曾组织出版的一套“通识教育经典名著”中就出现过极具代表性的笑话。在一本生物学著作的中文译版中竟然发生了这样的“误译”：伊曼纽尔·坎特（Immanuel Kant）！

哪怕是有一丁点儿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也知道这个名字只应该被翻译为“康德”！如果一名科学家连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性批判者”都不知道，却整天在社会上高声叫喊着“要通过科学理性破除宗教迷信”，岂不是开天大的国际玩笑！

不过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哪位生物学学者翻译了这部作品，反而在于为什么类似笑话在当代主流学术界内层出不穷？假如自然科学家能够稍微放低高傲的心态去阅读一些哲学甚或是宗教著作，倘若社会科学学者能够真正理解什么叫作“知难而进”，于是乎尝试研究和接触一些历史意义上的科学成就，那么我们今天的科学甚至是文明体系是否会出现什么不同？

人们是否会继续认为近现代科学在击败了宗教之后脱颖而出？且哥白尼、布鲁诺以及牛顿都是“科学理性”的代表人物？世界是否会继续相信科学刺破了千年传统的玄思冥想，即使这些“封建迷信”是最终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古埃及炼金术？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足够开明的时代，愿意回到历史中去寻找那些曾经给予科学以生命却又被狭隘的后世科学家一脚踢开的文明之母？

伯特兰·罗素

科学界与史学界的问题在于：很多有机会获得关键历史资料的学者完全不懂自然科学——因此他们无法搞清隐藏在这些史料背后的奥秘；而有能力解读这些资料的学者往往又对于这些“史学资料”表现得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是“科学专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科学理性以及宗教当中所拥有的那种对“自然界普适规律性”的尊重与叹服颇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在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眼中，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仅仅在于对这种令人类感到自己渺小的伟大自然规律的命名。神学家称其为“上帝”，科学家却愿意称之为“客观规律”，但是这并不足以抹杀他们两方对这种背后规律的教徒式崇拜以及科学家式的探索和研究。爱因斯坦如是说：

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主要来源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科学之目的是建立能够决定物体和事件在时空关系上的普遍规律。对于自然界的这些规律或定律，要求而非去证明其具有严格而普遍的有效性。这主要是一种纲领。而在原则上，这种纲领是可以完成的信仰——只是建立在部分成功的基础之上。但是大概不会有谁能否认这些部分的成功，因而将其归之于人类的自我欺骗。至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定律精密和确定地预测一定范围之内的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等科学现状，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人意识中。即使他对于物理学定律的内容还了解得很少，他只需考虑一下这样的例子就行：太阳系中不同行星的运动能根据少数几条简单的定律，事先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同样，尽管精确程度会有所不同，人们还是有可能事先算出类似电动机、输电系统或者无线电装置的具体运转情况，甚至在处理比这些还要新的事物时也可以完全遵照这些规律。

显然，当一个复杂现象中能够起作用的因子数目太大时，科学方法就无能为力了。只要联想到天气就可知晓。对于天气，哪怕只作几天的预测也不可能。但是没有谁会怀疑我们这里所碰到的是这样的因果联系：其起因成分在大体上是知道的。这个领域里的现象之所以会在进行精度预测的范围之外，是因为起作用的因素异常庞杂，而绝不是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人们可以遵循的秩序可言。

关于生物领域里的规律性，我们所洞察到的还很不深刻，但是至少也已经足以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受着确定的必然性的支配。人们只要想一想遗传中极富规律的秩序抑或是毒物——比如酒精，对于生物行为的影响就能够明白。这里缺少的仍然是对那些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联系的了解，而并不是秩序知识的本身。

一个人愈是深刻感受到一切事件都有其安排好的规律性，他就愈是无比坚定地确信：除了这种安排好的规律外，再没有余地可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对他来说，不论是人类的支配还是神的支配，都不能够作为自然界事件的一个独立原因而继续存在。固然，主张有一个能干涉自然界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教义决然不会被科学家所真正驳倒，其原因在于这种教义总是能够躲进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某些领域里去。

确实如此！科学知识所“尚未插足”的很多领域里还残留着太多太多科学家所不能解释——有时候是不愿意去解释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已然插足”的理性领域竟然是来源于这种知识的蜕化和变型。遗憾的是：这些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智慧被现代科学所伤害和诋毁，甚至直接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laflin Mansfield, Jr）所言：

科学史就是一个收藏被遗弃科学观念的博物馆。

然而这座博物馆当中所收藏的“被遗弃科学观念”却并不一定是因为错误而被“收容”。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古代玄学的内容都是因为科学“无法求证”而被科学家们弃之不顾。某些夜郎自大的科学家甚至从来不思考“被遗弃观念”背后的规律，比如几乎所有模式信仰——无论是赫尔墨斯主义的古埃及传统还是篡改历史的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众，都在试图教导人们相信一种近乎童话的哲学观念：灵魂不朽！

【注释】

[1]本节中所引用对话均源自Dan Brown畅销小说Te Da Vinci Code第55章。此处的中文版本在整理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达•芬奇密码》，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本。